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景與展望

  研究文化交流史，現在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2014年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類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在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中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各國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強調：「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77]與文化交流相關的研究課題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的比例也在增大，希望大課題能夠真正出現大成果。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近年湧現出了不少優秀的成果，其中有兩件事尤其值得稱道。第一，是2006年中日兩國領導人就啟動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共同歷史研究達成共識之後，雙方組建了研究團隊開始進行研究，就所確定的共同研究題目，進行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階段的研究報告。這份「根據政府間協議共同進行歷史研究的成果」於2014年由中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日本的勉誠出版社出版，其意義如中方首席委員步平所言：「關注中日關係發展的讀者可以通過雙方學者的研究結果進行分析比較，更加深入到歷史問題的深層，使得雙方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相互理解得到提升。」[78]相信這兩卷研究報告（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僅對於促進今後中日相互理解具有建設性的意義，而這一事件和文本也為交流史和比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台灣大學教授徐興慶在出版了資料集《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和專著《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同上，2008年）之後，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的大力協助下，組織大陸和台灣學者從2012年開始實施「水戶德川家舊藏·儒學關係史料調查」計劃，據報導稱，在2013年9月5日晚於該館舉行的史料調查報告會上公布了所發現的南明政權魯王1653年給朱舜水的敕書。[79]作為此調查計劃的成果，已經出版了兩冊《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即第一冊《朱舜水文獻釋解》（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和第二冊《德川光圀文獻釋解》（同上，2014年），並且以徐興慶和辻本雅史為責任編輯在2014年9月發行的《季刊日本思想史》第81號出版了題為「朱舜水與東亞文明：水戶德川家的學問」的特集。這些資料與研究成果不僅對於推動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它本身就是海峽兩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流的寶貴見證和重大收穫。寫到這裡，又想起民國時期梁盛志批評梁啓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譜》「詳略失宜」、「擇焉不精」，且譜中對許多「注意舜水事實者所欲之問題」，「或語焉不詳，或略未涉及」，並分析其原因在於「作者於其著述之流傳，未事考索，僅據最晚出之中國刊本，則亦未審也。」最後在文章的結尾感嘆：「以著者之博雅，並久寓日本，而本篇之憑藉乃如是貧乏，亦可異也。」[80]朱舜水，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中備受矚目的人物，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後，其新的全集與年譜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聯想到這一領域中還有多少類似的大大小小的課題有待於我們去進一步努力挖掘呀。

  實際上，我是不太贊成輕言交流或比較研究的。因為交流或比較涉及的對象就不止一方，尤其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文化之間，甚至東亞或更大範圍的交流、比較研究，如果不將關係各方都搞清楚，所見就容易流於表面，比較也難以深入。尤其是翻開中日兩國的歷史，裡面存在著太多似是而非，也存在著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點滴，如果沒有冷靜的理性和足夠的定力，甚至健康的心智和溫厚的涵養，就擅議交流、比較，往往容易劍走偏鋒，甚至誤入歧途。因此，我認為，目前我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課題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實的挖掘與考辨的問題。史實清楚了，道理終究自然會明白。發掘未知史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辨析許多常識中的史實性錯誤，尤為不易。最近調查津田左右吉的論著與思想在民國時期的影響，就發現鳥山喜一的著作《渤海史考》翻譯成中文（陳清泉譯，192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之後，卻以津田左右吉作為該書作者在中國學界流行竟一直無人察覺。類似的情況或許還不少。澄清史實本身，當然不僅需要「與史料肉搏」的考據的硬功夫，也可見「著書者之心術」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穢史者所以自穢，謗史者所以自謗」，[81]是否已自覺或不自覺地為某種外在目的或現成理論所動，不可不時時自省。至於當前我們的研究中有哪些具體的不足，要對此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分析，或許需要有一個參照系——如台灣、日本，甚至西方學界的相應狀況——來比照觀察才更有說服力，這個工作在這裡只能留作前景展望中的課題了。

  在展望前景的時候，我想到的首先還是沉潛下來，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彼此的原典。請允許我抄錄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周一良教授的告誡，來與大家共勉，並結束這次漫談。他這樣說：

  有志於研究兩個國家關係的歷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覺得應當具備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對兩國之中的一方（當然能夠對雙方更好）的歷史或文化具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或素養。只是在有了這樣一個基地或說據點的情況下，再來探討這一國和另一國的歷史關係，研究這一國和另一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影響，才能夠比較具體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關係（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中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中略）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兩國具體歷史之上來侈談關係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績的。[82]

  （本文根據2014年10月24日在浙江工商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院王寶平、江靜教授開設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課上的講稿提綱整理擴充而成。原載《日本學刊》2015年第2期。收入《「中國式」日本研究的實像與虛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注釋

  [1]參見李薇主編的《當代中國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2]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成立於1980年，首任會長為周一良，詳細情況參見王曉秋的《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的三十年》，收入徐勇、王曉秋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兩千年：回顧與展望》（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成立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雖然沒有全國性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或學會，但是有成立於1984年的「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首任會長為趙朴初。此外有中華日本學會、中國日本史學會、中華日本哲學會等全國性學會，其會員多有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3]劉德有：《序》，滕軍等編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4]周一良：《我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幾點看法》（1986年），收入《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8、20頁。

  [5]見趙建民：《晴雨耕耘錄——日本和東亞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頁。

  [6]同上，參見第15—16頁。

  [7]周一良：《談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年），收入《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頁。

  [8]同上，《中日文化關係史論》，第33頁。

  [9]同上，《中日文化關係史論》，第5頁。

  [10]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周閱2013年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其新著《比較文學視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張輝、宋炳輝主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術文庫」的一種），該書書名、版權頁與封面皆為上述「比較文學視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而書脊和扉頁上標的書名則是「比較文學視野中的中日文學與文化」，沒有將「交流」與「比較」並舉。這種「疏忽」，或許正體現了著者或主編對是否應該將這兩個概念並舉的猶豫。

  [11]嚴紹璗：《古代中日文學關係史稿·前言》，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

  [12]嚴紹璗：《關於文學「變異體」與發生學的思考》（《中國比較文學》2000年秋季號），見嚴紹璗著：《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8—69頁。

  [13]嚴紹璗：《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第69頁注釋 ①。

  [14]李曉東：《卷首語》，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3頁。

  [15]葛兆光：《序》，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中華書局，2009年，第1頁。

  [16]葛兆光：《攬鏡自照——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第483頁。

  [17]參見《中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種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莽景石主編：《南開日本研究2012》，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年）、《未名廬學記：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學思想研究管窺》（《日本問題研究》2013年第3期）。

  [18]吳光輝：《他者之眼與文化交涉——現代日本知識分子眼中的中國形象》，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47頁。

  [19]周作人：《日本之再認識》（1940年12月17日），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⑦ 日本管窺》，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92—93頁。

  [20]李曉東：《卷首語》，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第2頁。

  [21]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第483頁。

  [22]坂本太郎：《史書を読む》，中央公論社，1987年「中公文庫版」，第228頁；見《修史と史學》（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五卷），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448頁。

  [23]葉昌綱：《建國以來我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評》，《山西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這九個方面是：綜合性研究、科技交流史、文學藝術交流史、語言文字交流史、佛教交流史、儒學交流史、革命運動與維新思想的研究、留學生問題研究、有關書籍的研究。

  [24]李玉、夏應元、湯重南主編：《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一編總論第二章。

  [25]《日本研究》，第一卷第一號。耿素麗選編：《日本研究五種》（共九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一冊，第9頁。

  [26]陳樂素的生平業績，參見陳志超：《勵耘學譜第二代傳人陳樂素》（《紀念陳樂素教授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冊》，暨南大學古籍所、杭州師範大學國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主辦，2012年12月9—11日於廣州）、常紹溫：《陳樂素同志的生平和學術》（《陳樂素史學文存》，陳志超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27]梁容若：《一個建議》，楊正光主編：《中日文化與交流1》，中國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5頁。

  [28]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第十四章「馬關議和」第八節「李鴻章之遇刺」，《民國叢書》第三編第24冊，上海書店影印，1991年，第277頁。

  [29]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修訂導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7—8頁。

  [30]傅芸子（1902—1948）分別在1941、1943年在日本東京的求文堂出版了中日關係史、文化交流史的著作《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因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者陳子善教授的慧眼，2000年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叢書收錄了以上兩本著作，將其合集成一本為《正倉院考古記 白川集》重新出版。

  [31]該書封面勒口有作者梁容若簡介，封底勒口有該書內容提要。簡而言之，梁容若（1904—1997），1928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3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回國後曾任教於河北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48年在台灣創辦《國語日報》，並任台灣大學、東海大學教授，1974年退休後客居美國，1981年回國定居，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梁容若先生是我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人之一，從三十年代後期以來，不斷對這方面的研究有所闡述，有所發明，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尤其對明末清初流寓日本人士的研究，如辨明戴笠為兩人等，貢獻頗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的內容與意義，提要曰：「現綜集先生數十年來所撰有關兩國文化交流史方面論文，並由其同志汪向榮先生擔任編選增補，以明三十年代後期以來，我國在中日關係史研究方面的大概。」汪向榮（1920—2006），也是我國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領域的著名學者，其著作除了上文提及的之外，還有《日本教習》《古代中日關係史話》《中世紀的中日關係》（與汪皓合著）等。

  [32]梁盛志：《漢學東漸叢考》（弁言），中國留日同學會，1944年，第5—6頁。

  [33]瞿宣穎（1893—1973）：瞿鴻機之子，字兌之，抗日戰爭時期在北京任偽職時改名瞿益鍇（為《漢學東漸叢考》作序，即署此名），抗戰後號蛻園，以示悔改之意。其相關情況與著述，參見尋林、龔篤清編著：《湘人著述表（二）》，嶽麓書社，2009年，第1242頁。

  [34]瞿益鍇：《漢學東漸叢考 序一》。同上，《漢學東漸叢考》，第2頁。

  [35]壽普喧：《漢學東漸叢考 序二》。同上，《漢學東漸叢考》，第3頁。

  [36]梁盛志：《漢學東漸叢考》，第74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185—186頁。

  [37]梁盛志：《漢學東漸叢考》，第75頁。

  [38]王勇2001年11月9日在日本駒澤短期大學佛教研究科的講演《鑑真來日のなぞ》，參見。

  [39]梁盛志：《漢學東漸叢考》，第26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149頁。

  [40]梁盛志：《漢學東漸叢考》，第57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172頁。

  [41]梁容若：《評諸橋轍次著〈大漢和辭典〉》，見《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369頁。

  [42]梁容若：《評神谷正男著〈產語研究〉》，見《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341頁。

  [43]汪向榮：《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後記》（1984年12月25日），見《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420、421頁。

  [44]同上，第420頁。

  [45]汪向榮：《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前言》，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第3頁。

  [46]古遠清在《紀弦在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書屋》2002年第7期）中提到一句：「台灣作家梁容若於1967年11月11日獲台灣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文學史獎後，被人檢舉為梁容若即當年的文化漢奸梁盛志，為此鬧得沸沸揚揚，還編了一本《文化漢奸得獎案》的小冊子」。其《胡秋原：不怕開除黨籍的統派》一文中有一節為「痛斥文化漢奸在台借屍還魂」，較詳細介紹了此事件，見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5—117頁。

  [47]參見劉心皇編：《文化漢奸得獎案》，台灣：陽明雜誌社，1968年。2014年大陸出版的《徐復觀全集·論文學》（九州出版社）中收錄了與此事有關的《回給王雲五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有關中山文化學術基金董事會的審查水準問題》和《文學與政治》兩篇，可以參考。

  [48]《日本文化に関する國際懸賞論文募集事業報告》，國際文化振興會編：《日本文化の特質》，日本評論社，1942年再版，第428頁。

  [49]梁盛志：《日本文化と支那文化》，同上《日本文化の特質》，第30頁。

  [50]同上，第19頁。

  [51]同上，第23頁。

  [52]梁盛志：《日本文化と支那文化》，同前《日本文化の特質》，第29頁。

  [53]梁容若：《評〈中國人日本留學史〉》，收入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中。

  [54]王金林：《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與學會活動》，收入李玉主編：《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231頁。

  [55]歷史學研究會，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民間歷史學研究團體。1932年12月成立，其前身是1931年2月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少壯派結成的同仁組織「庚午會」。1933年11月會刊《歷史學研究》創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度停刊，戰後研究會又開始活躍，會刊亦復刊。主張「於科學的真理之外，不承認任何權威」，強調「學問的完全獨立與研究的自由」，力圖排除國家、民族的偏見而追求「民主主義的、站在世界史立場的」「科學的歷史學」。戰後，遠山茂樹、藤原彰、永原慶二、中村正則等中國學界熟悉的歷史學家曾任該研究會委員長。

  [56]聯繫上述關於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笠原十九司在論及該書中對周作人「缺乏民族的骨氣」，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淪為「罪惡的幫凶」的這種嚴厲批評時，感嘆：「在像周作人這樣傑出的日本文學研究者被捲入悲劇的歷史狀況下（當然是日本人使之捲入的），不可能指望對日本文化有真正理解的日本研究有什麼進展。」（《歷史學研究》1990年第6期，第36頁。）

  [57]津田左右吉的原話是這樣的：「不存在儒教日本化了的事實，儒教這麼說還是儒教，是支那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識，沒有滲透到日本人的生活。因此，認為日本人與支那人由儒教而接受共通的教養創造共通的思想的想法，完全是愚昧的。」（見《シナ思想と日本》，岩波書店，1938年，第162—163頁。）

  [58]王家驊、錢茂偉、章益國：《儒學與中日東亞文化——王家驊教授訪談錄》，《歷史教學問題》2001年第4期。見王家驊：《中日儒學：傳統與現代》，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5頁。

  [59]王曉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點、分期和研究概況——中國學者所見之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曉秋、大庭修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歷史卷》（序論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頁。

  [60]周一良：《〈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1994年9月15日），《周一良集》第四卷：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7、548頁。

  [61]王平：《簡評〈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本學刊》1998年第1期。

  [62]同上。

  [63]王勇：《日本文化——模仿與創新的軌跡》（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頁。

  [64]同上（結束語），第396頁。

  [65]張憲章：《中文版編後附志》（該文附於中文版「大系」每一卷之後），同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歷史卷》，第381頁。

  [66]中譯本木宮泰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

  [67]小川利康、止庵編：《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35頁。

  [68]如劉雨珍編校的《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69]王勇：《〈中日關係史料叢刊〉總序》，[日]伊藤松輯、王寶平、郭萬平等編《鄰交征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2頁。

  [70]嚴紹璗在該書的《後記》中說：「『我想讓它成為我的墓志銘吧！』是的，二十年的生涯，不敢有多大的誇張，但好像進行在地獄的通道中，它凝聚著我的理念和勞作，多少有點『涅槃』的感覺。」《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下冊，第2169頁。

  [71]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0頁。

  [72]徐森玉主編，顧廷龍、謝辰生、吳靜安、程天賦編：《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卷一——卷三），中西書局，2012年，中西書局的《出版說明》，第7—8頁。

  [73]高橋智解題，吳武國、林嵩、沙志利校勘：《影印日本〈論語〉古抄本三種（三十郎盛政傳抄清家點本〈論語集解〉青蓮院本〈論語集解〉林泰輔舊藏本〈論語集解〉）》（全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74]高橋智著、楊洋譯：《日本室町時代古抄本〈論語集解〉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該書還影印大阪府立圖書館1931年編印的《論語善本書影》作為附錄。

  [75]劉玉才主編：《從抄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76]王曉秋：《歷史比較研究的意義和方法》，王曉秋：《東亞歷史比較研究》（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

  [77]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24日），《光明日報》2014年9月25日第2版。

  [78]步平、[日]北岡伸一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古代史卷）》（步平：《出版序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頁。

  [79]今井俊太郎：《南明政権魯王が1653年に送付朱舜水宛て勅書発見 徳川ミュージアム所蔵史料報告會「一級品の文物」》，《茨城新聞》2013年9月7日。

  [80]梁盛志：《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補正》，收入《漢學東漸叢考》，第115—125頁；又見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第222—230頁。

  [81]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內篇三史德，見章學誠著、葉瑛校註：《文史通義校注》（上），中華書局1985年，第219頁。

  [82]周一良：《中日文化的異與同》（1984年），見《中日文化關係史論》，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