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現代日語譯本《聖武記》

  1844年《聖武記》傳入日本，經過了一百年，到1943年，日本出版了魏源第三次重訂本的「全譯本」，而且譯者署名為「興亞院政務部譯」。其原委，《譯序》中有說明，全文試譯如下：

  本書的原本依據魏源的第三次重訂本，即道光二十六年的刊本，亦參酌了期間的新版本。

  魏源生於乾隆之時征伐楚苗之前，長於嘉慶征教匪、海寇之時，至道光征回疆後，始出仕京師，期間查明研究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涉及其生前數十大事，收之於胸中，追溯其物力之盛衰、人才、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深究審明。至其僑居江淮之際，海警忽到、軍問紛至，於是慨然觸其胸中之所蓄積，盡發其積藏，馳騁往復，取其涉及兵事及議論若干篇，成四十餘萬言，即為本書著述之緣由，時在道光二十二年。

  其所論之宗旨雖在警外先整內，其著述與論旨雖然時代不同了，而對於當世而言足可資參考反省者亦不少，關鍵在於讀者的眼光如何。

  彼曰：「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胠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虩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云云。

  以上為魏源於其自序中所言。其內容記事詳述自創國以來至道光年間所起幾多事件之變遷，方略、用兵、綏撫、地勢、風俗、政策之利害得失等，即其時代之情勢，橫說縱論，最為勤勉。今日，處日中關係尚需研究之秋，相信對照國情、民俗、歷史之情態，如能有可熟察參考之處，裨益亦不少矣。

  此乃譯本書之緣由。

  

  昭和十八年（1943）九月

  譯者識[29]

  此譯本雖謂全譯本，但是魏源原書的《聖武記敘》並沒有作為獨立的篇什譯出，而是以上述《譯序》代替了，儘管此《譯序》中已經包含了作者《聖武記敘》中的主要內容（上面的劃線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該譯本在最後增加了一項《地名·人名假名附》，分卷對每一卷中出現的地名、人名「按照北方音」標註了日本的片假名，並在此附錄前有署名「編者誌」的序言說明：

  聖武記的事項涉及古滿洲、內外蒙古、伊犁、新疆、西藏等廣大地區，從人名地名到山川湖海，難讀的文字很多。雖然知道標上假名有利於讀者閱讀，但此非易事，且又恐謬誤流傳，所以不敢為之。然而出版之際，不能辜負書肆之切望，不得已試以北方音標上假名。雖說是北方音，然而以日本假名來表現其音頗為困難，不過僅僅是以稍類似之音來表現而已，有與實際發音相差甚遠者，如果能夠以此為端緒而就教於其地其人則幸甚！[30]

  綜上所述，這個譯本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譯者未標個人，而標「興亞院政務部譯」，除正文的翻譯之外，有「譯者識」的《譯序》，在附錄的《地名·人名假名標註》中還有署名「編者誌」的《聖武記假名標註之事》的序言（「端書」）。可見，翻譯《聖武記》是政府行為，而非某個人所為。興亞院是1938年12月第一次近衛內閣中設置的由首相任總裁的對中國占領地區加以綜合統治的中央機關。其中有政務、經濟、文化三個部，政務部第一課、第二課負責對華政策的設計及對中國新政權的政治協助等事務，第三課負責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調查事務，收集相關情報。[31]除了利用其設立在中國華北、華中、廈門、蒙疆（張家口）各聯絡部收集情報出版《情報》《調查月報》等雜誌外，還出版相關書籍，為占領和統治中國作參考。第二，強調《聖武記》雖然是一本歷史著作，但是對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鑑意義。《譯序》中特別翻譯《聖武記敘》中的內容，「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現在讀後，覺得有一種反諷的意味，《譯序》中所言將此譯著作為「參考反省」之資，譯者或許真有一種「反省」的眼光，也難料。第三，從所附人名地名假名注音來看，可知編譯者為地道的「中國通」。而且注音的目的也是想為更加準確地了解中國的情況或對於想要進一步實地了解中國的人提供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