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楊昌濟的思想與日本

  近代湘學的發展，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出現了像曾國藩、魏源、郭嵩燾、譚嗣同、宋教仁等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開風氣之先或引領時代潮流的人物。近代湘學的意義歷來為人們所關注。重實理、識時務、求革新是近代湘學的重要特點。湘學的發展既有其「無所依傍，浩然獨往」、「奮然自異」的創造性的一面，近代以來，隨著各種形式中外交流的不斷加強，湘學的影響在波及海外的同時，近代湘學的發展也具有了國際性的視野和開放性的特徵。而日本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針對歐美列強的入侵，日本和中國一樣曾經面臨著同樣的歷史命運。魏源的《海國圖志》成為幕府末期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文獻，從日本與美國、英國、俄國等歐美列強簽訂親善條約的1854年之後的一、兩年間，在日本公開出版的訓點翻刻和翻譯的《海國圖志》就達20種之多，為處於邦家之急的幕末日本知識分子認識英、美等歐美各國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近代中日學術思想交流史，從互動性和交融性方面著眼，還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而近代湘學與日本的關係，充分體現了交流雙方的互動性和交融性的特點。

  我曾經從一個側面探討過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流及其在日本學界的影響。[1]而楊昌濟（1871—1920）也是近代湘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1898年在嶽麓書院讀書，「為王葵園（王先謙）弟子」。[2]1903年開始遊學海外至1913年歸國，其中在日本留學達六年。回國後主張學以救國，在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北京大學任教。被認為是「早期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3]本文從楊昌濟留學日本期間的思想狀況、《達化齋日記（校訂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出現的重要日本學者與日文書刊及其譯自日文的倫理學著作三個方面來探討楊昌濟的思想與日本的關係，旨在深入分析楊昌濟思想形成中的相關因素及其作用，從中也可以看出近代湘學之守持傳統和走向現代的開放性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