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官辦企業處理的作用與影響
2024-10-13 10:10:37
作者： 吳廷璆
明治政府「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進程」[28]。開始把主要征自農民地稅的國家收入（1868年至1880年間，地稅占國家歲收的78%左右），大量地用於興辦企業、發放貸款等「殖產興業」上。隨後，又通過官辦企業處理，將所有權轉向民間資本家（主要是政商和士族新貴）。如附表所示，明治政府在處理這些企業時，其價格和條件非常低，幾乎等於白白奉送。如院內銅礦，政府投資和庫存資產共計77.6萬日元，處理價僅為10.9萬日元，以29年分期還付；紋龜製糖所投資額為25.8萬日元，處理價僅為994日元。這種廉價處理的優惠政策，像磁鐵一樣地引導民間資金的流向，使商業高利貸資本、社會游離和閒散資金紛紛流向生產領域，同時也促成了商人、特權巨商、士族新貴向近代財閥、大資本家的轉化，進而刺激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
這些企業由私人經營後，大多數「一掃官營時代的弊風」[29]，效益普遍提高。以小坂礦山為例，該礦在官辦時代，年利率為9.5%，拍賣給藤田組後，年利率很快升至31.5%。[30]
由於明治政府漸次退出民用工業的經濟實體，從而改變了以往扮演的企業所有者、直接經營者的角色，改為全面實行宏觀扶植、自由經營的經濟發展戰略，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敞開了大門。特別是當1885年前後財政整頓完畢、近代貨幣金融體系初步確立後，日本迅即出現了近代第一次產業熱潮。在紡織業方面，1882年，由澀澤榮一發起，籌資25萬日元建成的大阪紡織廠正式開工；該廠委任在英國學習紡織技術多年的山邊丈夫為技術指導，購入最先進的機器設備，並首次使用蒸汽動力，實現了擁有1.05萬紗錠的大規模生產，堪稱當時第一流的企業。該廠吸取了官辦企業的經驗教訓，全面加強經營管理，實行晝夜操作，附以高額分紅刺激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結果連年盈利，成為私人企業興起的先聲。繼大阪紡織廠後，一批近代紡織企業應運而生。到1886年，2000紗錠以上的洋式紡織廠已達18家，大阪紡織廠則已發展到擁有3.16萬紗錠的規模。[31]1887年到1890年間，紡織業的投資高達1500萬日元，占同期各種企業投資總額的40%。[32]在鐵道鋪設方面，私營鐵道從無到有，1889年時，總長達到672英里，超過了總長為541英里的國有鐵路。到1892年，私營鐵道迅增至1322英里，為同期國有鐵道（總長為557英里）的兩倍多。[33]在礦業開採方面，從1885年起，私營採礦量全面超過官營，在社會採礦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達到：金53.5，銀81，銅100，鐵54.2，煤82.6。[34]總之，這股伴隨著股票投機的興業熱潮，從鐵道、紡織、礦業，一直擴展到其他行業和領域，乃至「一個公司成立，旁邊又成立一個公司，甚至還沒有調查有無利益可圖，就先辦起公司，剛剛說是開辦公司，就收到許多訂購股票的申請書，其數額超過預定股額，而且不等開辦手續完備，申請書就有了價格，熱狂地進行交易」[35]。如所周知，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大特點是財閥（或稱大資產階級）勢力強大，壟斷國家經濟。這也是明治政府一貫推行的重點扶持、保護政策的結果。官辦企業的處理，正是實施這一政策的重要步驟，致使財閥勢力急劇膨脹，成為明治政府制定、推行內外政策的社會經濟基礎。日本資本主義的另一特點是軍事工業的相對發展。自明治之初，發展軍事工業就已被明治政府作為實現「強兵」的重要手段；軍事工業以外的官辦企業的處理，使明治政府得以集中更多的精力和資金，加速軍事工業的發展，並由此把國家直接掌握軍事工業、私人經營民用工業的經濟體制固定下來。此後的軍事工業，被整頓為兩大陸軍工廠和兩大海軍工廠，以及這些工廠的屬廠，其技術設備和規模始終保持領先地位。到甲午戰爭前期，日本已經形成了獨自的軍工體系，並能用國產鋼材研造村田步槍、各種火炮、鐵甲戰艦等先進武器，使得經濟發展尚很落後的日本，軍工生產已經接近或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二次世界大戰戰敗。
恩格斯曾經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36]日本資本主義從無到有迅速發展的史實表明，明治政府是沿著經濟發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的權力。較之於其他落後國家的政府，明治政府的「明智」不只在於它能夠建立官辦企業，還在於它建立官辦企業的目的一開始就是明確的：為了率先進行工業試驗，積累經驗，為民間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條件。[37]
注釋
[1]《大隈侯昔日譚》，第18—19頁。
[2]《大久保利通文書》第5卷，第561—565頁。
[3]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2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68年版，第284頁。
本書首發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4]守屋典郎：《日本經濟史》，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4頁。
[5]《明治前期財政經濟史料集成》第3卷，第383—384頁。轉引自史密斯：《明治維新與工業發展》，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版，第116—117頁。
[6]高橋龜吉前揭書，第284頁。
[7]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財政說」「民間產業興起說」「陰謀說」「階段原因說」等。見揖西光速《日本經濟史大系》近代上，第5章2節，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版。
[8]高橋龜吉：《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68年版，第281頁。
[9]繼任內務卿職的伊藤博文語。揖西光速前揭文，第313—314頁。
[10]河瀨秀治：《勸業論》。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印，《大隈文書》策2卷，1959年版，第279頁。
[11]前田正名：《上州出張記憶書》。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印，《大隈文書》第5卷，1962年版，第357頁。
[12]三瓶孝子：《日本棉業發達史》，第51—53頁。史密斯前揭書，第121頁。
[13]高橋龜吉前揭書，第281—282頁。
[14]見岩波講座《日本歷史》近代3，岩波書店，1967年版，第44頁。石塚裕道《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73年版，第160—161頁。
[15]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明治史要》，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版。
[16]山口和雄：《日本經濟史》，築摩書房，1976年版，第127、147頁。
[17]石塚裕道：《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73年版，第259頁。
[18]高橋龜吉前揭文，第298—299頁。
[19]如《近事評論》1879年4月18日載文指出：「防遏有司干涉，振興民間事業，實為今日之急務。」田口卯吉在1880年批評政府說：「政治之製造，確實妨礙民間同種行業之興起，決不能達到興業之目的。」又說：「應該停止勸獎保護政略，把政府事業限制於適當領域。日本人民業已足能與外人競爭，業已足能經營製造商業，何勞政府自為之？」（見石塚裕道《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73年版，第126—127頁。）
[20]《松方伯財政論策集》第9章。見高橋幸八郎《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上冊，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版，第172頁。
[21]鹽澤君夫、後藤靖：《日本經濟史》，有斐閣，1977年版，第253頁。
[22]史密斯前揭文，第147頁。
[23]史密斯前揭文，第188頁。
[24]楫西光速前揭文，第323頁。
[25]史密斯前揭文，第154頁。
[26]堀江保藏：《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立》第108、194頁。見史密斯前揭文，第50頁。
[27]官辦企業的處理是分期分批進行的，從1880年11月起，到1896年止，前後經歷了16年左右的時間。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頁。
[29]楫西光速前揭文，第334頁。
[30]岩波講座：《日本歷史》近代3，岩波書店，1967年版，第48頁。
[31]古島敏雄：《產業史》3，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頁。
[32]守屋典郎前揭書，第105頁。
[33]楫西光速前揭書，第6頁。
[34]石塚裕道前揭書，第259頁。
[35]守屋典郎前揭書，第98頁。
[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頁。
[37]原文刊於《南開學報》1985年5期，此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