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固有思想的共存及融合

  本書「早期儒學特徵」一節，已經談及中國儒學的包容性、排他性和日本早期儒學的共存性，在此不再贅述。這裡想作為問題的是：江戶時代的儒學和早期儒學一樣，表現出與固有思想共存、融合的傾向。這裡所說的固有思想是指日本的神道。當然無論是兩部神道、山王神道，還是伊勢神道、唯一神道，都是吸取佛教或儒學的理論而形成的，不能說是日本原原本本的固有思想，但是，日本的神道仍多少保留了源自日本上古神話的固有思想。江戶時代的儒學者對佛教採取否定的態度，但對日本神道，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室鳩巢、佐藤直方、三宅尚齋、賴山陽、太宰春台等），大都主張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對固有思想採取共存和融合的姿態。只是，江戶時代的儒學者將儒學與固有思想相融合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中國儒學的理性主義改造與取代日本神道的神秘主義的類型。另一種是放棄中國儒學的理性主義，保持日本神道的神秘主義的類型。林羅山的「理當心地神道」就是前者，山崎闇齋的「垂加神道」就是後者。日本儒學和固有思想的共存與融合，反映了日本人在接受外來文化之際，妥善保存傳統的日本文化特色。

  以上是從儒學內容差異的視點考察中日兩國儒學的主要不同，即日本儒學的特色。也可以從儒學社會機能的差異上進行考察。但本書的「中、日、朝朱子學的異同」「中日陽明學之不同點」「與清代考證學的比較」「日本儒學的衰退和變質」等節中，已經就中日儒學社會機能的差異作過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總之，中國的儒學思想，作為普遍思想，超越民族和國家界限，包含著被眾人廣泛接受的內容，成為了被日本人所接受的日本儒學的主要內容。正是儒學中的這種普遍思想，表現了中日儒學之間共通的一面。若無視這一側面，會得到日本儒學只是借用中國儒學的名字，實際上是一種與中國儒學完全異質的日本思想的錯誤結論。但是，中國儒學畢竟是以中國社會、文化為基盤而形成的，當然具有被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所規制的非普遍性的一面。對日本人來說，理解並接受中國儒學的這個側面，是極其困難的。並且，即使是被接受的中國儒學的普遍性思想，也必須為符合日本社會、文化而做出改變。如果不這樣，就不能在日本紮根。因此，日本儒學只不過是中國儒學翻版的認識，不必說也是一種誤解。

  在執筆本書的過程中，要論述中日儒學之比較這樣的大問題，我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從心。而本書只是觸此大問題之片鱗半爪而已。限於篇幅與時間，雖然心中對拙著依然甚不滿意，但且就此擱筆。

  注釋

  [1]源了圓：『文化と人間形成』，第一法規，1983年，第75頁。

  [2]相良亨：「江戸時代の儒教」，收入於宇野精一等：『東洋思想の日本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288頁。

  [3]田原嗣郎：『徳川思想史研究』，未來社，1967年，第494頁。

  [4]源了圓：「日本人の自然観」，收入於『岩波講座哲學5自然とコスモス』，岩波書店，1985年，第348—3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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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村元：『東洋人の思惟方法』（一、二），みすず書房，1948年，第49頁。

  [6]相良亨：「江戸時代の儒教」，收入於宇野精一等：『東洋思想の日本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288頁。

  [7]相良亨：「江戸時代の儒教」，收入於宇野精一等：『東洋思想の日本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288頁。

  [8]井上光貞：「日本文化論と日本研究」，收入於『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4別巻1』，岩波書店，1977年，第171頁。

  [9]丸山真男：「歴史意識の「古層」」，收入於『歴史思想集』，築摩書房，1972年。

  [10]井上順理：『本邦中世までにおける孟子受容史の研究』，風間書房，1972年，第607、608頁。

  [11]石田一良：『體系日本史叢書23思想2』，山川出版社，1980年，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