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傳播的使者

  退一步說，即使耶穌會在歐洲留下的歷史劣跡都是事實，我們還應注意到，歷史上對耶穌會的惡評是在歐洲形成的。換言之，一些歐洲人對耶穌會的厭惡，是針對耶穌會在歐洲的作為。而在本論題中卻可以暫且不論耶穌會在歐洲的所作所為，因為我們要研究的是耶穌會在遠東的作為，而不是對耶穌會整體作出評價。因而，隨著這種空間的轉移，必須重新認識東來耶穌會士的特徵和歷史地位。

  

  辨明早期歐洲殖民者與來華耶穌會士的關係，是對耶穌會士作出評價的一個關鍵所在。應該承認這樣的歷史事實，即中國和日本與那些已經成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國家不同。「16世紀和17世紀，西方在艦艇和武器上並沒有絕對優於遠東，因而未能使它對遠東取得支配地位。在遠東與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迂迴衝突中，遠東人保持了主人的地位，當他們想要斷絕與西方的關係時，他們的西方來客沒有力量來抵制這一舉動。」[12]對此，對耶穌會士持強烈批判態度的中國學者也不否認。「無論這些傳教士怎樣熱狂陰謀，偌大的中國終究不是葡萄牙（1580年合併於西班牙）或西班牙所可以輕易征服的。尤其在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擊敗以後，海上的主人換成了新教的英國和荷蘭，天主教士失去了武力的後盾，陰謀更不容易實現。」[13]當然在沒有到過中國本土而並不了解中國的耶穌會士中，也曾經有極個別狂妄無知的中國盲提出過以武力強行傳教的設想。1584年耶穌會士桑徹斯來到澳門，提出以利瑪竇等在華傳教士為引線，利用葡萄牙軍隊的武力，推進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甚至提出：「倘中國皇帝過於執拗，故意禁阻傳教工作，盡可借軍隊之力，取消其治國權。」[14]而利瑪竇等在華耶穌會士的原則是，「不單不借用武力，而且極力與佛朗機（葡萄牙）脫離干係」。[15]我們不能把像桑徹斯那樣一些在澳門的耶穌會士中的極端分子與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混為一談。換言之，把耶穌會士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全面肯定或否定的判斷，都會背離歷史事實。事實上，在中日兩國的耶穌會士始終實行的是和平傳教的方針，即使在日本豐臣秀吉和德川幕府虐殺傳教士的時代，除了道義上的譴責外，並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武力干預。

  耶穌會士們出於宗教信仰，不畏生死前來東方傳教。如果能理解這種基於信念的文化傳播使者的精神，大概會對他們作出更近人情的評判。據統計：「17世紀中，耶穌會由歐洲到澳門的傳教士，多半死在途中。1618年，22人動身，生抵澳門者只有8人；後26年，6人動身，死者4人；又再過12年，動身者9人，生抵澳門者4人；後1年，17人動身，死者竟達12人。又後17年，被派者13人，生者僅3人。」[16]著名來華耶穌會士湯若望（J.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即是上述1618年從里斯本起航，經過與驚濤駭浪、瘟疫和海盜的搏鬥，劫後餘生於1619年抵達澳門的。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1614—1661）、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則是1657年（上述「後1年」）出發來華的倖存者，其中衛匡國曾多次瀕於死亡。這些傳教士多在中國生活幾十年，很多人的墓碑至今還樹立在中國的土地上。如果聯想到中國歷史上為傳播佛教六次東渡並因此而失明的名僧鑒真、不畏險惡的長途跋涉而去「西天取經」的玄奘，大概就更容易理解耶穌會士的宗教信念。這種獻身精神如果不是出於虔誠的信仰和傳播、攝取文化的信念，又能作何解釋呢？

  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殖民者不斷湧向世界的各個角落，亞洲國家也是他們的主要獵物。殖民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財富」。然而，他們卻得到了本不應該得到的榮譽。人們經常這樣評價新教：「如果沒有給近代資本主義奠定基礎的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就不會看到一隻手捧著聖經，一隻手撥弄著算盤的那些作為近代商人而自由活躍的人們。」[17]對於東方人來說，如果將這些遵照「新教倫理」時而以暴力追求暴利的西方商人，與為信仰而絕財、絕色，甚至不惜生命而東來傳播「福音」和西方科學技術的耶穌會士相比，真不知誰是我們的朋友。正是出於這種真誠，當新教倫理武裝起來的西洋商人、海盜還在中國和日本沿海地區為金錢而疲於奔命甚而殺人越貨的時候，耶穌會傳教士已經進入這兩個國家的內地，並開始傳播西方文化了。這就是羅耀拉所說的「為基督征服全世界」的一部分。

  耶穌會在歐洲教會中屬保守派，一般認為耶穌會的最大特徵是絕對服從。其實耶穌會並沒有忽視在歐洲以外地區傳教時的靈活性，因而他們比其他修會的傳教士要開明得多。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這樣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的國家，耶穌會士們顯得更加穩重。雖然從整體上看，耶穌會士是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而來到中國和日本的，但他們非但沒有在其他國家那樣居高臨下的主人心態，相反，他們非常尊重並努力學習傳教地的文化。利瑪竇是在華傳教事業的傑出人物，但他不是以傳布福音的姿態登上舞台的，而是以「西儒」即哲學家、道德學家、天文歷算專家的面貌出現的。事實上耶穌會不但沒有征服中國，反而傾倒於漢文化。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傳教士派來遠東，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也把西方科學傳入中國和日本。16—18世紀時，東來傳教士多為受過良好教育並具有真才實學的耶穌會士中的佼佼者，其中有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和哲學家。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長期生活在中國和日本，對當地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並產生了親切感。正是由於耶穌會士們的上述特點和他們的執著精神，才使這次歷史上的文化傳播和交流延續了近200年（在日本近百年）。《明史·意大里亞傳》曰：「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筆者以為此段評價所言中肯。

  由上述可見，來遠東的耶穌會士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情況，這一切使得我們不能將來遠東的耶穌會士與血腥的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他們既無經濟要求，亦無殖民要求，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要「為基督征服全世界」。當然對基督的虔誠，也是他們自己的信念。與西方追逐經濟利益的商人相比，他們的目的是付出，即要把天主教傳給東方的「選民」；與以堅船利炮為後盾咄咄逼人的殖民主義者相比，他們的武器是和平的耶穌基督和他們所掌握的科學技術。時代和耶穌會士的特性註定了將由他們承擔向中日兩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歷史使命。在來到中日兩國本土的耶穌會士的歷史中，我們沒有看到耶穌會士的殖民史，反而留下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量記載。簡而言之，耶穌會士在遠東所表演的角色是文化傳播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