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現狀與課題

  在八十年代末就有人概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九個方面的主要內容，[23]新世紀以來，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寬，課題有增無減。比如經濟、法律文化、民俗歲時、教育、文學藝術中的音樂、戲劇各門類等，不勝枚舉。李玉的《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以中日關係史研究論著數量統計為中心》[24]為我們認識這一課題的學術史研究狀況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歷史上的日本記述、研究著作都可以歸入中日關係史領域，現在的日本研究著作將來也亦可作如是觀。特別是隨著中日之間各種交流渠道越來越廣泛，往來愈加頻繁，日本研究著作本身幾乎可以說就是各自交流的產物。這裡對研究現狀與課題的歸納不可能是全面的概述，只能是囿於一己之見的粗線條整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1.民國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及其在新中國的影響

  民國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狀況，可以以1931年和1945年為界劃為三個階段，其中中日十五年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最多，與戰爭相關的內容也最密切。從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也非常複雜，有知日派、親日派甚至投日派、抗日派之別。九一八事變之前，1930年1月創刊的《日本研究》，其《卷頭語》中說：

  中日兩國間在歷史上，在地理上，在外交上有如此深長而密切的關係，而日本對於我國內容知道得又如此周詳細緻，那我們豈可對於他們因為厭惡的心理而不加以注意？還有，日本以一個貧薄的島國，經六七十年的苦鬥，居然能在國際上和列強分庭抗禮，這一點也就很不可小覷。

  實在我們早就應該對他們為很周詳細緻的研究，正如他們研究我們一樣；現在已經是遲了，但是愈遲，愈得趕快去做；所以同人不自量力的下一個決心，從現在起一期一期像照相般把日本古今實在的狀況貢獻於國人眼前！我們採取最嚴正不偏的態度，純粹客觀的方法；沒有別種作用，也不是宣傳；總之使我們知道日本的內容，知道真確的內容。[25]

  與這種「決心」相照應，我們可以看到在該刊第一卷第一到三號（1930年3月）連續三期的卷首，有一則署「編輯部啟」的告示，曰：

  本部現著手編印下列三種叢書：

  一、日本古籍叢書

  所有日本與朝鮮古籍，完全用中國文字寫成，除古事記等是日本式的中國文外，其餘都是純中國文，將來都要陸續編印，這是研究日本古代文化的最重要資料

  二、日本研究古籍叢書

  這是我國關於日本及朝鮮的一切古籍

  三、滿蒙叢書

  這是我國關於滿蒙的史籍及最近日俄人士調查研究報告

  書名陸續發表

  如果該刊能夠按照這種思路一直辦下去，而且這種「決心」能夠落實到這三套叢書上，包括中日文化交流史在內的中國的日本研究，大概就不會如同此後十幾年間以應時性的各種「小叢書」唱主角了。事實上，該刊主編陳樂素（1902—1990）發表了《〈魏志·倭人傳〉研究》（創刊號）及《後漢劉宋間之倭史》（第2號）、《日本民族與中國文化》（同）、《日本古代之中國流寓人及其苗裔》（第3—5號連載）、《中國文字之流傳日本及日本文字之形成》（第5號）、《日本之遣隋唐使與留學生》（第6—8號），而其《光緒八年朝鮮李（大院君）案與日朝定約史稿》（第9—10號）一文尚未刊完，因為九一八事變，國難家仇，促使他的研究方向發生了轉變。他力圖在研究中探討國家興亡的歷史和規律，作為救亡興國的借鏡。歷史上強鄰壓境的情況以宋代最為突出，宋史成了他此後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工作重點。[26]

  上述所列三種叢書中的第二種中，我國關於日本的古籍整理與研究，到半個世紀之後出版的《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汪向榮、夏應元編，中華書局1984年）和《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汪向榮著，嶽麓書社1985年）才得以實現。而第一種，即日本古籍叢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也曾有人建議「中日兩國合作複製翻印珍貴之罕見文物典籍」，認為「費用和技術」「日本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責任」。[27]而真正開始實現，是在新世紀之後，隨著2009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及2012年《日本漢文史籍叢刊》開始陸續出版，這一編成用漢文寫成的日本古籍叢書的夙願在經歷了八十年之後總算有得以實現的希望了。

  民國時期的中日關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在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在現在仍然被視為經典著作的，首先當然要算是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就我所知該書至少有以下幾種版本：

  第一，大公報出版部1932—1934年版（七卷本）。

  第二，第一種的復刻版：《民國叢書》第三編第24、25、26冊（七卷本），上海書店，1991年。

  第三，北京三聯書店1979—1982年修訂版（八卷本，2005年重印）。

  第四，長野勛、波多野乾一編譯《日支外交六十年史》（1—4卷），東京：建設社1933—36年版。

  第五，第三種的復刻版：《日中外交六十年史》（1—4卷），東京：龍溪書舍1987年。

  其原版七卷本和修訂的八卷本之間，除了史料的增刪之外，觀點上也有很大的變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在對李鴻章的評價上。簡而言之，原版對李鴻章多有同情的理解，甚至有「其慷慨忠憤之氣，令人起敬」[28]之褒獎之言，而修訂版中此類言論全無，代之而起的是一頂「貨真價實的賣國賊」[29]的高帽子。這一評價的變化意義如何，讀者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是從原版和修訂版，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到兩種不同的時代風味。本人曾經指導碩士研究生對這兩個版本進行過比較研究，這還是一項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如果將該書的日文版一併加以比較，恐怕更是有趣。

  民國時期的相關研究在今天仍然有影響的，我曾經在別的場合提到過傅芸子的《正倉院考古記》及其《白川集》，[30]這裡就不重複了。這裡想要提一提民國期間的梁盛志和後來的梁容若，兩者其實是同一個人。梁盛志的著作《漢學東漸叢考》由中國留日同學會於1944年出版，該書的主要內容經過汪向榮整理收入到梁容若所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該書198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31]

  從《漢學東漸叢考》之「弁言」可窺本書之大概及作者的研究態度，茲摘錄如下：

  一、本書所謂漢學，乃泛指中國學術文化。（後略）

  二、本書所收論文可分為四類，一為撮錄改編東土學者專著或論文，務求嚴謹，一以適於國人閱讀，一以參入鄙見，如《唐秘書監晁衡事輯》《山井鼎與七經孟子考文》等篇是。一為根據搜求之資料，自撰論文，重在詳人所略，闡蒙昧之史跡，如《李竹隱海外講學考》《五代日僧巡禮五台之遺物》等篇是。一為鉤稽勘合東西史料文獻，正往哲時賢撰著之失，如《明季兩戴笠事跡考》《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補正》等篇是。一為全譯日本學者論文，如附錄諸篇是。

  三、史之真善美本為一事，鑑往知來，可資觀感者惟真實之史實為然。本書整理銓次中日文化交通史實，惟在求真，故於謬悠之神話，浮誕之傳說，有意之誇飾，無稽之想像，均所不取，文情枯澀，或所不免，然於鎔裁群言，昭為信史之境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四、本書所收論文雖譯著參半，而精力所萃，實在新資料之搜求，新問題之提出。家本寒素，時方多故，凡所營謀，百不一遂。然即其所見，有北京圖書館、東京圖書寮、內閣文庫、東方文庫之孤本，有靜嘉堂文庫、蓬左文庫、苦雨齋之逸書。痴庵藏金，曾供論定，魯學拓石，亦資勘研。澳門得竹隱之詳傳，宇治見黃檗之遺文。一篇之成，淹歷歲年，一事之異，訪之萬里，廣賴機緣，才成丘壑，勞倍功半，限於才力，世有達者，憫而教之。

  五、自著及改編諸篇，引用文獻，必注出處，或在篇末，或附文中，撰著既非一時，體例未能畫一。翻譯各篇，則尊重原文，不敢擅為增刪，即鄙見不同，亦未附入贅論。惟於原文紀年附註日本皇紀之處，則全易為中國紀年，既資對照，亦便國人。

  六、（略）

  七、對於鼓舞協助我從事此方面研究之辻善之助博士，周知堂、李革痴、瞿兌之諸先生，敬謹致感。本書結集刊行全出錢稻孫先生之善意，承瞿兌之先生、壽普喧先生寵賜序文，一併銘謝。[32]

  從以上各條看，無論是從其史觀還是其研究者的勤勉、嚴謹、謙遜的學風、規範的學術寫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學習的。其研究成果的意義，如瞿兌之[33]的序文所言，「宋明末造，志人仁士行遁海東者踵趾相接，於是聖賢義理綱常名教之精蘊益與彼邦固有之教化互相浚發，其關係視形而上之文獻尤為重要。世人於朱舜水之講學多已耳熟能詳，而不知外此有李竹隱陳元贇戴笠諸人，其事跡向來散見諸書，無人為之貫串，晦而不彰者多矣。今而後舉中國文化向外流播之線索與夫中日兩國文化互相影響之跡兆研求而會通之，誠明乎得失而達於世變者所當有事也。梁君盛志致力於此，歷有年歲，然遍搜彼我兩邦文獻以求唐宋以還兩國名賢往來之蹤跡，顯微闡幽，批郤導窾，疏通證明而綱舉目張焉。（中略）茲匯次而總為一書，曰《漢學東漸叢考》，其不滅無疑焉。」[34]而壽普喧的序文中說：「治中日交通史者，東土不乏名家，自木宮泰彥、辻善之助等之書出，其事跡之彰彰在人耳目者，固已燦然秩然，國人譯讀其書，夙所推重，獨惜無搜求吾國文獻以相印證，裨補疏失，為學術上之諍友者。梁君此書雖寥寥十餘篇，然如李竹隱戴笠延長經筒等，皆東土學者從未引用之文獻，闡微燭幽，其為創穫無論矣。」[35]讀其書，乃知此言並非過譽。

  如該書中《宋末李竹隱海外講學考》，確實為一重大發現。文章結尾說：「若竹隱之浮海，實為緇徒外華人傳理學於扶桑之第一人。其聲施雖不如朱舜水，而耿介之操，貞固之節，遭際艱屯，流離轉徙，無時無地，不以淑世淑人為念，則二人初無二致。此亦學術史上一重要公案，故望海內外博雅君子，匡余疏失，俾能究明真相，傳為定論也。」[36]此問題發現之經過，作為一種經驗談，對初學者亦不無啟發意義，特錄其原文後之自述（1942年12月2日）於此。曰：「余治中日交通史，欲以中土文獻彌補東籍之疏，故於沿海各省方志，留意翻檢。二年前曾於《廣東通志》見過洋樂事，檢之東籍無證，初以為齊東野語。後由瞿兌之先生《養和室隨筆》知屈大均《廣東新語》亦記此事，乃為《理學東渡與李用》一短文，刊於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一期，依據寡薄，僅提示此問題之輪廓而已。其後承澳門友人寄示《宋東莞遺民錄》，竹隱在國內關係文獻，因以大明。復由《甲子夜話》及《本朝高僧傳》辨圓傳，知博多宋人與歌舞伎關係，因重訂為本篇。今所待者惟海外遺蹟遺事之發現耳。」[37]此後再很少人提到李竹隱的事，即便提到，也認為李竹隱到日本就算是事實，也是個例外。[38]儘管如此，還是期待著能發現新的史料。

  該書除了於史料發掘、遺物考證方面有其獨創之外，且「鑑往知來」，在史跡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種所「信」的寄托在。如其在《空海入唐求法記》的篇末感嘆：「惠果以大唐三代國師，撫異域游僧為法嗣，與水戶侯尊亡明寒儒朱舜水為宗師，其卓識幽懷，均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空海所以符期許，舜水所以答尊禮者，莫不卓然可傳。余既記朱舜水事，因復詮次空海求法始末，以告世之重師道者。」[39]而在《圓仁與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文的最後又寫道：「自圓仁等歸，而日本之遣唐使遂不復至，而唐亦自此衰矣。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文化領導，豈易言哉。」[40]既然是文化交流，交流雙方或多方，首先要保有對文化尊重的卓識幽懷，而要想爭取到文化的領導地位，需以「修德」為先。1984年年底身在美國的梁容若在為自己即將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所寫的《自序》中說：「五十年來，我想從歷史研究上加強兩大民族間的深刻認識。『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推進共同繁榮，以求合作之道。」在重視「修德」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前後一貫的。

  由汪向榮選編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一書，不僅從大處可見著者對中日關係脈絡的把握，而且在一些細微處也顯示著者深厚的國學素養。比如對太宰春台《長語》的評價，特別是對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的意見，提出了23條，除了其中第19、20、22這三條積極肯定的評價外，其餘20條都是指出其具體錯誤之處，如將民國時期的胡適視為嘉慶進士胡培翬之子等，遺憾的是該辭典的修訂者未見到此文，所提的問題在1984年的修訂版中幾乎都沒有訂正。雖說瑕不掩瑜，但是如梁容若所言，「有些訛誤的發現訂補，中國學者遠比日本學者為容易」，[41]「日本的漢學界，如果能多和中國的讀書人聯繫，一定事半功倍，相互有益處。」[42]希望像《大漢和辭典》這樣的偉業在再修訂的時候能夠參考這些意見，或者能夠集中日學者之力一同進行，一定不僅可以精益求精，而且可以增進友誼，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的壯舉。

  《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的出版，還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也不容忽視。汪向榮在該書《後記》中充分肯定本書的意義，指出：「在中日關係史這一學科作為歷史科學的分支而起步時，本書的出版將作為其標誌而載入史冊。」同時汪向榮在這裡明確地闡述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研究與翻譯的關係，其作為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方法論的論述，也同樣將載入史冊。他說：「研究從屬於當前政治，而不是學術性的探討，使過去中國對中日關係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應，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學術，以致進步不快。要使中國對日本的研究脫穎而出，必須先消除這種原因，使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術研究。」強調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的重要。同時，關於研究者的立場問題、研究與翻譯的關係問題，他主張：「中日關係史跟其他歷史學科一樣，都必須是作為中國史學工作者的研究的學科，應該有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日本史學工作者的研究中日關係史並不一樣，結論可以相同，立場和觀點卻不會一致。因為這樣，過去我國也翻譯出版了一些日本學者的著作，但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研究。這是我在研究中日關係史方面的基本論點，雖然半個世紀來經歷的道路坎坷不平，可是我不想，也不會改變我年輕時的論點。」[43]

  話又說回來，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如汪向榮在《後記》中又提到的那樣：「學術研究不可能和政治沒有關係，學者也並不生活在真空環境中，因此說要學術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響是不可能的。」他說：「不過總還有人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區別開，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支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44]學術研究受政治的影響，汪向榮早年求學於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1944年就出版有《中日交涉年表》，對於丙午（1966）之痛的記憶，從其所記述的「所存圖書資料，包括所有筆記和全部卡片，均已毀於丙午」、「丙午以後十年中，沒有可能接近日本書刊」[45]等文字可見一斑。在海峽的另一方，1967年台灣知識界因「梁容若事件」即所謂「文化漢奸得獎案」鬧得沸沸揚揚，對此大陸學界雖然很少有人提及，[46]但是由一次學術評獎而引發包括胡秋原、徐復觀等文化名人參與的「中國文化與漢奸」「文章與氣節」「文學與政治」乃至「民族思想與歷史文化、國家生存的關係」的大討論，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自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47]僅就刊登在1941年由日本的國際文化振興會編、日本評論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特質——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國際懸賞論文集》上的梁盛志的獲獎論文《日本文化與支那文化》而言，可以討論的地方也不少。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無論這次懸賞論文徵集活動的評委是誰，作為當時日本文部省、外務省、情報局等政府機構協助下進行的一項國際文化活動，其目的和效果，如該活動的主辦方所總結的那樣，都是為了達到「匯集世界的聲音來高呼『拯救世界之道在於日本精神的實踐，世界新秩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神！』」[48]日本當局不僅在1938年發布了《國家總動員法》，動員日本國內一切力量為戰爭服務，而且力圖動員全世界可以動員的力量來為其宣揚日本文化服務。無論給這種活動塗抹上怎樣的文化或學術的色彩，都無法掩蓋其服務於侵略戰爭的本質。

  第二，無論是以何種方式或渠道參加的這次徵文活動，文章獲了獎、作者領了獎，作者就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署有自己名字的文字負責。無論作者的主觀意願如何，這一行為在客觀上的效果可以說是服務了那場侵略戰爭。如果沒有這種覺悟，至少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糊塗。

  第三，從該獲獎文章中言及「通曉（中日）兩國語言文章的人每日增多，著作者一旦拿起筆就會立即影響兩國關係，對此要如何以虔敬之心從事才好？」[49]來看，作者在當時應該是具有這種覺悟的。就是說作者當時是意識到自己的言論的效果的。當然，即便如此，我們也要對獲獎文章本身進行分析。總的感覺是作者在「衷心祈願日本文化升華為世界文化」[50]、理解「建設東亞的新秩序」[51]的前提下，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對中日雙方提出了勸告乃至批評，甚至對「日本人在私生活及社會上都有秩序、政治上公明這些方面極少影響到中國」[52]表示遺憾。其對日本的接受中國留學生在態度與制度上的批評、對日本的中國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的缺乏歷史素養因此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僅僅停留於表面的批評以及對中國人在日本研究與理解方面缺陷的批評都很有針對性，在現在看來甚至也不失其啟發意義。但是這已經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了。比如幾乎同樣的對日本在接待中國留學生的態度與制度方面的批評意見也出現在作者後來對實藤惠秀的著作《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的評價[53]中，我們對這樣懇切而有見地的書評，當然是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

  近代中日關係非常複雜、敏感，在這一研究領域，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也是如此，不能不謹慎從事。有時候，你以為自己是在很「學術地」在探討問題，卻沒有意識到已經陷入了某種政治漩渦。這樣再想洗刷，就為時已晚。在大敵當前、民族危亡之際，只要能夠鼓舞士氣、克敵制勝，如《征倭論》就有其積極意義，而你這時要以所謂其「不重視客觀地研究日本」來批評其「媚俗」，就是不識時務。作為研究者不能在政治上犯糊塗或犯錯誤，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訓。

  2.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八九十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水平，可以由兩套在日本學界也引起了很大反響的叢書來代表。這就是八十年代末在東京六興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東亞中的日本歷史」叢書和九十年代在中日兩國分別出版的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關於13卷本「東亞中的日本歷史」的編輯出版經過，該叢書的組織者王金林有比較詳細的記述，此事本身也是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美談，作為史料，詳細引用如下：

  1984年五六月間，我受別府大學邀請，參加該校的史學科成立20周年紀念會。在會上我作了《關於邪馬台國的若干問題》的學術報告，提出來北部九州的邪馬台與畿內地區的「前大和國」並存說，引起了媒體和學界的關注。六興出版社據此約我寫一本以邪馬台國為中心的專著。1986年初，我的《古代の日本——邪馬台國を中心として》出版，日本學界對此有較好的評價。有鑑於此，六興出版社萌生了由中國學者撰著一套日本歷史叢書的想法，1986年11月，六興出版社編輯部長福田啟三受天津社會科學院之邀請訪問中國。期間，他與天津社會科學院方達成如下協議：一是在天津社會科學院主持下，由中國學者撰寫一套多卷本的日本歷史；二是相關具體的操作委託王金林執行。這樣，我以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副所長和中國日本史學會秘書長的雙重身份，進入具體操作。出版社關於選題的要求是，不要純粹的日本歷史選題，選題應突出中日之間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史，以及能充分反映中國的日本史學界觀點的選題。關於具體撰稿人的選定，出版社全權委託我方的決定。但天津社科院則作了限制，即本院和天津的撰稿人人數應該有相應的保證。根據最後確定的選題，可聘15名撰稿人，除去天津社科院4名，南開大學3名，留給外地的名額是8名。這8人既要與他的研究領域相吻，又要考慮完成選題的可能性。最終根據研究專長和選題相吻合的原則，在北京聘請了5人，瀋陽聘請了3人。長春、瀋陽、北京、上海的不少摯友、同仁，沒能入聘，時至今日，我仍感到歉意。

  這套叢書共13卷。各卷名及作者如下：

  第1卷 《倭國と東アジア》（沈仁安）

  第2卷 《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王金林）

  第3卷 《織豊政権と東アジア》（張玉祥）第4卷 《近世日本と中日貿易》（任鴻章）

  第5卷 《日中儒學の比較》（王家驊）

  第6卷 《明治維新と中國》（呂萬和）

  第7卷 《明治の経済発展と中國》（周啟乾）

  第8卷 《日中現代化の比較》（馬家駿、湯重南）第9卷 《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俞辛焞）

  第10卷 《日本ファシズムの興亡》（萬峰）

  第11卷 《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國東北》（易顯石）第12卷 《中國人の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達雲）

  第13卷 《天皇と中國皇帝》（沈才彬）[54]

  由王金林出訪日本，在日本學界雁過留聲之後，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學術界有識之士的協助下，引出一隊展示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整齊雁陣，飛越中日歷史的天空，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紀念的風景。對這套書的積極意義，論者多有提及，此處不再贅述。

  日本學界對這套叢書所給予的極大關注，從日本的歷史學研究會[55]集中新銳研究者來為這套叢書撰寫書評，並於1990年6月一併刊發在其會刊《歷史學研究》（No.607）上可見一斑。一共80頁的這期刊物，從第30頁到53頁（以下只注頁碼），按照其刊登的次序，分別是笠原十九司對第12卷[56]、關和彥對第2卷、鶴田啟對第4卷、伊東貴之對第5卷、石井寬治對第6卷、鈴木邦夫對第7卷、鈴木邦夫對第8卷、藤井昇三對第9卷、伊藤悟對第10卷、小林英夫對第11卷的書評。日本學者的評論意見和提出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也仍然具有啟發意義，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和反思。

  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在對十三本書選題力圖從總體呈現中國學者對從原始、古代到現代日本各個時代的研究成果的努力表示肯定的同時，提出從標題上看，第1、2卷是原始、古代史，中世史一冊也沒有，就跳到了第3卷的《織豐政權與東亞》了，認為這是「中國學者日本歷史觀的反映」，也「反襯出日本學界對中世中日交涉史研究的現狀」。關和彥的這種意見，寫在對王金林的書評中。二十年之後，王金林的《日本中世史》上下卷的出版（2013年崑崙出版社），可以看作是對這一評論的回應吧，也體現了作者從善如流、堅持不懈和勇於擔當的精神。

  第二，「參考、引用的日本古代史研究著作很少。這不是王氏個人的問題，而是古代史研究的中日學術交流體制層面的問題。與日本的古代史研究者每個人還不是那麼積極、自覺地從事這方面交流有關。從組織上和個人方面都有必要留意這一點，以尋求研究成果的共享的體制進而充分地進行交流」（38頁）。對第4卷的書評中提到：「作者推算自清朝將台灣收入掌中以後到幕末，從長崎輸入的日本銅約為3億3000萬斤，而這個推算作者在該書中只引用了其自身的論文」（39頁）。

  第三，學術概念、用語的使用上，尚有待進一步推敲和思考。如評者對將「王朝」這個概念放到地名「奈良」和國名「唐」上進而並列起來作書名提出疑問，並且提出將奈良文化作為唐風文化、平安文化作為國風文化是否具有一般性的問題（38頁）。在論及《近世日本與中日貿易》時，提出因為作者對「鎖國」「海禁」這樣的核心概念缺乏具體分析，因而對當時兩國貿易的特質及中日關係的認識就難以深入（40頁）。

  第四，研究方法方面，特別是關於比較研究，對於第5卷，評論者強調進行思想的比較研究時要注意「比較雙方都具有抽象度很高的思想體系，而且只有設定特定的視角來加以分析，這樣的比較才具有某種有效性。而在這一點上，在日本未必存在漢代儒學或中國朱子學可匹配的體系性的思想，這就是本書的比較給人稍稍覺得有拘泥於字句異同的印象的原因之一。」評論者緊接著指出：「就像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中日兩國儒學實際上存在著影響的關係，對這樣兩種思想進行比較時，最為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其在接受之際出現的衝突和變化，特別是對研究像儒學這種具有很強的社會性的思想時，就不能單純地停留于思想的理論層面，如渡邊浩的《近世日本社會與漢學》（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所描繪出的那樣，其引起衝突與變化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差異，進而如本書作者自身也提到的『中日儒學社會機能的差異』（350頁），這些側面應該著力加以考察。然而本書給人的感覺只是停留於比較思想表面的異同。」「將具有不同社會歷史背景的思想家的思想，從其相關的背景中抽取出來加以比較，從而斷定誰先進之類的這種態度，大可懷疑。」「如作者在終章中所言，儒學具有在周邊諸國被接受的普遍性，但同時也有其產生於中國社會、文化中的非普遍性、特殊性，這是其傳向周邊諸國發生變化的很大原因。因此在比較中日儒學之際，兩方面的情況都必須研究，而作者有將重點放在其普遍性、共通性上之嫌，覺得誇大了儒學思想對日本的影響。特別是以古代文獻中所見的儒學語彙，就直接斷言具有單純的文飾以上的思想上的影響，是要慎重的。而且，對明治維新之後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國民道德、作為武士道變形的軍人精神等，也不能用儒學之名加以統括。作者的態度，如果斗膽用失敬的說法的話，不能不說是一種大國主義的想法吧。評者認為在進行思想的比較之際，雙方分別存在的情況自不待言，在現實交涉的情況下，在警戒陷入風土決定論或日本特殊論的同時，與著眼於兩者的共通性相比，在理解其思想及其社會背景的基礎上，關注其異質性，會更加有效」（41頁）。如此種種，強調在進行比較研究時要注意雙方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與普遍性、共通性相比，更應該注意其異質性，這些說法在方法論上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意見。

  但是，評者此時關於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如書評中所言：「尤其在古代，儒學對日本人而言，如津田左右吉所說的那樣，是『文字上的知識』吧」（42頁）。[57]可見津田左右吉的影響之深。王家驊曾經回應過這種批評，他說：「從戰後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尋求文化大國地位，許多思想家支持津田，將中國及朝鮮對日本的影響矮小化。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有責任梳理儒家思想對日本文化的影響，還歷史本來面目，我以為儒學到日本，發生一定變異是有可能的，但與中國總還是屬於同一種屬的。就像蒙古馬到其他地方，變成矮腳馬，但終究還是馬而非驢。我想以實證材料證明儒學對日本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學、史學及當代日本社會的影響。否認這些影響，是非歷史主義的。」[58]中日學者對中日關係史研究中的許多問題，都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見，這些不同意見的背後，既有方法論上的不同，也有立場上的差異。方法論的不同，是可以通過討論來達成彼此的共識的；立場上的問題，往往難以相互融通，但是通過討論至少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我們相信，整理和編輯出版王家驊的遺著《中日儒學：傳統與現代》，無論是在方法上還是在立場上，對於我們今天理解中日思想文化關係，都還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對這套叢書，日本學者還提出了許多其他很有意義的問題與意見，如對明治維新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分析過於抽象和簡略、對從攘夷到開國的具體歷史過程研究有待深入（45頁）、在孫文的對日觀上需要警惕「個人崇拜的歷史解釋」及力戒將「孫文偶像化的傾向」（49頁）、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批判及其興亡過程的敘述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其內在發展的邏輯上都還有待加強研究（50—51頁）、圍繞東北問題中日兩國的侵略與抵抗運動如果放到國際形勢的大背景下考察將更加全面（53頁），等等。如他們指出的那樣，其中許多問題，也同樣在日本學界存在。而這些問題在今天看來，是否依然具有參考價值或啟發意義，相信大家看過之後也是心知肚明的。

  這套13卷本的「東亞中的日本歷史」叢書，雖然是以「日本歷史」命名的，但是每一冊如上所述或通史性地或斷代地都貫穿了相應時期的中日關係或相關問題的比較研究，因此可以說「也反映了中國學者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成果」，[59]同時也可以看出日本史研究與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緊密關係。而大張旗鼓地以「中日文化交流史」命名的標誌性著作，則是90年代中後期由中國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的大修館書店出版的10卷本中日文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文版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叢書」）。這套書是由中日兩國學者共同編輯、撰寫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義與形式，可以說體現得更加充分。

  這套「大系」的內容及宗旨，中方主編周一良在《序》中指出：「本書宗旨——闡明文化交流自來是雙向的、相互影響的。」而內容「涵蓋面比較廣，計十個方面：歷史、法制、思想、宗教、民俗、文學、藝術、科技、典籍、人物，不愧大系之稱。」「由這十個門類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時代之久，方面之廣，相互影響之深，相互關係之密。世界上幾乎任何兩國之間都難以比擬。」[60]關於這套書的學術意義，有人評價說「《大系》的問世，標誌著具有中國特色的『日本學』正趨成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領域已能與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61]而其學術史意義，體現在每卷的序論中，從各卷序論對相關專題的交流與研究狀況的概述中可以獲得很多有益的學術史信息。「在《大系》的基礎上，再搞一部簡明扼要的單卷本通史」[62]的建議遲遲難以實現，可見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領域「簡明扼要的單卷本通史」的撰寫難度之大。

  這個時期，除了這兩套叢書之外，各種專著當然也有不少。而影響較大的，近代方面有王曉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古代方面有王金林的《漢唐文化與日本古代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具體內容與其他著作，限於篇幅，就不在此展開論述了。

  3.新世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況

  新世紀中日關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梳理。

  （1）通史性著作

  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勇的專著《日本文化——模仿與創新的軌跡》，該書雖然書名和章節都沒有打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標籤，但是我想也可以作為一本中日文化交流史來閱讀。其寫作意圖如《前言》所記：「通篇以『模仿與創新』為主線，聚焦於生成日本文化之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63]那麼，如何解釋這「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呢？他在《結束語》中作了精練的回答，即：「從中國傳來文明的種子，在日本的土壤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與當地的花樹草木和諧相處，烘托出蔚為壯觀的文化景觀。」[64]值得一提的是，王勇也是上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工程的發起者之一。關於這一點，該叢書的策劃張憲章在《中文版編後附志》中這樣記述：「首先應予記載的，是杭州大學王勇教授和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西進教授的倡議之功。1990年秋二位教授首倡是議，揭開了這一工程的帷幕。」[65]當時還不到40歲的王勇，之所以具有這種號召力，除了出於對「中日交流史」研究的熱忱之外，學術事業的組織能力當然也得到了充分的證明。而他個人的學術事業也從研究「遣唐使」出發到提出「書籍之路」，再到2014年成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筆談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首席專家，其「交流史」視野與深度不斷拓展，其所在的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以及現在的東亞研究院，也一直是中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鎮。

  「在《大系》的基礎上，再搞一部簡明扼要的單卷本通史」，這種願望首先以高等學校教材的形式得以實現了，這便是201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滕軍主持編寫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與研究》。該書是滕軍在北京大學講授「中日文化交流史」通選課13年的教學成果結晶。該書以人物交流為主線敘述中日文化交流在秦漢六朝、隋唐、晚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代、明、清前期六個時期的發展脈絡，其中附有對中日相關史跡的實地考察報告，這種以實際行動「續寫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做法，不僅增加了現場感和可讀性，而且可以為對中日文化交流史有興趣的讀者提供嚮導和知識的普及。而六篇綜述，即中日文字、文學與書籍的交流、藝術的交流、建築的交流、科技的交流、民俗的交流，則主要是對上述「大系」的概括與提煉（中日建築的交流綜述主要參照了張十慶的《中日古代建築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天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這樣就可以以專題的形式為正文中以人物為線索所未能涵蓋的交流史內容給予補充。閱讀該書，讀者既可以得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總體面貌，又能夠領會以人物為中心的主要脈絡，還可以感受到眾多鮮活的史跡。應該說這是一本獨具匠心、引人入勝的好教材。

  具體領域的通史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有日本漢文學、漢學、中國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陳福康的《日本漢文學史》上中下三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李慶的《日本漢學史》共五部，第一部起源和確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轉折和發展（1945—1971）、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部變遷和展望（1989—），2010年全帙五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併出版；嚴紹璗的《日本中國學史稿》，2009年作為閻純德、吳志良主編的「列國漢學史書系」的一冊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其他如郭蘊靜、周啟乾的《中日經濟關係史》（上下，崑崙出版社，2012年）、季羨林、湯一介主編的《中華佛教史》中楊曾文所著的《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馮立昇的《中日數學關係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孫玉明的《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以及較早出版的王桂等編《中日教育關係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劉起釪的《日本的尚書學與其文獻》（商務印書館，1997年）、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與中國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等等，這些著作在相關領域都有開創之功，值得關注。

  如何在13卷本「東亞中的日本歷史」和10卷本的「大系」以及大量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一本超越木宮泰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66]的綜合性的學術專著《中日文化交流史》來，仍然是中國學者尚需努力的目標。

  （2）史料整理

  史料整理研究，如上所述，汪向榮積數十年之功的著作《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和《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他校注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日本考》（與嚴大中校注）也收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由中華書局出版，其學術史意義可謂功莫大焉。

  80年代以來，出版了不少影印的資料集。如1985年杭州古籍出版社精裝影印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抄》（全二十冊）。該叢書由（清）王錫祺編，分初編、補編、再補編各十二帙，光緒三年（1877）開始編輯，二十三年編刊完成，廣輯清代地理著作1366種，亦收錄關於日本、朝鮮、東南亞及英、俄等歐美各國的研究、介紹及見聞著作。日本方面的，有傅雲龍的《日本疆域險要》《日本沿革》《日本河渠志》《日本山表說》《日本風俗》，黎庶昌的《游日光山記》《游鹽原記》《訪徐福墓記》，陳其光的《日本近事記》，王韜的《扶桑遊記》《日本通中國考》《琉球問歸日本辨》，王之春的《東遊日記》《東遊瑣記》等等。

  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積畢生精力收集晚清民國時期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其中「東遊日記」達二百餘種，至今收藏在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隨著國內學者對「東遊日記」學術價值認識的提高和研究的推進，「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將東遊日記作為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王寶平主編的「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影印出版了《教育考察記（上、下）》（呂順長編著，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後來此「集成」改名為「晚清東遊日記彙編」又影印出版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日本政法考察記》（劉雨珍、孫雪梅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日詩文交流集》（王寶平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此外，王寶平還編著有《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系統的基礎史料。

  近年來，名人書簡的整理頗有聲色。如張小鋼編注的《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影印且活字標點，大象出版社，2011年），李廷江編著的《近代中日關係源流：晚清中國名人致近衛篤麿書簡》（影印且活字標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小川利康、止庵編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隻影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這些書信原件的整理出版，對於深化近代中日關係、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我們看周作人1937年12月7日給松枝茂夫的信，其中說到：

  六月中曾為《國聞周報》寫一小文，說明了解「日本精神」之難，截至今日只能自白曰不懂，蓋吾人平日所稱為日本文化而加以讚嘆解說者實在只是東亞共有文化之一色相，因此吾儕漢人亦覺得能了解，此種研究可以為治國故（支那學）者之助，卻與了解日本民族完全無用，鄙人以前所知之百一即屬此方面，近日知其無益，故不願再以此自欺欺人也。鄙意欲知日本國民精神須從神道下手，此處不敢牽涉「祭政一致」等大道理，乃只是就「お祭り」為主的民間信仰說，鄙人直覺的感到日華兩族最殊異者乃在宗教的情緒，如「神憑」這種事實在漢族今已幾乎全無矣。但鄙人自信是出於儒家的人，對於宗教完全隔膜，「祭り」等事雖有興味，實覺無入門研究之希望耳。數年前曾將文學店關門，今於盧溝橋事件之前又將日本研究店閉歇，可謂得時，此後談東方文化者將如雨後之菌矣。以後作何事尚無計較，此一年乃在翻譯，將希臘人自著神話翻譯成漢文，本是多年宿望，於今得達亦是大好事也。妄談希勿見笑，此上松枝先生座右。[67]

  信中提到的《國聞周報》的「小文」即《日本管窺之四》。這封信對於我們理解周作人從「管窺」之後到前文提及的1940年底寫的《日本之再認識》之間的思想情緒的關係就很有幫助，如日本文化中「東亞共有文化之一色相」對於「了解日本民族完全無用」的說法與他後來強調的應該於「同中求異」是一致的。另外如「鄙人自信是出於儒家的人」、「今於盧溝橋事件之前又將日本研究店閉歇，可謂得時」等自白，對於理解當時周作人的心緒都是很好的材料。近代以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許多細緻的工作還有待深入，書信、日記、筆談[68]等基礎史料的挖掘整理，無疑對於推進這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

  雖然我們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已經作了不少工作，但是總體上看還是顯得有些零散，還不系統。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日本研究界還有一批有識之士具有強烈的原典意識，這裡又不得不再次提到王勇，他在2007年5月1日寫的《〈中日關係史料叢刊〉總序》中說：

  縱觀中國的日本學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步入正軌，雖然在局部出現領先世界的亮點，但整體水平尚未躋身國際前列。究其原因，學術空氣浮躁，二手資料泛濫，很少有人潛心建構基礎的工作。

  有鑑於此，我所創建以來，堅持每周一次的讀書會活動，逐字逐句研讀中日關係原始史料，畢十三年之功完成《中國正史日本傳新注》（三卷）後，重心轉向日本的漢文典籍，擬整理出一批涉及中日關係的重要文獻，為日本學研究打下基礎。

  這套書收錄的範圍，既包括日本人撰錄的典籍，如《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唐大和上東征傳》、《鄰交征書》、《異稱日本傳》、《善鄰國寶記》等；也涵蓋中國人撰著的典籍，如《延曆僧錄》、《日本考略》、《吾妻鏡補》等；同時考慮採擇一些資料彙編，如《佚存東瀛的唐代詩文》、《日本典籍中的清人序跋》、《四庫全書中的日本史料》等。當然，這些僅僅是筆者現在想到的，具體選擇何種書目，規模擴大抑或縮小，則要因人而定、審時變通了。[69]

  這套「中日關係史料叢刊」已經出版了一種，即《鄰交征書》，但是自2007年之後，未見該叢書的第二種出版，雖然也知道有的選題已經另行出版，作為序文中提到的「讀書會」的親歷者，也作為「原典意識」的共鳴者，衷心希望這套「叢刊」不要因為「審時變通」而打亂計劃。

  （3）文獻學研究

  嚴紹璗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全三冊，中華書局，2007年），在其個人而言，積二十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僅可以成為他的「墓志銘」，[70]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文獻學研究領域中也的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我想，也許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和豐富。可喜的是，這種完善的工作已經開始有人在切切實實、扎紮實實地做了。比如黃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就專門有一節為「《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散曲戲曲部分正誤」。黃著對《書錄》第三冊中的「散曲之屬」與「南北曲之屬」（第2039—2061頁）進行覆核，發現不少問題。其結論是「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五的條目，編著者曾經查閱過原書（存有兩個以上版本時，有時還只查核了其中一個版本）。」認為其「存在問題的條目所占比例明顯偏高」，並分析指出：「目驗原書比例過低，抄自不同的目錄、書志，憑感覺予以單列或歸併，沒有再覆核原藏者目錄，沒有用同類古籍善本書目加以印證，這些都是造成《書錄》錯誤頻見的原因。」[71]無論黃著所言是否屬實，一部四百餘萬言的皇皇巨著，出現一些錯誤在所難免，也瑕不掩瑜，但是其提出的問題，作為一種方法和態度，不僅對於我們完善和豐富這個裡程碑而言，就是對一般的文獻學、書志學，進而一般的歷史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對中日漢籍文獻交流的專題研究，在九十年代比較有影響的如王勇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到新世紀，這種分門別類的書志書目工作還有人在做，如蘇桂亮、阿竹仙之助合編的《日本孫子書知見錄》（齊魯書社，2009年），劉毓慶、張小敏編著的《日本藏先秦兩漢文獻研究漢籍書目》（三晉出版社，2012年），胡寶華編著的《20世紀以來日本中國史學著作編年》（中華書局，2012年）等，這些著作是否經得起逐條目驗原書的覆核，也還有待檢驗吧。而1946年已經編成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這部珍貴文獻，在2012年由上海的中西書局正式出版，其「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學術價值和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72]當然自不待言。

  除了書志書目的研究編纂之外，綜合性的文獻學研究，也有值得關注的成果。如「日本《論語》古抄本綜合研究」作為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的重大項目於2009年在劉玉才教授的率領下成功立項，該項目「致力於深入梳理日本《論語》古抄本的傳承源流，探究其文本變遷狀況，並與中國通行版本進行文本比勘，施以文獻學綜合研究。」為此影印出版了日本《論語集解》的三個典型抄本：「三十郎盛政傳抄清家點本」、「青蓮院本」和「林泰輔本」，分別撰有解題並附有校勘成果。[73]此外還集中翻譯介紹了日本學者高橋智的研究成果，[74]並組織了專門的學術研討會。[75]像文獻學這麼「奢侈的」學問能夠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不斷推進，或許也是國力強盛、研究者開始能沉靜下來的一個表現吧。

  （4）各種比較研究與專題研究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曉秋，2012年出版了一本《東亞歷史比較研究》，該書的前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意義和方法》既有很強的針對性，又很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值得一讀。他說：「歷史的比較研究並非隨意把兩個歷史現象拿來就可以作比較研究。它必須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則，也就是一般應屬於同類型或同層次的歷史現象才可以作比較，比如同樣是改革、革命、農民戰爭，或同樣是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等，或者至少是比較的雙方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或關係。因此在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時，一般首先要確定可比性的主題，然後分別研究可比各方的特點、過程和根本屬性，再比較其異同，從同中求異，異中求同，進而尋找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繫、本質和規律。」「東亞各國的歷史既有許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異性，還有不少關聯性，從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較研究的課題，而且也是東亞各國文化學術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外交、國際關係等方面現實的迫切需要。」[76]這些話，簡明扼要，已經把道理講得很通透。

  中日比較的確有許多題材可以研究，實際上這方面的成果也很多。如前所述，六興出版社的13卷本，「比較」可以說幾乎是每一卷中或明或暗的主題。此後在哲學、文化方面，如李威周編著的《中日哲學思想交流與比較》（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1年）、李甦平的《聖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王中江的《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等等，到新世紀之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如徐水生的《中國哲學與日本文化》（中華書局，2012年）、周見的《近代中日兩國企業家比較研究：張騫與澀澤榮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錢國紅的《走近「西洋」和「東洋」——中日世界意識形成的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張中秋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較研究——以唐與清末中日文化的輸出與輸入為視點》（法律出版社，2009年）、孟祥沛的《中日民法近代化比較研究——以接待民法典編纂為視野》（法律出版社，2006年）、劉曉峰的《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王小林的《漢和之間：王小林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張永廣的《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比較研究（1860—1950）》（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等等，不勝枚舉。而比較研究要做到既有宏觀的文化視野，又有精細的心理分析；既有不露痕跡的理論提煉，又有親歷現場的鮮活體驗；既有抽絲剝繭的歷史敘述，又時刻關注當下的時代狀況，這很不容易，但是，王敏的《漢魂與和魂——中日文化比較》（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做到了這些，該書基於她從事中日文化交流的豐富的切身經驗和敏銳觀察，加上其生花妙筆，可以說是一本難得的雅俗共賞的佳作。

  專題研究方面的成果涉及的領域之廣、數量之多，更是令人眼花繚亂。就我比較熟悉的領域而言，如鄭匡民的《梁啓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西學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尚小明的《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呂順長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楊繼開的《清末變法與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朱憶天的《康有為的改革思想與明治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張玉萍的《戴季陶與日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趙京華的《周氏兄弟與日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董炳月的《「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沈國威的《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容受與共享》（中華書局，2010年）、郭連友的《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王守華和王蓉的《神道與中日文化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都各有閃光之處。還有王維坤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江靜的《赴日宋僧無學祖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陳小法的《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同上）、朱莉麗的《行觀中國——日本使節眼中的明代社會》（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以及前述汪向榮的相關著作等等，近代以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與純粹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相比，要活躍得多。

  中日之間的相互認識，最近成為學界比較關注的課題。日本的中國認識，比較有影響的如楊棟樑主編的六卷本《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此外有吳光輝的《日本的中國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及其前述《他者之眼與文化交涉——現代日本知識分子眼中的中國形象》、譚建川的《日本教科書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反過來，中國人的日本認識，有汪向榮的《古代中國人的日本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彭雷霆的《近代中國人的日本認識（1871—191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