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張栻

  南渡以後，洛學傳統有兩大派。一傳自楊時，其後有朱熹，稱閩學。一傳自胡安國、胡宏父子。宏有大弟子張栻，稱湖湘之學。栻字敬夫，廣漢人，遷衡陽，學者稱南軒先生〇朱熹與栻交遊，切磋益細。惜栻不壽，四十八歲而卒。全祖望說：

  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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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栻父浚，為宋相。栻少長，見胡宏，宏辭疾不見。告人曰：「渠家學佛，我見他則甚？」栻聞之，始知拒見之由。再請謁，語甚契，遂從受業。熹交遊最密，得力最深者凡三人，然於呂祖謙則病其雜，於陸九淵則言其禪，獨於栻最欽敬。嘗曰：

  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庭游之久，反覆開益為多。

  又曰：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

  又述其《行狀》，則曰：

  公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慾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胡宏《知言》，熹、栻、祖謙曾共研討，各有評騭，見於《疑義》，故後人謂栻之學從熹轉手。實則去短集長，交相師益，不必定說誰跟了誰。今熹集中有《中和說》四篇，前三篇與栻，第四篇《與湖南諸公書》。這四封信，一步步討論此心之究屬已發與未發，以及察識涵養工夫之先後與輕重，實為二程學統中一最要的問題。胡宏已從程頤轉變到張載。頤云：「進學則在致知，而致知重在能思。」宏則偏重在向外思索上。用近代語說之，宏乃更近於一位哲學家。栻姿性近二程，更注意向內身心之修養。但究受師門影響，故先亦主心為已發，主察識當先於涵養。惟栻所謂察識先於涵養之所重，其實已偏重在心地上，不像宏《知言》路徑的開展了。熹先學於李侗，為楊時嫡傳，主默坐澄心，只偏在涵養。後見栻，栻不喜默坐澄心之說。他常提程頤之「主一」。他有《與人書》，謂：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前作《主一箴》，亦有此意。

  可見「主一」與默坐澄心不同。主一始是動亦定，靜亦定，不偏在默坐上。他又說：

  所請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可見栻不教人默坐，他所謂常存乎此者，還是個主一，而此「一」則隨時隨事而見。朱熹說：

  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復是靜中見動，他要動中見靜，卻倒說了。

  但我們若細玩栻所說，似乎他所謂「動中見靜」，還是在主一，還是一個敬。此實二程遺教，與楊時、羅從彥、李侗一派不同。他只主張孟子之所謂「必有事焉」，只是主張程顥之所謂「鞭辟近里」。他《答朱熹書》亦謂：

  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用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

  這裡所謂「本原處用功」，也不是指默坐。即在應事接物時，仍可鞭辟收斂，仍自見有本原。他又說：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他之所謂「省察」，也不指默坐時，而兼指的應事時。似乎栻工夫極縝密，熹開始也誤認了他意思，所以說：

  熹早從先生李侗。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敬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

  熹又有《與栻書》，謂：

  前此用心之左，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墨，蓋不足以為謝。

  可見熹受栻之影響，不僅確認默坐澄心之偏，亦知專說心為已發亦不切。此後遂專拈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兩語為學的。這是經過兩人多番往復後所得。總之，湘學與閩學不同。熹先從學於李侗，後獲交於栻，然後才對程門遺教，有更精更圓的體認。後人因謂熹先從栻，而後辨其非。如王白田《朱子年譜》。又或謂栻早知涵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涵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黃宗義《宋元學案》。這兩說，雖各有所據，然學者相互取益，思想上之逐步變化，極細極活，不能刻劃求，亦不能死殺說。熹固受栻之影響，栻亦因熹而啟悟。如其論「已發」、「未發」云：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津無別。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原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這一段，仍本《知言》意，心為已發而性則為未發。這已和《知言》論性不同了。熹先曾是認栻此見，後來再說出「心統性情」；情是已發，性是未發，則心又兼統已發與未發。這些處，可見朱、張兩人思想上之交互受益，遞轉遞深愈入愈細之大概。我們卻不該在此等處來爭其立說之先後，判其成學之髙下。人物代表著思想，我們卻不必放輕了思想演進來爭人物間之門戶與是非。這是研討宋明理學一最該先具的心地。

  又熹有《評湘學》云：

  湖南病正在無涵養，所以尋常都發出來，不留在家。

  又說：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不即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脈。

  這些話也決不指栻言，栻則早已裁歸平正了。所以後人說：

  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

  但從游於栻者甚眾，卻無一人得其傳。大抵程門學統，必然該變了。若專主默坐澄心如閩學，便難免轉染到禪學去。若如湘學，胡宏偏在思辨上，卻沒有張載般以禮作檢。栻專用主一工夫，又似推擴不開，不易教學者真能由自己尋向上去。因此湘學終於不振，而閩學則因熹而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