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傳統定說的盲點

  1534年西班牙貴族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de Loyola，1491—1556）集結弗蘭西斯科·沙勿略等六名同道相約發起組成耶穌會，並於1540年得到羅馬教皇的正式批准，1541年羅耀拉當選為第一任耶穌會總會長。該修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向全世界傳播天主教，以擴展教皇的影響。因而自它誕生之日起，便遵照耶穌「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1]的指引，開始了向美洲和亞洲廣大地區的傳教活動。1542年沙勿略便到達印度的果阿，並在那裡建立了修道院。之後又輾轉新加坡、馬六甲，於1549年到達日本，揭開了耶穌會在日本傳教的序幕。1552年沙勿略又來到中國廣東台山縣南面的上川島，終因沒能進入中國大陸，而在遺憾中死去。在沙勿略去世同一年出生的利瑪竇，於1582年終於進入中國內地，開始了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

  西方殖民勢力於16世紀開始了海外擴張活動，對殖民地進行政治干預、經濟掠奪和文化滲透。殖民主義者一方面使用炮艦政策，進行赤裸裸的武裝侵略，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進行欺騙宣傳，實行文化侵略。耶穌會傳教士東來，是在歐洲殖民國家大力向海外擴張的背景下發生的，派遣他們的國家和羅馬教廷，都把他們當作建立和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工具。這就很容易使人們把耶穌會士東來與殖民侵略聯繫在一起，尤其是耶穌會在歐洲的歷史上也曾留下不大光彩的名聲。人們曾指控耶穌會士組織或企圖殺害教皇克萊門特八世、克萊門特十三世、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葡萄牙國王喬治一世、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奧地利皇帝利奧波德一世、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等[2]。又由於耶穌會屬於舊教修會，人們又自然將它與羅馬教廷對科學家的迫害聯繫在一起。由此，傳統的耶穌會觀認為：耶穌會是反對宗教改革的先鋒，是為反對近代思想與近代科學服務的。人們評價耶穌會的習慣用語是「梵蒂岡的黑衣衛隊」「新教的死敵」「進步科學和文化的反對者」，總之是「惡名昭著」。

  人們經常把耶穌會納入對抗新教改革的天主教的傘下加以批判，其實人們對天主教會的歷史判定是不公平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對此，中外學者都有論述。他們的研究認為：15世紀中葉起，羅馬教廷開始支持文學藝術活動，不少教皇自身就是人文學者。羅馬教廷大量延攬人文主義者，搜求翻譯古籍，對有成就的學者或授予要職，或贈以重金，或引以為友。教廷與人文主義相結合，在宗教上比較寬和，對此應加以肯定。羅馬曾出現過一系列人文主義教皇或稱「文藝復興教皇」「教廷的文藝復興」。從15世紀中葉，除佛羅倫斯之外，羅馬也崛起而成為義大利藝術生活的中心。教皇曾對米開朗基羅委屈求全，利奧打算給拉斐爾一頂紅衣主教的帽子，另一位教廷官員則想把侄女嫁給拉斐爾。由於教廷有大量的人文主義者，發展了對古代典籍的專心致志的研究，有學問的人便背離了基督教的正統思想，而教廷對這些新思想及異教因素則加以寬容。[3]「文藝復興加強了教廷的藝術魅力，即使教廷的宗教威信下降，宗教改革則是對這種傾向的反抗。假定不是宗教改革，或許教廷的開明政策還會繼續下去。改革家們反對教皇不是因為他們是世界的宗教領袖，而是因為他們不是這樣的領袖。」[4]

  再來看新教的表現。與上述羅馬教皇的寬容相反，我們倒是可以舉出新教迫害科學的事例。正如有學者所說：「政教合一的日內瓦加爾文派對科學的迫害尤甚。」[5]維薩留斯的《人體結構》一書，被稱為是與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並駕齊驅的科學史上的雙璧。如果說《天體運行論》動搖了托勒密理論的一統天下，那麼《人體結構》則是對蓋倫醫學的挑戰。和哥白尼學說一樣，《人體結構》觀點的傳播和發展，也經過了艱難困苦的歷程。另一位醫學家塞爾維特，根據維薩留斯的解剖學理論，提出了非常接近於後來哈維所發現的血液循環的假說。塞爾維特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基督教復原》一書中，並從神學的角度進行了論述。他曾將文稿寄給宗教改革領袖加爾文，並希望得到支持。然而，加爾文的回答是，立即拒絕與塞爾維特發生任何關係。及至該書問世，加爾文立即譴責該書違背三位一體說，下令逮捕塞爾維特，並於1553年對塞爾維特判處火刑，加爾文親自將他活活烤了兩個鐘頭。不僅如此，塞爾維特的著作被全部焚燒，只有三本僥倖免遭大劫，得以流傳後世。假如加爾文對「異端」稍加寬容，塞爾維特能夠繼續研究，那麼血液循環的理論可能會提前半個世紀問世。[6]可見，對「證明科學正當性乃是所有新教教派的特徵」的傳統觀點，似乎應該予以某種程度的修正。否則，它會屏蔽研究者的視野和思路，成為該領域研究的桎梏。而下述耶穌會對於普及新知識的貢獻，即是對這種傳統定說的又一例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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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人們可以羅列出耶穌會在歐洲的許多劣跡，然而，它還有另外的一面。耶穌會在歐洲大力興辦教育、尊重知識、重視學術研究的事實，就連對耶穌會深惡痛絕的人們也並不否認。「為了與其他大學抗衡，耶穌會創辦的院校也被迫發展世俗教育，滿足文藝復興所喚醒的人們對知識的渴望。我們知道，他們這樣做還是有成效的。」[7]耶穌會所辦的學校在1680年達到128所。[8]當時，歐洲的一些出色學府，幾乎都有耶穌會士充任教授。針對當時人們對科學知識的重視，羅耀拉極力主張，在大學裡應該重視哲學、數學，尤其是作為文藝復興搖籃的義大利教授們所關心的科學，必須給耶穌會士們充分的時間學習並掌握這些知識。歐洲的許多名人學者，如莫里哀、笛卡兒、孟德斯鳩、伽利略等人都曾畢業於耶穌會創辦的學校。可見，耶穌會在歐洲教育史上，留下過輝煌的業績。也正因如此，羅耀拉自己雖然算不上是學者，卻被稱為「學問之父」。來日本和中國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西方科學的主要傳播者斯比諾拉（Spinola Carlo，1564—1622）和利瑪竇以及耶穌會遠東巡察使范禮安（Valignani Alexandre，1538—1606）都曾是當時羅馬學院[9]著名教授克拉維斯（Christophus Clavius）[10]的門生，而克拉維斯是國際現行公曆——格雷歷的主要修訂者。我們可以從利瑪竇在羅馬學院學習時的教學計劃中窺見耶穌會重視科學之一斑。第一學年：算術；第二學年：《幾何原本》前四卷（四個月）、實用算術（一個半月）、地球儀（兩個半月）、地理學（兩個月），其餘時間學習《幾何原本》第五和第六卷；第三學年：古觀測儀（兩個月）、行星理論（四個月）、透視法（三個月），其餘時間學習鐘錶和與宗教有關的計算等問題。[11]

  耶穌會士後來在遠東實行適應傳教策略，正是得益於他們尊重知識、注重教育的傳統，這也是耶穌會區別於天主教其他修會的最顯著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