（一）《鄰草》中的立憲思想

  《鄰草》完成之時，正值中國洋務運動興起。但是加藤弘之認為「武備的外形」乃「末事」，而強調「武備的精神」在於「人和」。[3]在他看來，「無論有怎樣的兵法器械，如果沒有人和也決不能取得勝利。……因為人和是武備的精神，所以真正地整頓武備，必須先得人和。」[4]對此，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父」的西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指出以「人和」來闡述西方的政治制度，「這是以孔門的源流轉而為西哲之浩蕩。尤為具有說服輿論的力量」。[5]「人和」可以說既是《鄰草》中立憲思想的出發點，也是其目的。

  《鄰草》在分析當時清朝的狀況時，將天下治亂的責任歸結於「天子」「人君」。就是說，聖主賢君之治，能使上下之情和合如父子，能使四海萬民親睦如兄弟，即能得人和，所以天下泰平。清朝為外邦所輕侮且屢屢為其侵略所困，加藤斷言「其咎獨在天子（人君）」。不得人和，就會最終失去仁義之政。因此其結論就是「勝敗之大本實際上就在於得不得人和」。[6]

  正是為了此人和，他強調並詳細地論述了設置「公會」的必要。他認為清朝之所以發展到現在可悲的局勢，就是因為沒有開設「公會」，「如果設置公會，雖然是暗君也要常聽下說、通下情，因此有可能自然地變得英明；而且即便奸臣想要盜權，因為在公會之下民之不從，也決不能遂其志。因此設立公會，遠比堯之作敢諫鼓、舜之立誹謗木還要優越，實可謂治國之大本。如果無此公會，不管有怎樣的法律也沒有益處。」[7]就是說，他將設立「公會」作為「治國之大本」，進而強調「欲立萬世安全之策，必先設此公會不可」。[8]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從上述「公會」的機能來看，雖然他也言及其有牽制王權的一面，但終究不過是使「仁政易施且人和易得之一術」，大而言之也不過是「治理天下不可少的良術」。[9]也就是說，對加藤而言，「公會」終究不過是為君主治國平天下的工具。我們從加藤所謂「無論設立怎樣好的政體，如果其君不用的話，也沒有如何用處」的說法可以看出，[10]在政治這一全盤的視野中，就君主是絕對的這一點而言，「公會」明顯地不是獨立的而只是附屬的。而且，他還將立憲政體或者作為其核心的「公會」制度比喻為「規矩」。[11]就是說，「公會」這一「規矩」對政治上的良工，即聖賢之君而言，「幾乎是無用的」，而是被拿來專門輔助昏暗之君治理國家的工具。「公會」作為有用的「必不可少」的「良術」或者作為「規矩」，在其政治的具體機能方面，它具有絕對性意義，不能不承認其作為「治國之大本」的獨立性。

  這裡，我們可以將西周的評語「以孔門的源流轉而為西哲之浩蕩」，理解為是以「仁義」「仁政」等儒學的傳統觀念來包容和接受「公會」這種西方政治體制中「治天下不可缺少的良術」。從加藤的這種力圖將儒家的「道」與西方的治國之「術」結合起來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窺見日本最初接受立憲思想的基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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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在《鄰草》中將世界萬國的政體分為「君主政治」和「官宰政治」兩大類。進而又詳細地將君主政治分為「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將「官宰政治」分為「豪族專權」與「萬民同權」，即一共為四種政體。他認為其中「君主握權」與「豪族專權」兩種政體是不公平的，而「上下分權」與「萬民同權」是「公明正大而最協天意合輿情」。[12]判斷其差異的標準，他是根據各種政體與「人和」的關系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機能。比如「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的差異，他認為就在於「君主握權的國家萬事為王室朝廷謀，而上下分權的國家萬事為國家萬民謀。僅以此差異可知此二政體之公私如何」，[13]由此作出了明確的區分。以此標準，他預測了將來世界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即「世界萬國的政體都逐漸地將變成公明正大而協天意合輿情的上下分權與萬民同權兩種政體，這是自然之勢，決非人力所能夠阻擋」。[14]

  而且《鄰草》還就政治制度與運用此制度的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制度的建立方式、制度的制約力等進行了反覆的論述。制度與人的關係，總而言之，他認為「政體是死物，而人是活物」，強調了運用制度的人的主體性。由於運用制度的人（這裡他強調的是天子、人君）的存在，制度的機能就表現出了相對性與局限性。他在強調「無論如何至良至善的政體，如果作為活物的人不去用它，死物的政體也沒有任何益處」的同時，進而將「並非只要政體公明而不管人君的賢愚明暗，國家都可以治理得安寧」作為「當然之理」來強調。就是說，在這裡加藤否定了「制度萬能論」。由此來看，上述所謂「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的差異，其相對性的側面就表現出來了。他解釋說：「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兩種政體的差別，只是表現在出現暴君暗主時其政治是容易忽衰還是難以忽衰上，決沒有如果是上下分權政治就不衰之理。」[15]

  然而對為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所困的清朝而言，應該如何改革呢？《鄰草》指出，清朝要克服現實危機必須「迅速改革為上下分權的政體」，這才是「清朝的一大急務」。[16]而且將上下分權的政體作為「良術」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加藤說：「儘管用此一術，如上有暗君而下有佞臣的話，什麼用處都沒有，但是此良術，是可以使暗愚之君自然變得賢明、佞邪之臣自然失去時機的良術。」[17]《鄰草》的結尾之處還十分懇切地展望：「清主回到北京後立即建立上下分權的政體，設置公會，施以公明正大的政治，那麼下民皆懷其仁德，而視朝廷如父母，萬民相親如兄弟，無疑可以完全政通人和。到那時因為武備中完全具備了其精神，堅船利炮才變成真正有用之物，教練操閱也才變得實用。所以，縱然有外患內賊也不足為患，這樣無疑可以國家永遠泰平、王室永遠安全。」[18]就是說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的核心內容「人和」「精神」上來了。

  加藤在這裡同時也告誡我們在運用作為政治之「術」的上下分權政體和「公會」時照搬西方的危險性。他強調「要充分調查研究各國的法律制度及公會等情況，在此基礎上進行取捨損益，以力求至善。因為公會的設置方式不善，反而可能給國家帶來大害，這必須首先注意。」[19]這實際上也是提示人們在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時考慮潛在於政治制度背後的地域的、文化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