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聖武記》傳入日本的基本情況

  大庭脩的《江戶時代唐船攜來書籍研究》一書，匯集了幕末長崎會所各年度交易時的書籍分類帳（「書籍元帳」），為我們調查相關漢籍傳入日本提供了一種非常重要的基本史料。關於《聖武記》自1844年傳入日本的情況，大庭脩據此在相關著作中已經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10]但是這些說明與「書籍元帳」或有出入，現依據相應年份的帳本作成「《聖武記》傳入日本一覽表」[11]如下：

  續表

  由上表可見，從1844年到1859年十六年間，通過唐船從長崎傳入日本的《聖武記》一共有52部（其中殘一部），每部價格從1844年最初的25匁，[12]到1849年漲到35匁、37匁、38匁，1850年再漲到40目，到1859年競買時，兩部的價格高達160匁3分，每部超過80目。漲價的原因，除了大庭脩分析的「日本國內對此書的需要量在提高，或是由於中國國內此書的暢銷而難以攜來」之外，可能與該書出版的重訂本（1844年）和三次重訂本（1846年）有關。25匁、35匁、40目也可能就是《聖武記》初版、重訂本和三次重訂本的價格。以25匁的價格傳入的只有八部，35匁的十一部（其中一部38匁、二部37匁），40目的三十一部，超過80目的二部。相比之下，《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的時間要晚，而且傳入的部書也只有二十二部。當然其部頭大，價格也貴。值得注意的是，《海國圖志》傳入之後，翻刻、翻譯版本較《聖武記》多得多。

  輸入中國典籍部數之多且頻繁的，與現實緊密相關的，還有一本書值得注意，即戚繼光的《練兵實紀》。1810年的長崎輸入書籍目錄上就可以看到（午十番船，一部二套），到1841年的丑二番船帶來二部各二套（每部五十目），翌年寅二番船帶來一部二套（柳生訂購，價格漲到六十五匁），1845年帳上記載輸入四部（共百五十目），1846年為十一部各一套（其中有帙一部，三十目；無帙十部，二十五匁；共二百八十目），1847年午二番船載三部各一套（三十目一部）、同午四番船載三部各一套（價格降為二十目一部），到1849年申三番船載一部六本（價格為十六匁）、同申四番船載三部各一套（有帙，每部十八匁）。而1843年的競買帳目上，有十二部最高價為三百五十匁五分的記錄，每部近三十匁。這部中國傳統的兵書，在日本「開國」之前至少有四十一部輸入到日本，其價格一路走低，與《聖武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縱觀《江戶時代唐船攜來書籍研究》的各種帳本資料，鴉片戰爭之後傳入日本的中國典籍，大部分還是中國的傳統經典，幾種儒家經典，特別是朱子的相關著作，更是常銷書籍。如《四書匯參》（《四書朱子本義匯參》，清王步青輯）輸入日本的總部數不過30部，雖然沒有《聖武記》多，但是其頻率也非常高。其他如《朱子家訓》、《四書困勉錄》（《四書講義困勉錄》，清陸隴其撰、陸公鏐編）等也是如此。詳細的對比研究，有待今後進一步深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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