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辦企業處理的內因

  長期以來，日本國內外學者們，曾就官辦企業處理的原因做過一定的研究和探討，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見解[7]，但缺乏本質的理解。

  導致官辦企業拍賣的內在原因，是企業本身的經營效益問題。資本主義企業的根本目的是生產儘可能多的產品，獲取儘可能多的利潤，這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原動力。而自由競爭則是促使企業謀求高額利潤的外在壓力。如前所述，官辦企業的創設是「試驗」和「誘導」，這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卻違反了資本主義企業「利潤至上」的基本原則。

  這一時期的官辦企業，分轄於工部省和內務省。工部省的企業包括鐵道、機具製造和十餘家礦山，其中大部分是接管幕藩的工礦企業，只有少數企業是明治維新後建立的。內務省的企業包括各種農牧試驗廠，繅絲、棉絲、制絨工廠，以及一些農產品加工廠，這些企業是由明治政府一手興建的。據記載，由於經營思想上沒有把「盈利」放在首位，這些企業往往不管成本高低，銷路如何，便盲目地開展生產。結果，多數企業得不償失，產品積壓，資金無法回收。林薰在回顧工部省轄企業的經營狀況時說，那些企業，「因無現金收入，常為支付工資、購買材料所苦惱，便再向大藏省申請營業補助費」[8]。而當時政府的態度卻是：「因為是為勸獎而干，所以有些損失也沒辦法。」[9]明治政府的這種大包大攬的做法，反過來又助長了企業的依賴思想，使企業的發展內無動力、外無壓力，不是在自身的經濟活動中求生存、求發展，而是年年向國家要補助。

  其次，企業管理者及工人素質的低下，也是影響經濟效益的重要因素。資本主義大生產及其管理，當時對日本人說來還是新事物，當時的政府官員及企業的領導者，「非士族社會之武夫，則理論性質之學者，本來缺乏實踐經驗」[10]，由這批「外行」組織、管理生產，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從內務、工部兩省到所屬各企業都聘請了一些外籍專家、技師指導生產，但也因種種原因，結果是杯水車薪，收效甚微。另一方面，企業雇用的工人，不是來自士族家庭的子女，就是剛剛走出稻田的農民。不僅如此，這些工人與農村有著天然的聯繫，往往不能保證職業的穩定性，致使企業難以保持高比例的熟練工人隊伍。前田正名在考察繅絲廠時發現：「制絲紅女自13歲起，以七年合同受僱之，最大年齡者十五六歲。但七年中，因種種原因，完全守約者不多，如因父母患病、自己生病、婚嫁等辭職者不勝枚舉。自13歲工作起，一年尚不熟練，二三年始見熟練，至十七八歲年齡時，已當婚嫁之期，遂陸續辭職不再工作，此乃最使僱主頭疼之事。」[11]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當時堪稱先進的生產設備，無法充分地發揮效益。如進口的舒倫（音譯）紡織機，在西歐是每分鐘轉動五次，而在日本只有兩次，若增加到三次，工人便不堪其苦。[12]

  至於產品，不但成本高，且質次量少。原屬工部省的赤羽造兵局，曾為開鑿隘道特製過機械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僅製圖和鑄形費就已超過了進口美國鑽的價格，造出的五台鑽機，因質次價高，只勉強售出一台，余者只好長眠深庫。[13]由於經濟發展落後，日本的國內銷售市場本就狹窄，再加上外國商品依據不平等的協定關稅制度，不受限制地大批湧入日本國內市場，國內產品根本無力與之競爭，許多工廠產品積壓嚴重。

  此外，工廠選址不當，各種事故（如火災），以及工人的怠工、暴動等等，對企業的經營效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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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上述原因，許多官辦企業長期處於虧損，或收益甚少的狀態。如工部省的兵庫造船所、品川玻璃製造所、赤羽工作分局，內務省的千住制絨所、新町繅絲所、富岡繅絲所、愛知紡織所、紋龜製糖所等企業便是如此。[14]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