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適應策略的端緒

  一個民族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與外來文化傳播者所採取的傳播方式有著直接的關係。外來文化的傳播者為避免激烈的文化衝突，往往需要講求「軟著陸」方式以適應當地文化的特性。各民族間的正常文化交往還需要相互尊重，一種文化要在另一文化圈中得到真正的認可，就必須在某些方面適應當地人的文化需求。耶穌會基於其在全世界範圍傳教活動的經驗，已經意識到這些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奧秘。他們非常注意研究傳教地區的文化習俗，並在理解和尊重當地文化的基礎上制訂他們的傳教方式。他們雖然在南美洲等文化不太發達的地區，曾經直言不諱地將天主教的信仰硬塞給當地人，但是，一旦進入被認為是高度文明的文化圈，他們便首先迎合當地的文化和習俗，採取適應主義策略，循序漸進，小心翼翼地實現他們的傳教目的。東來耶穌會士既不是追求眼前利益的商人，更不是出於貪婪領土欲望而採取武力征服的殖民者。他們的目的是要獲取更多的信徒，這是一種獲取心靈的工作，而急於求成和藉助武力都是無濟於事的。因而要達到他們傳播天主教目的的最好方式，就是採取文化適應主義的和平傳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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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勿略初到日本即察覺到日本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資質，他讚譽日本人說：「這個國家的國民是在我們接觸過的國民中最傑出的。」[18]日本文化的水準使傳教士們意識到像在其他地區那樣實行強制傳教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能奏效的。據此，耶穌會在對不同階層採取不同傳教策略的同時，試圖制定一整套文化適應的傳教方案。這種方案的宗旨是在恪守天主教教義實質的前提下，儘量使傳教方式「日本化」，以避免與日本本土文化發生衝撞。由於沙勿略於1552年去世，因而，系統制定適應傳教策略的使命便落到了他的後輩、身為耶穌會遠東巡察使的范禮安身上。

  范禮安1538年生於義大利，畢業於當時被認為是歐洲思想先驅搖籃的義大利帕多瓦大學，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當時歐洲大學的中心已由巴黎、牛津轉到義大利的帕多瓦。帕多瓦大學曾造就了一大批後期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如彭波納齊、泰萊西奧、康帕內拉等都曾在該校學習。此外，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都在帕多瓦大學渡過了他們一生中的重要時期，而與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齊名的醫學著作《人體結構》的作者維薩留斯也曾在帕多瓦大學工作。人們認為帕多瓦大學是「世界上所有其餘大學醫學的帝國大學」，「從任何角度看，都可斷言作為科學革命寶座的榮譽，帕多瓦應當是首屈一指的」。[19]范禮安在學的16世紀中期，正是帕多瓦大學的鼎盛時期。一些專門研究范禮安的學者認為，范禮安也具有文藝復興思想家的一面。[20]范禮安1566年入耶穌會，1567年以後在耶穌會創立者羅耀拉創設的羅馬神學院學習自然科學、形上學、哲學以及神學，1570年為神父，繼而為羅馬修道院的修道長，1571年任修道院院長。1573年被任命為遠東巡察使，1574年率41名耶穌會士從里斯本出發，於1577年10月抵達葡萄牙在東亞的據點澳門。

  范禮安在繼承沙勿略適應方針的同時，又從早期教會的傳教史中得到了啟發。早期教會對當時的希臘文化採取的方針是：在與其適應中徐徐滲透，進而不斷擴散基督教的影響。這是一個傳教適應問題，即在將基督教導入非基督教國家時，應採取什麼態度，是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要將其完整的體系原封不動地搬去，還是允許漸進地滲透移植。早期教會正是通過與希臘文化的結合，才使基督教得以深入希臘世界。希臘化時代的基督教就像是撒在希臘世界土壤中的一粒種子，它利用了當地土壤中的各種養分，在不失自己本質的同時，也生成了一種複合文化。此外，在1577年范禮安初登澳門的同時，恰好活躍在拉美秘魯和墨西哥的秘魯教區長耶穌會士阿科斯塔（1540—1600）將題為《向印第安傳布福音》（Deprocurande Indorum Salute）的論著呈獻給耶穌會總會長。書中首次論述了如何適應全世界各傳教地區文化（其中談及日本、中國和印度）的系統傳教理論。阿科斯塔的傳教理論使范禮安更加堅定了信念，開始實施以高度評價和尊重東方文化為基礎的適應政策。然而，16世紀的天主教畢竟已經形成完整的教義、教理、教規和發達的組織。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在實行適應策略的時候，要對天主教和異文化圈中的文化作出鑑別，認清哪些是具有人類普遍價值的因素（可以通融的因素），哪些是各自特有而又相對穩定不變的因素（不可調和的因素）。而這種識別是一項微妙、困難而又危險的工作，其實質是：如何才能做到在不改變天主教本質的前提下，又能夠與當地文化和平共處。它是擺在范禮安面前的新課題，同時也是東來耶穌會傳教士們在實地傳教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來日耶穌會士採用的適應主義和平傳教的原則，也將是本章內容的關鍵線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