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帝國利益與帝國防衛
2024-10-09 08:48:40
作者： 錢乘旦
擁有印度帝國和獨享海上霸權，構成了19世紀英國人帝國信念與榮耀感的兩大支柱。1877年，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兩年後，她在給迪斯雷利的信中寫道：「如果要維持我們作為一流強國的地位，我們就必須和我們的印度帝國以及大的殖民地一起，始終準備在這裡或那裡遭受攻擊和戰爭。」[110]
印度在英帝國內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它理所當然地成為整個帝國防衛戰略的中心。事實上，從拿破崙大膽進軍埃及與敘利亞起，來自中東或近東地區對印度的威脅，就一直在帝國政治家們的心中警鐘長鳴。19世紀以來英國全部的對外政策與帝國防衛政策，幾乎都是圍繞著印度以及通往印度貿易通道的安全。
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法國、美國、俄國始終是英國密切關注高度警覺的主要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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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國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歐洲。英國採取的是傳統外交策略，即通過維持歐洲的均勢來孤立法國，防止法國勢力的東山再起。但拿破崙戰爭以後幾十年的歐洲歷史證明，儘管存在著法國人的野心與勢力的上升，法國再沒有強大到足以挑戰英國霸權、打破維也納體系、重建歐洲新格局的地步，而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甚至與法國攜手作戰，以遏制俄國的擴張。
對美國的戒備與防範來自對英屬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慮。直到1867年加拿大自治領建立，英國人從不敢放鬆警惕，加拿大有一天可能被美國兼併的前景，就像石頭一樣壓在帝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心頭，但歷史最終表明，帝國在北美受到的威脅實際上是有驚無險，外交談判與妥協讓步解決了彼此間的爭端，加拿大與其強大鄰居維持了正常的關係。因此，儘管美國和俄國都以迅猛的大陸領土擴張引起世人矚目，但事實上只有俄國才自始至終是大英帝國真正的對手。
俄國的國家利益與擴張戰略，註定了它必然要在19世紀與英帝國的利益發生尖銳衝突。幾個世紀以來，歷代俄國沙皇都把獲得南北兩個出海口作為首要的戰略目標。在18世紀初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之後，通過18世紀下半期的兩次俄土戰爭，俄國已將版圖推進至黑海岸邊。著名國際關係史學家路德維格·迪哈沃（Ludwig Dehio），曾在其名著《不穩定的均衡》一書中對英俄之間衝突的產生作過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英俄之間的敵意就已達到戰爭的邊緣，只是由於對共同敵人拿破崙的恐懼，才使相互間的敵意降至次要地位，而拿破崙的崩潰則使敵意再次顯現。」[111]
但俄國所有在歐洲取得的進展，並沒有使俄國的擴張勢力進入英國的海上利益範圍，換句話說，俄國人尚未得到進入地中海、北海以及大西洋的通行證，因此在歐洲，「這個巨人還沒有立即構成對不列顛帝國的直接威脅」。而在亞洲也同樣如此，俄羅斯帝國的南部疆界雖然已經觸到了英國海上利益範圍的最北端，使雙方衝突與摩擦的產生有了廣闊空間，但畢竟當時的陸路交通極為落後，緊張局勢還不大可能一下子產生。所以，進入19世紀以後，「雖然英國和俄國都把對方看作自己天然的敵人，但雙方仍處於疑心重重的相互觀察、相互探詢以及含混茫然的爭鬥階段」[112]。
然而，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情形便明顯不同了。俄國向歐洲中部的領土擴張已經停止，開始重點瞄準兩個新的戰略目標：一個是向近東的擴張，另一個是向中亞的擴張。而無論俄國實施哪一個目標，其鋒芒都必然指向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這就會破壞歐洲列強原有的均勢結構，並構成對大英帝國東方貿易通道以及印度安全的直接威脅。
因此，19世紀英國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很快就從過去那種相互懷疑、試探、提防、戒備的狀態，進入實質性的衝突對抗階段。這場英俄間的爭奪與較量，對俄國人來說，是要從黑海進入地中海，建立俄羅斯帝國的歐洲霸權，並將版圖與勢力範圍擴展到近東、中東以及中亞地區；而對英國人來說，是要阻止俄國出黑海，阻止俄國通過打擊土耳其而進一步向東擴張，其實質就是保衛印度和帝國貿易通道的鬥爭。
事實上，整個19世紀裡，覬覦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對巴爾幹和近東、中東地區抱有野心的並不止俄國一家，在19世紀中期以前有法國、奧地利，普魯士統一德國以後不久也加入進來。列強根據自身的利益彼此勾心鬥角、時分時合，圍繞東方問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近代外交史上的大劇。
但是，從19世紀大部分時間列強各自所追求的目標來看，真正對英帝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的還是俄國。因為奧地利的領土野心在巴爾幹半島；法國的領土野心雖然在埃及，並確實引起英國人的高度關注，但法國畢竟實力有限，而且面臨自拿破崙戰爭以來歐洲大陸聯盟的打壓；德國的勢力雖然從1878年柏林會議之後也開始向奧斯曼帝國滲透，但真正全力向東方的擴張，是在俾斯麥1890年下台之後；只有沙皇俄國既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又有由來已久的擴張野心，更主要的是，俄國從未放棄占領君士坦丁堡、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圖謀，甚至試圖通過引誘英國共同參與瓜分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1853年初，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毫不掩飾地對英國駐彼得堡大使說：「我們手上掌握著一個病夫，一個真正的病夫。如果它在必要的安排採取之前從我們手中溜走，那將是一個大不幸。」[113]
然而，對英國來說，只有維持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才最符合大英帝國的利益，任何對現狀的破壞都是英國人所不願看到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頓甚至認為，不列顛的利益需要一個強大的土耳其。1839年，帕默斯頓指出：「至於土耳其帝國，如果我們能夠在五大國的聯合保護下使它得到十年的和平，如果這些年被充分用來重組它的內部體系，就沒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它會再次變成一個受尊敬的強國。」[114]
因此，長期以來，俄國向東方的擴張野心與勢頭始終是英國政治家的一塊心病。歷史學家們甚至評論說，維多利亞時代帝國政策的決定者們都患上了模糊不清的「恐俄症」[115] 。1836年，約瑟夫·休漠（Joseph Hume 1777—1855）在議會下院辯論海軍預算時評論道：「白廳和唐寧街尊敬的紳士們談論俄國是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們害怕這個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怪物。」[116] 1850年，自由黨首相約翰·羅素指出：「如果我們不在多瑙河阻住俄國人，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在印度河阻住他們。」[117]
從喬治·坎寧到帕默斯頓，歷任英國外交大臣無不把抑制俄國的擴張作為頭等大事，其中帕默斯頓對俄國人的敵意和抵制俄國擴張的立場最為強硬。1851年，當他因承認拿破崙三世招致國內反對而辭職時，仍然念念不忘提醒人們注意俄國的野心。他寫信給墨爾本伯爵，提出利用輿論來遏制俄國人的建議：「由於沒有人關注和懂得俄國正在做著什麼，俄國人已經取得特別的進展。將它的計劃揭露出來，就等於將其打敗了一半；而喚起公眾輿論對俄國人的不滿，就可使他們的困難增加一倍。我完全贊成製造一場反對俄國的喧囂，那是我們避免與俄國直接作戰的最好辦法。」[118]
整個一部19世紀初到中期的歐洲外交史，基本上就是英俄兩家鬥法的歷史，是英國運用各種手段阻止俄國自由進入地中海，奪取奧斯曼屬地，並向東方擴張的歷史。
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英俄之間的尖銳衝突與爭鬥，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從戰略上看，帝國政治家們遏制俄國擴張野心的目標，主要集中在兩條戰線，一條是以保持奧斯曼帝國領土完整的方式，阻止俄國在近東、中東地區的擴張，以保證地中海經紅海以及經波斯灣到印度陸上通道的安全；另一條是從印度向西北、東北方向進行領土與勢力推進，建立一個阻斷俄國南下勢力的緩衝地區，以保證印度北方邊境的安全。
19世紀20年代初開始的希臘獨立運動，掀起了這場英俄大角逐的序幕。進入19世紀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雖然早已衰朽不堪，但其擁有的屬地仍然橫跨歐亞非，按地域可分為北非部分、亞洲部分、歐洲部分三大塊，希臘即屬於土耳其的歐洲屬地。
1821年，希臘爆發反對土耳其蘇丹統治的起義，次年宣布脫離土耳其獨立。1823年英國再次與俄奧普為主的神聖同盟唱對台戲，宣布承認希臘和土耳其為交戰國，公開站在希臘起義者一邊。但英國不願俄國從打擊土耳其中得好處過多，於是採用與俄國共同出面支持希臘的行動，1826年，英、俄簽訂《彼得堡議定書》（Protocol of St.Petersburg），同意希臘在保留土耳其宗主權情況下獲得自治。
1827年，英、俄又聯合法國在倫敦簽訂《倫敦條約》，以進行三國海軍武裝干涉的威脅手段，要求土耳其和希臘雙方停火、撤軍。土耳其蘇丹依仗有名義藩屬埃及強大陸海軍的援助，決心撲滅希臘人的起義，拒不接受建議，遂有1827年10月的納瓦里諾海戰（Navarino Bay），結果，土耳其與埃及的聯合艦隊遭受重創，幾乎全軍覆沒。
由於英法都擔心俄國坐收漁翁之利，不想繼續與土作戰，而土耳其蘇丹利用三國間的分歧拒不承認希臘自治，這倒反而給了沙皇俄國向土耳其宣戰的藉口。1828年，19世紀的第一次俄土戰爭爆發，俄軍一路猛攻，迅速進逼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要求媾和。1829年，俄、土雙方簽訂《亞得里亞堡和約》（Treaty of Adrianople），土耳其承認希臘獨立，同意多瑙河沿岸的公國塞爾維亞（Serbia）、瓦拉幾亞（Wallachia）、摩爾達維亞（Moldavia）實行自治。俄國不僅得到土耳其在北高加索和亞美尼亞的部分領土，而且獲得了對這幾個自治公國的保護權。
如果說在希臘獨立事件和1828—1829年俄土戰爭中，英國與俄國的利益分歧還為表面上的合作所掩蓋的話[119]，幾年之後的土埃戰爭則使雙方在東方問題上的嚴重對立得以充分暴露。
1831年，埃及向土耳其要求獲得敘利亞，作為出兵援助土耳其鎮壓希臘起義的報酬，在遭到拒絕後向土耳其開戰，土軍大敗，首都君士坦丁堡面臨威脅。土耳其蘇丹先向英國求助，外交大臣帕默斯頓本欲給予支持，但英國國內此時正值議會改革運動，國際上則正處於比利時危機之中，因此內閣不願批准對近東的干預行動，土耳其只得像一個將要淹死的人那樣不顧一切地轉向俄國。
俄國立即抓住這一良機，於1833年派出黑海艦隊及一萬多人的陸軍在土耳其登陸。俄軍的援助使埃及被迫同意媾和撤兵，而俄國則在撤軍之前以保護者的身份與土耳其簽訂了《溫卡爾—伊斯凱萊西條約》（Treaty of Hünkar ískelesi）。[120]這是一個類似軍事同盟的條約，條約的要害在於規定遇第三國進攻時，俄國向土耳其提供陸海軍軍事援助，土耳其則封鎖達達尼爾海峽，不許其他國家的軍艦通過。這樣，就使俄國軍艦獲得了自由出入黑海海峽的特權。條約簽訂後，奧斯曼帝國幾乎成了俄國的保護國。帕默斯頓曾不滿地評論道：「俄國大使現在已成為土耳其蘇丹的首席內閣大臣。」[121]
對於俄國人輕而易舉地打破歐洲均勢，在土耳其確立的優勢地位，英國是無論如何不能安然接受的。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國支持下再次向土耳其蘇丹發起挑戰，要求承認其對埃及的世襲統治權，土埃之間爆發第二次戰爭。土軍再次不敵埃及軍隊，只能讓步求和，東方危機再起。
英國決心抓住這個機會，達到既打擊法國和埃及的擴張勢頭，又削弱俄國在土耳其優勢地位的目的。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頓的積極周旋下，英、俄、奧、普四國各自抱著小算盤，決定援助土耳其，對埃及進行武裝干涉。1840年，四國與土耳其簽訂《倫敦條約》，宣布共同保證奧斯曼帝國的完整與獨立。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拒絕了《倫敦條約》中埃及必須承認土耳其蘇丹最高統治權的條款，英國遂派出海軍與陸軍對埃及實施軍事行動，迫使埃及承認自己仍是土耳其藩屬，並放棄對敘利亞的要求以換取對埃及的世襲統治權。[122]
英國這種撇開法國、孤立法國的做法引起法國人的強烈不滿，但帕默斯頓很善於運籌帷幄，很快與新上台的法國基佐內閣達成諒解，將法國拉了進來，五國和土耳其於1841年在倫敦再簽《海峽公約》（Straits Convention）。公約規定，土耳其在和平時期禁止所有外國軍艦通過黑海的兩個海峽。這樣，就巧妙地廢止了《溫卡爾—伊斯凱萊西條約》的有關規定，改變了俄國已獲得的土耳其保護人地位，將土耳其特別是黑海海峽置於歐洲列強的共同監督之下。換句話說，英國終於將俄國人在土耳其以及黑海海峽的優勢地位扳了過來。
英國對1828年、1839—1840年東方危機作出的反應，均是由對帝國東方通道安全的擔心所致。換言之，如果不存在通向印度的陸路，英國對近東地區就不會那麼敏感。正如英國學者克勞利（C.Crawley）在《1815—1840年英俄關係》一文中所分析的：「如果英國人與印度的聯繫只有通過開普一條路，那麼他們對俄國人在巴爾幹做什麼的關注就會大大減少。」[123]
英國運用外交手段剝奪了俄國對黑海海峽的控制權，俄國人對此始終耿耿於懷。1848年歐洲革命中，沙皇俄國由於充當了歐洲憲兵而野心迅速膨脹，急於尋找突破口，將勢力進一步打入土耳其帝國。俄國選擇的策略是拉攏英國，誘使英國與俄國兩家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屬地，前述尼古拉一世對英國駐俄大使的談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尼古拉一世瞄準埃及對英帝國東方貿易通道以及印度的重要性，直截了當地將埃及甚至克里特作為誘餌拋給英國：「在土耳其帝國崩潰後瓜分奧斯曼的遺產時，你們取得埃及，我是不會反對的。至於克里特島我認為也是這樣。」[124]
但這畢竟只是俄國的如意算盤，不僅英國的帝國安全戰略反對任何肢解土耳其、破壞歐洲平衡的圖謀，就是其他歐洲強國也不願俄國人在土耳其得手。
奧地利對巴爾幹有領土野心，但同時又不願奧斯曼帝國的歐洲屬地天下大亂，唯恐會殃及自身對境內各被壓迫少數民族的統治，這就決定了它寧願維持現狀的基本立場。而法國新上台的路易·波拿巴，一方面急於樹立自己的形象與威望，另一方面要設法拆散因拿破崙戰爭而建立起來的大陸同盟，重新建立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於是，從1850年起法國借耶路撒冷「聖地保護權」問題發難，並成功地利用英俄之間的根本利害衝突，與俄國展開了爭奪。
拿破崙三世與尼古拉一世的較量，最終演變成1853—1856年英、法、土、撒（丁）聯合對俄的克里米亞戰爭。這場戰爭是英法兩國「自克倫威爾時代以來首次對一個共同敵人作戰」[125]，也是維也納體系建立以後的第一次歐洲大戰。
英國人其實對拿破崙三世並不信任。為了阻止法國影響與勢力在埃及的擴展，當1854年埃及與法國人勒塞普訂立租讓合同，同意法國成立運河公司開挖蘇伊士運河時，帕默斯頓曾經極力阻撓反對。[126]
但他們同樣不信任尼古拉一世。儘管尼古拉一世急切地表現出要與英國修好的願望，但目的是為了讓英國在未來可能的危機中至少保持中立，以便自己抓住這次衝突的機會奪取土耳其帝國的遺產，而這一點恰恰是英國人最不放心並要堅決反對的。
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前，英國人普遍對俄國的野心滿腹狐疑，《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稱尼古拉一世是「一個寡廉鮮恥的紳士」，一些人相信俄國人打算奪取英吉利海峽的島嶼並進攻比利時，另一些人甚至擔心尼古拉一世想要作為羅馬教皇的代表入侵英格蘭。[127]在阿伯丁（4th Earl of Aberdeen 1784—1860）內閣中，外交大臣帕默斯頓是最激烈的主戰派，約翰·羅素也認為戰爭不可避免。1853年11月，土耳其艦隊在宣戰不久即被俄國艦隊消滅，英法兩國群情激昂，拿破崙三世提議立即向黑海派出聯合艦隊，《泰晤士報》為向俄國人開戰推波助瀾，英國駐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1st Viscount Stratford de Redcliffe）歡呼「感謝上帝！戰爭終於來了」[128]！帕默斯頓甚至因為阿伯丁首相遲遲不採取行動憤而辭職。[129]
歷史證明，克里米亞戰爭對於俄國是一場大災難。1854年初，英法聯合艦隊進入黑海，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俄國退出多瑙河兩公國，遭到俄國拒絕後英、法向俄宣戰，同時宣布與土耳其結成同盟。撒丁王國為將來與奧地利作戰時得到拿破崙三世的支持，於1855年初與法結盟，並派出軍隊支援英、法。奧地利因為俄國占領多瑙河兩公國損害了自身利益，不僅拒絕支持俄國，而且以大軍相威脅，要求俄軍從兩公國撤退。普魯士此前已與奧地利結盟，因此也站在奧地利一邊。這樣，俄國陷入外交上的絕對孤立，自然逃脫不了慘敗的命運。1855年，絕望的尼古拉一世自殺身亡，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準備媾和，1856年，作戰雙方經談判簽訂了《巴黎和約》。
《巴黎和約》大大遏制了俄國的擴張野心。其核心內容首先是宣布列強共同保證土耳其帝國的獨立與完整；其次是決定黑海中立化，只對商船開放，除土耳其自己的軍艦外，禁止各國軍艦通過黑海海峽。前者使俄國難以繼續推行瓜分土耳其屬地的戰略，後者則完全堵住了俄國軍艦從黑海進入地中海的可能。
俄國本來意欲通過聖地保護權的爭執進一步確立自己在土耳其帝國的優勢，現在不得不宣布放棄對土境內所有東正教徒的保護；本來意欲通過占領和控制多瑙河兩公國，擴大自己在巴爾幹的地盤，現在卻不得不割讓部分領土，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雖獲得了自治，但卻是由列強共同保證；本來意欲乘機顛覆1841年《海峽公約》對俄國軍艦的限制，重新獲得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出入的自由，擴大對黑海的控制，但現在卻連在黑海沿岸保留兵工廠的權利也喪失了。
英國成功阻止了俄國在近東的擴張，進一步加強了自己在歐洲大陸的聲威，無疑是克里米亞戰爭的最大贏家。但這場戰爭給帝國安全帶來的新問題，卻是誰也沒有料到的：俄國向西南方向的擴張受阻後，轉而在中東以及中亞地區採取更加積極的擴張政策，俄國的擴張野心與勢頭，就像是一把懸在帝國東方通道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使印度的安全面臨更直接的威脅。英俄之間自19世紀初期以來在該地區博弈的「大棋局」（Great Game）[130]，也由此進入更尖銳的對峙。
英國人其實早就注意到，俄國人對帝國安全的威脅集中在中東地區，只要俄國勢力進入兩河流域，就能在波斯灣建立永久的海軍和商業基地。
接替坎寧擔任外交大臣的威靈頓公爵對1829年的俄土《亞得里亞堡條約》一直就強烈不滿，除了認為獨立後的希臘無疑將倒向俄國外，最擔心的是俄國能以在小亞細亞占領的地盤為基地，將勢力擴張到幼發拉底河流域，而這種擴張顯然最終會對英屬印度構成嚴重威脅。
1834年英國議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通往印度的蒸汽船航行事宜。一個叫皮科克（T.Peacock）的人在委員會作證時說：「在警戒俄國人方面，我們所有的政治利益在波斯灣，而不完全是在紅海，在那裡，我們並沒有政治或商業上的重要性。」[131]
此後，英國便決心要在中東開闢一條陸上通道，以阻止俄國侵入波斯灣的企圖。這條通道由駱駝運輸隊從巴格達到大馬士革，再到地中海岸邊的貝魯特，從那裡與來自亞歷山大港的汽船相連。在波斯灣一邊，則由印度海軍從巴斯拉（Basrah）沿幼發拉底河進行航道探查。1842年航道探查任務完成之後，英國依然在那裡保留一艘武裝蒸汽船，以保護英國在巴格達的利益。
俄國擴張方向與重點的東移，促使英國將波斯灣的安全提到新的戰略高度。為了遏制俄國的擴張，英國必須扶持土耳其帝國，保證它的獨立與領土完整，而為了保衛印度，英國同樣必須保證波斯灣的安全，保證伊朗的領土完整。因為，波斯灣是印度海上邊界的一部分，帝國對波斯灣控制的任何放鬆，或俄國對中東地區的軍事滲透，都可能危害這條經阿拉伯半島通向印度的陸路交通，甚至直接危害到英屬印度的政治穩定。
英國和俄國在伊朗的爭奪開始於19世紀初。伊朗在地域上東起帕米爾高原，西至兩河流域，北靠裏海沿岸，南臨波斯灣及阿曼海，北面、東面和南面分別與俄國、阿富汗和印度接壤，對「大棋局」的雙方來說戰略地位都極為重要。
俄國首先於1801年吞併喬治亞，又通過1804—1813年第一次對伊朗的戰爭，奪取伊朗外高加索亞塞拜然地區，並取得在裏海建立海軍的權利，以及在伊朗的貿易特權。1827—1828年，俄國發動第二次對伊朗的戰爭，伊朗被迫承認俄國占領亞美尼亞，在經濟上也進一步依附俄國。
英國則主要採取簽訂條約以及在俄國侵伊戰爭中支持伊朗的方式，取得了在伊朗的貿易特權。因此，俄國在19世紀初期的爭奪中顯然占了上風。
1838年，伊朗統治者在俄國人支持下試圖占領阿富汗西部的汗國赫拉特（Herat）。英國人立即表示強烈反對，因為赫拉特在地理上被認為是通向印度的大門。帕默斯頓派出東印度公司的英印軍隊，於1839年占領了波斯灣的哈爾克島（Kharak）[132]，為避免與英國的戰爭，伊朗只得作出讓步，放棄對赫拉特的圍攻。但是伊朗並未放棄其目標，於1856年再次進攻並占領了赫拉特。英國立即向伊朗宣戰，從南部攻入伊朗，但很快英國因處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無力兩頭兼顧，遂於1857年與伊朗簽訂和約。伊朗同意放棄對赫拉特汗國的要求，並表示將來再發生衝突時請英國人出面調停。
從這一回合來看，英國人明顯占據了優勢。此後英國加緊對伊朗的經濟滲透，19世紀60年代成功地取得在伊朗架設電報線、開辦電報局的特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又先後獲得開辦銀行、開採石油的特權，將伊朗南部變為英國的勢力範圍。
與此同時，俄國從北部加強了對伊朗的政治控制與資本滲透，其手法也與英國大致相同。但總體上，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俄國在伊朗的影響都要超過英國。英、俄對伊朗的爭奪愈演愈烈，直到1907年雙方簽訂《英俄協定》，劃分各自勢力範圍並設定中立地帶，才算告一段落。如果說為了印度以及帝國阿拉伯半島陸路交通的安全，英國與俄國在伊朗和波斯灣地區一個世紀的爭奪基本算打了個平手的話，那麼，英國為構築印度北方邊境安全屏障所作的努力卻沒有如此幸運。正是在中亞的阿富汗，英國經歷了「在東方直到1942年以前英國陸軍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失敗」[133]。
阿富汗與印度的西北部接壤，和波斯灣的伊朗相比，它是一個更加敏感的地區，被同時代的英國人稱作「印度花園的圍牆」[134]。由於俄國一直在中亞積極擴張，英國政治家從不敢掉以輕心，為了印度的安全，在戰略上英國顯然必須控制阿富汗，以阻止俄國勢力的南下。
19世紀上半期的阿富汗內部分裂成三個獨立汗國，其中喀布爾（Kabul）的統治者為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uhammad Khan 1793—1863），坎大哈（Kandahar）的統治者是穆罕默德的弟弟，赫拉特的統治者則是這兩兄弟的對頭。對此，英國首先採取扶植親英分子上台的策略，1838年英軍進入阿富汗，將立場親俄的穆罕默德汗從王位上趕下台，用已被放逐30年的蘇賈汗（Sh ah Shuj a）[135]取代他，並向喀布爾派遣一支6000人的軍隊，以支持新國王上台。1839年英軍先後占領坎大哈和喀布爾，但被推翻的穆罕默德及其支持者進行了頑強抵抗，戰爭一直持續到1842年，最終竟然以英軍撤出喀布爾時的全軍覆沒而告結束。
在四年的侵略阿富汗戰爭中，英國共損失兵力1.8萬人，軍費1500萬鎊，這樣的慘敗在帝國擴張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同時代的英國人曾哀嘆「光榮、旗幟和我們的軍隊都在阿富汗喪失了」[136]。
但19世紀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喬治·馬考萊·特里威廉對此卻有另一種說法。他認為，「這也許最終對英國人倒是一種賜福」，因為，此後英國對阿富汗執行了新的政策——讓阿富汗成為在俄國亞洲屬地和不列顛之間的一個緩衝國，「正是由於獨立的阿富汗的存在，我們從未與俄國的亞洲部分發生武裝衝突」[137]。
特里威廉的評述不無道理，因為重新上台的穆罕默德汗試圖藉助英國的支持實現了阿富汗的政治統一。1855年，他與英國人簽訂條約，英國承認坎大哈為阿富汗領土，穆罕默德汗則保證與英國保持友好。1863年，穆罕默德汗去世，其子謝爾·阿里（Sher Ali Khan 1825—1879）繼位，因政權不穩需要英國人金錢支持，與英國的關係更加密切。英國不僅向他提供軍火援助，還派出軍官幫助訓練阿富汗軍隊。至此，英國人似乎取得了幾年侵略戰爭所沒有得到的東西。
然而，英國控制阿富汗的目的是保衛印度，只要俄國人在中亞的擴張不止步，英國人實際上就永無寧日，因為印度的安全對於英帝國是利害攸關的。
19世紀中期正是俄國在中亞大踏步前進的時刻，從60年代起至70年代初，俄國先後攻占裏海東岸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個汗國[138]，將其合併為「突厥斯坦」（Turkestan），與印度的地理距離更為接近，這當然是英國人不能等閒視之的。
第一次侵略阿富汗戰爭失敗之後，英國在防衛上採取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將東印度公司直接占領地區向西北方向推進。1843年，英國首先用武力公開兼併了印度的獨立土邦信德。此後又經過兩次戰爭，打敗了強悍的錫克人，於1849年兼併鄰近信德的旁遮普，大大加強了印度西北邊境的防衛。
由於俄國在中亞的迅速進逼，阿富汗對印度安全的地位顯得更加重要，而此時阿富汗統治者卻因與英印政府產生矛盾開始向俄國人靠攏。因此，整個19世紀70年代—80年代，英俄之間衝突頻頻發生，爭奪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1878—1880年，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英國藉機對阿富汗發動第二次侵略戰爭。根據《甘達馬克條約》（Treaty of Gandamak），阿富汗建立起親英政權，接受英國保護，並不得與其他外國有直接政治關係，成為英國事實上的附屬國。這樣，英國終於在俄國和印度之間建立了一個由英國控制的緩衝國，為印度帝國的安全構築起一道可靠的保護屏障。儘管此後俄國人並不甘心，兩國在阿富汗的爭奪依然尖銳，但英國的優勢地位已經基本奠定下來。印度總督寇松因此躊躇滿志地說：「阿富汗、裏海以南的地區、波斯……對我說來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盤上的方格，這盤棋的賭注是世界統治。」[139]
但是，斗轉星移，物是人非。隨著19世紀末德國勢力向土耳其和伊朗迅速滲透，以及其他因素的改變，德國成為英、俄兩國共同的敵人。在1907年《英俄協定》中，俄國承認阿富汗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允諾不向阿富汗派遣代理人，在政治上不直接與阿富汗人打交道；而英國則保證不兼併阿富汗的領土，不干預阿富汗的內部行政事務。至此，英俄兩國在中亞地區近一個世紀的「大棋局」最終結束。
【注釋】
[1] 如《劍橋英帝國史》第2卷（1783—1870）的標題即為「新帝國的成長」。
[2]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47 p.658.
[3]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96.
[4]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7.
[5]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06頁。
[6]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p.67.
[7] Ibid.p.29.
[8]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Oxford1984p.134.
[9] R.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Lawrence& Wishart Ltd.London 1953 p.74.
[10] R.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Lawrence&Wishart Ltd.London 1953 p.74.
[11]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p.7-8.
[12] Ibid.p.8.
[13] A.J.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Crom Helm Ltd.1988p.237.
[14]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55.
[15] R.P.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Lawrence&Wishart Ltd.London 1953 pp.71-72.
[16] 即1781年率英軍於約克鎮投降的康沃利斯將軍，回國後於1786—1793年出任印度總督，1805年被再次委任為印度總督，到任不久便因病去世，葬於加爾各答。
[17]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40.
[18] K.B.Smillie Great Britain since1688 A Moder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188.
[19]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1954p.84.
[20] 為衣索比亞的舊稱。
[21]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99 p.108.
[22]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273頁。
[23] Ronal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108.
[24]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39.
[2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p.30-31.
[26]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Oxford1984p.135.
[2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13.
[28]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29頁。
[29]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23.
[30]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401.
[31]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88.
[32] Gerald 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 1965 p.117.
[33]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182頁。
[34] J.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926.
[35] 一說新加坡當時為居民500人左右的商港。見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東南亞卷），第163頁。
[36] V.Harlow&F.Madden eds.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Selected Documents Oxford 1953 p.73.
[37] V.Harlow&F.Madden eds.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Selected Documents Oxford 1953p.73.
[38] Parl.Pap.1830 V 644 Q.3497 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401.
[39] 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東南亞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
[40]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184頁。
[41]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 1965 p.51.
[42] 1830年比利時宣布從荷蘭獨立，歐洲大國以協商解決了危機，同意比利時作為中立國獨立。荷蘭拒絕接受，於次年8月入侵比利時。法軍進入比利時，英國派出艦隊封鎖安特衛普要塞。東印度公司受命對所有荷蘭船隻實行全面禁運，並伏擊荷蘭商船艦隊，但雙方只是相互對峙並未真正開戰。1833年安特衛普向聯軍投降，並被移交給比利時。
[43]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53.
[44]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16.
[45] Parl.Pap.1830 V 644 Q.3497 from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401.
[46]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42.
[47] 北婆羅洲當時被汶萊蘇丹控制，占領沙撈越的英印軍隊退役軍官詹姆士·布魯克是個冒險家和狂熱的殖民主義者，1841年幫助汶萊蘇丹鎮壓人民反抗，取得對沙撈越的統治權。海峽殖民地和英國政府事先並未授權布魯克進行殖民活動，但事後予以了默認，並在荷蘭人提出強烈抗議時對布魯克給予支持。
[48] 1881年英國政府授予「英屬北婆羅洲公司」特許狀，准許其對沙巴進行殖民開發。1888年公司將沙巴的防衛和外交事務交給英國政府。
[4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 1940p.viii.
[50]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gman 1990 p.247.
[51] 1794年鄧達斯成為同時負責殖民地事務和陸軍事務的國務大臣，但兩個部門直到1801年才真正合併，因此通常講陸軍與殖民地事務部始於1801年。此前殖民地事務部是內政部的一個分支。
[52] MurielE.Chamberlain ？Pax Britannica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9—1914 Longman 1988 p.31.
[53]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London 1994p.179.
[54] 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國通史》，第478頁。
[55] A.B.Keith ed.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Vol.II Oxford 1933 p.230.
[56] Arthur Willert Aspec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p.19.
[57] GeraldS.Graham The Politics of the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47.
[58] 王繩組主編：《國際關係史》（上冊），武漢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頁。
[59] 埃及軍隊在英國占領亞丁之後，揮師東進直至波斯灣，要求巴林統治者投降。
[60]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339頁。
[61] GeraldS.GrahamThe Politics of the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74.
[62] Ibid.p.69.
[63]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 The Batchworth Press 1954 p.98.
[64] 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初期中東地區貿易用銀幣，上面有奧地利女皇馬麗亞·特利薩的頭像。
[65]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47 p.672.
[66] 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70頁。
[67] Gerald S.Graham The Politics of the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 1965 p.66.
[68]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1996 p.93.
[69]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Longman1985p.14.
[70]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1954 p.289.
[71] Gerald S.Graham The Politics of the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 1965 p.70.
[72]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73] 肯尼斯·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第523頁。
[74] Martin Kitchen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 Macmillan 1996 p.29.
[75]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Cambridge1940p.5.
[76]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4.
[77]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99p.6.
[7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35.
[79]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London1994p.204.
[80] 尼爾·弗格森：《帝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頁。
[81] 林承節主編：《殖民主義史》（南亞卷），第104頁。
[82]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173.
[83]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35.
[84] 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75頁。
[85] 林承節主編：《殖民主義史》（南亞卷），第146、147頁。
[8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頁。
[87] 林承節主編：《殖民主義史》（南亞卷），第147頁。
[88] 李文業：《印度史——從莫臥爾帝國到印度獨立》，第94頁。
[89] 同上書，第86頁。
[90] A.J.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 London 1988 p.224.
[91] John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175.
[9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 London 1994 p.219.
[93]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131.
[94]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Cambridge 1951 p.5.
[95] Anil Seal ed.The Decline 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82p.12.
[9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26.
[97] 林承節主編：《殖民主義史》（南亞卷），第151頁。
[98]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Oxford 1984 p.401.
[99] John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199.
[100] Ibid.p.202.
[101] J.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995.
[102] 一說1830年印度土兵達23萬，英籍軍人大約只有2萬人。見李文業《印度史》，第87頁。
[10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頁。
[104] 即英國、西班牙、葡萄牙聯合反對拿破崙軍隊占領和征服西班牙的戰爭。
[105]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11.
[10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6.
[107]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51.
[10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37.
[109]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26.
[110]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 p.206.
[111]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5— 1945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63 p.177.
[112] Ibid.p.179.
[113]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1815 to1933 MethuenLondon1934 p.44.
[114]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 The Batchworth Press 1954 p.99.
[115]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33.
[116] Gerald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89.
[117]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1815 to1933 MethuenLondon1934 p.43.
[11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 p.128.
[119] 英俄合作的目的各有不同，英國一方面是出於支持歐洲弱國小國的外交傳統，另一方面是為了削弱神聖同盟，而俄國則無疑是乘機進入巴爾幹。此外也與1825年新繼位的尼古拉一世態度親英有關。
[120] 另一譯名為《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
[121] K.B.Smellie Great Britain since1688 A Moder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p.195.
[122] 第一次土埃戰爭結束時簽訂的條約將敘利亞、克里特島、阿達納交給了埃及，但埃及仍然臣屬於土耳其。
[123] Gerald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84.
[124]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上），第72頁。
[125]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1815 to1933 MethuenLondon1934 p.x.
[126] Gerald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 1965 p.91.
[127]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1815 to 1933MethuenLondon1934 p.44.
[128] Ibid.p.48.
[129] 帕默斯頓的辭職只持續了10天（1853年12月14日—24日），阿伯丁內閣就在巨大壓力下批准派出艦隊。
[130] Great Game是英俄爭奪中亞地區特別是伊朗、阿富汗的代名詞，1842年由英印政府的中亞專家亞瑟·康納利上尉（Arthur Conolly）首次使用。
[131] Parl.Papers1834XIVp.11from Gerald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 1965 p.87.
[132] 一譯為哈格島，靠近伊朗西南海岸。英國兩年後撤離該島。
[133] Gerald Graham 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Cambridge1965p.88.
[134]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 Longman 1985 p.84.
[135] 另一寫法為Shah Sujah，先後兩次為阿富汗國王（1803—1809）、（1839—1842）
[136] 黃鴻釗主編：《百年國際風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頁。
[137]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47 p.673.
[138] 「希瓦」又譯為「基發」。
[139]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上），第167—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