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與大英帝國

  關於19世紀70年代以前英帝國的擴張，著名帝國史學家P.J.馬歇爾曾經作過十分尖銳同時也很客觀的評價，他認為：「英國政府在限制未經授權的領土征服方面也許確有困難，但它通常總是傾向於接受在沒有它特許情況下所做的一切。除了一些在南部非洲的例子，征服的領土從不被放棄，在主動精神驅使下進行征服戰爭的殖民地總督或印度總督，極少被責備或召回。不管官方的詞藻多麼華麗，絕大多數英國政治家似乎默許地接受了這樣的立場——帝國不能停滯不前，保存帝國幾乎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允許帝國的擴張。」[72]

  不列顛在印度的歷史正是這一評價的最好註腳。

  征服和統治印度對於大英帝國的意義，可以說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作為帝國在遙遠東方最大的屬地，印度一向被描述成「帝國王冠上最珍貴的寶石」[73]。

  《英帝國與大英國協簡史》的作者馬丁·基欽（Martin Kitchen）認為，「不同時代英國人對印度的態度是複雜的、困惑的、不斷變化的。」[74]

  但我們看到，在一個問題上，英國人的態度從未改變。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不管是托利黨還是輝格黨，不管是殖民地改革家還是自由貿易論者，不管是帝國政策決定者還是報刊輿論，不管是自由主義思想家還是社會各階層民眾，英國人從來都沒有懷疑過印度對於帝國的價值。

  小皮特認為：印度是「帝國考慮中最偉大的目標」[75]。1833年，馬考萊在議會下院討論印度帝國時說道：「一小批來自大西洋一個島國的冒險家，已經征服了一個距他們的出生地半個地球之遙的地域遼闊的國家，我們將統治這塊領土，它的範圍與人口要比法國、西班牙、義大利以及德國的總和還要大、還要多。這是一塊由在種族、膚色、語言、舉止、道德、宗教上都不同於我們的人居住的地方。」[76]

  1868年，維多利亞中期的著名激進自由主義者查爾斯·迪爾克（Charles Dilke 1789—1864）在其引起極大轟動的《更大不列顛》（Greater Britain）一書中寫道：「從更廣闊的英帝國觀點來看，喪失印度將是對帝國貿易的粉碎性打擊。……而且，它還會極大地鼓勵帝國在世界各地的敵人，以至於我們可能在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亞看到分離主義者的情緒會迅速增長，可能看到對英帝國勢力的總破壞。」[77]

  1869—1872的英印總督、印度副王梅奧伯爵（The sixth Earl of Mayo）堅定地表示：「只要太陽還在天空照耀，我們就決心保有印度。我們民族的性格和我們的商業都要求這樣做。」[78]

  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列強之間搶奪殖民地的鬥爭進入高潮，印度對於英國的意義及其在帝國中的地位更是空前提升。在所有帝國政治家中，寇松勳爵（George Curzon 1859—1925，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1899—1905年任英印總督及印度副王）的立場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1901年，寇松宣稱：「只要我們統治印度，我們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如果我們丟掉了印度，我們的地位就將一落千丈，只能降為一個三流國家。」[79]

  印度對於英帝國的價值，首先突出表現在貿易和商業上。印度是英帝國財富的最大來源，這一結論是任何一個英帝國史研究者所無法迴避的，不管他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總體上抱有何種看法。正如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2003年在其《帝國》一書中一針見血所指出的：「在1815年之前，除了短暫的喘息之外，英法的世界霸權之爭無休無止。但是七年戰爭不可逆轉地決定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印度被英國而非法國收入囊中。在此後近200年的時間裡，英國貿易有了巨大的市場，英國的軍隊有了取之不盡的資源。印度不僅僅是『皇冠上的明珠』，你更可以把它比作一個巨大的鑽石礦，或許它確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鑽石礦。」[80]

  本書首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在18世紀的領土征服時代，東印度公司軍隊和職員在印度的公開搶劫與掠奪是臭名昭著、人所共知的。但真正從根本上榨取印度的財富，卻是殖民者在征服後對印度的大肆掠奪與搜刮，其手段和途徑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例如：採用欺詐矇騙等方式向印度土邦王公放高利貸；利用殖民者的行政治理權力排擠打擊印度的商人、金融家；推行強買強賣並強迫手工業者為公司生產，以壟斷印度國內的市場和貿易；以國家身份徵收高額土地稅，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人民的血汗，等等。所有這些有效的剝削手段，使印度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遭受極大破壞，而英國人卻從中大發其財，從1757年征服孟加拉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掠奪的財富高達10億英鎊。[81]

  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英國進一步將印度作為英國的原料產地、工業品市場以及資本輸出場所。在殖民當局政策的強力引導下，印度的農民「被迫從種植穀物和其他糧食作物轉向種植鴉片、蔗糖、藍靛和茶葉，用於向英國的出口」[82]。在19世紀中期，所有英國人消費的茶都來自中國，但到了1900年，大部分都已來自印度。[83]

  英國的工業品大舉進攻印度並最終占領全部市場，從而徹底摧毀印度原有十分發達的手工業，也許是英國殖民統治中最為典型、也最為成功的例子。

  1813年起，英國商品對印度的輸出額直線上升，首當其衝的是英國的機器棉紡織品。費爾南·布羅代爾曾分析過印度市場與英國棉紡織業長期繁榮之間的關係：「英國的棉紡繁榮之所以在很大的範圍內，在很長時間裡存在著，那是因為其發動機不斷地被新開闢的市場啟動著。這些新開的市場是葡屬美洲、西屬美洲、土耳其帝國、印度。」[84] 1814—1835年間，英國輸往印度的棉布增長了60多倍。到1857年，英國棉紡織品輸入印度的總值又比1832年增長了14倍。[85]

  對於英國商品長驅直入整個印度使印度手工紡織業被逐漸摧毀的歷史過程，馬克思曾經作過清晰準確的觀察與評論：「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入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英國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86]

  印度的民族手工業尤其是紡織業在18世紀曾經世界聞名，東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在幾十年裡就將它徹底毀掉，依靠的並不僅僅是機器棉紡織品的廉價，而是同時採用了堪稱極端自私惡劣的差別關稅制度。英國政府對印度輸入英國的紡織品徵收高額的保護性關稅，與此同時英印殖民當局卻對進入印度的英國紡織品徵收極低的進口稅，前者在37.5%—67.5%之間（1824年），而後者則在2%—3.5%之間（1836年）。[87]稅率差距懸殊之大讓人驚詫！即便以後英國對印度紡織品的進口稅有所下調，棉織品降為10%，絲織品降為20%，毛織品降為30%[88]，也依然比英國產品進入印度的入境關稅高出許多。

  除此之外，殖民當局還分別對英國貨物和印度貨物徵收不同的內地過境稅，對英國布匹只徵收價格的5%，而對印度布匹則徵收20%。這樣一種圍追堵截似的壓制政策收到了顯著效果，印度的手工紡織業遭受沉重打擊，1814年印度輸往英國的棉布尚有125萬匹，到1835年已降至30.6萬匹，1844年又繼續下降到6.3萬匹。[89]

  有不少帝國史的研究者都指出了英國在走向自由貿易的同時，卻對印度大搞保護關稅的矛盾現象，例如A.J.克里斯托佛（Christopher）就尖銳指出：「這也許是殖民主義的一個悖論——建立在自由貿易、自由放任，以及最小政府干預基礎上的大不列顛，卻依賴於對其殖民地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與控制。」[90]

  其實，這種看上去相互衝突背離的現象也不難解釋。19世紀中期的英國主動實行自由貿易，是因為英國既需要從國外進口食品與原料，以供養國內眾多的人口，滿足大工業發展的需求，也需要為工業革命產生的巨大生產能力尋找更廣闊的市場，因此自由貿易的實現無疑是工業革命最終的後果，是19世紀英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自由貿易的概念並不必然包括殘酷的殖民掠奪與剝削，但在實踐上，它明確代表了不列顛民族的國家利益，代表著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對商業貿易權利的追求。因此，19世紀英國人心中的「貿易自由」，實質上首先是一種特權，是英國人理直氣壯地期盼最大限度獲得商業利益的特權，是英國商品能夠自由進入世界各國市場的特權，而不僅僅是一個包含有平等意味與前提的貿易原則。

  這樣一種含義的「貿易自由」，當然是有特定範圍與對象的，它主要指歐洲、美國以及英帝國各移民殖民地，也包括拉丁美洲和亞洲所有英國勢力、商品、資本進入與滲透的地區，即大不列顛的「非正式帝國」，但印度卻不在其內。

  這是因為，無論是在19世紀英國人眼裡，還是20世紀帝國歷史學家的著作中，印度都具有明顯的特殊性，在英帝國的三大組成部分里，印度是獨特的一份。按照狹義的殖民地定義，印度並不是帝國的「殖民地」（colony），而只是通過武力征服得來的「屬地」（possession）。約翰·西利爵士就持這種觀點，在《英格蘭的擴張》中他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專門論述印度，認為「現代英國的歷史被分成兩個重大問題：殖民地問題和印度問題」[91]。

  對於征服得來的印度帝國，對一個野蠻的不開化的國家，英國人顯然從不認為有實行自由貿易原則的必要，就如同從不認為印度人有資格實行責任制政府，只能給予「仁慈的專制」（benevolent despotism）一樣。而這，恐怕是整個問題的關鍵。

  旁遮普被英國兼併後擔任專員的赫伯特·愛德華茲爵士（Herbert Benjamin Edwardes 1819—1868）的一番話，表達了英國殖民者當時的普遍心態：「這裡不存在法律，統治者必須憑自己的意願進行統治，如果他的意願是邪惡的，那麼人民將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更加悲慘；但如果他的意願是好的、強大的，人民就會得到幸福。所以（在這裡），仁慈的專制就是所有政府中最好的政府。」[92]

  對於統治印度，英國人甚至從未表現出些許理論上或道義上的困惑，相反，卻把經濟上的無情掠奪與文明開化使命一樣看作天經地義，因而心安理得地榨取印度的財富，肆無忌憚地毀滅印度的手工業，毫不留情地破壞印度自給自足的農業，在打開印度市場謀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時，將印度強行拉進了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和鴉片戰爭後被英帝國強行打開國門的中國相比，印度對於英國的價值就更加清晰。英國人最初以為，可以獲得一個無比廣闊的東方市場，但中國強大的自然經濟基礎並沒有、也很難崩潰，英國的商品和資本進入中國，遠沒有英國人預想的那樣迅速順利。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夕，額爾金伯爵被帕默斯頓派往中國任高級專員和全權大使，他看到了英國人打開中國市場的雄心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在上一次戰爭（1842）結束時，不列顛的工廠主們被告知，一個新的向他們的貿易開放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蘭開郡所有的工廠生產的產品，也不能滿足中國一個省的需要，但他們對中國市場抱有的期望卻並沒有實現。」[93]

  曾經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監的英國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在了解了中國的國情後，對此有過一段較客觀的分析：「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稻米；有最好的飲料——茶葉；有最好的衣服——棉、絲、皮毛。擁有這些大宗出產物，以及無數當地的附屬產品，他們不需要在世界其他地方購買一便士的東西。」[94]

  加拉蓋爾與羅賓遜在著名的《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一文中，將這一情況看作是英國雖得到了政治霸權但商業滲透並不成功的例子，指出：英國對中國的政治控制，沒能摧毀自給自足的中國經濟。「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7年戰爭的重啟……從英國人的觀點來看，它們的主要結果是不幸的。」[95]

  而英國人在印度的情形則完全不同。東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的征服者，又是英屬印度的統治者，是印度各土邦王公的太上皇，握有對整個南亞次大陸的最高權力。英國人不僅制定掠奪印度的規則，而且親自實施對印度的搜刮和掠奪，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印度的所有資源，將古老印度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徹底衝垮，使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的漩渦與大潮。

  這種正式帝國與非正式帝國之間的顯著區別，使英國人更加切身感受到印度對於大英帝國的巨大價值與不可或缺。對此，P.J.馬歇爾曾經評述道：「即使在遭受炮艦的打擊之後，中國和日本對英國商業滲透不妥協的例子，在那個時代的英國人心中沒有留下什麼懷疑。英國與中國貿易的價值，根本無法同與印度的貿易相比。」[96]

  不僅是帝國版圖之外像中國、日本這樣被迫向英國開放貿易的國家，沒有如英國人所希望的那樣成為吸納英國商品的廣闊市場，就是在帝國之內，英國也開始面臨移民殖民地對英國工業品的拒絕。1859年，加拿大為了保護自己的工業，宣布對進口機器製造品徵收高關稅，而英國只有無奈地接受這一事實，放棄對移民殖民地貿易政策的決定權。

  隨著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英國傳統的棉花供應來源突然中斷，蘭開郡出現了棉荒，極大地刺激了印度棉花種植業的發展。1860年，印度棉花在英國棉花進口總量中所占的比重為12.25%，短短几年裡迅速擴大，到1868年已上升至41.69%[97]，印度已經取代美國南方，成為英國紡織工業主要的棉花產地。

  所有這些因素，使帝國擁有東方屬地印度的意義不斷得到提升，印度與英國之間的貿易也得到極大增長，至1854年印度對英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2030萬英鎊，在英國與帝國各殖民地的貿易中高居榜首。[98]

  為了更有效地治理印度，更深入地開發印度市場，英印殖民當局不僅陸續廢除了印度內部的過境關稅，從而打破印度社會經濟原有的封閉格局，還從19世紀中期起，加快了對印度的郵政、通訊、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與改進。

  在1857年民族起義之前，印度已架設了各大城市相連的電報線，建立了統一的近代郵政系統，開闢了汽船航運線路，開始興辦公路、運河、港口建築工程，並有了最初的幾條鐵路。

  1858年以後，印度興起鐵路建設的高潮，到1871年，從內地到各口岸的鐵路系統已經基本建成，鐵路線長達兩萬多公里。蘇伊士運河開通後，英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和貿易更加便利。印度在被動地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與大英帝國、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終於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除了商業上的價值，印度對於英帝國的擴張來說，其軍事上的意義也同樣不容忽視。

  約翰·西利爵士曾敏銳指出過英國與印度這種特殊的關係：「歐洲戰爭給英國帶來無力償還的債務，而征服印度卻沒有使國債膨脹。」[99]

  其原因是：英國人用主要由印度人組成的軍隊完成了對印度的征服，而這支印度土兵隊伍的開支費用並非出自英國國內，而是出自印度人自己。西利因此提出：印度只是被一支英國人平均僅占其中1/5的軍隊征服，而不是被不列顛民族征服的。[100]問題是：沒有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統治的建立，又何來印度土兵（Sepoy）？

  這種以戰養戰，靠構成軍隊主力的印度土著士兵來征服印度的政策與現象，在大英帝國內部是絕無僅有的。

  東印度公司最早雇用印度人作戰可追溯到17世紀中期，但真正開始按照歐洲的紀律、武器與戰術來招募、訓練土著印度人，則是在1748年。[101]

  這一年，東印度公司仿照法國人的做法，在馬德拉斯招募了一小支土著人隊伍用於殖民點的保衛，同時也招募了一小支由商船水手和走私者組成的歐洲人隊伍，從而建立了最初的英印軍隊。

  隨著英屬印度範圍的不斷擴大，印度土兵的人數也在增加，到19世紀20年代已超過了20萬，按照不同宗教、種姓與管區分別被劃分為馬德拉斯軍、孟加拉軍和孟買軍，而同時期軍隊中的英籍軍人總共只有三四萬人。[102]此後，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爆發，印度土兵大抵保持著這一數量與比例。正是這支隊伍，為東印度公司對印度以及周邊亞洲國家的擴張與侵略立下了汗馬功勞。

  一支主要由土著印度人組成的英印軍隊，之所以能夠在征服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當時印度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密切相關。當18世紀英國人的勢力大舉進入印度時，印度已不是一個統一國家，而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

  興起於16世紀初的莫臥兒帝國，到18世紀初期已經開始解體，印度實際上處於政治上分崩離析、四分五裂的混亂狀態，幾百個大小、強弱不等的土邦王公首領從對朝廷的反叛起，成為獨立或半獨立的封建國家，莫臥兒皇室與朝廷事實上只剩下一個軀殼，各強邦之間為爭奪優勢地位彼此征戰不已，不同宗教、種族、部落、種姓之間，也存在著複雜的矛盾與敵意。

  所有這些為東印度公司採取各個擊破手法，對那些較強大的土邦國家進行逐個征服與控制，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馬克思曾經生動地描述過這一歷史過程：「大莫臥兒的無限權力被他的總督們打倒，總督們的權力被馬拉特人打倒，馬拉特人的權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這樣混戰的時候，不列顛人闖了進來，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103]

  18世紀中期以後較為強大的印度土邦，主要有馬拉特聯盟（Maratha）、旁遮普（Punjab）、邁索爾（Mysore）、孟加拉（Bengal）、信德（Sind）、奧德（Oudh或Awadh）、海得拉巴（Hyderabad）、卡納塔克（Karnataka）、馬德拉斯（Madras）等，其中馬拉特和邁索爾勢力最強，是當時抗擊英國人的主力。

  1757年普拉西戰役中英國人的勝利，揭開了東印度公司以各種手段征服印度的帷幕，也為英國將法國殖民勢力趕出印度奠定了基礎。經過幾十年的征戰，到19世紀初年，公司不僅擁有孟加拉的全部統治權，占領了馬德拉斯，兼併了邁索爾大部分領土，重創了馬拉特聯盟，還採用訂立條約、駐紮軍隊的方法，使卡納塔克、奧德、海得拉巴以及一大批弱小土邦成為自己的附屬國。

  拿破崙戰爭之後，東印度公司通過1817—1818年的第三次馬拉特戰爭，最終摧毀了最強硬的對手馬拉特聯盟，使聯盟各王公首領歸順了東印度公司。此後幾年中，英國人在印度勢力的增長勢如破竹，一大批小土邦主動就範，與英國人訂立藩屬條約，接受英國保護，每年向公司繳納高額的貢賦。到1823年，除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和北部的旁遮普還保有獨立地位，整個次大陸都已在英國人掌握之中。

  又經過十幾年的準備，東印度公司發起最後的衝擊，最終在1843年兼併了信德，1849年兼併了旁遮普。通過武力和政治兩種手段，英國人建立起直接和間接兩種統治形式，完成了對整個印度大陸的征服。

  對善於計算、理性務實的英國人來說，擁有印度土兵這樣一支幫助英國人打下了南亞次大陸大半壁江山，卻不需要英國出錢供養的軍隊，無疑是一個天大的便宜。

  在傳統上，英國常備軍的力量從來不強，自18世紀初年馬爾巴羅公爵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取得勝利之後，英國政府始終捨不得在維持陸軍上花錢，直到1808—1814年的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104]，才再次動員起一支較大的武裝力量，此後又恢復了老樣子。在英國，士兵的聲譽也不好，以至於如果一個誠實的工人去應徵入伍，會被認為是一件丟臉的事。[105] 1848年時英國全部的陸軍常備武裝只有13萬人，其中約4萬人需要駐守在印度以外帝國各殖民地和屬地的軍事要塞。[106]

  而19世紀中期，正是英國社會輿論對帝國的防衛開支最為敏感的時期，政治家、理論家以及普通大眾，都將殖民地的開銷與英國人的稅收負擔掛起鉤來，一位叫艾利遜（Alison）的人1850年撰文稱自己所處的「是一個痛恨稅收的時代」[107]。因此，東印度公司龐大的英印軍隊無疑就像是一筆無本萬利的大買賣，在帝國的擴張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縱觀上下幾千年的世界歷史，像英國這樣基本依靠當地人成功征服半個大陸的例子，也是極為罕見的。英國人的精明之處，就在於利用公司與印度土邦王公訂立的條約，將20多萬英印軍隊的軍費開支，轉嫁到各附屬土邦的頭上。所有公司與附屬土邦訂立的盟約、條約，幾乎無一例外地規定公司向該邦派出駐紮官和軍隊，而駐軍的費用則由當地支付。

  用印度人來打印度人，用印度的財富來供養公司的英印軍隊，英國人就這樣巧妙地解決了維持一支龐大軍隊通常要面臨的給養難題。

  憑藉這支強大的英印軍隊，帝國不僅牢固地建立起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還實施了對印度周邊國家與地區的侵略：1815年征服錫蘭全島；1814年對尼泊爾發動戰爭，至1816年訂立條約，不僅獲得尼泊爾1/3以上國土及很大一部分主權，還得以雇用尼泊爾驍勇善戰的廓爾喀人補充英印軍隊；1826、1852、1885年發動三次印緬戰爭，占領了整個緬甸；19世紀40年代—50年代發動對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19世紀30年代起不斷蠶食不丹與印度邊境的山口，1864年進攻不丹，次年簽訂條約，不丹被迫割讓全部邊境山口；1850年武力吞併錫金大片土地，1861年進攻錫金並占領其首都，通過簽訂條約取得對錫金的控制。

  英帝國史的研究者們都看到了英印軍隊以及印度對於帝國的巨大價值，羅拉爾德·海姆（Ronald Hyam）指出：「從軍事角度，正是這支英印軍隊，才使不列顛成為一個偉大的帝國。」[108] P.j.馬歇爾則評述道：「殖民地的防衛一直是不列顛資源與財政的流失通道，只有印度是個顯著的例外。在印度幾乎能夠徵招無限的軍隊，而且這種軍隊主要花印度人的錢，而不是英國納稅人的錢。此外，英印軍隊還能服務於帝國從紅海到中國的軍事目的，而同時期帝國從魁北克到雪梨的殖民地卻要靠英國士兵來防衛。」[109]

  印度在帝國內的特殊地位，是其他殖民地所無法比擬的。遼闊的地域、巨大的人口、豐富的資源、廣闊的市場，使印度就像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源源不斷地為大英帝國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在19世紀同時代的英國人看來，印度不僅是帝國財富與利益的所在，更是帝國力量與偉大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