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辦企業處理的社會條件

  明治政府建立以後，便全面展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到官辦企業處理前後，國內各項改革已基本完成，私人資本主義成長的必要條件已經初步具備，具體表現為：（1）安定局面出現。自1877年平定西南士族叛亂以後，國內政局日趨穩定。（2）封建關係廢除。明治維新後的十餘年裡，「奉還版籍」與「廢藩置縣」，取消封建身份制度與士族俸祿、地稅改革等等，已經大體完成。（3）法律制度初步建立。近代經濟的發展，需要相應的法律保證。明治政府在破除封建制度的同時，先後多次派政府重臣出國學習、考察歐美法律制度。到1878年止，日本已建立起大審院（相當最高法院）及地方司法組織，陸續頒布了刑法、治罪法等法律。特別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種植，允許農民棄田從工經商、華士族從業，允許米麥輸出、棉織品免稅出口，借貸利率等一系列經濟立法的初步制定[15]，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不過，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日本憲法尚在籌議之中。（4）人才條件日見成熟。明治初年，選派政府官員出國學習考察，派遣大批留學生，高薪聘請外籍專家。在國內，除了通過官辦企業為民間培養輸送技術人員之外，開始全面推行小學義務教育，建立各類實業學校，啟迪國民知識，培訓專門人才，到1880年前後，情況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各種實業學校也已培養出一批建設骨幹，外籍專家已經明顯減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專業人才已開始吸取前一階段「殖產興業」中的教訓，糾正以往生硬模仿的錯誤做法，開始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經濟建設。毫無疑問，這支人才隊伍雖然人數有限，但卻成為了近代經濟建設的中堅。（5）民間經濟有所發展。這一期間，在明治政府「殖產興業」政策的大力扶植下，私人經濟發展很快，到1880年前後，各種民營公司已達1803個，資金總額2775萬日元（1881年），職工6萬多人（1882年）。[16]其中民營礦產量與官營礦產量的比率是：金35.3:64.7，銀42.9:57.1，銅94.6:5.4，生鐵74.3:25.7，煤80.3:19.7（1880年）。[17]儘管這些民營企業規模很小，人數一般不超過幾十人，生產手段尚處在前機械生產階段，但卻為近代工業的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與此同時，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保護下，政商資本發展極為迅速。以三菱為例，到1881年前後，明治政府已向三菱貸款341.9萬日元，發給補助金393.5萬日元，贈送、拍賣船隻折價為190.2萬日元，共計925.6萬日元。[18]由此，三菱的實力急劇增長，先後排擠了擁有雄厚實力的美國「太平洋郵政輪船公司」和英國「半島與東方航海公司」，壟斷了日本的海運業。尤其不可忽視的是，當時已出現一批庶民出身的企業家，他們採取合資入股的形式，準備籌建大型工廠，其代表人物為澀澤榮一。早自1879年始，他就已在為建立大阪紡織廠而奔忙。當時的輿論也已發出打破官府壟斷工業，要求自由放任主義的強烈呼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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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形勢的變化，一些政府官員開始考慮官辦企業的前途。1879年，擔任勸農局長的松方正義便提出，官辦企業「應該放給（民間），使之自為地進步」。「倘民智民力業已開進，已不拘於政府之誘導，而政府依然執各般事業，或欲擴張之，或以企望之所在課之於人民，以促其成功……或以開人民蒙昧為政府已任，由政府著手各般民業，好事貪功」，這「反而挫傷人民獨立自為之氣勢，養成百事依賴政府之風習；或妨害民營之利，使國內生殖力大減，其弊害不可測」。[20]

  這表明，到1880年前後，民間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已日臻成熟。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試驗誘導」為己任的官辦企業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除上述情況外，1880年前後的政府財政狀況恰好構成了官辦企業處理的契機；如所周知，初建時的明治政府，財政上可說是「一金無儲」，但卻肩負著百廢待興的艱巨任務。除了龐大的行政開支以外，興辦官營企業，發放勸業貸款，開發北海道、整理士族俸祿等，各項改革都需花費巨額資金。同時，為鎮壓各地叛亂和農民起義，侵略台灣、製造江華島事件等又支付了大量軍費。其中僅西南戰費一項就高達4170萬日元，占政府常年收入的9/10。[21]為解燃眉之急，明治政府只好大借內外債，濫發各種不兌換紙幣，結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到1880年止，內外債總額高達3824.67萬日元[22]，各種紙幣流通量達15936.8萬日元，而同期的國庫準備金僅有7166.8萬日元。[23]紙幣價格與銀幣價格之比，由1873年的1.036:1000，上漲到1881年的1.696:1000[24]；米價由1873年每石4.80日元，上漲到1881年的每石10日元左右。[25]在對外貿易方面，幾乎連年逆差，到1880年止，累計逆差總額達7847.7萬日元[26]，造成正幣大量外流。總之，到1880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宣布官辦企業處理止，政府財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明治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全面整頓財政。由於官辦企業耗資巨大，年支出占政府常年收入的5%，且經營不善，虧多盈少，連年依賴國家補貼，一直是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這樣，官辦企業處理作為全面整頓財政的對策之一，被自然地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在大隈、松方等人的極力倡導下，明治政府終於作出決定，除保留軍工、鐵道、通訊等企事業外，其他工礦企業一律向民間下放（附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