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二十年前，當我開始著手為這本書作調查時，我驚訝於這家美國軟飲料公司的官員竟然有那麼多機會接觸世界上的偉人們。現在，我再也不會感到驚訝了。畢竟，可口可樂公司一年的銷售額甚至超過了某些生產和銷售其飲料的國家整年的經濟收入。幽默的瓊斯?哈里森曾經說過：「可口可樂公司就像一頭大象的屁股，你往任何方向扔一塊石頭，都有可能會打它。」最近，另一個評論員寫到：「可口可樂比羅馬帝國更持久、更強健、更善於自我改善。這種產品註定要比美國還長壽。」再者，拋開關於營養、肥胖、文化、GG、政治、水消耗、勞工問題、敢死隊等等爭議問題不談，可口可樂公司一直是這世上的一股「善」的力量。

  

  當地震、洪水、火災、饑荒等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雖然動機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公眾形象，可口可樂公司及其瓶裝廠畢竟總能為大眾供應新鮮、乾淨的水（或飲料）。比如，1998年波多黎各遭受喬治颶風的侵害，可口可樂公司在那裡幫助無家可歸的災民。「他們特別喜歡和感激我們發的可口可樂、雪碧和水。」可口可樂員工寫道，「幫助他人的感覺好極了，即使只是以這種微薄的方式。」同樣，2011年，可怕的海嘯摧毀了日本，穆泰康在幾天後就飛往日本並宣布提供3000萬美元的重建基金。

  遺憾的是，可口可樂遊說團體極力反對「退瓶返押金」立法，他們建立了一個叫「無黨派基層」的組織，形成市民行動網絡，抗議這類法案的通過和反對汽水稅。只要比較一下喬治亞州路邊堆著的垃圾和我住的佛蒙特州的退瓶返押金設施，集中回收法案的作用就很明顯了。但可口可樂公司合理地指出，他們確有積極地促進產品的回收。瓶子回收改造後，能夠製成人們身上穿的軟氈衣服。

  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可口可樂公司還大力支持教育改革，由公司直接或間接提供的慈善饋贈不計其數。除了公司層面上的投資，伍德拉夫、懷特海、盧普頓、托馬斯、布拉德利和郭思達都為公眾慈善事業提供過巨額資助，更不用提無數美國當地的慈善機構的國外的瓶裝商的捐助。羅伯特?伍德拉夫的話很對，每個接觸到這種神奇飲料的人都會賺錢——幸運的是，大部分的賺來的錢也花得明智，特別是在亞特蘭大。

  有人可能會認為可口可樂對當地文化和飲食習慣帶來了衝擊，但即使是平常時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樂都證明了自己是帶來經濟增長的福音。南卡羅來納大學的研究人員對可口可樂1991-1994年期間進入波蘭和羅馬尼亞發生的事情進行了研究。他們得出結論，可口可樂瓶裝系統每增加1個工作，零售的就業崗位就會增加10個。從本質上講，可口可樂公司幫助當地創建了從前沒有的創業階級。這種「翻倍效應」在其他國家也有記載，其中，義大利2012年的一項研究估計，可口可樂以1∶13的比例間接影響著就業增加。

  我有一個從高中起就認識的老朋友，上一版書時他還在為可口可樂公司工作，現在已經退休了。戴維除了頭髮鬢角漸漸斑白，他看起來幾乎和以往一樣，我們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聯繫。有一次戴維給我看他和家人去海灘度假的照片。對著鏡頭微笑的他穿著一件可口可樂T恤。我笑了：「天啊，你度假的時候就不能脫了它嗎？」他也笑，然後簡短答道：「我不想。」那一刻，我意識到我的朋友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轉變。有人稱之為「換血」，他的身體裡流的不再是血液，而是焦糖糖漿。戴維獲得了重生，雖然他從未試圖向我「傳教」，但我知道他一直堅守著一種信仰，一種在我的不斷探索中呈現出有趣又令人警醒的特質，並始終帶著神秘感的信仰。他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可口可樂人。

  但我必須在這裡加一條謹慎的備註。當另一位退休的可口可樂人得知我在寫這本書的新版時，他感嘆說：「我不確定這本書的標題是否還講得通，雖然20年前確實是很合理的。有很多原因讓我覺得現在的『可口可樂人』不如20年前多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

  恐怕他是對的。為可口可樂公司工作已不再像從前一樣，是一種「更高的使命」。許多人只是來可口可樂公司工作一段時間，把它當作職業的跳板。但是圍繞著公司的那些魔法和信仰仍然存在，至少比大多數公司要多。在這一版書中，我採訪了一位前可口可樂營銷人員，他是21世紀初大裁員潮中的某一次被裁掉的。談起這段經歷，他仍然有點難過，不過他顯然喜歡談論可口可樂。當我指出這一點的時候，他愣了一下，然後說：「有趣，不過可口可樂似乎已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