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餘論
2024-10-13 10:54:12
作者： 吳廷璆
魏源同年出版的《聖武記》與《海國圖志》，儘管《聖武記》先傳入日本，但是有論者認為「在日本滲透的程度和影響遠不及《海國圖志》。其原因在於《聖武記》大半是清朝皇帝創業以來的武功史，日本人對此不怎麼關心。卷十一至十四末尾諸卷日本人雖也關心，其翻刻版也出版了一些，其視野限於軍事上的問題，不如《海國圖志》那樣涉及西歐諸國的人文、社會現象視野之廣，因此與《海國圖志》相比，人們對《聖武記》的興趣不大。」[32]這種分析雖然不無道理，而魏源著作這兩部書的用心及其不同側重之所在，幕末儒者鹽谷宕陰（1809—1867）早在嘉永七年（1854）的《翻刻海國圖志序》中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他說：
予向者讀魏默深《聖武記》，以謂此魏氏之懲毖錄也。道光鴉片之亂，殆與朝鮮壬辰之事類，而默深之忠慨義憤，十倍柳成龍。於是欲述懲前毖後之意以儆世。然舉敗事近於揚謗，頗有難於立言者焉。故首紀祖宗豐功偉烈，然後及武事余記，若曰今能師祖宗，則於善後乎何有？而善後之方，寓乎余記。可謂立體之得宜者矣。及讀《海國圖志》，則又謂此懲毖外篇也。記以省我、圖志以知彼。英主碩輔，能斟其意、擇其策，舉而施諸政事，則轉禍為福、變凶為吉無難也。[33]
鹽谷將《聖武記》作為「懲毖錄」，認識到魏源的「忠慨義憤」和「欲述懲前毖後之意以儆世」的目標，而且在具體的寫作與表現方法上，體會到魏源的良苦用心，即「舉敗事近於揚謗，頗有難於立言者焉。故首紀祖宗豐功偉烈，然後及武事余記，若曰今能師祖宗，則於善後乎何有？而善後之方，寓乎余記。」並讚賞這種做法「可謂立體之得宜者矣」。與《聖武記》相對應，他認為《海國圖志》為「懲毖外篇」，兩者的關係為「記以省我、圖志以知彼」。鹽谷對魏源理解得如此透徹，當然與當時中日兩國的相似境遇密切相關，可謂魏源的「海外知音」。
而同在1854年，因吉田松陰「偷渡」事件而受牽連、身陷囹圄的佐久間象山在獄中則直接將魏源稱為「海外同志」。他在《省愆錄》中寫道：
先公登相台，嗣管海防事。時英夷寇清國，聲勢相逮，予感慨時事，上書陳策，實天保壬寅十一月也。後觀清魏源《聖武記》，亦感慨時事之所著。而其書之序，又作於是歲之七月，則先予上書，厪四月矣，而其所論，往往有不約而同者。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正可謂海外同志矣。但魏雲，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遂以堅壁清野、杜絕岸奸，為海防家法。予則欲盛講炮艦之術，而為邀擊之計，驅逐防截，以制賊死命於外海，是為異耳。[34]
可見，魏源對幕末日本的影響，重要的並不在於其思想比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先進，或其見識視野比他們高遠廣博，他們對具體問題的觀點可以不一樣，關鍵是這些不同無礙於他們在相似的西力東侵的國際境遇中作為「海外知音」或「海外同志」的精神上或情感上、心理上的相契、相惜。從這種意義而言，談魏源的影響，恐怕就很難將其《聖武記》與《海國圖志》截然分開來講。但是，不能不承認，《聖武記》在幕末日本主要還是被作為一部「兵書」來看的，從1850年鷲津毅堂的「海防之策，莫善於是篇」的充分首肯，到1854年佐久間象山嫌魏源「以堅壁清野、杜絕岸奸，為海防家法」保守，而主張要「盛講炮艦之術，而為邀擊之計，驅逐防截，以制賊死命於外海」，即提倡主動進攻、以攻為防的不同策略，觀點雖然不同，但重視的都是其兵法、戰術的方面。
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日本從西方列強的威脅下「掙脫」出來而變成了列強中的一員，中國這個昔日日本的「唇齒之國」也變成了日本與西方列強共同侵略的對象。為了更好地統治中國，了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清朝衰亡的歷史，成為實現或鞏固日本「興亞」理想的新使命和新「借鑑」，於是，《聖武記》作為歷史著作又重新得到重視。
內藤湖南（1866—1934）在論述清代的史學時，指出《聖武記》是魏源寫的「清代的現代史」，而且是對清朝的衰運「懷著很大的歷史興致來寫作」的，因此也能「喚起讀者很大的歷史興趣」，感嘆魏源的《聖武記》「用如同詩一樣的寫法，具有刺激讀者的力量。」[35]而且，內藤1915年8月在京都大學講授《清朝史通論》，其所列的綱目中，就將《聖武記》（三種）列為「關於清朝史著述」標本之首位，[36]並言及其傳入日本的情況與特點，說：《聖武記》「在日本也翻刻了其一部分，且傳入日本很多部，無論是誰，想看的話都可以見到。該書有三種版本，每版都不同，總之，它是由中國人對清朝歷史經過自己的新思考而寫成的最有力的著述。」[37]而他早在1900、1901年發表的論文《清國創業時代的財政》《清朝興衰的關鍵》中大量引用了《聖武記》的內容。後來這些論文作為附錄收入其出版的《清朝衰亡論》（東京：弘道館，1912年）中，在1944年其《清朝史通論》出版之際，《清朝衰亡論》又被錄入再版。[38]興亞院政務部所譯《聖武記》的具體緣由，雖然尚待查明，但可以肯定，它與像內藤湖南這樣的與當時政局緊密相關的「國策性」學者或「智囊」不會沒有關係，儘管在這部「全譯本」《聖武記》出版近十年前內藤湖南已經去世了。
魏源的《聖武記》1844年傳入日本後，從1850年翻刻本《聖武記采要》被幕府禁止出版到1943年由政府組織力量以「興亞院政務部」的名義全文翻譯出版，經歷了百年的歷史。這一百年中，中國和日本的社會、歷史都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百年前的這本中國典籍在日本，隨著「讀者的眼光」的變化，或者重視其作為「兵家之書」的屬性，或者將其視為史家之書、作為一個清史著述的標本；或者對其興味盎然，或者覺得興趣不大。探索《聖武記》傳入近代日本被翻刻、翻譯的百年經歷，可以為我們思考中國因素在近代日本知識建構中的作用提供一個鮮活的樣本。
（原載於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20集，2016年春夏號）
注釋
[1]本文根據2014 年10 月28 日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主辦、在杭州召開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4·歷史學·第五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報告整理而成。
[2]中山久四郎：『近世支那より維新前後の日本に及ぼしたる諸種の影響』（原載史學會編『明治維新史研究』，東京：富山房，1929 年），見中山久四郎：『読史広記』，東京：章華社，1933 年，第226頁。
[3]同上，第229頁。
[4]開國百年記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獻解題』，東京：乾元社，1953年。
[5]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叢刊一），関西大學出版部，1967年；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年（此書由戚印平、王勇、王寶平翻譯為《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6]李文明：《〈海國圖志〉影響日本問題商榷》，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6頁。
[7]王曉秋：《〈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90頁。又見於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第34頁。
[8]『海國図志籌海篇訳解』（1855年再思堂藏版，譯者平安學古館南洋梯謙）有「海國図志訳解序」曰：「海國圖志，全部六十卷，合二十四本，清人魏源所撰也。舶來僅止數本，蓋近歲清國瀕海患，夷兵入寇，魏氏因述御夷之術，自謂出韜略之右。余以其言為過情難信。既而閱之，其所載籌海篇，揭其要，謂水陸異戰法，器械亦隨變。惟臣艦大炮之尚，洋夷雖有英佛俄羅彌利之別，而至器械則同，左艦與炮矣。於是有水手操麾弓馬之將，就卒伍之勢。余始信乎，魏氏之言不誣也。以為此天下武夫必讀之書也，當博施以為國家之用，此譯解之舉所由起也。抑欲施之水手輩，非供高明君子之覽也。」見前述『鎖國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獻解題』，第153頁。
[9]參見中山久四郎：『読史広記』，第219—220頁。
[10]參見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第194—195 頁。又見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 究』,同朋舍1984 年初版),第371—372 頁。大庭脩在『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方書店1980 年初版)中亦有論及,見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中華書局,1997年，第181—182頁。
[11]時間欄中或為「書籍元帳」作成的時間,往往比實際傳入的時間晚一年。如大庭脩認為《聖武記》最初傳入日本的時間為弘化元年(1844),而相關「書籍元帳」作成在弘化二年(1845)。 見『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第194 頁。備註欄中的頁碼為『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的頁碼。
[12]匁（讀作monme），既是重量單位，又是貨幣單位。這裡是貨幣單位。江戶時代銀貨的貨幣單位中，相當於貫的千分之一、分的十倍、厘的百倍。在具體標記時，如果是整十、整百的時候，也用目來代替匁，如十目、百目。作為銀的重量單位，一枚=十兩=四十三匁，這種算法到江戶時代末都通用。在中國，一兩是十錢（十匁）。
[13]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第34—35頁（括號中為作者原注釋）。大庭脩的『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中說到：「嘉永三年四月，出版了由尾張的鷲津監（毅堂）校對的《聖武記采要》三冊，翻刻了原書的『守城篇』、『水守篇』、『防苗篇』、『軍政篇』和『軍儲篇』。這一翻刻是在原書刊行後的第八年、初傳日本後的第六年和被銷售於市場後的第四年。此外，《聖武記》附錄四卷四冊中的卷十一至十四也被翻刻，『他山之石』中的卷一、二收錄了《聖武記摘錄》。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翻刻本都採用幕府末期，即近代的活字印刷法印行，內容的選擇和印刷方法都顯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第194頁。譯文為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372頁。）又大庭脩的《江戶時代日中秘話》中論及：「1850年（嘉永三年）4月，由尾張的鷲津監（毅堂）校訂的《聖武記采要》三冊出版，並翻刻了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軍政篇、軍儲篇。這年正是《聖武記》在中國出版的第八年、第一次舶來的第六年、在日本公開出售的第四年。同年，齋藤拙堂的《聖武記附錄》收錄了《聖武記》第11至14，添川寬平的《他山之石》收錄了卷1至卷2。與此同時，《聖武記》得益於近代活字印刷技術的發展，開始在日本刊行。」（徐世虹譯本，第182頁。）
[14]見《中國哲學》第十二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7頁。
[15]李瑚：《魏源研究》，朝華出版社，2002年，第426頁。
[16]夏劍欽、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湖湘文庫 乙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頁。
[17]石黑萬逸郎在其編輯發行的著作『有隣舎と其學徒』（一宮高等女學校校友會，1925年）中稱「嘉永三年開始毅堂有關事實的第一事件」為「聖武記事件」。見該書第165—167頁。
[18]三島毅：「鷲津毅堂先生碑」，磯ケ谷紫江著『墓碑史蹟研究』第5巻，東京：後苑荘，1927年，第558頁。
[19]三島毅：「鷲津毅堂先生碑」。同上，第559頁。
[20]宮武外骨：『筆禍史』，東京：朝香屋書店，1926年改訂增補再版（1911年初版），第165頁。
[21]宮武外骨：『筆禍史』，東京：朝香屋書店，1926年改訂增補再版（1911年初版），第167頁。
[22]內藤恥叟：『德川十五代史』第六卷，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69年，第3014頁。
[23]永井荷風：『下谷叢話』，東京：春陽堂，1926年，第116頁。此史料又見於石黑萬逸郎的『有隣舎と其學徒』第166—167頁。此書謂「毅堂為此被解除尾張藩籍」，與此史料中的「浪人鷲津郁太郎」相應。此書謂史料出自「金井安全的見聞錄」（第166頁）。參照增田涉：《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由其民、周啟乾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頁。
[24]永井荷風：『下谷叢話』，第113—114頁。
[25]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四輯史部第十冊，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4頁。卷首有校訂者中山信古的簡短說明，全文為：「《聖武記》，吾得重訂本，乃魏氏定本也。比諸舊刊尤完備矣。向本邦抄而行世活字本及采要、他山之石等，皆據舊刊本，誤脫頗多，吾以為遺憾。因欲翻刻重訂本以公乎世，然全部不能遽畢謄寫，今取其先成者數篇附訓點授諸剞劂氏，姑題曰：拔萃。是以其次序不襲舊目云爾。山中信古識。」同上。目錄中的卷五至卷八，或為第二集，未見。
[26]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第194頁。
[27]參見坂ノ上信夫的『幕末の海防思想』（東陽堂，1943年）、原剛的『幕末海防史の研究 : 全國的にみた日本の海防態勢』（名著出版，1988年）。
[28]參見岩間 一雄的『海防論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載岡山大學法學會編『岡山大學法學會雑誌』32卷1號，1982年7月。
[29]興亜院政務部訳：『魏源聖武記』，東京：生活社，1943年。「訳序」，第1—3頁。
[30]興亜院政務部訳：『魏源聖武記』，第725頁。
[31]「興亜院事務分掌規程」（1938年12月16日施行），見興亜院政務部編：『興亜院執務提要』，1940年1月，第38頁。
[32]源了圓：『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海國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日本研究』第9集，1993年9月。
[33]塩谷宕陰：『宕陰存稿』卷四，塩谷氏藏梓，東京：山城屋政吉，1870年。
[34]佐久間象山：『省愆録』（1854年），『渡辺崋山 高野長英 佐久間象山 橫井小楠 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415頁。所言「先公登相台」指松代藩主真田幸貫於1841年6月至1844年5月任幕府老中，期間有一段時間負責海防事務。「予感慨時事，上書陳策」，指其於1842年11月24日的「海防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
[35]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築摩書房，1969年，第408、409頁。參見馬彪中譯本《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1頁。
[36]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綱目』，『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第447頁。
[37]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同上『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第272頁。
[38]『清朝衰亡論』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築摩書房，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