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蕭條及其影響
2024-10-09 08:52:41
作者: 錢乘旦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證明美國的股市繁榮不過是一場巨大的泡沫,伴隨著泡沫的破滅,經濟繁榮不再。美國的經濟危機很快波及全球,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出現了經濟的蕭條、失業的劇增與社會的不滿。國內問題最終引發了國際局勢的動盪,新的國際勢力開始挑戰原先的國際格局。
經濟的蕭條與國際格局的調整很快促發了英國在經濟、軍事、政治上的全面危機。首先,大蕭條摧毀了英國的工業優勢,這主要表現在傳統工業與新興工業兩個方面。
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從1870年左右開始,英國的工業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最近的研究證明這一衰退趨勢與英國的經濟結構有緊密聯繫,英國傳統工業的效率低下是這一衰退的主要原因。[1]以棉紡織業為代表的輕工業與採煤為代表的重工業是英國傳統工業的主要代表,但是它們遭到了日益嚴峻的挑戰。首先,英國遭到競爭對手的挑戰。隨著工業革命的擴散,美國與德國經濟的崛起使得英國拙於應付(例如,以魯爾為代表的德國採煤業對英國的採煤業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日本在東亞也開始挑戰英國的經濟優勢。其次,英國也開始面臨一些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促進了不發達國家以棉紡織為代表的輕工業的發展,大蕭條推動了不發達國家輕工業的繼續發展。由於國際貿易量大大縮減,許多不發達國家開始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並很快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發達國家的輕工業與英國的輕工業表現出的競爭性,令英國傳統工業的出口遭到嚴峻挑戰。
在新興工業中,英國的競爭力也不如人意。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依託,英國發展了以機器、化學產品、電器產品、汽車、飛機等為代表的重工業。但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弄潮兒不是英國,而是美國與德國。重工業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工業與資本的緊密結合,為適應這一趨勢,美、德出現了以托拉斯、康采恩為代表的規模龐大的金融寡頭,而英國由於北部工業與南部資本的分離,工業與金融的組合程度明顯不如美、德,其重工業的發展與二者相比也是大大不如。在錯過了歷史的列車之後,英國在新興工業的競爭中處於下風,大蕭條使工業競爭更為激烈,英國競爭力的弱勢使得英國新興工業面臨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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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也削弱了英國的金融霸權。在《大國的興衰》中,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令人信服地指出,歷史上所有的大國都是在軍事擴張與經濟壓力下跌落的,沒有一個大國能擺脫這一規律[2],他在其他著述中進一步闡釋了這一結論。[3]但是甘迺迪的最大弱點在於他對帝國的理解近乎天真。湯姆林森清楚地指出,僅僅著眼於大國本身是無法理解帝國的,也註定無法準確地理解歷史。[4]實際上,英國的力量不僅僅在於自身,還在於它的帝國,甚至在全世界。研究英帝國的學者非常喜歡探討英帝國和英鎊區的關係,而英鎊區把英帝國的世界性展現無遺。實際上,從英格蘭銀行成立伊始,英國就在吸收全世界的資源和財富。[5]英國的金融革命使得倫敦成為「世界銀行」,隨後的工業革命又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既是金融革命的結果,反過來又加強了英國世界銀行的地位。雖然1870年後英國喪失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是金融的首要地位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加強了。正如凱恩教授和霍普金斯教授指出的,英國工業的衰落與服務業的欣欣向榮構成了鮮明的對比。[6]歐洲、美國當然也包括英國殖民地的資源都由英國來支配,英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管家。一個如日中天的英國吸收了全世界的財富與資源,由此撐起了一個龐大的、永不日落的英帝國。但是,英國世界銀行的地位在於良好的投資環境、貨幣的自由兌換,一句話,就是世界經濟的自由化。沒有這一自由流通,英國就無法讓客戶放心地把鈔票存在英國銀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破壞了這一格局,一個自由的經濟世界不再存在。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鎊遭到了一個強有力的對手的挑戰——美元逐漸成為堅挺的世界貨幣,美元的全球霸權開始「小荷已露尖尖角」。20年代經濟繁榮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英國而是美國,伴隨著這一經濟繁榮,英鎊和美元的地位發生了深刻變化。大蕭條對英鎊而言是雪上加霜,因為英鎊的世界地位是由英鎊和黃金直接掛鉤建立起來的,其他貨幣都是與英鎊關聯的。大蕭條中外國人大量拋售英鎊,英鎊告急,英國的黃金儲備也很快告罄。1931年的麥克米倫報告(Macmillan Repo rt)揭示了傳統金融商的無能為力,銀行家告訴首相說,「我們處在懸崖的邊緣」[7],英鎊最終無法維持原先的中間人地位。1931年9月21日,麥克唐納政府最終放棄了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終結實際上是英鎊地位的一個註腳,世界出現了兩個金融中心,紐約成為與倫敦相抗衡的力量,世界財富開始更大的分流。
其次,大蕭條促發了英國的防務危機。30年代英國殖民地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英帝國史學者最熟悉的話題,民族主義也被認為是英帝國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8]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許多政治家對殖民地似乎缺乏興趣。由於殖民地數量繁多,英國人自己對許多殖民地也並不很了解,在討論涉及殖民地問題時,一些議員往往喜歡到會場外面透透氣。[9]實際上,遠不是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而是世界舞台上的新興強國吸引著英國政治家的注意力。
德國與日本受大蕭條的影響最大。大蕭條標誌著兩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的終結,經濟的惡化與失業的威脅使得兩國政府面臨信任危機。由於政府無法提出有效措施解決危機,兩國政治都出現了向右轉的傾向,順應這一趨式,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與日本的法西斯勢力逐漸主宰了兩國政府。到30年代,希特勒崛起的腳步聲清晰可聞,當然還有德國的盟友——義大利,義大利在非洲的侵略很快對英國的非洲殖民地造成了殺傷力。[10]在遠東,一個軍事寡頭集團攫取了日本的權柄,很快吹響侵略的號角,其對中國的滲透與侵略逐漸引起英國的警覺。[11]
德意日的崛起使得英國的防務出現全面危機。英國政府非常清楚英國無法在歐洲和遠東同時作戰,「常識就是我們不能同時與日本和德國進行戰爭並取得勝利」[12]。為了穩定亞洲,只能犧牲歐洲;或者為了穩定歐洲,就必須犧牲亞洲。因而在30年代,英國的防務戰略形成了惡性循環:穩住德國就必須對日本採取容忍的態度,而戒備日本又必須對德國的侵略採取放任的態度。這種顧此失彼的困境使英國幾無所得。為了維持英國在歐洲的有利局面,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對日本在遠東的侵略持消極態度,甚至認為可以半認可「滿洲國」的存在。[13]在歐洲,英國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30年代接連三任首相麥克唐納、鮑德溫(Stanley Baldwin)和張伯倫都奉行綏靖政策,隨著局勢趨於緊張,綏靖政策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防務困境是許多英國政治家對希特勒退讓的深層原因。在與希特勒第一次會面後,張伯倫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我的印象是,當這個人做出許諾時,是可以相信的。」[14]張伯倫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Ed ward Wood,1st Earl of Halifax)認為希特勒是「歐洲的甘地」[15],實際上,這種幼稚的判斷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對現實的無奈。為了解決防務的難題,英國政府甚至試圖引誘義大利,對其在衣索比亞的侵略採取縱容態度。雖然有歷史學家認為英國的帝國負擔影響了其歐洲防衛政策[16],但這種看法太過保守,實際情況是,英國在30年代的防務危機是全面的。
面對強大的敵人,英國卻不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同盟。在德意日的威脅下,邱吉爾卻悲哀地發現英國與法國的聯盟出現了裂痕。雖然邱吉爾很欣賞一戰時期的英俄聯盟,但30年代的英國政府認為蘇聯是英帝國的重大威脅,在1937年的防務計劃中,防衛蘇聯仍然是其重要的防務內容。[17]英國政府在英美聯盟問題上也無所作為,而這主要歸結於英國政府首腦對美國的不信任。麥克唐納首相認為美國就像一個「有大把零花錢的大款學生」,但是除了炫耀財富外不肯做任何事情。[18]張伯倫認為依賴美國這樣一個無賴是不可想像的[19],「什麼都不要依靠美國總是最好和最安全的方法」[20]。
到頭來,雖然英國的政治家已經殫精竭慮,卻仍然無計可施。正如巴特勒(L.J.Butler)所言,防務成為英國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21]
第三,大蕭條激化了英國的社會與政治危機,失業成為英國最大的社會問題。在大蕭條之前,英國就面臨著失業的嚴峻挑戰。1929年7月2日,在喬治五世的講話中,國王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效地處理失業問題」。[22]資深議員斯內爾(Harry Snel l)也認為失業「在我們的考慮中處於最顯著的位置……」[23]。麥克唐納首相把失業作為自己政府的兩大任務之一,他的解決方法是促進貿易。他同時呼籲全國團結起來,「把我們更多地看作是國家的議會而較少是互相鬥爭的、分裂的團體」;「把我們的主意聚到一個池子裡」,這對整個國家都有「實質性的利益」。[24]
麥克唐納促進貿易的解決方法很快證明是不現實的。伴隨著大蕭條的爆發,國際貿易大受影響。美國等發達國家大大縮減了進口需求,不發達國家也縮減了對英國產品的進口。英國的失業人群開始飆升,1930年7月,失業人數超過兩百萬,預計到1931年達到三百萬。[25]失業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而英國政府卻苦無良方,「我們什麼也沒有做,而且我們也做不了什麼。」[26]梅委員會(May Committee)堅持認為失業救濟應該從收入裡面支出,但是失業救濟將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而解決財政赤字又要求削減失業救濟。這一拙劣的方案使得凱恩斯稱梅委員會報告是「我不幸讀過的最愚蠢的文件」[27]。預算的平衡仍然是財政部的靈丹妙藥,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許多人逐漸認為失業救濟是巨大的浪費,因而削減救濟的聲音逐漸占了上風。但反對的聲音也依然強大,九位大臣寧願辭職也不接受削減失業救濟的方案。工黨的分裂瓦解了工黨政府,麥克唐納隨後建立了國民政府,但是信奉自由放任政策的斯諾登(Philip Snowden)仍然執掌財政部。斯諾登很快通過了縮減政府開支的方案,所有國家支出的項目都被削減了,內閣大臣、法官、軍人、失業者的收入都削減了10%,警察削減了5%,教師是15%。
削減開支的方案招致了強烈的抗議。不久,大西洋上的一艘軍艦官兵拒絕服役以示抗議。許多知識分子也更為左傾,其中包括西德尼.韋伯與斯特雷奇(John St rachey)。共產主義的影響擴大了,許多中產階級都開始服膺共產主義的理想。左派組織了直指倫敦的「飢餓進軍(Hunger Marches)」運動,這一運動很快發展成為「播種器」,途經各地時人們為其建立粥棚並安排他們住宿在當地學校。而以莫斯利(Oswald Mosley)為代表的極端分子卻把德國式的納粹道路當作解決問題的出路。
英國的這些內部問題消耗了英國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也使得英國政府很難有充分精力去處理外部事務。
最後,英國的全面危機加劇了英國對帝國的依賴。英帝國史研究的始祖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英格蘭的擴張》中提出,為了應付外國的挑戰,一個以英國為核心的英帝國是一個可能的出路。[28]20世紀初的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也主張把發展殖民地作為應對外國競爭的一個重要措施,通過加強英國與殖民地的聯繫,實現英帝國內部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上的緊密聯繫,從而繼續維持英國的地位與影響。在30年代面臨全面危機時,更大程度地依賴帝國解決英國問題的思想再次潛入英國政治家的頭腦之中。
首先,依靠英帝國來解決英國的失業問題。面對嚴重的失業,以斯內爾為首的議員建議發展自治領與殖民地,為那些希望到自治領和殖民地尋求發展機會的移民提供幫助。[29]殖民大臣艾默里更是把發展英帝國的思想落實為政策,艾默里看到世界的發展對英國越來越不利,為應付美國與蘇聯的挑戰,他認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英帝國有效結合到一起並開發它們的資源」。[30]在他的努力下,英國政府最後批准了1929年的殖民地發展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並把向自治領與殖民地移民作為緩解英國失業與社會不滿的重要出路。
其次,利用帝國維持英國的經濟與貿易優勢。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以來,自由貿易政策一直是英國的指導方針。即便英國工業從19世紀80年代以來遭遇了挑戰,但由於以金融業為支柱的無形資產的擴張,英國金融貿易在20世紀初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大蕭條宣告了英國金融霸權的終結。在1932年的渥太華會議(Ottawa Con ference)上,英國政府同自治領與殖民地正式建立了排他性的帝國特惠制(Imper ial Preference)。與帝國特惠體系相聯繫的是英鎊區。通過帝國特惠制與英鎊區,英國希望繼續維持自己的貿易與金融優勢。
第三,利用帝國維持英國的防務優勢地位。這從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建設與對中國的新態度可以看出。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英國放棄了英日同盟,但美國卻沒有對英國做出任何承諾。這樣,英國在遠東喪失了一個同盟,卻沒有得到任何補償。[31]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很快成為一個不確定因素。1921年海軍部提出在遠東殖民地建設一個巨大的基地堡壘[32]。由於雪梨位置太偏遠,香港在危險面前太脆弱,英國最後選擇了新加坡。但是海軍部的主張受到財政的限制,20年代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建設斷斷續續,1924—1926年縮減了規模,1928年重新開始,1929年又慢了下來,1931年,麥克唐納領導的工黨政府更是停止了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建設。日本在遠東的擴張使英國的利益無法保障,英國僑民更是遭到了日本的凌辱,英國的自治領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也因為英國政府不重視遠東防務而大為不滿。為了維護英國的利益並加強英國在自治領與帝國的影響力,英國政府終於決定加速建設新加坡海軍基地。[33]同時,面對日本在東亞的擴張,英國開始對中國採取了一些友好措施。30年代的駐華大使蘭普森(Miles Lampson,1st Baron Killearn)堅決支持對日本實行強硬政策[34],軍方也認為綏靖日本的結果只能是喪失海洋霸權。[35]在外交部和軍方的壓力下,英國的天平逐漸向中國傾斜。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要求下,英國於1930年把威海衛歸還給中國[36];英國同意修訂不平等條約,願意看到中國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37]
最後,利用帝國問題綏靖德意日。張伯倫認為英國可以通過割讓殖民地以滿足德意的欲望。因而,在歐洲進行慕尼黑陰謀的同時,張伯倫在非洲殖民地也推行慕尼黑政策。為了撫慰德國,張伯倫提議恢復德國在多哥和喀麥隆的殖民地,同時再為德國建立一個新的殖民地。為此英國與法國放棄多哥與喀麥隆,英國再割讓奈及利亞的一部分,比利時放棄北部剛果的一部分,葡萄牙放棄北部安哥拉的一部分(但可以從英國的坦噶尼喀獲得一部分補償)。[38]這一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希特勒拒絕了張伯倫的建議,希特勒宣稱,他寧願要匈牙利也不要非洲的殖民地,隨後,德國的軍隊就開進了維也納。[39]張伯倫的計劃是用殖民地做交易,但也透露出這樣的訊息:非洲殖民地其實是微不足道的。這一密謀削弱了英國在殖民地的威望,這讓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更為清醒,其追求獨立的鬥爭也更為堅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