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關於著書過程中的諸多感受交織於心。

  1974年8月的某一天，我帶上自己關於日本儒學的第一篇文章——《為什麼德川幕府以朱子學為官學》來訪問恩師吳廷璆教授[1]（現任中國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當時，吳廷璆教授指出了論文中的幾處錯誤，還鼓勵了我。受到吳先生的鼓勵，我決心以日本儒學史為研究對象。在此，我深深地感謝為我開啟日本儒學研究之道的吳廷璆教授。

  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我有幸得到仙台市日中友好協會的招待，作為客座研究員，在東北大學文學部的日本文化研究所度過了研究生活。在此期間收集的資料對本書的寫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衷心地感謝給予我訪日機會的仙台市中日友好協會。留學期間，得到指導教師源了圓教授[2]（現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的諸多指導和照顧。特別是在中日儒學對比方面，啟發了我。歸國後，源了圓老師經常給我寄來著作和信件，繼續鼓勵作為研究者的我。本書承蒙源了圓老師的諸多幫助，再次深深地感謝源了圓老師的引導，還有熱情的東北大學文學部井上秀雄教授、玉懸博之助教授、阪本浩先生、磯部祐子女士。

  在此，還要感謝在本書執筆過程中，贈予相關資料的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依田憙家教授。

  特別感謝在本書出版過程中，六興出版的賀來壽一社長和福田啟三編輯部長給予的支持。福田部長不僅給予了格外的照顧，還費力為本書推敲。

  最後，感謝為本書的日語原稿做出多處修改的天津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李明老師。在此不能一一寫出名字，但衷心感謝給予我很多建議的大家以及讓我利用研究成果的各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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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8月

  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

  王家驊

  注釋

  [1]譯者註：吳廷璆（1910.7—2003.12），原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學術界公認的新中國日本史學科開拓者之一。1932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1936年畢業歸國，任山東大學講師。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1949年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擔任核心期刊《歷史教學》總編40餘年。代表性論著有《日本史》《日本近代化研究》等。

  [2]譯者註：源了圓（1920.7—），熊本縣人，日本歷史學者，近代日本思想史專家。1948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系。歷任日本女子大學教授、東北大學教授，1984年退休，任名譽教授。又任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先後任哥倫比亞大學、北京日本學中心、牛津大學等學校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