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源的《聖武記》在近代日本[1]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或西方傳教士以漢文寫作刊刻的漢籍世界史地著作，作為幕末維新期日本廣求知識於世界的重要窗口，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一點早已成為中日學界的共識。日本學者中山久四郎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不僅中國固有的學術，西洋的新學新知識也隨著中國近世出現的西洋學術著作的漢譯這種特殊的漢籍唐本的傳來，及其翻刻、訓點及日譯、抄錄等，在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得到頗廣泛的傳播弘通，對於當時尚不具備讀破西洋書籍能力的日本人而言，為其求知識於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2]並強調：「近世中國對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的影響非常廣泛，無論在政治、法律、學術、宗教等其他各個方面，如果輕視近世中國，將終究無法完善明治維新史的研究。」[3]隨著對「鎖國時代」日本海外知識文獻的基本面貌[4]與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的基本情況[5]的實證研究的深入展開，中國典籍在近代日本傳播的相關細節及具體情況也越來越清楚。但是中國典籍對當時的日本究竟有多大的影響、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如對中日學界研究者都很關注的魏源《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影響，也有學者提出，其「影響並沒有像19世紀以前傳入日本的漢籍那樣在日本產生重大影響」，其「內容與思想也未超出同時期日本人的海外知識水平」。[6]但是據統計，在1854—1856年三年間日本就出現二十多種選本，其中日譯選本達十五種，[7]而且，如果我們了解到有些譯本乃是直接為卒伍水手而譯，[8]或作為幕末維新前後舊藩學館的教科書或教學參考書，[9]其在日本影響之深入，恐怕又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本文選擇與《海國圖志》同年出版的《聖武記》，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的成果，考察其傳入日本及其在日本翻刻、翻譯的情況，或可以為我們思考中國的典籍在近代日本知識建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有用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