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國的危機

  就在英國對帝國依賴日盛的情況下，帝國卻開始變得越來越桀驁不馴，殖民地的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主要因為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威斯敏斯特法案為殖民地要求獨立的鬥爭樹立了榜樣。殖民地的發展程度雖然大不相同，但內部卻存在著多米諾骨牌式效應。首先獲得自治與獨立的國家會對後來者產生深遠影響。英國政府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殖民地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殖民地民族主義者追求平等的要求與英國政府的這種想法並不相同。威斯敏斯特法案正是這樣的例子。為了更好地維護英國對自治領的控制，英國決定通過授予自治領獨立的形式來獲得對自治領影響的實質。但是，這一法案在客觀上加速了其他殖民地要求獨立的鬥爭，正如著名的英帝國史專家菲爾德豪斯所言，這一法案確認的自治原則正是英帝國解體的根源。[40]此後，其他殖民地也紛紛要求獲得同樣的自治權利。

  其次，大蕭條削弱了宗主國與殖民地經濟互補的格局。在大蕭條中，英國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大大縮減了進口數量，並鼓勵本國農業的生產。[41]同時，那些主要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殖民地也受到極大的震盪。大蕭條讓初級產品的需求在數量上大為減少，價格上大幅下降，這自然使得殖民地的購買力隨之下降，各殖民地開始執行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印度、埃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這種經濟新方向令原先工業世界與農業世界的互補格局不復存在，而這一互補性經濟格局的瓦解是民族主義無法阻遏的一個重要原因。[42]

  再次，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開始躍居政治舞台。大蕭條之前，殖民者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合作者，這些合作者充分利用外來勢力壯大自己，對殖民者的不滿使他們成為殖民地最早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對殖民者的不滿總是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反西方的思潮是被壓制的，畢竟，這一合作機制也是他們獲利的基礎。[43]大蕭條惡化了殖民地的經濟與社會狀況，而英國對緩解殖民地的經濟困境幾乎無能為力。按照安東尼.洛（D.A.Low）的觀點，不能滿足被統治者的要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44]經濟的蕭條與社會的動盪使得那些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地位開始下降，張伯倫對非洲殖民地的任意瓜分令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更為清醒。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開始興起，他們與原先的民族主義者大為不同，對殖民者的反對也更為堅決，尼赫魯與納賽爾都是這一新興民族主義者的代表。[45]殖民地的反抗鬥爭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由於英帝國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不同殖民地的發展程度大不相同，鬥爭矛頭也有重大差別，英國對這些殖民地也自然採取不同的態度。因此，需要對殖民地進行分類式的解讀。

  第一種類型是以政治鬥爭為主的殖民地。

  在英國的殖民地中，英國政府認為某些殖民地是「先進」的，因為它們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程度比較高，印度、埃及等正是這類殖民地的主要代表，它們鬥爭的內容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印度

  在印度逐漸失去經濟價值的時候，英國卻越來越發現印度在軍事方面的價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量印度士兵站在英國一邊對敵國作戰。戰爭結束後，印度的軍隊很快成為維持英帝國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且印度士兵駐防的費用由印度政府維持，這是英國在國內社會福利開支大幅上升之時，仍然能夠維持一個龐大帝國而未在本國國內激起強烈抗議的重要原因。在30年代，縱觀整個英帝國，無處不見印度士兵的身影，軍事意義使得英國並不情願放棄印度。

  在主觀上，英國不肯授予印度獨立還有種族歧視的原因。正如一些學者發現的，種族因素是維持英帝國的一根主要支柱。[46]英國雖然授予加拿大、南非、愛爾蘭、澳大利亞、紐西蘭自治的權力，但這些都是以白人為主的殖民地。英國政治家並不認為其他人種，例如印度人可以自治。在英國人眼裡，印度社會是腐朽的、不理性的，總之，印度不適於自治，只有英國人才能保護印度的窮人，才能保證印度不爆發種族戰爭。在印度，白種人與深膚色人種的差異被特意強調，英國人居住的地方與印度人遠遠隔開，形成一個白人城，他們的住所是那種特殊的別墅[47]，英國政府與媒體對跨種族的通婚也持敵視態度。[48]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

  由於英國不肯做出政治妥協，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越來越不滿，到30年代，民族主義者的鬥爭如火如荼。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民族主義是英帝國解體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需要對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加以說明。民族主義原本是一個西方概念，它與西歐的民族國家緊密相連，民族、國家、社會、文化具有很大的公約性。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法國的民族主義興起，這一民族主義主要來源於愛國主義，而且是一種簡單的本土主義、區域主義。拿破崙戰爭期間，民族主義在德國的費希特那裡找到了自己的旗手。費希特是普魯士人，他對普魯士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費希特眼裡，民族主義就是一種理想，就是為鬱悶的普魯士尋找一個強大的政治屋頂[49]，國王可以是這個政治屋頂的化身，但是政治屋頂遠大於國王，它更完美無瑕，更神聖不可侵犯。

  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吸收了這一舶來品，也努力建設自己的政治屋頂，但是他們有時可能過度強調了政治方面而忽視了別的內容。非洲第一個獨立國家加納的領導人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宣稱，「第一目標是獲得政治獨立」；「自己管理自己，甚至是壞的管理，也比別人統治你來的更好」。 [50]這一功利性目標使得殖民地的民族主義缺乏有機性而更多的是鬆散的結合。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尼赫魯是這樣解釋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反對的感情，它以對其他國家群體的仇恨和憤怒為營養並深化，特別在一個臣服的國家反對外國統治者的時候更是如此。」[51]尼赫魯的解釋表明殖民地民族主義本質上是反殖民主義的大聯合，一旦英國準備放手，反殖民主義的目標消失後，這個聯合體就可能分崩離析，內部的矛盾可能劇烈到要求建立分離國家的程度，例如巴基斯坦和加納北部的少數族裔、奈及利亞的比弗拉地區等。

  印度的這種民族主義與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緊密相聯。國大黨剛出現的時候是一個非常溫和的政治組織，強調與殖民政府進行合作，並在這一合作中尋求利益。雖然1905年的提拉克表現出激進主義立場，但溫和態度仍然是主流，提拉克在出獄後也很快轉變為溫和派。[52]這一溫和立場的根源在於，直到此時，國大黨仍然是一個精英組織，它在民間的影響太微弱了。[53]以至於英國的政治家宣稱英國才是印度窮苦大眾的保護人，放棄帝國的責任就是「把我們的孩子」交給「屠殺和混亂」。[54]

  國大黨性質的改變要歸功於甘地。伍德科克認為，如果非要找出一個人為英帝國的解體負責，那麼這個人就是甘地。[55]但是英帝國太龐雜了，在不同的階段，英國政府有不同的考慮，對不同的殖民地，英國政府也有不同的策略。從這一角度而言，艾德禮、艾登、麥克米倫等英國首相起的作用也許更大。但是就印度而言，伍德科克的話倒是有一定道理。甘地最突出的成就在於他使得國大黨走向大眾，走向社會下層。20年代和30年代，國大黨政治家在全國的巡迴訪問和演講是史無前例的，國大黨開始向大眾民族主義轉變，一個原本分散的、以地域認同為主的概念開始向政治概念轉變，一個以國大黨為核心的印度民族浮出了水面。[56]

  國大黨的成就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Nonviolent Resistance）運動緊密相連。甘地雖然接受了英國的教育，卻並沒有吸收西方的基督文明，印度宗教對他有神秘的吸引力，他也並不主張吸收西方的物質文明，他喜歡的是手搖紡車。他在英國獲得律師資格後回到印度，但是似乎找不到謀生的門路。在親人的推薦下，他到南非尋求機遇。在南非，為了抗議白人對印度人的不公平待遇，他領導南非的印度人起來抗爭。他的策略是和平主義的：你打我左臉，我把右臉轉過去再讓你打；你說我有罪，我就進監獄，承認我有罪，要求判最重的刑，但是我不會屈服於你的「罪惡的法律」。不訴諸暴力，但是又拒絕合作，這就是甘地的策略。這一策略反映了甘地是一個有深刻洞見的高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英國統治的軟肋，他試圖激怒英國人，不被激怒，英國人就不會行動；但是非暴力抵抗又會感動英國人，使他們心中善良的一面表現出來。正如安東尼.洛所言，甘地的策略只能適用於英國殖民地，在其他國家的殖民地，他可能早就被槍殺了。[57]甘地的策略在南非非常成功，這令他聲名鵲起，受到了印度國大黨的注意，在國大黨領袖的推薦下，他在黨內地位迅速抬升，並很快主導了國大黨。他把在南非的策略應用到印度，再次使英國手忙腳亂。一個簡單的循環出現了：甘地不合作，然後進監獄，接著放出來，然後繼續不合作……循環往復，使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鬥爭變得好像是小孩子做遊戲。

  與甘地一起鬥爭的還有尼赫魯、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等人。尼赫魯是甘地忠誠的信徒，也是甘地的接班人。他從英國著名的哈羅公學畢業後，進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接受高等教育。回到印度後，他很快證明自己是一個天生的領導人。尼赫魯的崛起也很迅速，這與其激進態度有重要關係，他比甘地更傾向於對抗，回到印度後，他大部分的時間在監獄裡面度過，由此贏得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這反映出國大黨內外對非暴力鬥爭的有效性日趨懷疑。尼赫魯雖然非常尊敬甘地，但是對甘地的手搖紡車並不感興趣，因為他明白依靠手搖紡車並不能讓印度強大，他在英國接受的高等教育使他更願意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58]因而，在對甘地的敬意背後，是尼赫魯與甘地的背離。

  帕特爾是國大黨中僅次於甘地與尼赫魯的第三號人物，也是國大黨中的鷹派。帕特爾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意志堅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認為為了印度的獨立，鬥爭是最有效的手段。在國大黨領導層中，他最早認識到巴基斯坦的分裂是印度獨立的代價，最早勸說同僚們接受巴基斯坦分離的現實。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讓英國人非常為難。印度太重要了，特別是在歐洲和遠東都很不太平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英國人不願意讓印度獨立。但另一方面，英國又自詡與法國、葡萄牙等專制的殖民統治不同，英國不願撕下面紗對印度進行赤裸裸的鎮壓，這樣將使得自己與歐洲大陸的殖民主義者沒有什麼區別。國大黨領導的抗英活動正考驗著英國統治的實力與決心。

  （二）埃及

  凱恩和霍普金斯教授認為，英國對埃及的控制是經濟因素的結果。[59]羅賓遜教授宣稱英國對埃及的統治是埃及合作體系失敗的結果。[60]所有這些解釋都未能觸及問題的本質。實際上，國家的戰略安全在政府的利益格局中地位顯赫，[61]英國對埃及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戰略安全考慮的結果。

  埃及處於英帝國一個關鍵的位置上，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它就是英國皇家海軍的交通樞紐，埃及也便成為英國戰略家無時無刻不關注的對象。但埃及並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殖民地，除了一個很短的時間外，埃及大部分時候在名義上都是獨立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會談時，曾說很高興英國曾經統治過埃及；艾登馬上糾正說，「不是統治，也許，是建議吧。」[62]但是，直到1956年，埃及從來沒有獲得過對蘇伊士運河區的管轄權。

  埃及民族主義的代表是華夫脫黨（Waft Party）。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埃及民族主義者要求出席巴黎和會，但這一要求被英國人拒絕。埃及的民族主義者大受刺激，很快組織起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他們把自己稱作華夫脫黨，華夫脫在埃及語中就是派出代表的意思。埃及的最高軍事長官艾倫比（Edmund Allenby）將軍認為英國應該對埃及做出一定的讓步。在他的推動下，1922年2月，英國宣布終止埃及的保護國地位，撤出英國的行政人員，默認了埃及的獨立。但與此同時，英國保留了四項權力：防衛帝國的通道蘇伊士運河；不允許任何國家染指埃及；保護在埃及的外國人利益；控制蘇丹的行政管理。[63]

  英國政府從華夫脫黨的動員能力中看到了埃及的巨大不滿，它很快發現把英國直接暴露在埃及民族主義面前是很不明智的，因為「每一個埃及人在內心深處……都是一個華夫脫黨人」[64]。尋找制衡華夫脫黨的政治力量成了英國的當務之急，英國政府很快選中了埃及國王福阿德（Ahmad Fuad Pasha）。英國駐埃大使蘭普森在報告中說：「雖然福阿德國王有很多錯誤，但他在自己的王國依然很有影響力，我們可以通過他獲得目標，因為我們直接行動是很難獲得這些目標的。」[65]對國王來說，在華夫脫黨風起雲湧的運動中，自己的權力有被取代的危險。如果沒有英國政府的支持，國王對埃及的統治雖然並非不可能，但至少也非常艱難。[66]鑑於此，國王也傾向與英國合作來對抗華夫脫黨。

  這樣，在大蕭條之前，埃及形成了英國、華夫脫黨、國王三角權力結構。國王與華夫脫黨互相制衡，英國成為仲裁人，通過維持二者間的平衡，得以繼續控制埃及。1926年，在華夫脫黨選舉獲勝，權力大增的時候，勞合.喬治勸說華夫脫黨的領袖扎格魯爾（Zaghlul Pasha）放棄了部分權力。1934年，國王堅持任命自己的人擔任首相，但英國覺得國王權勢的膨脹不利於平衡，於是蘭普森要求國王任用華夫脫黨的人擔任首相，並威脅說，如果國王不聽勸告，英國將不再支持福阿德。於是，國王不得不任命一名華夫脫黨成員為首相。[67]

  大蕭條惡化了埃及的經濟狀況，許多社會問題隨之呈現。開羅爆發了學生運動，實際上，這一學生運動不過是埃及思潮的一個出氣孔，它表現的是埃及對西方的反對。[68]在否定西方文化與價值的氛圍中，一些更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開始出現，而且能夠動員群眾。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成立於1928年，其創立者哈桑.班納（Hasan Ahmed Abdel Rahman Muhammed alBanna）稱，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摒棄西方文化的純粹穆斯林國家，一切歐洲的文化價值，無論是立憲制度還是自由主義，都應從埃及的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予以根除。[69]青年埃及協會（Young Egypt Party）成立於1933年，他們組織成半軍事性質的「綠衫黨（Green Shirts）」，進行反對歐洲文化和價值觀的示威活動。

  這些新的政治力量很快威脅到原來的政治平衡，華夫脫黨與國王都感受到了威脅，英國也意識到危機的到來。

  （三）錫蘭、緬甸、巴勒斯坦

  錫蘭的經濟嚴重依賴對英國的出口，這一外向型經濟使得錫蘭的民族主義者比較溫和。1919年成立的錫蘭國大黨（Ceylon National Congress）是一個精英組織，表現出強烈的保守色彩。與印度國大黨相反，錫蘭的國大黨並不注重在民間尋找根基，也沒有出現印度式的大眾民族主義。[70]錫蘭國大黨的競爭者是由龐南巴拉姆（G.G.Ponnambalam）領導的泰米爾人組織，他提出在國家委員會中，50%的席位應該為少數民族保留。[71]與泰米爾人的不滿並存的還有印度人問題，在錫蘭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量南部印度人到錫蘭尋找工作，但他們仍然維持著與印度的密切關係，也把掙的錢匯到國內。1929年的大蕭條也影響了錫蘭的經濟，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治優勢，國大黨也開始向英國要求更大的權力。

  緬甸的民族主義與佛教復興緊密相連。1906年，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集團建立了青年佛教協會（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志在恢復緬甸的文化和宗教。[72]1920年，青年佛教協會改名為佛教協會總理事會（General Co uncil of Buddhist Association），激進派取代了原先的保守派，新的組織變得更為激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了緬甸的農業，農民與地主高利貸者（他們幾乎清一色是印度人）的矛盾開始激化。佛教協會總理事會的成員奧塔瑪（U.Ottama）組織農民抗議英國的統治。雖然他領導的抗議活動很快被鎮壓了，但其影響深遠，後來的許多宗教領袖都聲稱奧塔瑪是他們的政治導師。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惡化了農民的處境[73]，而英國顯然對恢復緬甸的經濟無能為力。1930年緬甸爆發了由沙耶山（Saya San）領導的千年王國運動（Millenarian Movement），沙耶山也是佛教協會總理事會的成員，他發展的叢林游擊戰爭，讓英國很頭疼，最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控制住局面。同時，緬甸的民族主義運動加劇了緬甸和印度之間的矛盾。在緬甸的農業中，印度人是主要的高利貸者，對緬甸的農業有很大的控制權，因而經濟的惡化也使得緬甸人對印度人充滿了敵意，1930年和1938年仰光的種族衝突表現了這一點。

  巴勒斯坦也屬於這一類殖民地，這裡的猶太移民不斷增加，以致有了建國的資本。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稱：「英國政府很願意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運用所有的能力來實現這一目標。」但是很謹慎地在後面加上一句：「很明顯，無論什麼都不能危害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非猶太人團體的內政和宗教權利。」[74]其後的英國政策雖然有所改變，但大體支持猶太移民。在兩次大戰之間，猶太人從原先的8.3萬人上升到了44.4萬人，占到了巴勒斯坦總人口的1/3。[75]起初，阿拉伯人很願意把土地賣給猶太人，因為他們出的價錢高，但是在猶太人的財富和土地急劇上升之後，阿拉伯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脅。同時，猶太農場主與工業家在招募工人的時候，也更願意把工作機會給予剛剛移民過來的猶太窮人。猶太人口與財富的增長再配上種族區別對待，巴勒斯坦逐漸成了政治火山口，並釀成了1928—1929年的社會動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互相殺害，彼此進行報復。雖然邱吉爾把這裡的動亂稱為老鼠的戰爭，但巴勒斯坦的戰略地位卻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派兵維持巴勒斯坦的秩序。

  第二種類型是處於經濟與社會困境中的殖民地。

  在印度、埃及等地掀起獨立鬥爭狂潮的時候，那些在英國看來比較「落後」的殖民地由於經濟與社會狀況的惡化也表現得極不平靜，但它們的鬥爭內容主要在經濟而非政治方面。

  20世紀30年代以前，英國殖民地廣泛流行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這一統治制度的創始人是盧加德勳爵。盧加德在擔任奈及利亞的總督時，發現依靠北部的酋長來協助管理殖民地能更好地維持秩序，隨後，他根據自己在奈及利亞的統治經驗，總結出一套殖民統治方式，並創造出「間接統治」的原則。[76]盧加德的經驗被廣泛推廣，他也由此獲得極大聲譽，從1922年到1936年，一直擔任國聯託管委員會（Mandates Commission）主席。

  根據盧加德的觀點，英國的統治與殖民地追求經濟與社會進步的理想是相容的，殖民統治的合理性就在於它可以促進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但「間接統治」的執行卻很難達到盧加德的目標，因為其內核是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的。間接統治有兩個原則：

  一是儘量減少對當地社會的政治干預，利用傳統的政治精英來維持秩序並鞏固統治權威，如盧加德所說：間接統治的「目標……是通過協助司法會議，使每一個埃米爾或主要的首領成為其人民的有效統治者」[77]。

  二是儘量減少英國政府的開支。正如歷史學者塞爾所指出的，這一統治制度雖然效率不高，也很少取得政治進步，但代價很低。[78]

  因而，間接統治的廣泛推廣不僅沒有促進殖民地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相反，它更多地是維持殖民地的現狀。殖民地的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落後與不發達就如疾病纏身，相伴始終。這種情況在西印度與非洲表現得特別明顯，也充分暴露出間接統治的缺陷。

  西印度群島是英國最早的殖民地，曾幾何時，靠著奴隸勞動、種植園的發展與蔗糖的出口，西印度是英國最富庶的殖民地。可惜好景不長，在英國政府禁止奴隸貿易後，種植園經濟開始解體，西印度從此繁榮不再，而且一直蕭條到了20世紀。關於西印度衰落的原因，學界有眾多的解釋，但是本文認為，西印度的永久衰敗一方面是國際產品替代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帝國的間接統治制度造成的。

  當蔗糖成為歐洲人須臾不可離的食物時，精明的商人察覺到尋找替代品的必要，他們很快發現用甜菜煉製砂糖更能獲利，於是甜菜種植業勃然興起，歐洲本土很快成為砂糖的另一產地。在與甜菜的競爭中，蔗糖很快敗下陣來，這一失敗造成了西印度的永久衰敗。對此，英國政府漠然視之。首先，西印度對解決英國的經濟和失業問題基本上已是無足輕重；其次，英國已經不把美國視為潛在的敵人[79]，因此西印度在防務上的地位也就可有可無。1929年的大蕭條很快波及到西印度殖民地，也把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充分顯示出來。大蕭條中，歐洲各國和美國都加強了對進口的限制，英國也加強了對國內農業（包括甜菜）的補貼。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對嚴重依賴出口的西印度是致命的打擊。僱主為了獲利，紛紛裁減工人並降低工人工資，失業與半失業成為30年代西印度的主要特色。就業的困難因為其他原因而加劇，一方面，由於死亡率下降，西印度人口有明顯增長；另一方面，在大蕭條中，為了保護本國的就業率，西印度的鄰國都限制外來移民並遣返短期的外來工人，美國更是禁止西印度的移民，這些移民不得不回到西印度，這使本來就很惡劣的就業局面變得更加嚴峻。工人階級的不滿已經到了臨界點。

  黑人反對白人的鬥爭也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一戰中，西印度士兵被區別對待，派去干危險和低級的工作，這引起了西印度黑人的不滿，「他們既不把我們看作基督徒也不把我們看作英國的公民，而是看作西印度的黑鬼」。[80]20和30年代是暴風雨來臨的年代，大量的黑人組織開始出現，其中最著名的是加維（Marcus Mosiah Garvey）領導的全球黑人進步協會（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這一組織的口號是：「黑人與非洲傳統的美麗與尊嚴」。[81]1935年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侵略給黑人反對白人的鬥爭火上澆油，黑人的不滿延伸為對整個白人的不滿。

  與這兩股不滿並存的還有中產階級要求獲得平等地位的政治要求。西印度的中產階級來自經濟領域，他們包括黑人、黃種人以及一些地位低下的白人。他們不滿西印度作為英國皇家殖民地的地位，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職位是預留給白人的，他們希望英國可以給予西印度更多的自治權，並允許西印度殖民地逐步走向自治。英國認為應該對殖民地的精英做出一定的讓步，1922年的伍德報告（Wood Report）建議在西印度引進選舉原則，在立法會議中引進選舉的非官方議員[82]，但伍德認為授予西印度責任制政府的主張無疑是荒唐的。[83]中產階級的不滿也沒有得到撫慰。

  經濟蕭條使30年代的西印度成為帝國的貧民窟，社會不滿釀就了廣泛的政治動盪，1934—1939年的工人抗議活動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1934年2月，英屬宏都拉斯的工人揭開了抗議活動的序幕；7月份，在特立尼達的產糖區，也爆發了工人的抗議活動；9月，在英屬蓋亞那爆發了糖業工人的抗議活動；1935年，在聖基茨、特立尼達、牙買加、英屬蓋亞那、聖文森特、聖露西亞等地都爆發了各式各樣的抗議活動。1937年特立尼達與巴貝多的動盪以及1938年牙買加的動亂已經超越了地區性質而演變成為全國性的抗議活動。[84]英國政府已無法迴避西印度的問題。

  在間接統治制度下，英國的非洲殖民地同樣出現了經濟與社會狀況的惡化，最終也爆發了政治動盪。在艾默里的努力下，1929年的殖民地發展法案決定給予殖民地一定的財政支持，但大蕭條使英國政府重新審視這一法案。財政部認為省錢而不是花錢才是解決英國經濟蕭條的主要辦法，因而實際上結束了這一法案。英國不肯伸出援手，使得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形勢更為惡化，社會不滿也更為明顯。在大蕭條中，一方面，各個主要國家都限制了進口；另一方面，初級產品的價格大幅下降不可避免地導致生產者的不滿。同時，僱主為了獲利，裁減工人的數量的同時，降低工人本來就很微薄的工資。此外，英國在非洲殖民地縮減政府規模，辭退了大量雇員，而這些被辭退的雇員大部分是擔任低級員工的非洲人。

  大蕭條惡化了西非的農業出口，也惡化了農民的處境。1937年開始，為了獲得儘可能多的利潤，西非13個大出口公司決定壓低可可的價格從而把中間商排除出局。可可價格的下降引起了生產者的不滿，西非的可可農認為價格的下降是人為造成的，他們把矛頭指向主要的可可出口公司，並強烈要求提高可可的價格。農民索要高價的鬥爭得到中間商的支持；同時，農民的鬥爭也得到了酋長的支持，因為不少酋長本人就是中間商。為防止大規模的騷亂，總督覺得明智的做法是站在農民一邊，因而要求出口公司提高可可的價格。

  在可可農抗議的同時，西非的民族主義也蓬勃發展。西非的民族主義從20年代開始興起，其中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起了關鍵作用，例如1926年在倫敦成立的西非學生聯合會（the West Africa Students' Union）。西非民族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齊克韋（Nnamdi Azikiwe）和詹森（I.T.A.WallaceJohnson）。阿齊克韋曾在美國求學，畢業後任教於美國，1933年他回到西非後，在黃金海岸擔任一家日報的編輯，1937年阿齊克韋創辦了《西非領航員日報》（West African Pilot），這一日報獲得了巨大成功，他很快成為西非民族主義的旗手。[85]詹森出生於獅子山的一個克列奧家庭[86]，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是奈及利亞工會（Nigerian Workers' Union）的創辦人之一，1930年參加了第一屆黑人工會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rence of Negro Workers），之後到莫斯科學習，成為西非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之一。[87]他們兩人很快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英國的殖民統治，在他們創辦的西非青年聯盟（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中，民族主義者把攻擊的矛頭指向西方，黃金海岸殖民政府最終以煽動罪對他們進行審判，但由於證據不足無罪開釋，其後阿齊克韋去了奈及利亞，詹森去了獅子山。[88]1935年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侵略刺激了西非民族主義的發展，作為非洲最後一塊淨土，衣索比亞是非洲自由的象徵，可是英國卻縱容義大利對其進行侵略，這令民族主義者非常失望，在他們眼裡，侵略衣索比亞揭露了「歐洲的虛偽並展現了白人深層的野蠻」。[89]

  在東非與中非，白人移民是問題的核心。英國政府曾在1923年的德文希爾宣言中宣布土著人利益至上。[90]1931年，為了限制白人移民的野心，英國政府反對建立東非聯邦。但是既然英國政府並不願意投入財力發展殖民地，又不準備在政治上對殖民地做大的調整，這一政策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在現實中，英國無法阻擋野心勃勃又貪婪的白人移民對土地和資源的掠奪，儘管英國政府希望總督能限制羅得西亞和肯亞白人的野心，但總督很快就成為白人定居者的「俘虜」。白人定居者以開發為由，掠奪了大量的土地，同時在白人的工廠與農場中，將工人的工資壓得極低，大蕭條更激化了工人階級和白人定居者的矛盾。同時，土著人的不滿由於種族歧視而加劇，在社會生活中，白人和土著人區別非常明顯，白人定居者和土著人的住所絕不混同，種族之間的通婚更是嚴厲禁止。

  白人的壓迫使得以黑人為主的工人生活極為惡劣，在幾乎不足以餬口的工資與可恨的種族歧視雙重壓迫下，羅得西亞的銅礦工人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白人的貪婪催生了黑人民族主義。為了鞏固和擴大白人定居者的利益，中非的白人移民要求建立一個包括南北羅德西亞的聯邦，這引起土著人的擔心，他們擔心聯邦會使黑人落入如狼似虎的白人手裡，由此而催生了中非最早的民族主義。1934年，南羅得西亞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這一黑人組織要求獲得更大的自治權。

  在其他的「落後」殖民地，也出現了程度不等的經濟惡化、社會不滿與政治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