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利時

  我坐著火車，在比利時漫無目的、開開心心地閒逛了幾天。在這麼多國家裡，比利時是個很迷的地方。它並不完全是一個國家，其實是兩個：北部地區說荷蘭語的佛蘭德斯[1]和南部地區說法語的瓦隆。南部地區坐擁最優美的景色、最可愛的村莊、最美味的佳肴，還有高盧人慣有的享受生活的天生本領。而北部地區則有最繁華的城市、最傑出的博物館和教堂，還有港口、海濱度假勝地、稠密的人口和大部分的財富。

  佛蘭芒人受不了瓦隆人，瓦隆人也受不了佛蘭芒人，但是你只要和他們簡單交談幾句便會明白，他們聯合在一起的原因在於他們更加討厭法國人和荷蘭人。有一次，我和一個說荷蘭語的比利時當地人在安特衛普玩了一天。在每條街的拐角，他都會眨眨眼睛，讓我去看某對表情天真無辜的男女，然後非常厭惡地對我說：「荷蘭人!」而且他非常驚訝我竟然無法將荷蘭人和佛蘭芒人區分開來。

  當被問到為什麼他們這麼討厭荷蘭人時，佛蘭芒人就會有些含糊其詞。我聽過最多的抱怨是荷蘭人常常成為飯點的「不速之客」，而且永遠都不會帶禮物來。「哦，原來和我們親愛的蘇格蘭人一樣啊!」我在旁邊這麼說道。

  在安特衛普，我對這個國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在那兒停留了一個下午，遊覽了當地的大教堂，又逛了很多家酒吧，一直逛到了晚上。不得不說，若論酒吧的數量和服務質量，安特衛普是當之無愧的歐洲冠軍。這些酒吧小巧精緻、煙霧繚繞，舒服得就像是尼格爾·勞森[2]的馬褂一樣。屋子裡的牆飾都是暗色調，被昏黃的燈光所籠罩，裡面總是擠滿了意氣風發、興高采烈的人，他們玩得不亦樂乎。這是一座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人聊上幾句的城市，因為這裡的人十分開放，而且他們的英語水平幾近完美。我曾經和兩個年輕的馬路清潔工聊了一小時，他們那會兒正準備下班回家，在路上停下來買杯飲料喝。除了北歐，還有什麼地方能夠讓一個異鄉人用母語和馬路清潔工交談呢？

  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某種震撼，他們是多麼了解我們，而我們卻對他們一無所知。你可以讀到幾個月來的英國報紙，也可以讀到迄今為止所有的美國報紙，卻看不到一篇關於比利時的報導，但那裡不斷發生著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尼韋爾[3]」匪幫，它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比利時肆虐(都到了能橫行比利時的程度了)，他們會時不時地衝進超市或是人流量巨大的餐館，拿起機槍一頓掃射。只要誰剛好在那裡，他們就殺誰，就算是婦女和兒童，也不放過。待到他們的腳下躺滿屍體，他們卻只從收銀機上搶去一小筆錢，然後消失在夜色中。不過這個匪幫很奇怪：他們從來沒顯示過他們的動機，也從不劫持人質，偷走的錢也不會超過幾百英鎊，他們甚至連個綽號都沒有。「尼韋爾」這個名字是拜報導他們罪行的媒體所賜，因為他們藉以逃跑的工具通常是從尼韋爾郊區偷來的德國大眾牌GTI轎車。尼韋爾活動了大約六個月，然後戛然而止，從此銷聲匿跡。持槍者沒被抓到，武器也沒被找到，警察們至今都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到底想要什麼。如果這都不算怪事，那還有什麼算怪事呢？但你在報紙上從來都沒讀到過關於這件事的報導，我認為這又是另外一件怪事。

  我在布魯日逛了一天，它離布魯塞爾只有30英里，而且非常漂亮，充溢著無窮無盡的美妙，讓人很難相信這兩個城市在同一個國度里。這裡的一切都棒極了——卵石小道、平靜無波的碧綠運河、中世紀風格的尖頂房屋、集市廣場、瀰漫著沉沉睡意的公園，還有我沒列舉到的所有的一切。沒有哪座城市比布魯日更受衰敗的青睞。在曾經的200年裡，布魯日——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堅持要這樣稱呼它，因為當地人通常把它寫作「布魯吉」(Brugge)，讀作「布乳谷」(Brooguh)——是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但是，隨著茨文河泥沙的堆積和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幻，它漸漸地被遺忘。之後的500年裡，歐洲的其他城市不斷壯大、日新月異，但布魯日卻無人問津。當華茲華斯[4]於19世紀造訪布魯日時，街上雜草叢生。有人告訴我，安特衛普那會兒可比布魯日更漂亮，甚至在世紀之交[5]時仍是如此。然後開發商們來了，他們拆掉了能拆的所有東西，幾乎把整個城市搞得面目全非。布魯日反而因為默默無聞而免遭他們的毒手。

  

  這個地方很罕有，我在那兒走了一整天，嘴巴就沒合上過。我參觀了格羅寧格博物館，拜訪了貝居安女修會——庭院裡的水仙花搖曳生姿。但絕大多數時間裡，我都在街上溜達，貪婪地想把這個城市的美妙盡收眼底。我甚至覺得，這個城市的大小也是完美的——大得剛好有個城市的樣子，有書店和可愛的餐館；小得剛好能讓人覺得親切友好。你差不多可以用一天時間走完運河圍繞著的每一條街道。我就是這麼走過來的，而且我走過的每一條街道，都會挑起我想要在此度過餘生的念頭。沒有哪一家路過的酒吧我不想進去看看，沒有哪一片風景我不想獨享。很難讓人相信下面這一切是真實發生的——人們每天晚上回到這些房子裡，每天在這些店鋪里買東西，每天在這樣的街道上遛狗，就這樣度過一天天的時光，並認為生活就該如此。這裡的人第一眼看到布魯塞爾時，一定會被深深地震驚到。

  我在聖雅各布大街上的一家酒吧里遇到了一個保險公司的核保員，他悲傷地告訴我布魯日一年有八個月是不適合居住的，因為到處都是遊客。他還和我說了一些他覺得極其嚴重的騷擾行為，比如有些遊客會眯著眼看他門外郵筒里的信件，還有些遊客為了抓拍一些快照把他院子裡的天竺葵亂踩一通。我沒有聽進他的話，部分原因在於他是整個酒吧里，或者說整個佛蘭德斯最無聊的蠢貨，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聽到這些，我想要守護我對這個城市的幻想。

  因此，在所有旅遊巴士到來之前，我就早早出發了。我要去迪南，一個坐落於穆斯河畔的小城，那一天它正安臥在連綿的陰雨之下。這座小城非常吸引我，如果我不是剛從布魯日來，如果我沒碰上這惱人的天氣，我應該會為它興奮很久。我站在橫跨大河的橋上，看著子彈大小的雨滴敲打在水波上，泛起陣陣漣漪。我打算花幾天時間，徒步穿過阿登高原南部，看看我是否還能認出第一次歐洲旅行時經過的村莊和走過的路。但我實在沒料到會是這樣的天氣，我里里外外全部濕透了，凍得瑟瑟發抖，仿佛得了瘧疾卻沒有吃藥一樣。我在迪南只待了一小時，就坐上那慕爾方向的火車，朝斯巴奔去。比利時有個好處，就是它的面積很小，只消一兩個小時，你就能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不過你過會兒便會發現：整個國家不過是布魯塞爾的一個郊區罷了。

  我去斯巴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無非就是覺得它聽起來是個好地方，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它被綠色的山巒所圍繞，有一個樹木蔥鬱的「七點公園」、一家與城市規模格格不入的賭場和一個叫綠地的小島——那裡坐落著兩座大飯店。整個小島可以稱得上是青翠欲滴，我立刻就喜歡上了它。雨已經停了，整個城市因此變得清新明淨，讓人想起剛從滾筒式烘乾機里取出的暖暖的被單，空氣里也始終瀰漫著一股治癒的味道。我甚至有些期待看到缺胳膊少腿的戰士穿著棕色的病號服，被護士用輪椅推著在公園裡轉悠。

  斯巴是水浴(spa)的發源地，曾經有200年，這裡一直是歐洲皇室頻繁光顧的地方。甚至在一戰那會兒，這個地方還是皇親國戚和貴族鄉紳休養生息的好地方，威廉二世[6]正是在這裡遜位。這裡是一個分水嶺，不僅標誌著這位帝王的隕落，也標誌著斯巴的衰敗。今天這個地方，看起來已經不再是專門為任何人準備的了，至少現在看來是如此。我來到公園裡的旅遊信息諮詢處，禮貌地看了看告示櫥窗，然後向櫃檯後面的那位接待員詢問那些國王與王后現在身在何方。

  「呃，他們已經不再來這兒了，」他回答道，臉上掠過一絲苦笑，「打從彼得大帝[7]那會兒就不大有人來了。」

  「為什麼呢？」

  他聳聳肩：「世道在變吧。如今他們要的是陽光和大海，現在這裡也會偶爾服務一些男爵什麼的，但主要客戶是德國人。這裡的水浴療法品種豐富，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試一試。」他大手一揮，讓我注意到一系列GG折頁後就去招呼下一個遊客了。

  這些GG折頁宣傳的都是一些名字一目了然的機構，比如亨利·金教授水療研究所、溫水療養所附屬放射及胃腸科。在這兩家之間，還有一系列的療養服務中心，天然炭氣浴——埋在熱氣騰騰、黏黏糊糊的泥膏里，會把你並聯到一座獨立式二級發電站活活地電一遍，至少照片上看是這樣的。他們保證這些療法能做到一些你並不是特別渴望做到的事情，比如擴張真皮層血管、放鬆溫度調節中樞和緩解關節痙攣，我暫且在這裡舉三個例子。

  我毫不猶豫地斷定，只要還沒掛掉，我的溫度調節中樞應該是處在非常放鬆的狀態。儘管我偶爾會有關節痙攣的毛病，會讓我猛摔一跤，把手上端的通心麵糊滿整張臉，但我覺得我還是能夠帶著這個病活下去的。因為我看了水浴機構里肌肉發達、衣領潔白的護士們服務顧客的照片，只要她們在某人膝關節處偵測到刺痛或是懷疑他真皮層有所萎縮，就會進行治療。這些照片上都有這樣一番景象：有一位面帶愁容的女兵員，身上用各種方法塗滿了油膏，在淋浴房邊上被一個高壓水龍頭沖得無處可逃，只能歪著身子躺在直冒水泡的大銅缸里，不然就會被送去軍事法庭處置。要說在別的地方，難免會讓人想到「戰爭犯罪」這四個字。我看了一眼註冊的醫生名單，想看看約瑟夫·門格勒[8]是不是在裡面，結果我唯一記得住名字的只有一個叫皮茲的醫生。我還是控制住了給他打電話詢問「嘿，你不會是換了個名字吧」的衝動，去了一家小旅館，是諮詢處那個人給我推薦的。

  我洗了澡，吃了飯，開心地在城裡逛了一圈，然後帶著馬丁·吉爾伯特的巨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去了皇家大街上一家熱鬧的小酒吧。我可以告訴你，這書不適合在酒吧看，你沒讀幾頁，就會發現自己在目光呆滯地四處打量，想找個人聊聊。

  但在瓦隆行政區，幾乎沒有人說英語。我的法語還不夠好，還沒到能夠偷聽別人講話的境界，我開始後悔沒好好學法語。我在學校學過三年法語，但和沒學也沒什麼區別。問題就在於教材基本上派不了任何用場，因為它們是由那些都沒怎麼接觸過法國的人編寫的——我學的那幾本好像是北達科他州溫德梭克市大馬路68號州立師範學院的馬爾維斯·弗里斯比教授主編的——也沒有任何一點跡象表明他們和現實世界有所關聯。他們不告訴你任何在法國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如何租一個坐浴器，如何和管廁所門戶收費的老大媽打交道，如何把插隊者的膝蓋打爛。他們總是糾纏於一些課堂活動，如把外衣掛到衣帽間；幫老師把黑板擦乾淨；開窗戶，再關窗戶；安排一天的課程。即使是在七年級，我就知道這些東西在今後的日子裡基本上沒有任何用處。在法國旅行，你有多久才會需要擦一次黑板呢？你有多久才會對人說「現在是冬天，馬上就到春天了吧？」根據我的經驗，這是人們早就知道的常識。

  我從來都搞不懂，為什麼他們不能把課本編得更符合年輕人的口味，他們完全可以給我們設置幾個章節，關於「傑拉德和伊莎貝拉在互相撫摸身體」或「克勞德有了第一次遺精的春夢」，如果真有，可就太爽了!至少它們可以被改編成連環畫。

  我醒來時發現雨水沖刷著窗戶，馬路幾乎被水淹沒，樓下傳來汽車經過時發出的「呼呼」聲。我出門去兌換了旅行支票，在綠地廣場(Place Verte)進行「櫥窗購物」，沿街店鋪的遮陽篷正好能讓我避雨，雨水打到篷子上，滴滴答答，聽起來十分安寧。每家店裡都有最美味的食物——「片片乾酪坊」的奶酪大得跟汽車輪胎一樣；「華吉鼐肉鋪」窗前掛著一串串紅腸，大塊大塊的阿登熏腿堆積成了一座粉紅色的小山丘；「甜品小屋」的櫥窗里是瓜果狀杏仁蛋白糊裝點成的美味佳肴。歐洲人是多麼善於利用櫥窗吸睛啊!即使是藥店的櫥窗也是非常整齊乾淨，物品放置得井然有序，以至於你會又飢又渴地望著捲筒石膏和成人尿不濕。

  我到最後一家店的時候，回頭望了望綠地廣場，不知道自己接下來可以做點什麼。最後我決定去杜拜，希望那裡的天氣能好些。不過這不大可能，因為杜拜離這裡只有15英里遠。然而誰又能想到，因為比利時鐵路的千奇百怪，到杜拜竟然花費了我半個上午的時間，而且要換乘三趟列車(雖然是短途)。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算已經抵達杜拜，因為杜拜沒有站台。我能夠到達的離杜拜最近的地方是巴福，在地圖上看，它位於杜拜左側半毫米處，實際距離卻是四公里。兩地中間隔著一座陡峭的小山，我在站台都能聽到遠處的卡車費勁爬山時發動機發出的噪聲，但至少雨停了。

  我打算打一輛計程車，但是站台那裡一輛也沒有，我只能走到鎮子上——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去找一個公交車站或計程車公司。我走進鎮中心大街上的一家旅館，從一位鬱悶的老闆那裡得知，巴福既沒有計程車，也沒有公交車。我用在學校里學到的法語問她，如果一個人沒有汽車，那他能靠什麼到巴福呢？我本來以為這位女士會把一隻死海狸甩在櫃檯上的，但她居然回答我：「靠你的腳，先生。」接著就面無表情地向我做了高盧人才會做的聳肩動作，她先將腦袋垂至腰處，然後雙肩用力地將兩隻耳朵夾升到頭頂，全世界大概只有高盧人會做這個動作。這個動作大概是想給我傳達如下意思：生活就是一坨屎，我十分認同這一點。但是我儘管知道這個事實，卻還是不會對你抱以同情，因為先生，這可是你的一坨屎。

  感謝她在我的生活里扮演了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過客角色。我走到小鎮的邊緣，在那裡看到了一抹比起像山更像是牆的風景。原來那裡有條馬路，旁邊建滿了一排排惹人煩的房子，就是那種專門建造在繁華地段的房子，看上去像是要被路面上負荷沉重的卡車慢慢震成碎片的樣子。每個院子都被鐵鏈鎖著的籬笆圍了起來，每道籬笆背後都有一條叫作「鐵頭」的猛犬。每次我一走近，它就會很警覺，一躍而起，沿著園中的小路撲過來，還會反覆地沖向前門，一頓亂叫，齜牙咧嘴，就差用最狠毒的招數從我的肋骨那裡撕咬一塊五花肉下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我身上有種東西，會讓狗狗發瘋。每次狗咬我的腳踝吮吸我的骨髓的時候，狗主人總會站在一旁說道：「唉，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狗狗以前可從不會這樣，肯定是你說了什麼。」他的這番話真讓人無語，我能跟一條狗說些什麼呢？「嘿，哥們兒，想在我的腿肚子上來一口嗎？」

  唯一一次有狗對我發起攻擊但又不想讓我坐輪椅的情況發生在我的一個朋友家裡，我當時坐在深凹的沙發上，手裡舉著幾乎快要溢出來的杯子，在這種情況下——恰好又是一隻愛流口水的大型犬——它不會想要咬死我，而是想要操死我。它好像在說：「來啊，比爾，快把你的褲子脫掉，我還是很熱辣的。」狗主人總會問：「它沒妨礙到你吧？」其實我也蠻喜歡那樣的，「哪裡，金，這狗用牙在我那兩個『蛋蛋』旁蹭來蹭去，後腿還狂摸我的臉，這感覺可不錯了。」

  「如果它妨礙到了你，我就把它弄出去。」狗主人總要補上這麼一句。「哎呀，」我很想告訴他，「不用把它弄出去，把它弄下來就行。」

  要是全世界的狗都被套進麻袋，送到海外的荒島上去就好了——我立刻想起了格陵蘭島——在那裡，這些狗狗可以四處玩耍，互相舔舐，開開心心的，而我也可以免於被它們騷擾(我感覺我說這話，很像伯納德·列文[9]，要知道上帝都想讓他閉嘴)。在把狗狗送到荒島去的行動中，我唯一會排除的就是捲毛貴賓犬，因為我想直接殺了它們。

  大部分動物我都不喜歡，說句實話，哪怕是金魚我都吃不消。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恥辱。「你們在幹什麼呢？」它們像是在回答：「我們在游來游去，怎麼啦？」如果我對著金魚看上10秒，就會想要自殺，或者去讀一本法國小說。

  在我心裡，唯一還可能會養的寵物就是奶牛。它們愛你，看起來面善無公害，也不用在紙盒子裡拉屎。它們看上去蠢蠢的，很容易信賴人類，而且還會幫忙除草，你總會忍不住喜歡上它們。在我住的地方的巷子裡，就有一群奶牛待在那兒。你可以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間站在牆根，一分鐘之後，奶牛們就會晃晃悠悠地走過來跟你站在一起。據我所知，它們可以在那兒站一天，直到時間的盡頭。他們會傾聽你的問題，卻從不向你提問。它們會一直是你的朋友，當你厭倦它們的時候，就可以把它們殺了吃掉，非常完美!

  杜拜位於山的另一邊，在一條十分陡的公路盡頭，看上去就像在我腳下半英里處。這種山你一旦向下看，就很難忍住不再看。我越往下走，就越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兩條腿像是踩了高蹺一樣向前滑行。到了最後一個拐彎處，我就和一個靠假肢走路的遊客沒什麼區別了。這一雙假肢拐來拐去，把我帶到了公路盡頭一個用石頭堆砌而成的穀倉里。我已經能想像自己像卡通片裡的角色那樣穿牆而過，在牆上留下一個人形的大洞，但實際上，我做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我步履沉重地走進了一條彎彎曲曲的水溝，非常慘烈地崴到了腳(我確信當時我聽到了木頭折斷般的咔咔聲)，還做完了一整套芭蕾舞的單足旋轉動作(雖然毫無優雅可言，但讓我想起了穿著旱冰靴的弗蘭肯斯坦[10])，轉著圈划過馬路，迎面撞上穀倉的牆，發出一聲巨響，然後誇張地搖晃一陣，最終倒在了地上。

  我仍舊躺在高高的草堆上，用了一分鐘時間才感覺到我右腿的根部異常疼痛。我時不時地將下巴抬到胸口處，沿著身體向下望去，想看看我的右腳是不是向後扭轉了180度，或者它的樣子至少應該配得上我當時所感受到的劇痛，但一切看起來非常正常。從我躺的地方望去，我可以仰視山頭。帶著出奇的冷靜，我躺在那兒想了好一會兒，思索著沒有計程車和公交車，我該怎麼回到上面去。

  最後，我把穀倉的牆壁作為支撐點，讓自己直起身來，一瘸一拐地向一家咖啡館走去。一進去那兒，我就一屁股坐在靠近門的一把椅子裡，隨之點了杯可樂。我脫下靴子和襪子，仔細檢查了我的腳踝，期望——而且是以一個受傷的男子特有的變態的方式變態地希望——碎骨頭渣會把我的皮膚撐得高高的，讓每個人看到後都會感到渾身難受。但我的腳踝只是有些發紫，摸上去軟軟的，有些輕微的腫脹。我意識到，我又一次嘗到了劇烈的痛苦，卻沒有受到配得起這痛苦的傷害，因此我不能享受飛機上的緊急救助和穿著職業裝、身材曼妙的美麗護士們的貼心照顧。我失望地坐在那裡喝了半小時的可樂，待我起身時，疼痛已經消退了許多，看來我還是能夠勉強行走的。

  於是，我一瘸一拐地逛了杜拜。杜拜真的很漂亮，街道很狹窄，屋子是用石頭造的，頂上是石板瓦。鎮子的一頭坐落著一棟別墅，簡直像是從童話世界裡直接偷來的一樣，別墅下流淌著一條清澈湍急的淺河，那是烏爾特河。杜拜周圍都是碧綠的山脈，正因為有它們的存在，這裡才能和世間隔絕數百年。通過停車場的規模，我判斷出這裡以前是遊客聚集的地方，但現在幾乎沒有什麼人，店鋪也已經關了。我在那兒待了幾小時，坐在河邊的長椅上醉心聽著鳥兒的歌唱。無論如何，你都想像不到，在我身處的這個時代里，這樣一片猶如世外桃源的地方竟然會是坦克大決戰[11]的要衝。我翻開了吉爾伯特那部卓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了看索引，裡面根本就沒有提到杜拜和巴福，但附近的很多村鎮倒是被提及了，像是馬爾梅迪，72名美國士兵在此被德國黨衛軍抓住，他們沒有成為戰俘，因為他們全被機槍射殺了；兩天後在斯塔夫羅，閒不住的黨衛軍殺了130個比利時平民，其中包括23個兒童；巴斯多尼，美軍在那兒被圍困一個月，數百人死亡……還有很多例子。我就是無法接受，這樣可怕野蠻的事情竟然會發生在這裡，在這青山間，在這片樹林裡，就發生在那些人(按年歲講，他們和我的年齡差跟我和我父親的一樣)的身上。然而現在，這裡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那些屠殺婦女和兒童的德國人，現在還能以遊客的身份故地重遊，脖子上掛著相機，懷裡抱著妻子，仿佛之前發生的一切都只是一部好萊塢電影。我已經聽到過當地人不止一次地告訴我，戰爭結束後，在和德國人相處的過程中，最難以忍受的一點，就是他們必須看著德國人帶著老婆和女友，向她們炫耀一番他們當年是怎麼毀掉這個地方的。

  *　*　*

  大約下午3點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最好還是回巴福去。我差不多快到6點的時候才到車站，因為腳踝受傷，我走得很慢，沿途還必須經常停下來說話。我到那兒的時候，車站很昏暗，而且沒什麼人。那裡沒有乘客，牆上也沒有時刻表。我坐在同我到達時方向相反的站台上，不知道下一班火車什麼時候來，更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下一班車。在比利時這樣一個又小又擁擠的國家，你能想像得到這個火車站此時此刻有多麼空寂。鐵軌向兩頭各延伸了兩三英里，我又累又冷，腳踝還在抽搐，更可怕的是，我餓了，我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

  在這樣一種寂寞空虛、腿腳不便的狀態下，我開始想念起家鄉的餐館。那家餐館叫何不來燒烤(Y Not Grill)，大家都以為是「為什麼不到屋子裡來，我們來烤點什麼」的縮略。這真是家奇怪的店。我差點要說它是一個很糟糕的地方，但事實上，它和青春期的大多數東西一樣，又奇妙又糟糕。食物很難吃，女服務員脾氣暴躁，又很蠢，廚子們看起來總像是不講衛生的逃犯。他們長年患著一種感冒——鼻子堵塞、鼻涕馬上要流出來——無論何時，他們的鼻頭上總感覺要滴什麼東西下來。你懂的，當廚師從灶頭出來，端上你點的飯菜時，那鼻涕就已經從他的鼻子上滴下來，滴在了你的漢堡包上，仿佛是麵包上滴了清晨的朝露。

  何不來燒烤餐館有一位叫雪莉的女服務員，是我認識的人里我最看不慣的一個。不管你點了什麼，她都會看著你，好像你要借她的車，然後把她的女兒帶到蒂華納[12]搞上一個星期似的。

  「你想要什麼？」她會問。

  「一份豬裡脊，加上幾個炸洋蔥圈，」你還得面帶歉意地再重複一次，「麻煩你了，雪莉，希望我沒給你添太多麻煩，只用你一分鐘時間就好。」

  雪莉會瞪你五秒鐘，好像要記住你的面部特徵，方便日後向警察做報告，然後隨意地把你點的菜品記在本子上，用小餐館特有的「混沌腔」向後面的廚師吼道：「兩坨屎加一根死狗鞭。」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在好萊塢電影裡，雪莉應該會由馬喬里·梅因扮演，她十分兇悍，善於做派，但你很快就會發現她豐滿的雙乳下跳動的是一顆如黃金般寶貴的心。你要是出其不意地送她一個禮物，她會害羞地說：「你買這禮物做什麼？笨蛋!」如果你送她生日禮物，她會說：「你在幹嗎？」然而雪莉，呵呵，她沒有金子般的心，她實在是連一個優點都沒有，她甚至都不能把嘴上的口紅抹勻。

  然而何不來燒烤餐館也是有它的優點在的，有件事就很厲害，那就是它通宵營業。這也就意味著半夜三更你實在餓得不行或者想找人聚聚的時候，你可以去那兒。那是一個避風港，是鎮中心的一片黑暗海洋里的光明之島，就像愛德華·霍珀的名畫《夜鷹》中的那家小餐館一樣。

  現在何不來燒烤餐館已經消逝在歲月的長河裡，據說店主因為吃了自家飯菜而身亡。不過現在我仍然能看見它：窗戶玻璃上凝結著水汽，夜班工人三三兩兩湊成一堆，雪莉一隻手揪住喝得爛醉如泥的客人的頭髮，提起他的腦袋，另一隻手用濕抹布擦著櫃檯。還有一個人，穿著牛仔服，喝著咖啡，抽著一支沒過濾嘴的駱駝香菸，沉迷在他的白日夢裡。我現在還經常地想起那裡，尤其像現在這樣身處比利時南部時。四周又黑又冷，空蕩的鐵軌向兩邊延伸出去，直到與遠處的地平線交匯在一起。

  [1]泛指古代尼德蘭南部地區，包括今比利時的東佛蘭德省和西佛蘭德省、法國的加來海峽省和北方省、荷蘭的澤蘭省，曾是11世紀歐洲最富有的地區。

  [2]英國政治家，在1983年6月至1989年10月擔任英國財政大臣，在議會中經常穿馬褂。——譯者注

  [3]Nijvel，荷蘭語，位於比利時瓦隆-布拉班特省的一個城市。

  [4]Wordsworth，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譯者注

  [5]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譯者注

  [6]Kaiser Wolhelm，普魯士皇帝，發動了一戰，敗北後被迫退位。——譯者注

  [7]即彼得一世，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第四位沙皇、俄羅斯帝國首位皇帝，1682年即位。

  [8]人稱「死亡天使」，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譯者

  [9]英國著名記者、評論員和專欄作家，曾被稱為「英國最尖酸刻薄的專欄作家」。

  [10]英國女作家瑪麗·雪萊所著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中的主人公，熱衷於生命起源的科學怪人，曾因追蹤怪物到北極穿過旱冰靴。——譯者注

  [11]1944年12月16日—1945年1月28日，是美軍二戰中參戰的最大規模陸戰。——譯者注

  [12]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色情娛樂業發達。——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