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的獨立與分裂

  殖民體系解體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進程之一，印度的獨立由於開啟英帝國解體的先河對世界歷史影響深遠。英國主持印度獨立的總督蒙巴頓勳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曾經誇口說：「1947年我在印度的成就是本世紀世界歷史上三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1949年中國共產黨上台執政一樣重要。」[7]但是圍繞印度殖民地的獨立，學界向來存在頗多爭議，其中艾德禮政府對帝國的態度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分裂直至現在仍然是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等爭論不休的問題。隨著檔案材料的公布，歷史學家有必要重新思考甚至推翻原先的結論。正如歷史學者布朗所言，歷史學家知道得越多，舊的歷史解釋的確定性就越虛弱。[8]因而，以最新的檔案資料為基礎，並積極吸收國際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來重新探討印巴的獨立進程就是很有必要的。[9]

  二戰臨近結束，艾德禮領導的工黨以絕對優勢贏得了大選，此時，工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帝國問題了。作為主宰全局者，首相艾德禮是捲入印度獨立的關鍵人物之一，艾德禮的傳記作者說「他是他自己的印度事務大臣。」[10]蒙巴頓在後來給艾德禮的信中承認自己能夠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正是因為首相的大力支持。[11]艾德禮的關鍵作用是與他對印度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的，他可能是內閣中僅次於克里普斯的印度通。早在1927－1930年，艾德禮就作為西蒙調查團的成員深入了解印度，在戰時內閣初期，他曾擔任印度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不久又擔任了自治領事務大臣。艾德禮是一位開明的政治家，他曾經批評戰時的印度總督林利思戈是位失敗主義者，說林利思戈只想維持現狀而不願謀求政治進展，英國在印度需要類似於加拿大的達勒姆（Lord Durham）那樣的人物。[12]當他升任首相後，他認識到，在新的時代，為了更好地為英國利益服務，為了更好地控制英帝國，英國有必要用善意和影響力來取代武力和壓迫，向大英國協的轉變勢在必行，他決定在印度推行他的計劃。[13]克里普斯與艾德禮意見一致，克里普斯本是一位律師，他認為保持英國和四億印度人的友誼是至關重要的，主張通過授予印度自治領的形式來換取他們的合作，也正是這一認識使他與印度國大黨維持著良好的關係。財政大臣多爾頓（Hugh Dalton）也支持首相的意見。但是反對的聲音也非常強大，外交大臣貝文與軍方的部分代表強烈反對放棄印度。由於內閣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新上台的工黨政府發表了一份含糊其辭的聲明，宣布支持印度的獨立事業，但是對什麼時候實現獨立的關鍵問題，卻又大搞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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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內閣仍然猶豫不決的時候，印度民族主義呈星火燎原之勢迅速發展。

  首先，戰後掀起了罷工高潮，其中不少帶有政治色彩。據統計，1945年印度共發生罷工848次，參加者782192人，到1946年，第一季度發生的罷工已達426次，參加者4.26萬人。罷工工人不僅提出了增加工資、安排失業人員就業、懲治投機倒把這些經濟要求，而且提出了一些反英的政治口號，「英國人滾出印度」「印度獨立萬歲」是工人集會或遊行示威中經常可以聽到的口號。罷工常常發展為反英示威遊行，一個工廠、一個部門的鬥爭常常轉變為整個城市的行動。如1945年8月貝拿勒斯的工人罷工發展為工人和其他下層人民的聯合示威遊行，在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後，有17人被打死，2000多人被捕。印度全國工人和各界人士同聲譴責警察的暴行，罷工鬥爭在全國範圍更廣泛地開展起來。[14]

  其次，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自覺地把印度的民族主義鬥爭與更大範圍的民族主義鬥爭結合在一起，典型的表現是印度反對英印軍隊鎮壓東南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本投降後，英國政府調派英印軍隊到印度支那與印度尼西亞控制局勢，鎮壓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國大黨、穆斯林聯盟（Muslim League）、印度共產黨都號召人民不服從殖民政府的命令，國大黨把1945年10月25日定為「保衛東南亞日」，在這一天，印度各地紛紛舉行抗議集會，要求立即撤回英印軍隊，穆斯林聯盟與印度共產黨成員也踴躍參加活動，孟買和加爾各答的碼頭工人則拒絕給開往印尼的船隻裝載糧食和彈藥，這使輪船遲遲不能起航。[15]

  面對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壓力，此時英國的統治卻顯得非常脆弱。一方面，印度文官逐漸失去了控制局勢的能力。印度文官被稱為英國統治印度的支撐鋼架，但是他們已經不再可靠。印度總督韋維爾（Lord Wavell）向英國政府報告，印度文官的數量在二戰開始時就已經不足，而二戰又阻礙了文官的徵召，到戰爭結束時已經嚴重缺乏，而重新徵召則需要一段時間。另一方面，更糟的是，許多文官都想早點退休。[16]同時，英國在東亞的失敗也削弱了印度文官的威望，「鋼架現在更像是板條和灰泥，但是灰泥太多而板條很少。」[17]警察是英國維持印度秩序的主要工具，此時也不堪重用。1946年，在馬爾巴爾和比哈爾地區，警察發動罷工，韋維爾報告說比哈爾等地的警察力量已經嚴重失效，以致比哈爾總督「對自己的警察失去了信心」。[18]

  最後，軍隊被認為是英國統治印度的最後防線，但1946年初發生在孟買等地的士兵起義證明這道防線也已經守不住了。1946年2月，一個水兵由於在牆上寫下「退出印度」而被捕。第二天停泊在孟買港口的20艘船艦的全體水兵都參加了罷工，英國國旗被從桅杆上降了下來，取代它的是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旗幟。20萬水兵在孟買遊行，在遊行中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印度必勝」「革命萬歲」等口號。對水兵罷工的這種行為，英國認為必須採取強硬措施，2月21日，英國炮兵向艦船開炮，而罷工的船艦也都開炮還擊，罷工演變為武裝起義。之後，喀拉蚩、加爾各答、馬德拉斯等港口的印度海軍，以及德里、浦那、坦納基地的士兵、雇員都宣布支持孟買起義者，英國在印度的75艘船艦和20個炮台幾乎都受到了影響。印度軍隊的這些行為使英國得出結論，「我們認為作為整體的印度軍隊的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印度皇家海軍和空軍不可靠了」。[19]

  審判國民軍事件是戰後英國政府與印度民族主義者的一場激烈較量，而結局表明英國只能對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讓步。日本投降後，參加日本一方對同盟國參戰的印度國民軍官兵2萬多人（其中穆斯林有數千人）被遣返印度，英國決定以叛逆罪對國民軍的軍官進行審判。印度的民族主義者雖然也不贊成國民軍的行為，但認為國民軍的目的是爭取印度獨立，他們的愛國精神應該肯定，而公審國民軍就是對印度民族主義的挑戰。國大黨全印委員會在1945年9月通過決議，抗議當局的行為，還專門成立了辯護委員會為這些軍官辯護，尼赫魯也以律師的身份參與辯護。甘地在給印度總督的信中譴責了這次審訊。甘地說儘管他不主張武裝鬥爭，但欽佩國民軍的「勇敢與愛國主義精神」。[20]各黨派團體紛紛舉行抗議集會，中央邦在1945年10月的前半個月就舉行了160次抗議集會，各地於11月5日至11日舉行「印度國民軍周」，11月12日又舉行 「印度國民軍日」。最大一次群眾性集會在加爾各答德夏普里亞公園舉行，估計有20萬—30萬人參加。各界人士還為受迫害者捐款，工會、農協、婦女協會、印度教大會都對當局提出譴責。然而，殖民當局仍不顧民族主義者的反對，對被指控軍官判處重刑。為抗議殖民當局的措施，加爾各答的大學生、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等在1945年11月21日、1946年2月11日兩次舉行示威遊行，罷工罷課，而兩次活動都發展為與警察的暴力衝突。第一次示威有30多人被打死，200多人受傷，第二次示威有84人死亡，300多人受傷。群眾性的抗議示威由加爾各答迅速擴大到孟買、德里、米魯特、白沙瓦等城市，在抗議活動中，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一起鬥爭。官方承認，中央邦和旁遮普地區的一些印度官員也反對國民軍的審判，英印軍隊的一些士兵也參加了群眾集會。最後，總督以行使特權的方法，赦免並釋放了被判刑的軍官，波瀾才平息了下去。尼赫魯就此發表評論說，「這是印度人民的意志和那些印度當權者的意志之間的較量，人民的意志終於獲得了勝利。」[21]

  面對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強大壓力，印度總督韋維爾認為戰後的英國不但不能再獲得印度國大黨的合作，而且還將面對國大黨為了攫取權力將不惜使用的暴力手段。國大黨領導人「對我們的最大支持不過是在政府和國大黨衝突時保持中立」；印度王公雖然支持政府，但是他們能量太小。韋維爾也排除了使用軍隊的可能性，他認為「使用印度的軍隊來鎮壓它自己的人民將是極不明智的。」[22]韋維爾提出英國在印度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重新占領，或者馬上撤出，在大規模的反抗面前，除此無他。[23]在這兩個選項中，韋維爾傾向於後者，因為他注意到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矛盾開始急劇升溫，印度有發生內戰的危險，而英國可以依靠的力量卻非常有限，韋維爾認為英國在只有責任而沒有權力的時候只有加速撤退這一條途徑。

  財政部為代表的一方支持韋維爾撤退的主張，堅決反對他提出的第二種選擇。艾德禮政府初期，英國處於破產的邊緣，財政顧問凱恩斯警告英國會在財政上出現敦刻爾克式的大危機，「當我們變成另外半個世界的爪牙的時候，我們不能以自己的財力管理半個世界」。[24]嚴峻的財政匱乏使財政大臣多爾頓要求削減政府開支，為此不惜以辭職相要挾。克里普斯在艾德禮政府初期任貿易委員會主席，1947年11月後出任財政大臣，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他也支持從印度撤退。[25]

  以外交大臣貝文為首的強硬派反對從印度撤退。貝文認為從印度撤退將變成一個龐大進程的開始，馬來亞、錫蘭、中東等地都將隨印度的獨立而脫離英帝國，對英國在非洲的統治也將造成深遠的影響。貝文對韋維爾大為不滿，認為韋維爾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建議艾德禮撤掉韋維爾並選擇一個勇敢的人，「我們需要的不是另外一個敦刻爾克，而是一個戈登（Charles Geoge Gordon）式的將軍……」[26]總參謀部的大部分軍官站在貝文一邊。

  這一次艾德禮堅決站在財政部一邊。對艾德禮來說，一方面，重新占領印度嚴重挑戰英國的資源，另一方面，重新占領印度在戰後將極為艱難。印度在二戰時就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蘇聯無疑會抓住每一個可以利用的手段來攻擊英國過時的殖民政策。羅斯福政府在戰時為了維護英美的聯盟才沒有在印度問題上太過激進，而新上台的杜魯門政府對英國的殖民帝國並無好感，為了籠絡人心，美國極可能站在英國的對立面。這一次，溫和的艾德禮決定以克里普斯等人為後盾乾綱獨斷，當貝文對艾德禮的決定大加指責時，艾德禮強硬地回覆說請貝文拿出一個可以實現的替代方案。在艾德禮的盛怒之下，貝文退卻了。

  但是由此認為以下觀點「英國從印度的撤退是民族主義壓力結果」卻又不盡全面。不管怎麼說，戰後的英國仍然是世界第三強國，英國不僅在第三世界有很重要的影響力，就是對歐洲，英國在戰後也有重要的發言權。在許多方面，美國都需要英國的配合來解決問題，而艾德禮政府也要努力維護英國的大國地位。實際上，可以很快發現，英國從印度的撤退既有印度在帝國內價值縮水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戰略考慮的結果，英國從印度撤退，是為了更好地鞏固英帝國，更好地鞏固英國的大國地位。

  印度價值不再是英國放棄印度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如湯姆林森所言，要理解英帝國的解體就應該深究英帝國的興起，第一個需要了解的問題是：英國為什麼要攫取印度？或者通俗地說，通過控制印度英國可以獲得什麼？[27]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有人認為是經濟利益，有人認為是戰略因素，也有人認為是滿足英國貴族的統治欲，還有人認為是基督教傳播西方文明的狂熱，等等。對這些答案一概否認是不恰當的，每一種解釋都有自己的依據。但是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筆者發現軍事與經濟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英國獲取印度，首先是為了擴大市場與獲取原料，雖然最新的經濟史研究認為英國工業革命主要的推動力是英國國內需求，但是廣大的殖民地市場還是有很重要的貢獻，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蘭開郡的棉紡織品長期以印度為原料產地與市場，而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印度對蘭開郡等地棉紡織業的繁榮變得更加重要。其次，英國從統治印度中獲得了巨大的軍事利益。正如加拉格爾所言，印度是英帝國的撞錘，印度軍隊被廣泛散布在英帝國的各個地區，而且其駐防費用由印度政府負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英國通過印度殖民地維持著整個英帝國。印度軍隊也為英國參加一戰與二戰做出了巨大貢獻，印度在一戰中為英國提供了100萬人的兵力，二戰中為英國提供了200萬人的兵力。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印度殖民地對英國與英帝國的意義逐漸喪失。首先，印度對英國經濟的貢獻逐漸縮小。在印度政府通過貿易保護政策後，印度作為英國出口市場的地位大為改觀（見下表）。戰時任印度事務大臣的埃默里認為就經濟角度而言，繼續控制印度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印度如今的權力已經比我們能夠承認的還要大了，我們把控制權交給他們並不會犧牲任何有價值的東西。」[28]

  1913-1938年英國產品占印度進口的比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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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印度的軍事價值也在縮水。在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殖民政府不得不縮減軍隊、降低防務開支，民族主義者也反對由印度出資維持印度軍隊在海外的駐防，英國政府最終與印度殖民政府達成妥協：印度以外的駐軍費用由所在地或者英國承擔。[30]這項協定使英國在二戰中不得不支付巨大的費用（見下表）。同時，英國繼續使用印度軍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除非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英國不再能夠隨意徵調印度軍隊。

  最後，印度本身的防務價值在戰後下降，在英國的主要防務任務中，戰略家雖然也承認印度的價值，但是印度並不是英國防務的重點，而只是戰略輔助地區。[31]

  1939-19 45年印度的防務開支[32]

  因此，英國戰略重點的轉移促成了英國從南亞的撤退。正如哈耶姆所言，戰後的艾德禮政府主要面臨兩大任務：恢復經濟與遏制蘇聯。[33]這兩個目標都削弱了印度的價值。第一，英國恢復經濟的任務使英國的重點從印度轉移到非洲。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非洲成為英國開發的重點，印度的價值大為下降，所以從經濟角度而言，英國繼續控制印度已無多大裨益。財政部以非洲為支點制定了宏偉的經濟開發計劃，印度失去了往昔的榮耀。第二，英國的全球防務戰略轉向使中東成為重點地區。在一戰與二戰中，利用印度對付中歐大國是英國的基本策略，但是二戰之後，印度不但不再是利器，反而成為一種拖累。正如韋維爾所言，隨著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衝突，印度有陷入內戰的危險，如果繼續統治印度，英國將不得不承擔維持秩序的重任，這將消耗大量的資源，對戰後虛弱的艾德禮政府來說，這一耗費尤其難以承受。作為統管全局者，艾德禮認為英國如果試圖繼續統治印度，將不得不對付印度人的游擊戰爭，英國的全球防務戰略將受到嚴重影響。[34]在艾德禮政府期間，軍界影響力之大在英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雖然起初一些軍官也附和貝文反對從印度撤退，但是軍方很快就做出了新的決定，他們支持從印度撤退，因為在他們擬定的防務政策中，防務的主要敵人是蘇聯，而中東才是防務的重點，印度在防務上的重要性下降，它只是防務的輔助地區。[35]對英國政府而言，與其把精力放在價值大為縮水的印度，不如從印度儘快撤退，集中精力來經營中東與非洲殖民地，盡力為英國的大國戰略服務。同時，英國也希望用撤退來換取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好感，實現英帝國向大英國協的轉變。因此，英國決定把印度獨立作為籌碼來換取實實在在的利益。

  英國希望按照自己的戰略來塑造印度。首先，為了軍事的需要維護一個統一的印度。英國內閣認為英國應該把權力移交給一個穩重的、統一的印度政府，而且權力移交應該有補充性的「安全防務安排」。[36]軍方報告，統一的印度才不會給蘇聯以可乘之機[37]，在其後的時間內，英國內閣也認為統一的印度才能讓人相信英國仍然可以主導印度的獨立進程，穆斯林聯盟提出的分裂方案當然就被否決。其次，艾德禮希望把獨立後的印度羈留在大英國協之內，這樣才能鞏固大英國協的地位，才能更好地為英國的大國戰略服務。這兩大目標的出發點是，艾德禮政府認為英國仍然有能力控制印度局勢。正是這一思維使內閣胸有成竹地設計了一套印度獨立的計劃，首先通過選舉成立一個立法會，然後由立法會制定獨立憲法，在此之後，英國再移交權力。也正是這一思維使艾德禮政府斥責韋維爾的方案，稱其是逃跑計劃，認為撤換韋維爾就可以解決印度問題。但印度的局勢很快證明英國的想法太天真了。

  韋維爾意識到內閣並不知道印度局面的複雜性、緊迫性，他提醒內閣，印度的局勢可能比想像的更糟糕。印度的局勢印證了韋維爾的判斷。在孟加拉和海得拉巴都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孟加拉的農民運動更是有500萬人捲入其中。在運動中，農民攻擊地主、高利貸者的宅院，開倉取糧。在收到韋維爾的警告後，艾德禮決定派出時任貿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普斯、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Lord Frederick Pethick-Lawrence）和國防大臣亞歷山大組成的內閣使團出訪印度並尋求解決方案，勞倫斯明確宣稱：內閣使團的主要任務是「光榮與名譽地移交權力」。[38]雖然內閣對局勢仍然抱著樂觀的態度，認為權力的移交可以「平穩而有效地進行」，但是內閣使團對印度是否會留在大英國協還是有一定的懷疑，「我們認為印度留在大英國協是有利的，但是它是自由的實體，我們不會違背你們的意願強迫你們留在裡面」。[39]

  內閣使團抵達印度後，在三個多月的時間內會見了472個大大小小的政界要人（主要是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的政治家）。其後內閣使團提出五個選擇方案：英國儘速撤離；在1947年1月撤離，使印度人有時間做準備；把印度提交給聯合國；用武力維持對印度的統治；在印度南部與中部移交權力，然後在穆斯林占多數的東北與西北地區繼續統治。[40]英國政府很快排除了繼續統治的方案，因為繼續統治印度會要求英國增派軍隊，這就要從帝國其他更重要的地區縮減軍隊部署，並且會激起國內與國際社會聲討的浪潮。但是艾德禮政府也反對無條件撤離的想法，因為無條件撤離將使印度出現混亂甚至是內戰，國內與國際社會會把它看作是「與大國地位不符的逃之夭夭的政策」，是英國權力衰落的證明，而英國聲望的下降，又會嚴重影響英國在中東與其他地區的殖民統治，也會危及對抗蘇聯的戰略安排。因而，英國應該全力避免溜之大吉的恥辱政策。[41]英國政府要求內閣使團努力維護印度的統一，[42]因為分裂的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它會撕破英國有計劃撤退的面紗，另一方面，從防務的觀點來看，這樣不利於穩定印度並防止蘇聯滲透。[43]這些考慮說明，英國仍然認為自己可以主導印度獨立的進程。

  為了維護統一，內閣使團設計出一個「三層餅」式的政治結構：印度的11個省作為基層；由其自由組合，成為中層；中層再讓渡一部分權力形成中央政府。[44]根據內閣使團的方案，中層將成為印度政治的中心，而中央政府只是一個鬆散的聯邦，它既沒有財權，其軍權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內閣使團的勸說下，穆斯林聯盟領袖真納（Mohammad Ali Jinnah）放棄了獨立要求而接受這一方案，但是國大黨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在這一方案中，穆斯林獲得了太大的權力。於是，內閣使團的方案失敗了。使團的失敗反映了印度的主要矛盾發生轉變，此前，印度的主要矛盾是印度民族主義者和英國殖民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現在，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之間的矛盾卻成為主要矛盾。[45]

  在1945年11月的中央立法會議與1946年春的省立法會議大選中，雖然國大黨獲勝，但對穆斯林聯盟而言也是重大的勝利。在中央立法會議選舉中，它獲得了穆斯林選區選票的86.6%，在省立法會議的選舉中，它獲得的票數占穆斯林選區總票數的74%，[46]這使它成為穆斯林利益的代表，是在印度僅次於國大黨的第二大政黨。真納認為維護穆斯林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巴基斯坦國，但是既然英國不贊成，取代的辦法就是給穆斯林以足夠的自治權，讓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平起平坐。[47]按照穆斯林聯盟的要求，只有建立鬆散的聯邦制，才能維護印度的統一。國大黨則持相反的立場，強大的中央政府是它孜孜以求的理想，為此它甚至虛構了一個「印度母親」的形象來整合印度人的歸屬感。[48]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加快印度的工業化，能恢復印度昔日的榮耀。而實際上，國大黨是想確立它在中央政府的獨大地位，成為新獨立的印度的天然主人。當然，這正是真納所深為恐懼的。

  內閣使團的失敗使艾德禮心急如焚。多爾頓提議加緊撤退，「我很清楚我們不能依靠武力統治印度，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給他們管理自己事務的自由，即使這樣做的代價是不幸的印度內戰」。[49]勞倫斯也支持加速撤退，「從軍事的觀點上說，我們不再有足夠的資源來反對這些受挫的民族主義者，而他們將會控制更多的人」。[50]1946年秋，印度的情況持續惡化，民族矛盾變得更加難以調和，10月，東孟加拉爆發大規模的民族屠殺，11月，比哈爾地區暴亂導致5000人喪生。英國在民族衝突面前無能為力，「那些犯有暴力罪的人被釋放、並被當作公眾英雄，執行公務的官員則被公眾所唾棄。」[51]韋維爾要求加速撤退，他說行政機構已經崩潰了，尼赫魯準備反抗英國，「我們必須有破產計劃」。[52]內閣也逐漸認識到，只承擔責任而沒有相應的權力只能惡化英國的處境，英國必須儘快做出決定。1946年12月，內閣準備了一份聲明，稱英國到1948年3月31日將完成權力移交，如果立法會議不能代表整個印度，英國將把權力移交給各個地方的代表。[53]內閣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從印度脫身，英國政府的樂觀情緒開始轉變為焦慮。

  對工黨艾德禮政府在印度的撤退計劃，邱吉爾稱之為「逃之夭夭」。[54]貝文也承認政府在印度的政策是不名譽的行為，「看起來除了逃之夭夭外無可形容，既無尊嚴，也無計劃」[55]。艾德禮顯然被這樣的指責激怒了，他對貝文說，如果他反對，請拿出一個可行的方案來。[56]從現實的角度出發，艾德禮覺得英國最好的選擇就是從印度撤退，因為英國的統治依賴於印度的合作者，但是印度合作者的忠誠度開始下降，而且英國也不可能再派出大量軍隊來增援印度，除了撤退沒有其他辦法。艾德禮進退兩難，他雖然準備撤出印度，卻不想留下一個被趕走的印象，也不準備讓帝國瓦解，「從印度撤退，不要顯得是我們虛弱而被迫如此，也不能是帝國瓦解的第一步」。[57]他對貝文的不理解深感煩惱，不過貝文對艾德禮還是敬重的，在艾德禮發怒之後，貝文保持了沉默。

  但是，艾德禮還是同意了貝文撤換韋維爾的建議。艾德禮一方面感覺韋維爾缺乏必要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感覺韋維爾是一個「失敗主義者」。[58]他認為無序撤退將導致混亂，並「在大英國協中引發恐慌」，「在我國和自治領引起非常強烈的反應，對我們的國際地位產生嚴重後果」。[59]艾德禮決定以蒙巴頓將軍代替韋維爾，這樣，蒙巴頓成為英國在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

  蒙巴頓具有皇室血統，是二戰後期盟軍在東南亞戰區的最高負責人，許多人認為他在印度完成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蒙巴頓雖然宣稱自己在印度執行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他與國大黨領袖的關係不同尋常。他自己後來解釋說，如果得罪國大黨，他就無法控制印度的局勢而保證權力順利交接。[60]不管什麼原因，他與尼赫魯私交很好，而不喜歡真納。[61]受到艾德禮邀請時，他一度表現得非常謹慎。他清楚赴印度的使命不僅要面對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抵制，而且也會受到英國內閣的掣肘。但最終他被艾德禮說服，決定接受這一任務，不過也提出了兩個條件：第一，在印度執行任務時不能受到內閣的無端干預；第二，英國政府應該就印度的獨立確定一個時間表。艾德禮答應了蒙巴頓的條件，實際上，確定時間表的政策與艾德禮的計劃是一致的。英國在1946年底就已經有意要確定時間表，政府很快就宣布1948年6月為英國移交權力的最後時間。艾德禮政府認為確定時間表可以向印度各方表明英國是真心準備離開的，這樣可以迫使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擱置爭吵，從而有利於英國從印度撤退。[62]但同時，時間表政策也表明英國手上的籌碼並不多[63]，這個籌碼能夠起作用嗎？

  1947年3月22日，蒙巴頓抵達印度。印度的局面比他想像的更糟糕，而英國能做的事情並不多，正如他的助手伊斯梅勳爵（Lord Ismay）所言，「我們已經失去了主動權，我們也喪失了所有的權威，玩偶中的木屑一點點地用完……如果你手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恐嚇別人，你也就不能虛張聲勢了。」[64]不過也不能忽視英國的有利條件，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爭吵，使英國可以在兩者之間巧妙周旋，而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刺激了印度的政治精英，他們決定爭取一個現實的、也是妥協的方案，這對英國的權力移交就有幫助。[65]

  起初，蒙巴頓仍然希望維護印度統一，因而敦促印巴領導人「接受內閣使團的計劃」。[66]但是國大黨對這一方案並不滿意，強烈要求組建強大的中央政府。國大黨的態度刺激了真納，真納更堅定地要求獨立的巴基斯坦。真納明白在英國人的戰略中，國大黨的印度而非穆斯林聯盟的巴基斯坦更有重要的意義，因此自己並沒有優勢。可是如果沒有英國的支持，或者如果英國和國大黨合作，穆斯林聯盟就會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得不向英國保證：即使巴基斯坦建國，也會留在大英國協。但是他又必須為穆斯林爭取儘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盡力為穆斯林爭取權益，另一方面又謹慎行事，避免惹惱英國。因為萬一英國甩手不管了，印度必然落入以國大黨為代表的印度教徒之手，所以，他一直表示願意繼續談判。

  國大黨逐漸明白如果要把穆斯林聯盟留在印度，強大中央政府的主張就不能實現，而與穆斯林聯盟無休止的爭吵也會使自己黨內出現更激進的勢力，而如果國大黨出現分歧，印度勢必分裂。在國大黨中地位僅次於尼赫魯的帕特爾（Sardar Val labhbhai Patel）開始接受分治主張，後來連甘地也接受了這個方案。正如國大黨後來所解釋的，「你必須把它切掉，如果你保留它，整個身體都會壞掉」。[67]不過國大黨希望把巴基斯坦縮小到不能再縮小的地步[68]，如果最終無法生存，那就最好，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小小的巴基斯坦會重新回到印度的懷抱。

  由於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都不支持內閣使團的方案，統一印度的計劃陷入僵局，民族衝突則逐漸加劇。[69]對英國人來說，統一的印度當然不錯，可是國大黨堅持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支持國大黨就必然遭到穆斯林的反對，甚至要引發內戰。[70]但同時，英國也承受不起得罪穆斯林的後果，因為一旦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就必然會激怒中東的穆斯林，這將嚴重危及英國在中東的統治。[71]蒙巴頓認識到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之間的衝突是無法調和的，為了體面地撤出印度，「唯一的選擇就是分治」。[72]為了防止內戰，蒙巴頓把獨立的時間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

  一旦各方同意分治，獨立就變得相對容易了。剩下的任務是分割政府、軍隊、領土和財產。蒙巴頓並沒有做到不偏不倚，他干預了拉德克里夫（Sir Cyril Radc liffe）劃分印巴邊界引起的爭議，並採取了有利於印度的解決辦法。結果是，獨立後的巴基斯坦遠不是真納所設想的包括六大省的大巴基斯坦，而僅包括穆斯林占多數的幾個區，在人口數量上包含印度穆斯林人口的五分之三。[73]

  為了穩定印度，避免巴爾幹化，蒙巴頓拋棄了其他政治勢力，各土邦必須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做出選擇，錫克人的努力徒勞無功，「賤民」也被丟在一邊。正如戴高樂眼中的英國人——「忘恩負義的阿爾比恩人」把舊日的朋友出賣了。[74]

  最初，軍方希望在印度獨立後繼續控制印度的軍隊，為此英國應該留下來幫助重建印度的軍隊。[75]但是正如蒙巴頓所指出的，「雖然真納希望我們留下來，但不過是為了利用我們」，「而尼赫魯是希望我們走得越快越好」，並且留下來有捲入民族衝突的危險，幾步之內就是戕害婦女兒童生命的行為，英國軍隊如何能夠坐視不理？因此，「英國軍隊離開這個國家越快越好」[76]。在蒙巴頓的建議下，英國撤出了所有的軍隊，也放棄了對印度軍隊的控制。

  英國維護印度統一的目標是徹底失敗了，但是把印度留在大英國協的目標似乎是成功了，獨立後的兩個國家都決定留在大英國協內，蒙巴頓更是認為印度加入大英國協是上天「提供給英帝國的最大機會」。[77]英國政府對這樣的情形還是滿意的，內閣對蒙巴頓取得的進展表示祝賀。[78]艾德禮覺得「雖然我很懷疑事情是否會很順利，因為印度領導者對行政管理並無多少了解。但是至少我們體面地退出了，而不是如一段時間以來看起來那樣，要被不名譽地趕出來」[79]。

  但是印巴留在大英國協也並非如蒙巴頓所言那樣成功，印巴加入大英國協更多的是利益考慮的結果。巴基斯坦獨立後，真納拒絕了由蒙巴頓擔任巴基斯坦總督的主張。不過，真納非常清楚巴基斯坦必須得到英國的支持，最起碼英國不能站在印度一邊，所以真納遵守諾言，仍然使巴基斯坦留在了大英國協，並許諾在巴基斯坦給英國提供軍事基地，隨後也參加了由英國牽頭創建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印度獨立後，尼赫魯出任總理。尼赫魯的本意是徹底消除印度的殖民地性質，因而印度沒有必要留在大英國協。印度獨立後將大力推動工業化，在國際事務中將超脫於美蘇的冷戰格局，努力成為新興國家，甚至是第三世界的領導人。可是巴基斯坦留在大英國協，誰能保證在印巴衝突發生時，英國不會站在大英國協盟友一邊反對印度呢？獨立後的印度也需要英國的經濟、特別是資金的援助，因此尼赫魯覺得印度最好暫時留在大英國協。但是，正如尼赫魯在1947年8月題為「命運的約會」演講中所說到的：新國家意味著新開始。[80]其後不久，印度宣布成為共和國。基於上述考慮，印度以共和國的身份加入大英國協。[81]

  不過，一個共和國留在以英王為首腦的大英國協內豈不是很奇怪？英國外交部反對印度加入大英國協。外交部認為，尼赫魯的不結盟和反殖民主義立場都表明他試圖獲得亞洲領導權並要排除西方影響，這些都影響了英國的對抗共產主義的原則，也危害大英國協的團結。[82]軍方對印度加入大英國協也不感興趣，但認為英印友好對遏制蘇聯十分重要。[83]艾德禮與克里普斯有著不同看法：與占世界幾乎五分之一人口的印度維持友好關係至關重要。在律師沃克的幫助下，艾德禮頂住了各種壓力，讓印度共和國留在大英國協。[84]英國的態度贏得了印度與巴基斯坦民族主義者的好感，在印度獨立後，印度仍然與英國維持著比較友好的關係，而巴基斯坦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英國的戰略夥伴。

  圍繞英國從印度撤退這一歷史事件，西方學術界得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例如，許多人以印度為例，認為艾德禮政府是英國非殖民化的推動者。這一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在與貝文的爭論中，艾德禮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是失敗主義者而是一個現實主義者」[85]，從印度退卻主要是不得已，「環境逼迫我在印度問題上採取積極措施」[86]。為了恢復英國經濟，他支持財政部開發非洲的計劃，支持非洲取代印度成為英帝國中心。如內閣報告所言，印度獨立並不會是英帝國解體的第一步。

  自從杜德提出印巴分治是英國有意削弱印度的觀點後，一時應者如雲。但這一觀點的最大問題是，他認為印度獨立的主導權在英國而不是印度手中。實際上，正如本書所言，印巴分治不是英國政策的結果，而是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矛盾的產物。相反，印巴分治對英國人而言是一種失敗，它破壞了維持一支統一的印度軍隊的計劃，也削弱了英國的防務力量。印巴之間的戰爭把英國的無奈展現無遺，克什米爾問題也成為英帝國解體中的永久傷痕。事實是，印巴分治沒有受益者。巴基斯坦的出現對印度來說是巨大的失敗，它不僅分裂了印度，而且使印度不得不長期面對印巴衝突。國大黨在同意巴基斯坦建國的時候仍然抱有幻想，希望巴基斯坦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與印度合併。克什米爾成為消耗資源的無底洞，也成為尼赫魯充當第三世界領導人的一大障礙。表面看來，真納和穆斯林聯盟是分治的受益者，可是一方面，新誕生的巴基斯坦遠不是真納所設想的那個大巴基斯坦，為了大巴基斯坦的夢想，巴基斯坦捲入了和印度長期的邊界衝突；另一方面，獨立後不久真納去世，軍人集團很快掌握政權，此後文官集團和軍人集團的輪番執政成為巴基斯坦政局不穩的特點。[87]

  但無論如何，印巴獨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對亞洲其他殖民地的獨立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緬甸、錫蘭、馬來亞的獨立是印巴獨立的延伸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