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聖武記》在日本的翻刻

  王曉秋較早關注《聖武記》在日本翻刻的情況，他在詳細論述了《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影響之後，對《聖武記》的翻刻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

  魏源的另一部名著《聖武記》在日本翻刊得更早。1850年（嘉永三年）就有鷲津毅堂訓點的《聖武記采要》上、中、下三冊，由夕陽樓刊印。內容主要包括《聖武記》的《武事余記》中的議武五篇，即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軍政篇與軍儲篇。鷲津毅堂在自序中說明翻刻此書的目的，是為了總結中國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他說：「予傾借觀聖武記於一貴權家，凡十四卷，系清人魏源撰述。」「而議武一篇，最為作者所注意。蓋道光壬寅鴉片之變，魏源身遭遇其際，清國軍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狀，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詳其機宜，悉其形勢，然則海防之策莫善於是篇也。予乃抄寫付之乎梓，題曰聖武記采要以問乎世。任邊疆之責者能熟讀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則其實用或倍乎！」（鷲津毅堂：《聖武記采要》自序。）可是，這部書由於出版時沒有得到幕府的許可，竟被勒令絕版，鷲津毅堂也被迫從江戶逃到房州避禍。

  

  同年的另一種翻刻本是齋藤拙堂的《聖武記附錄》，共四冊。收錄了《聖武記》的全部《武事余記》，內容比前書更多，還載有魏源的《聖武記敘》。

  《聖武記》在日本的第三種翻刻本名叫《他山之石》，是木活字五冊本，大約也是嘉永年間出版。其書名借用《詩經》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語（《詩經·小雅·鶴鳴》），意為他國歷史經驗可以用來作為本國的借鑑。這部書的一、二冊收錄了《聖武記》九篇記事。第三冊是楊炳南的《海錄》，第四冊包括汪文泰的《英吉利考略》、焦循《蕩寇記》、徐鯤《炮考》，第五冊是蔣友仁的《地球圖說》。《他山之石》即是由這些書摘編而成。[13]

  如上所述，《聖武記采要》作為一個明確標明出版年（「嘉永庚戌新鐫」）、刊行者（「夕陽樓藏梓」），且有訓點者鷲津毅堂所寫刊行原委的《聖武記采要序》的翻刻本，受到研究者的特別關注，是可以理解的。國內的魏源研究者，也很早注意到這個翻刻本。此序文，李瑚《魏源事跡系年（三）》卷末曾節錄，[14]《魏源事跡系年》後經修訂增補，錄入該序全文。[15]後來又全文錄入夏劍欽、熊焰的《魏源研究著作述要》。[16]以上各種，在引用此序文時，皆難免豕亥魚魯之誤，現在對照原文，加以標點，全文照寫如下：

  孫子以火攻為下策，然方今防英夷之術，除火攻則無可措手。蓋時勢之變而兵法之不可一定而論也。戰國以降至於明清，兵家之書，六韜、孫、吳、司馬法、尉繚子、素書、李衛公問對、大白陰經、武經總要、虎矜經、何博士備論、守城錄、江南經略、紀效新書、練兵日記、武備志之類，不止百數部，而求其可取以用於今日者，厪厪而已矣。予傾借觀聖武記於一貴權家，凡十四卷，系清人魏源撰述，自天命天聰至於嘉慶道光，大小征戰一一縷述之，又有附錄四卷，一曰兵制兵餉、二曰掌故考證、三曰事功雜述、四曰議武。是篇比諸書最晚出，故其所論頗切於時勢，而議武一篇，最作者之所注意。蓋道光壬寅鴉片之變，魏源身遭遇其際，清國軍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狀，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詳其機宜、悉其形勢。然則海防之策，莫善於是篇也。予乃抄寫付之乎梓，題曰聖武記采要，以問乎世。任邊疆之責者，能熟讀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則其實用或倍乎孫吳矣。今有二人，其一人好古器，一人好新器，則人未有不以好古器為勝也。夷考之，則古器雖雅，未若新器之適乎時用而便且利也。嗚呼，今之說兵者，無以是篇之晚出而輕之則可也。

  嘉永三庚戍夏四月毅堂學人鷲津監撰乎夕陽樓無人處

  蘭洲川島亮書

  讀此序文，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作者視《聖武記》為兵家之書，與古代兵書相比，因其最晚出，故「其所論頗切於時勢」。強調兵家之戰術要「適乎時用」。第二，最重視《聖武記》附錄中的「議武一篇」，認為「海防之策，莫善於是篇」。之所以如此，因為此篇出自作者的切身所感和實際調查，即所謂「蓋道光壬寅鴉片之變，魏源身遭遇其際，清國軍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狀，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詳其機宜、悉其形勢。」第三，將此篇抄出刊行付梓的目的，在於希望「任邊疆之責者，能熟讀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則其實用或倍乎孫吳矣。」充分肯定了該篇的「實用」價值。

  關於《聖武記采要》觸幕府之忌而造成所謂「聖武記事件」，[17]《鷲津毅堂先生碑》碑文曰：「嘉永庚戌，君豫慮洋夷之患，手抄清魏源聖武記，曰采要，上梓頒同志，觸幕府忌諱。有司將中以法，乃避之房總野間。」鷲津毅堂（1825—1882），尾張丹羽郡（今愛知縣一宮市）人，幕末、明治時期的儒學家、詩人，字重光、號毅堂、蘇州，通稱郁太郎、九藏。據上述碑文記載：「君幼穎悟，受庭訓，略通經史。年二十，考既亡，將奉遺命遊學，妣戒之曰：吾門中圮，汝當勉學再興，不然，吾不子視汝。因手剪紅白帛，結之襟，以備遺忘。君泣而拜之，赴伊勢，從學敬所豬飼氏。既而游江戶，入昌平學。」[18]接下來就寫到上面的事情。此後，1853年為久留里藩（今千葉縣君津市）儒員，後致仕，1865年任尾張藩主侍讀，後任藩校明倫堂教授、督學。維新後，曾任米登縣（宮城縣一部分）權知事，「適淫霖驟冷，五穀不登。君百萬救濟，一縣得無餓殍。庚午（1870）夏，敘正六位，無幾免官。此歲朝廷賞功賜祿一萬五千石於藩侯，侯分與二百五十石於君，以其輔翼有勞也。」[19]後歷任宣教判官、司法少書記官、司法權大書記官，列東京學士會會員。有《毅堂集》《親燈余影》等著作。其外孫永井荷風所著《下谷叢話》對其事跡有詳細記載。

  宮武外骨的《筆禍史》將《聖武記采要》列入「出版年代不詳的圖書」中，但只是簡短地說：「說到《聖武記》，只聽說是清朝魏源所著，大概是採錄其要點的書，不知內容如何。」[20]列入此類的絕版書，都是沒有見到實物，或者雖然見到實物而其出版年代不詳者。因為該書明確標有「嘉永庚戌新鐫」，可見作者宮武外骨沒有見到《聖武記采要》原書。「施行暴威的德川幕府，也難敵時勢的到來，在外患內憂交織而起，特別是勤王愛國之士奮起之時，已經無暇顧及去抓捕圖書的作者和出版者。時代到了激盪的嘉永之後，就幾乎沒有圖書絕版之事，正是因為幕府自身的前途命運也處於危急之中。其末路有趣且可憫。在如此時勢中，此後的筆禍者，可以說在當時具有國事犯的性質，皆限於勤王家或攘夷黨，其多屬上書、檄文、詩歌、書牘之類，作為著作的版本一切皆無。」即「在世態騷然的嘉永之後，沒有圖書絕版之事。」[21]

  雖說是「筆禍」，但實際上，鷲津毅堂似乎並沒有因此受到多麼嚴重的處罰。1850年4月《聖武記采要序》完成，5月9日幕府下令禁止民間關於海防（「海岸警衛」）的「蠱惑人心」、造成社會不安定的「種種妄說」或「無益之疑說」。[22]中秋之後，鷲津為了避免町奉行所的盤問，去房州（今千葉縣南部）暫避風頭。據永井荷風發現的史料、金森盛德抄錄的《溫古新聞記》中的「嘉永四年辛亥二月二十四日」項記載：

  同月二十四日聖武記采要一件解決。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御町奉行所傳喚，同居於牛込通寺町松源寺的浪人鷲津郁太郎，其出版此書，印刷者是神田松永町半次郎，印刷之後，此書漸漸惹起麻煩，眾議森嚴，對此，郁太郎未付半次郎印刷費，板木就此保管而不齊全，半次郎將印刷本拿到町奉行所時，郁太郎已經不知去向。去年曾三次傳喚半次郎，今春又三度傳喚，今日得以解決。

  罰款三貫文，書籍印刷者半次郎。[23]

  永井荷風認為此事件「並未處罰鷲津毅堂，而是對印刷者處以罰金」。所謂「聖武記事件」的情況基本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筆禍史》的作者還是永井荷風，都沒有見到過《聖武記采要》原書。永井荷風說：「我於坊間的舊書店搜尋毅堂的采要而不得，便一覽其原本聖武記。聖武記解說自清朝國初以來歷代武事兵制之沿革，各章的結尾處有作者的評論，其主旨在於慨嘆近來英魯兩國入寇及回教匪徒反亂之際，清國武備之不周，以此警示世人。聖武記始成於道光二十二年，兩年後補訂，到二十六年又加以增訂，是乃我弘化三年。因而，此書可謂我舶來之新書中最新者。」[24]如果因此認為《聖武記采要》是據1846年增訂本摘錄，就完全錯了。經核查，采要所據原版實際上為1842年初版。

  根據現有資料，列「《聖武記》日本節錄翻刻一覽表」如下：

  ②有論者認為是齋藤拙堂，如大庭脩（《江戶時代日中秘話》第182頁）、王曉秋（上文所述），但是增田涉《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由其民、周啟乾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指出該書「無翻刻者的姓名」（第28頁）。

  ③吉田松陰日記記載其1850年9月15日「至葉山，談話入夜，借《聖武記附錄》四冊歸。」（山口県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7卷，岩波書店，1935年，第107頁。）

  ④有論者認為是添川寬平，如大庭脩（《江戶時代日中秘話》第182頁），但是前述『鎖國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獻解題』中指出《他山之石》一書「未記刊行時間與編輯者姓名」（第163頁）。

  ⑤增田涉《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據吉田松陰1854年11月27日信中所言「購得《他山之石》一部」（『吉田松陰全集』第8卷，岩波書店，1939年，第308頁），推測其是「嘉永時候刊行的」（第75頁）。

  續表

  以上翻刻本，或「采要」，或「摘錄」「拔萃」，皆為節本選刊，而所依據的版本，除《聖武記拔萃》校訂者中山信古明言「翻刻重訂本以公乎世」[25]外，均為初刊本。從翻刻的內容上，如大庭脩所言，也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特色」。[26]最初翻刻的內容，是關注「海防策」的卷十四武事余記·議武五篇，既而將整個附錄，卷十一至十四武事余記全部翻刻。從《他山之石》中的《聖武記摘錄》和《聖武記拔萃》翻刻的內容來看，俄羅斯最受關注。初版中的《廓爾喀附記》就是重訂本中的《俄羅斯附記》。其次，兩者都選刊了《嘉慶東南靖海記》，而且《聖武記拔萃》卷三中選刊的另外兩篇也是關於「東南靖海」和「台灣」的記事。面臨不得不「開國」這一時代的轉變，「海防」是當時日本一個關乎國家存亡的重大議題。[27]而清朝的經驗教訓，如書名「他山之石」所示，無疑是日本的一個重要借鑑。[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