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國人與英帝國
2024-10-09 08:48:18
作者： 錢乘旦
從傳教士到政治家，英國人對帝國抱有如此堅定的信念，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現實的原因，也有歷史的原因。
在現實利益上，絕大多數英國人都認為，帝國是與英國的強大、富裕以及世界影響力密不可分的。「如果不列顛喪失了它的帝國，它就將喪失作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地位：它將在物質上陷於窮困，在軍事上受到削弱，英國人民還將大量喪失在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記的能力。」[60] 而從歷史上看，英國人從來就具有十分強烈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種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一直可以追溯到不列顛民族形成之際，可以說是源遠流長。
英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性也許是西歐各民族中最為強烈鮮明的。「英國人深深感到他們的偉大並且他們已贏得了許多次巨大的勝利，以致他們認為他們是不會輸的。在戰爭中，他們是全世界最信心十足的國家。……即使在15世紀中期，當英格蘭不那麼走運時，英國人對他們的優越性的信心仍是不可動搖的。」[61]歐洲大陸國家的人發現，「英格蘭人極愛他們自己和屬於他們的一切。他們認為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就沒有別人，除了英格蘭以外就沒有別的世界，而當他們見到一位漂亮的外國人時，他們便說『他長得像個英格蘭人』，並說『可惜他不是英國人』」[62]。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有一段流傳甚廣據說是出自帕默斯頓首相之口的幽默對話，極生動地表達了英國人所特有的優越與自豪感：「法國人說：『假如我不是法國人，我一定希望做個英國人。』英國人說：『假如我不是英國人，我一定希望成為一個英國人』」[63]。
隨著英帝國在19世紀邁向鼎盛與輝煌的步伐，英國人的種族優越感也在進一步強化，詹姆士·密爾在《英屬印度史》（1817）中已經提出「文明等級」的概念，約翰·密爾的《代議制政府》（1861）則極力誇讚「自助的和奮鬥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認為「英國人和美國人奮鬥的、進取的性格……本質上是人類普遍進步的最好希望的基礎」[64]。
「文明等級」的觀念在19世紀的英國特別盛行。維多利亞人相信存在著人類文明與進步的階梯，所有的民族在上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英國人自然是處在進步階梯的頂端，因而是文明的領導者，「美國人最接近英國人的位置，其後是德意志人，因為他們擁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正確的宗教。在盎格魯—撒克遜領導者之後，是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法國人，然後是其他拉丁民族」[65]。
除了強烈的自信心和種族優越感，不列顛民族還格外崇尚大膽冒險與進取的精神，這種精神與基督教新教的教義緊密結合，為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形成、發展與壯大，提供了強大、持久的動力。
在西歐國家的海外擴張活動中，英國人實際上屬於姍姍來遲者。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最早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從15世紀到16世紀末一直是最強大的海上帝國，依仗著地理大發現和海軍的優勢，在美洲新大陸的殖民征服和掠奪中獨占鰲頭。而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國直到17世紀初才開始躋身於美洲的殖民活動，1607年第一個移民據點的建立和1620年「五月花號」的到達，是英國人進入北美的標誌性事件。但100多年過去了，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多半放棄、丟失或根本未能建立起來，唯獨英國人在大西洋沿岸紮下了根，13個殖民地迅速發展並繁榮起來。同時期在北美進行殖民的國家中，只有法國人的成就可以和英國人相比，但七年戰爭中法國的慘敗以及後來拿破崙將路易斯安那出售，法國人便完全退出了北美大陸。
對於歐洲群雄逐鹿北美如此結局的原因，特別是法國占有廣闊的地區卻沒有像英國人那樣在北美站住腳的原因，研究者們已經給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就是：英法兩國的殖民方式有著明顯不同，英國人所建立的是真正的移民殖民地，而法國人卻主要是少數商人在廣闊區域內與印第安人進行毛皮貿易。嚴格地說，法國人從沒有真正定居下來，更談不上像英國人那樣進行墾殖了。
移民的定居需要在土地上的墾殖開發，移民點的建立需要付出極其艱辛的勞動，如果沒有早期移民們的堅韌不拔和吃苦耐勞，英國的移民殖民地就不可能生存下來。英國人在殖民時代表現出的頑強進取精神，是英屬北美殖民地得以發展繁榮的重要原因。
英帝國史學家馬歇爾（P.J.Marshall）指出：「不列顛是一個躁動不安的社會，（充滿雄心的）英國人離開不列顛島，在全世界尋求商業利益，並宣傳他們的價值觀。」[66]殖民地的建立和帝國的存在，為不列顛民族的冒險和進取精神提供了最好的用武之地。
不列顛民族在歷史上曾被認為具有某種程度的島民偏狹心理，例如伊莉莎白女王就曾說過自己「僅僅是個英吉利人」[67]。但至少在英帝國的近代擴張史上，英國人從來就不缺乏離開故土去往未知世界的勇氣，當然，他們更不缺乏獲取和掠奪財富的渴望與貪婪。
英國上層社會眾多的富家名流中，有許多人的祖先或本人就有這樣一部發家創業的歷史，這裡我們不妨選取出過父子兩代首相的皮特家族作為例子。
小皮特的曾祖父托馬斯·皮特（Thomas Pitt 1653—1726）是整個家族的創業者，是個大膽的冒險家，其傳記作者認為，他「是個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並努力去乾的人」。托馬斯·皮特的經歷就像是一個傳奇故事，年輕時當過水手，後來跑到印度經商。為了謀取高額利潤，他甚至不顧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涉足公司的特許貿易範圍，並因此被罰款1000英鎊。但他最終還是與東印度公司合作，並擔任了公司的高級雇員，甚至官至馬德拉斯總督（1698—1710），在12年的總督任內，他到處搜集鑽石，因此有「鑽石皮特」的綽號。1701年，他終於在馬德拉斯搜尋到一顆重達410克拉的世界第二大鑽石，花2.04萬英鎊買到手後帶回倫敦，請人切割打磨成多塊鑽石，兜售給歐洲各國王室，1717年，他以13.5萬鎊的天價將其中最大的一塊賣給了當時的法國攝政王奧爾良公爵。[68]海外幾十年的冒險生涯為托馬斯·皮特贏得了財富和聲望，回國之後他便購買了康沃爾郡最好的地產，其中包括衰敗的老薩勒姆選區，之後，他本人和他的子孫們就從這個選區走進了議會下院。[69]
對財富和冒險生涯的渴望使「移居海外似乎成了英國人的習慣」[70]，到殖民地經商或到東印度公司任職幾乎成了生財之道的同義語。「如果一個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想賺錢，他可以經營海外貿易，或成為一個律師。如果他想冒險，則有東印度公司。」[71]
從事各種海外貿易或投機活動在英國長期成為一種時尚，被看作是迅速致富的最佳方式。例如自由黨著名領袖威廉·格拉斯頓首相（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的父親約翰·格拉斯頓，既是經營印度貿易的富商，同時又在西印度群島擁有自己的奴隸種植園。[72]
就連後來成為保守黨領袖的班傑明·迪斯雷利首相早年也作過海外發財夢，1824年他與人合夥參與美洲礦業投機生意，但他的運氣很糟，生意始終虧損，短期內迪斯雷利就背上了幾千英鎊的巨額債務，直到30年後才全部還清。[73]
從17世紀初起，除了那些為逃避宗教迫害而離開祖國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普通民眾移民新大陸或到海外撞大運的人何止成千上萬，但歷史從來只記載那些成功者留下的軌跡，因此托馬斯·皮特的發家史雖然帶有某種傳奇色彩，卻是英國人在海外追求財富歷史的一個縮影。
移往殖民地的人群可以說是形形色色，什麼社會等級的人都有。根據喬治·馬考萊·特里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的分析，至17世紀末，移民的主要成分為：積極進取者、持不同政見者、受壓迫者、欠債者、罪犯以及各種國內社會生活中的失敗者。[74]
顯然，移民中的大部分來自社會的底層。
從18世紀起，英國開始出現移民熱，移民的構成也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普通英國人將遷居新大陸作為尋找新的機會、改變生存狀態和命運的最佳選擇。美國革命爆發前15年，約有5.5萬愛爾蘭人、4萬蘇格蘭人、3萬英格蘭人移民北美，許多蘇格蘭人或是在印度據有高級文官的職位，或是變成了西印度的種植園主。[75]
拿破崙戰爭曾經使移民進程被迫中斷多年，待到戰爭結束，移民海外的浪潮猶如開閘放水般洶湧，規模也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出現了一個英國人進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開普殖民地的滾滾洪流。
政府對移民潮也予以積極的支持。1823年，議會撥款5萬英鎊資助268個去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移民，1825年又以每人20鎊的代價資助了2024個愛爾蘭貧民遷往殖民地。[76]人們到處在談論著向海外移民符合「上帝的安排」，能將「英國的名聲、法律及影響傳遍全世界」，並服務於「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在地球上繁衍壯大的使命」。[77]
從1815年到1914年，100年間大約有2500多萬人離開英國，其中去美國的占了一半稍多，約有1300萬人，其餘的分別去了帝國各殖民地，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南非等。[78] 但上述數字是整個19世紀的統計，它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年英國人移民美國的高潮與不同時期的移民混在了一起，沒能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移民的重點。
如果我們單獨選取19世紀初期到維多利亞中期這一時段，就會發現，1815年以後的60年間，約有700萬英國人遷居海外[79]，其中移往帝國各殖民地的占了大多數，許多殖民地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例如紐西蘭在1853年白人居民只有3.3萬人，至1878年已達41.2萬人。加拿大人口的增長速度更是驚人，上、下加拿大在1841年合併時的人口總數為115萬，10年後增加到184萬人，再過10年又猛增到250萬人。新建的卑詩省最初幾乎渺無人煙，1858—1860年間大約有居民2萬人，到1870年已上升到6萬人，短短10年裡居民人數增加了2倍。[80]
一首叫做《移民的夢想》的維多利亞時代流行歌謠，唱出了千百萬移民海外英國人的心聲：
在途中我再一次醒來，
我的心中洋溢著深深的愛：
親愛的祖國遠隔大海，
那裡有想念和愛我的親人，
他們為我的幸福向上帝祈禱膜拜。[81]
促使英國在19世紀出現移民大潮的原因，一般認為主要是國內人口的急劇增長和交通工具的改進。在19世紀開始時，英國的人口大約為1100萬，到1867年第二次議會改革時，已達到將近2600萬[82]，由於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上升，人口增長的速度的確驚人。海上的交通也確實有極大改進，在沃倫·黑斯廷斯時代[83]，從英國到印度的路程需要花上6個月，而半個世紀後，儘管帆船依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隨著30年代末蒸汽航海公司的成立，以及從亞歷山大到蘇伊士地峽陸上交通的開闢，所需時間大大縮短，到1840年已降至2個多月。[84]
然而，移民大潮出現的根本原因，還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工業革命使古老的英格蘭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最初似乎是緩慢的，不知不覺的。但進入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進程的加速，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改變的後果迅速以悖論的方式凸顯出來：一方面，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產品行銷全球的「世界工廠」；另一方面，工業化帶來龐大失業大軍和貧民階層，英國突然間變成一個貧富懸殊、人口過剩的國家。
面對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普遍的失業與貧困，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理論開始得到人們的認同，政治家們則談論著如何「剷除貧民」（the shoveling of paupers）[85]，整個19世紀上半期，向殖民地移民被當作一種近乎完美的萬靈藥，成了緩解社會矛盾和人口壓力最現實可行的道路。威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理論之所以對社會各界產生長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國當時急需解決失業、貧困等嚴重社會問題的反映。
至19世紀中期，周期性出現的工商業經濟危機，大面積的自然災害與農業歉收，更是直接推動著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在「飢餓的40年代」[86]，移民們的動力和目標已經不再是財富和冒險，而僅僅是維持生計，帝國和殖民地的存在已經成了英國緩和國內社會矛盾的減壓閥。
除了在不同年代出於不同目的遷居殖民地的普通民眾，與帝國自始至終關係密切的人是英國的地主貴族和鄉紳。
從光榮革命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社會始終處於「貴族時代」。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貴族政治的反對者科布登曾經感嘆：「當貴族階級表現出虛偽的自由主義態度時，與他們作鬥爭是一項艱難的任務。」[87] 1846年，約翰·漢普登這樣描述貴族階級的社會地位，「他們通過兒子、金錢和權勢占有下院。他們擁有教會、政府、陸軍和海軍。他們占有國內外所有官職。他們擁有國內地產和海角天涯的殖民地」[88]。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肯尼思·摩根認為：貴族和鄉紳「可能是維多利亞統治時期變化最小的一個階級……它繼續行使巨大的政治權力，為議會的兩個政治派別提供眾多的成員，幾乎擁有英帝國所有的高級官職」[89]。
在地主貴族壟斷著帝國高級職位的同時，他們的兒子則構成另一支帝國殖民體系內中級官吏的大軍。英國是實行長子繼承制的國家，土地貴族的小兒子們由於不能繼承父輩的地產和爵位，歷來就有經商和到海外發展的傳統，他們通常都能在殖民地總督那裡得到薪水豐厚的殖民地官員職位。
除了各殖民地的行政機構，印度是英國貴族子弟最為嚮往的地方，整個19世紀上半期，這些「缺少財產卻有足夠閒暇」[90]（propertyless leisured class）的年輕人，都爭先恐後地謀取東印度公司軍隊的軍官職位，以獲得優厚待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印度建立文官隊伍以後，一大批英國中產階級的子弟迅速進入其間，成為職業的英印政府官員。
這樣，由於個人事業和生計與帝國息息相關，英國的貴族、鄉紳以及中產階級歷來是最具帝國精神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帝國自豪感和民族優越感也最為強烈。歐洲各國在英國領導下最終打敗拿破崙帝國的事實，使他們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蒙受聖恩與天命的信念更加確信不疑。他們堅定地認為，反法戰爭的勝利，是由於上帝站在了英國人一邊，是上帝對英國人從事的正義事業、基督教新教以及英國政治制度作出判斷的結果。[91]為此，他們更加藐視所有的非白人、非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及非新教教徒。
英帝國得以建立的原初動力，毫無疑問是貿易、掠奪和獲取財富，海外的殖民擴張，也主要是少數從王室手中獲得特許狀的私人或大貿易公司的行為。但隨著帝國版圖的不斷擴大，隨著殖民地的發展，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英國社會各個階層與帝國的聯繫越來越廣泛，移民、傳教士、商人、冒險家、帝國官員、殖民地官吏和駐軍官兵，所有這些身份不同、形形色色英國人的命運，與帝國的命運連在了一起。帝國已經滲透到英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正在運轉的機器，改變著英國人的生活方式，也改變著英國人的觀念。
美國歷史學家戴維·羅伯茨對英帝國本身給英國人的生活及思想觀念帶來的影響，作了堪稱細緻生動的分析描述：
帝國的存在已成為深入人心的事實，這使英國人自視為世界上最優越的人種。數以百萬計的英國人背鄉出國，移居到各自治領，統治印度，與中國通商，在非洲傳布福音，在南美經營實業。移民回國探親或寫書函報告，帝國官員述職度假，使英國人一代一代對帝國各部分的風土人情、景物財富，都有了深切了解，這類風情又衍化成宣表英國人業績的書報小說。貿易和投資給母國帶回了無數財富。英國人搭船週遊世界，在開羅、亞丁和孟買停泊，住進英國人的旅館，處處領略帝國的存在。特別是統治階級，他們在國外擔任軍事和行政職位，享受榮譽和薪金，面子非常光彩。[92]
對財富利益、宗教信仰和民族威望的追求，驅使著不列顛民族奔走於世界各地，建立起龐大的英帝國，而帝國的存在本身反過來又塑造和影響著英國人的觀念。
歷史學家們指出，早在1870年以前很久，就能看到英國人對帝國的深深自豪。1829年，英國《評論季刊》寫道：「不管幾個英國殖民地未來的命運是什麼，帝國至少向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傳播了英國的法律、語言與道德品質。」[93]一些英國人甚至把帝國看作是上帝恩賜的結果：「對這樣一個成長如此驚人、結構如此絕妙不同的帝國，說它是一種盲目機會的結果，這是對神的不敬。」[94]約翰·西利爵士說：「跨越海洋的不僅是英吉利人，而且是英國的權威。」[95]當帝國在維多利亞時代步入它的鼎盛與輝煌時，戈爾德溫·史密斯發現：「一想起帝國，每一個英國人的心中就必然充滿驕傲。」[96]
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19世紀的英國人「形成了因處在一個世界範圍帝國的中心而產生的民族認同感」[97]，成為最驕傲最自信的帝國臣民。
不同社會階層的英國人對於帝國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樣的。帝國就像是一個萬花筒，將各種不同的帝國觀念都裝在了裡面：對千百萬英國普通民眾來說，帝國意味著大量能夠輕易獲得的未經開墾的空地；對傳教士來說，帝國意味著傳播基督福音和西方文明的神聖使命；對商人和冒險家來說，帝國意味著獲得利潤和財富的無限機會；對帝國官員和殖民地總督來說，帝國意味著英國的宗主權以及王室和議會的權威；對殖民地的英軍軍官來說，帝國意味著個人成功生涯的開始；對英國兩黨政治家來說，帝國就是大不列顛力量和國際威望的象徵，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與帝國的存在相比擬。帝國在軍事和商業上的意義、地位不言而喻，從來就沒有任何一位主流政治家對此表示過些許懷疑。
進入自由貿易時代之後，帝國在戰略、經濟、政治、文化或精神上的價值不僅沒有減弱，相反，由於帝國版圖的不斷擴大和「非正式帝國」的逐漸形成，它們的重要性反而更為突出。因此，帝國的內涵與外延都大大擴展了。
英國在17世紀、18世紀先後與幾個西歐強國長期爭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近代早期以來強國之間商業戰爭的繼續，它同時又是一種爭霸戰爭，即爭奪海上優勢和海外領土的戰爭。
英帝國史鼻祖約翰·西利在其代表作《英格蘭的擴張》中，分析了英國人像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樣大量向海外移民（English Exodus）與帝國擴張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人們通常總是以為這一切最簡單明了和不可避免，就好像英國碰巧擁有大量過剩的人口和最強大的海軍力量，所以在海外沒遇到什麼反對就占有了那些土地遼闊的國家，但這種看法是個「極大的錯誤」。西利得出的結論簡練而精確：「我敢斷言，18世紀的海外擴張決定了英國全部的國家事務。從路易十四時代到拿破崙時代，英國就是為了爭奪在新大陸的殖民地而鬥爭。」[98]
在重商主義理論指引下，帝國海外領地無疑是國民財富、國家威望以及民族榮譽的同義語，這樣的帝國信念深深紮根於英國人尤其是英國政治家們的心中，並像遺傳基因一樣一代代傳下去，直至20世紀。這方面，溫斯頓·邱吉爾的例子也許最為典型，他是反對德國法西斯納粹的英雄，同時又是英帝國的堅定捍衛者，曾聲稱自己當首相不是為了來清算大英帝國。這種立場不僅頑固而且顯得落伍，但對英國人來說卻毫不奇怪，在邱吉爾本人看來更是天經地義，因為他早就明確表示：「所謂帝國思想，就是指永遠將帝國放在自己本民族利益之上。」[99]
可以說，幾百年中帝國的觀念已經像血液一樣流淌在英國人的血管里。當歷史進入19世紀，自由貿易的時代來臨之時，帝國的信念和意義也始終沒有動搖。那些親手進行帝國商業和殖民政策改革，將舊殖民體制下的傳統帝國逐步改造為自由帝國的人，那些以各種方式呼喚並實踐自己帝國理想的人，從小皮特到坎寧、赫斯基森，從皮爾到羅素、德比，從達勒姆到格雷、額爾金，從威克菲爾德到布勒、莫爾斯沃思，從帕默斯頓到格拉斯頓、迪斯雷利，恰恰都是些帝國信念最堅定、帝國意識最強烈的人。[100]
他們或者是帝國政策的決策者，或者是殖民地改革的鼓動家，或者是殖民政策的具體執行人，由於所處時代與角度的不同，他們對帝國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的立場激進，有的態度保守，有的偏重理想，有的長於務實，有的始終如一，有的前後矛盾。但他們的思想與觀念無疑是19世紀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映，因此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對帝國的自豪與自信，堅信英國人對世界負有歷史使命。
這些自由主義政治家和活動家，面對的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帝國問題，因此他們的帝國觀念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的時代烙印，人們可以從他們在議會演講、友人談話、書信著作所表達的思想中，清晰地看出自由英帝國形成的歷史軌跡，以及19世紀初期到中期關於帝國和殖民地問題英國的主流社會輿論。
19世紀20年代，外交大臣坎寧處心積慮地與美國爭奪進入拉丁美洲的機會：「大不列顛期盼與任何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建立比政治和商業往來更親密的聯繫。」「現在西屬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出錯的話，它將是英國的。……不管我是否在任，這一目標應真正實現，因為這是一件在世界當前狀態下必要的事。如果我為此遭到反對，毫無疑問我會辭職。」「是我們的決定讓這些揚基佬大受損失，美國雖然搶了先卻什麼也沒得到，我們再一次使美洲與歐洲相連接。」[101]
1828年，貿易大臣赫斯基森盛讚英國人向海外的移民計劃，認為移民將英國的法律和制度帶到全世界，這樣，就「為傳播自由、和平、秩序和基督教文明作出了貢獻」。[102]
1835年，在皮爾第一次內閣中任殖民部次官的格拉斯頓對帝國充滿自豪：「沒有一個人，特別是如果他擁有英國人的姓名，承認英國人的責任，在實踐他對我們殖民帝國問題的想法時，不被帝國加在我們身上的道德責任的重要性所打動。」[103] 1849年在議會發言中，格拉斯頓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上帝指派給我們這個國家的使命，它奠定了我們在世界各地建立強大國家的基礎」[104]。
1838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將維護自由和傳播文明作為英國的國家利益和榮譽：「英格蘭的制度使她必須去維護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與獨立；遠離其他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以確保自己的獨立（性）；將她自己道德的重量加在那些正自發追求自由的人民一邊；儘可能遠和儘可能快地將文明傳播到全世界。我確信這就是我們的利益，我確信它必定增加我們的光榮，我相信只要我們有這個意願，我們自身就有力量去從事這一事業。」[105]
1848年，殖民地大臣格雷積極贊同政府對移民實行資助：「向澳大利亞移民可能使帝國獲得最大的好處，它為目前和平時期那些在國內找不到適當生計的人，提供更熱切母國精神的發揮場所；它還創造和增加英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繁榮，可以使我們的機器製造業主能夠從事大量有利可圖的貿易。」[106]
1849年，自由黨首相羅素堅決主張不能放棄任何殖民地：「我們殖民地中任何一個部分的喪失，都將會減少和降低英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掠奪成性者很快就會聚集在一起，奪取我們帝國其他的部分。」[107]
1850年，羅素在制定「澳大利亞殖民地政府條例」的同時，毫不懷疑保留殖民地既是英國的責任又是帝國的需要：「我認為，維持一直在英國管轄之下的帝國殖民地是我們的職責。為了這些殖民地的利益，我們不能放棄管理他們的義務與責任。我確信英國是改進和開化那些地方的工具。此外，有許多理由決定了我們為什麼要將殖民地看作帝國力量的組成部分，無論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期間，我們是保留這些來自英國的帝國權威的支持，還是丟掉它們，都是極其重要的問題。」[108]
1853年，殖民大臣格雷指出帝國是英國的力量所在：「英國的力量和影響取決於它在世界不同地方擁有大的殖民地。……在全球擁有眾多堅定而忠誠的盟友，毫無疑問將大大增加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在獨立的國家之間從沒有一個聯盟像使聯合王國的殖民地團結在大不列顛帝國之內的聯繫那樣緊密和密切。不應當忘記，一個國家的勢力不僅僅取決於它能支配的物質力量，而且在不小程度上，依賴於觀念和精神的影響；在這方面，如果殖民地喪失了，英國的勢力將大為減小，其程度難以估計。」[109]
帕默斯頓關於英國人肩負著重大歷史使命的思想，在同時期的英國政治家中無疑最為強烈，因而也最具代表性。1848年，時任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頓充滿自信地宣布：「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天職——不是去征服或奴役，而是使人類獲得自由。在道德、社會以及政治文明上我們英國人站在世界最前列，我這樣說沒有絲毫虛榮的自誇，也沒有冒犯任何人。我們的使命就是指引方向，率領其他民族前進。」[110]
在分析與描述英國主流政治家關於英帝國的立場時，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自由黨領袖格拉斯頓（1809—1898）和保守黨領袖迪斯雷利（1804—1881）的對立與分歧。兩個人都是維多利亞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在傳統史學觀點中往往被當作兩種帝國觀的代表，由於迪斯雷利從60年代開始對自由黨的帝國政策進行猛烈抨擊，這不僅使同時代的人產生了自由黨人對帝國漠不關心、保守黨人才對帝國充滿熱情的強烈印象，而且影響到許多帝國史的研究者，在一些帝國史著作中，這種評價似乎已經是蓋棺定論。
實際上，問題遠非如此簡單，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帝國政策自然存在著差異與分歧，但決不是像迪斯雷利所形容的那樣涇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之所以會產生這樣與真實的歷史相去甚遠的結論，原因有許多，但最根本的，無疑是兩大政黨黨爭的需要。
從1846年皮爾內閣倒台，到1874年迪斯雷利組閣，將近30年裡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自由黨執掌大權，而保守黨只是分別在1852年、1858—1859年、1866—1868年組織過三次短期內閣，全部執政時間還不到5年。三屆內閣的首相均為保守黨元老德比伯爵，而由迪斯雷利擔任財政大臣，由於迪斯雷利實際成為保守黨的領軍人物，因此這三屆內閣通常又稱為「德比—迪斯雷利內閣」，1868年初德比因病辭職，迪斯雷利接任首相，但自由黨在當年的大選中再次獲勝，迪斯雷利只得辭職。
這樣一種局勢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保守黨必須作重大的戰略與策略調整，否則就會被自由主義的時代大潮所拋棄。迪斯雷利對此感受極為深刻，並最終根據歷史和時代的需求完成了對保守黨的改造，因此被稱為「新托利主義」的創立者。
迪斯雷利出身猶太裔富商家庭，政治上並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他對打上近代色彩的貴族政治情有獨鍾，認為「英國仍是由傳統勢力統治的惟一重要的社會，在世界無恥的毀滅中它維持著榮譽、自由、秩序和財富……英國並不是由按照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貴族來統治的，它是由貴族政治的原則統治著。英國的貴族政治吸引了所有的貴族，它接受了每個階級、每個階層和每一個遵從我們社會的人」[111]。
根據迪斯雷利傳記作者的評價，迪斯雷利「冷靜、多疑、能言善辯」，「是一個十分幹練的戰略家和策略家」。「在他的各種觀點中有玩世不恭的成分，在他的性格中也沒有絲毫道義上的熱情，但是就領導政黨的藝術來說，他是舉世無雙的」。在個人的品行和人格魅力方面，迪斯雷利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地方，倒是有不少相反的例子，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曾評價他「沒有半點正人君子氣」[112]。
在迪斯雷利的政治選擇中，策略第一、需要第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846年皮爾內閣因廢除《穀物法》造成黨內分裂並最終倒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迪斯雷利等人在托利黨內組成反對派所致。而迪斯雷利之所以反對皮爾，並非出於政治立場的不同，而是藉機對1841年皮爾上台時拒絕他入閣的報復。
當下院進行廢除《穀物法》的辯論時，迪斯雷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議會演說才華，「他的演講言簡意賅、機智幽默，詞語多變，使下院中最愛打瞌睡的議員也會振作起來」[113]。迪斯雷利對皮爾的評論充滿譏諷和人身攻擊，說皮爾是「其他人聰明才智的竊賊」，自己沒有能力創製廣泛的政策，只懂得從他人思想中獲取直接的政治利益，其垮台是建設一個政黨卻沒有原則所遭到的「報應」。[114]
但迪斯雷利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對歷史發展趨勢和政治鬥爭局勢的清醒認識。他充分意識到自由主義在19世紀英國的地位，因此主張：「一個完美的保守黨政府，就是托利黨掌權加輝格黨的措施。」[115]
在重建保守黨的過程中，迪斯雷利經常提到「要更多地考慮策略，更少地考慮原則」[116]。這一格言可以說是他整個政治生涯的真實寫照。
縱覽19世紀中期的英國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迪斯雷利對保守黨改造的成果：在國內政策上，保守黨一改第一次議會改革運動中反對改革的形象，和自由黨人爭相打起自由主義和改革的大旗，主動進行國內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因此，我們便看到了這樣一幅似乎不可思議的畫面：是保守黨人通過了1867年第二次議會改革方案，是保守黨人制定並推行了大量保護工人利益的社會立法。
在帝國問題和對外政策上，保守黨則不遺餘力地對自由黨大肆攻擊，千方百計地樹立保守黨才是英帝國捍衛者的形象。迪斯雷利曾經在演說中特別強調了保守黨的上述新政策：「保守黨的另一個目標，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其重要性一點不亞於維護帝國的地位和確保我們的制度。」[117]
《現代英國》的作者馬里歐特認為，「在英國的政黨領袖中，迪斯雷利是傳布新帝國主義的福音而摒棄其政治幼稚時期所接受的信條的第一個人」[118]。然而，如果我們把迪斯雷利對自由黨帝國政策的激烈攻擊放到上述大的歷史背景之下，就會清楚發現其中幾乎不加掩飾的黨派鬥爭動機，為了搶占有利的政治地形，迪斯雷利像以往一樣充分施展他的公眾演說才能，使用大量誇張性語言，以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
這裡我們簡略分析一下迪斯雷利1872年在倫敦水晶宮的演講，它通常被當作集中代表了保守黨人新帝國觀的一份宣言。
迪斯雷利在演講中首先以他特有的駕馭語言的能力，給自由黨戴上了聳人聽聞的瓦解帝國罪名：
如果你回顧一下這個國家自從40年前自由主義產生以來的歷史，你就會發現，這裡還不曾有過像自由主義者力圖瓦解英帝國的嘗試那樣進行得如此持久，如此巧妙，花費了如此之大的精力，並投入如此之多聰明才智的努力。[119]
迪斯雷利就用這樣一句話，巧妙地將自己以及保守黨與自由黨人劃清了界限。他不顧40年代到60年代殖民地政治改革得到了英國政界一致支持和擁護的歷史事實，不顧正是由於殖民地實現了責任制政府和自治原則，帝國才得以鞏固的歷史事實；同時也仿佛忘記了自己過去的帝國立場，忘記了1852年他初任財政大臣時發過的「磨石」（millstone）牢騷，聲稱自由黨人「瓦解」帝國的政策遭到了「完全失敗」，而帝國得以保存的原因，只是由於「殖民地對母國的同情」。
在攻擊自由黨人的帝國政策時，迪斯雷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人們從中卻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新意：
我不是一個反對自治的人，我想像不出除了自治政府之外我們那些遙遠的殖民地怎麼能夠管理它們的事務。……但是我認為，在承認自治時，應該把它作為一項鞏固帝國的偉大政策的一部分。承認自治應該同時確立帝國關稅率，應該同時保證英國人民作為受託人享有那些屬於國王的尚未占用的土地，並且應該同時制定一項軍事法規，明確規定保護殖民地的方法和責任。而且，還應該同時在倫敦建立一個代表會議，使殖民地能同宗主國政府保持經常的、持續不斷的聯繫。[120]
迪斯雷利的這些主張，基本可歸納為確立帝國內部關稅稅率、殖民地土地由英國支配，殖民地防衛應由英國承擔，以及加強帝國與殖民地經常性聯繫等四條，除了加強帝國與殖民地聯繫多少有些新意之外，其餘內容沒有一條與40—60年代英國實際推行的殖民地政策有相左之處。
我們首先來看關稅稅率問題。迪斯雷利所主張的帝國關稅率，即要求由英國來確定那些已獲自治權利的移民殖民地與英國貿易時的進出口稅率，換句話說，英國對於自治殖民地的貿易政策應當擁有很大一部分決定權。實際上，允許殖民地建立責任制政府乃至完全自治，但其貿易政策必須依然由英國來掌握，這一認識自始至終是英國政治家的共同立場。
以達勒姆伯爵為首的殖民地改革派是最早呼籲給予殖民地責任制政府的人，但在1839年向政府提交的著名報告中，達勒姆清楚地將殖民地貿易政策決定權劃給了帝國政府。當皮爾內閣和羅素內閣先後廢除《穀物法》和《航海條例》，使英國完全實現了自由貿易時，政治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相信，其他國家會陸續以英國為榜樣，自動地向英國打開貿易的大門。至於在經濟上依賴母國市場並依然得益於帝國優惠關稅的殖民地，那就更不在話下，除了和母國一樣實行自由貿易，殖民地不可能有另外的選擇。
然而，現實卻打破了帝國政治家一廂情願的判斷，加拿大在英國廢除《穀物法》之後即宣布取消給予英國貨物的優惠關稅，英國人當時的反應並不強烈，因為這首先符合自由貿易的原則，其次對於擁有絕對工業優勢的英國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到了1859年，加拿大人決定對包括英國產品在內的外國機器製成品一律徵收高額進口關稅時，英國工廠主和商人的憤怒爆發了，然而殖民大臣的抗議與交涉都不能迫使加拿大人讓步，最後英國只得無奈地接受現實，承認殖民地責任制政府有權自行決定自己的商業和貿易政策，而帝國政府及議會無權對此進行干預。
加拿大關稅問題的實質，是自治原則高於一切還是自由貿易原則高於一切的問題，如果英國堅持殖民地必須和母國一樣實行自由貿易，就等於否認殖民地責任制政府的自治權利，這其中的邏輯矛盾顯而易見。因此，加拿大人的立場至少在理論上是無法反駁的。
殖民地公共土地的處理權問題在性質上與關稅問題完全不同，因此，圍繞移民殖民地的土地問題，英國與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持續時間更久，衝突也更為激烈。
自17世紀初英國開始在北美進行殖民活動起，除了享有國王特許狀的私人和壟斷公司建立的殖民地，所有帝國海外領土的所有權都屬於英國國王，這一概念就像自然法則一樣天經地義。在英帝國歷史上，它既是一項不容置疑的原則，又是已存在幾百年的現實。
威克菲爾德「系統殖民理論」的主要內容，是建議將殖民地總督向移民無償賜授土地的做法，改為以「充分的價格」公開出售，並將所得收入用於政府對自由移民的旅費資助。這一理論的預設前提，就是殖民地公共土地屬於英國皇家所有，而帝國議會與政府是國王財產的受託人。因此，在《達勒姆報告》中，殖民地公共土地的處置權被理所當然地排除在殖民地責任制政府應享有的權利之外。
帝國政府和殖民地之間就公共土地支配權問題產生的衝突，在澳大利亞表現得尤為突出。英國議會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對公共土地的支配權，例如，1842年《新南威爾斯和范迪門地政府條例》、1850年《澳大利亞殖民地政府條例》，這兩個最重要的法令都宣布了公共土地處置權屬於帝國議會。
但公共土地問題對於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的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移民們最終在澳洲找到並發展起來的生財之道是畜牧業，澳大利亞廣袤而未開墾的土地為牧地租用人提供了天然的牧場，養羊業因此得到迅速發展，澳大利亞的優質羊毛源源不斷地運往英國，從根本上解決了英國毛紡織業的原料問題。養羊業的發展需要不斷擴大的新牧場，因此土地使用權問題自始至終是澳大利亞移民社會的一個焦點。
從30年代起威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思想事實上開始被英國政府所接受，1831年英國宣布廢止無償賜授土地的做法，按每英畝5先令的價格公開出售，同時允許牧地租用人租用公共土地作為牧場。1838年8月，殖民地大臣格利內爾勳爵（Glenelg）在給新南威爾斯總督吉普斯（G·Gipps）的訓令中寫道：「我不得不通知你，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見是：殖民地利益所要求的時刻已經到來。……為了充分實現1831年《里彭條例》的原則，現在，大幅度提高殖民地土地的出售價格是絕對必須的。……因此，我命令你立即以每英畝12先令取代5先令的最低價格。」[121]
1839年新南威爾斯開始按每英畝12先令的新規定出售土地。此后土地價格又進一步提高，至1842年已達每英畝1英鎊，租地的牌照稅也跟著相應提高。這對牧場主的利益自然十分不利，已擁有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牧場主們一直在為土地的使用權而鬥爭，反對英國的土地政策因而成為澳大利亞人民爭取自治權利的一個重要內容。
面對持續的強大壓力，英國政府只得不斷作出讓步，通過1847年的樞密院令，使牧場主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得到了保證。1852年，英國最終同意將公共土地處置權和其他權力移交給澳大利亞各殖民地自治政府。
紐西蘭的情況與澳大利亞基本相似，只是在解決的時間上稍遲一些。
關稅問題和公共土地問題的歷史回顧，說明了英國政府的基本態度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在自由主義大潮的衝擊下，殖民地責任制政府的建立和自治原則的確立，為殖民地民族主義的逐漸產生提供了最好的契機和土壤，這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是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和政黨所無力阻擋的，因此，迪斯雷利的指責實際上並無道理。
殖民地防衛問題要稍稍複雜一些，因為19世紀60年代起英國從殖民地逐漸撤出駐軍，使迪斯雷利的指控看上去有了真憑實據，自由黨人似乎真的對帝國漠不關心，想把殖民地當作包袱甩掉。
實際上，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這一指責並不具有真實性。使英國決定撤出駐殖民地軍隊的具體原因，首先是英國朝野一致的對殖民地應承擔內部治安和外部防衛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內涵，既有對已授予責任制政府的殖民地自治權利的理解，也包含削減防衛開支以減輕英國納稅人負擔的考慮。
英國自創建海外殖民地以來，除了印度，所有的殖民地駐軍費用都是由英國自己負擔的。在殖民地相繼建立責任制政府實現地方自治之後，英國人對此的抱怨和不滿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因此，1862年下院是以壓倒多數通過撤出英國駐軍決議的。
決議的動議者阿瑟·米爾斯（Arthur Mills）是下院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他最初的提議是「自治殖民地應當擔負主要的內部治安與防衛的責任」，在最後辯論通過時，決議被補充加上了「還應當支持殖民地外部防衛」的字樣[122]，這說明了英國人當時對這一問題的基本立場。
1865年，當英屬北美各省大聯合的實現指日可待時，殖民地代表和英國政府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談，從事後殖民大臣卡德韋爾勳爵給加拿大總督蒙克子爵（The Viscount Monck）的通報來看，雙方對加拿大的防衛問題達成了共識。會談中，雙方確認了「帝國的安全應當依賴於它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它自己的資源」這一原則，但英國代表保證帝國政府將撥款用於改進魁北克的軍事防禦，加拿大代表則「無保留地表達了加拿大決心用它全部的人力和財力資源來維持與母國聯繫的願望」，並同意增加民兵開支以及按照英國陸軍部的要求進行民兵訓練等等。[123]這表明殖民地人已經接受了英國人的立場。
除此之外，19世紀中期的英國人開始產生「英格蘭已經不再安全」的擔憂和驚慌，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要加強「本土防禦」。比較有影響的評論一直可追溯到40年代，例如，1847年威靈頓公爵就曾指出：如果英國海軍被打敗的話，戰爭只要開始一個星期，英格蘭就不會再安全。[124]這種憂慮帶來了英國軍事思想的根本轉變，也加速了英國從殖民地撤軍的步伐。
對英屬北美的防衛，英國人認為：不列顛是海上強國而不是陸上強國，一旦英美發生戰爭，英國不能依靠建立在上加拿大毫無希望基礎上的陸軍來進行戰鬥，而只能通過海軍的強有力報復戰略。[125]新產生的帝國防衛思想認為：花在殖民地軍事要塞、據點上的開支是不值得的，應當優先發展海上防衛力量，因為「現代戰爭的趨勢是對敵國心臟實施打擊，因此，應儘可能集中兵力保衛聯合王國，而把反對外國對帝國遙遠屬地侵略的任務主要託付於帝國的海上霸權」[126]。
長期以來，英國的假想敵一直是美國、俄國和法國，對美國的警惕集中在加拿大，對俄國的恐懼集中在印度，而對法國的擔憂則集中在歐洲，對於英吉利海峽對岸拿破崙三世與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崛起，英國人從不敢掉以輕心。客觀地說，這種建立在英國海軍優勢基礎上的新戰略思想，有著顯而易見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自拿破崙戰爭結束以來，英國海軍的海上霸主地位從未受到過真正的挑戰，至19世紀中期，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趨於友好穩定，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所在的南太平洋尚未發現列強的覬覦野心，對非洲的爭奪也遠未開始，因此，英國撤出常駐殖民地的軍隊，讓殖民地自治政府負責自身的治安與和平時期的防衛，而英國只擔當戰時保衛整個英帝國的重任，這不僅不會對帝國的安全帶來任何削弱，反而能使帝國的防衛更加有效率。英國只需牢牢控制住帝國的全球貿易通道，保證印度的安全，就能確保帝國的安然無恙。因此，英國從殖民地撤出駐軍，不僅不是在「瓦解帝國」，或者對帝國漠不關心，相反是在防衛戰略上更加務實、更具帝國意識的表現。
迪斯雷利在水晶宮演講的最後，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帝國理想：
你們是只滿足於讓英國成為一個安安逸逸過日子的國家，按大陸原則行事，到時候面對無法避免的命運？還是要讓她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帝國？在這個國家裡，當你們的後裔起來時，能夠飛黃騰達，不僅受到本國人的尊重，而且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127]
但是，這種以帝國為驕傲，以英國為至尊的自豪心理，難道不是19世紀所有英國政治家的共同心聲嗎？格拉斯頓在面對保守黨人攻擊時就說過：「每一個不列顛人都天生具有帝國的情感。」[128] 這很難說只是一種辯解之詞，它確實是長期擁有一個龐大殖民帝國的現實在英國人心理上的反映。
不少研究者認為，只是到了19世紀末期，當大英帝國已走下頂峰並面臨列強的嚴峻挑戰時，當羅得斯宣布「帝國就是吃飽肚子的問題」，而蕭伯納認為「一個費邊社成員在理論上必然是一個帝國主義者」時，[129]
帝國才真正與千百萬普通英國人相關聯。實際上，這種看法還是將19世紀中期與末期的帝國政策截然分開的傳統帝國史觀點。
和80年代以後英國與法、德等歐洲強國激烈爭奪非洲領土相比，19世紀上半期和中期英國寧願以自由貿易方式占領世界市場的做法的確有很大不同，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差異，並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在英國政治家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帝國情感與帝國觀念上，就更是如此。帝國就像是一面反映英國人特性、需求和抱負的鏡子，它「給英國人總體上對外國人的厭惡，以及確信自己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信念提供了進一步的理由。因此，帝國是英國在世界範圍從事貿易的結果，是英國在世界範圍部署調動其軍事和海軍力量的結果」[130]。
任何一個時期的帝國政策都不可能脫離時代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不可能背離國家的根本利益。自由貿易就是最符合19世紀英國國家利益的帝國政策。在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的年代，任何一個政黨和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就只能順應這一歷史大潮。因此，所謂的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帝國政策之爭，實際上並不真正存在，它只是迪斯雷利出於和自由黨爭權奪利的需要而刻意挑選的一個突破口。
從迪斯雷利本人的立場來看，1862年時，他也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希望通過鼓勵殖民地接受防衛責任，來消除英國人一個較大的不滿」。與此同時，他也和自由黨人一樣，始終把帝國看作是英國大國地位的根本支柱，認為「一個偉大的建立在正確的自由平等原則上的帝國，對於一個社會的精神與力量，和對於商業繁榮與軍事力量一樣具有傳導性」[131]。1906年，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1836—1908）曾經不無自豪地宣稱：「殖民帝國已被自由黨的原則所建立，如果不是採用了這個原則，帝國可能在許多年以前就已經解體了。」[132]霍布豪斯也說：「今天的殖民帝國實質上是老的自由主義所創建的。它建立在自治基礎上，而自治是現存統一感情之產生的根源。」[133]
「大英帝國並非建立在虛無縹緲的基礎之上，它在本質上依賴於積極的理想，自由的制度是它的生命線，自由的合作是它的手段，和平、安全、進步是它的目標。」[134]這是1926年貝爾福帝國關係委員會對英帝國與其自治領關係的概括與總結。
19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沒有預料到，他們所倡導、實踐的自由貿易和自治原則，會給不列顛帝國帶來如此之大的變化：一個全新的與第一帝國的理念完全不同的自由帝國就此誕生並成長起來。而在它成長壯大的過程中，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實際上都同樣起了推動的作用。因為，人們只能根據歷史本身所提供的條件來創造歷史，而決不可能超越它，即便是那些能力超群的領袖人物。
常有人說，近代歐洲國家的外交史是最為複雜詭秘的研究領域，因為在外交文件中充滿用欺騙和謊言堆積成的疑雲和謎團。然而，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史又何嘗沒有疑團？如果我們僅憑政治家們為擊敗政敵而作的各種姿態作為歷史評判的主要依據，那麼結局只能有一個——對歷史文本與歷史事件的誤讀。
英國著名帝國史學家詹金斯（T.A.Jenkins）對迪斯雷利1874年擔任首相前後的行為作了詳細比較分析後，毫不客氣地指出：「實際上，迪斯雷利的帝國眼光是由比浮誇的姿態多不了多少的東西組成的，這些姿態是為了給公眾輿論以印象而設計的。」只是由於當時殖民地事務和外交事務上個別的帝國行政官員不聽倫敦的指令，以及通訊上的不便，才使人們產生了迪斯雷利積極主張帝國海外領土擴張的錯誤印象。[135]
這一觀點是否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這裡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整個19世紀40年代—60年代，也就是迪斯雷利在演講中所說的「自由主義的統治」[136] （the reign of Liberalism）時期，迪斯雷利和保守黨在帝國與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與自由黨人並無根本的不同，就像進入19世紀末以後，自由黨的帝國政策與保守黨也不可能有根本不同一樣。
帝國史學家伯納德·波特（Bernard Porter）曾一針見血地分析過19世紀以來英國政治生活的這一特徵：「英國的政黨在掌權之後經常向『中心』靠攏，這已是一個人所周知的現象，在（20世紀）30年代它被稱作『麥克鮑德溫主義』[137]（MacBaldwinism），在60年代被叫做『巴特蓋.爾主義』[138]（Butskellism），雖然有趣的是從前沒有人敢於發明『格萊雷利主義』[139]（Gladraeli-ism）這個詞。」[140]
《維多利亞英國》的作者西曼（L.C.B.Seaman）則更加直截了當：19世紀英國的政治領袖們，「不管他們掛的標籤是什麼，實際上都統一在一個共同的事業中，即保存18世紀社會與政治的傳統結構。他們之間的爭執與分歧只在於用什麼樣的手段最能夠實現這個目標，而在重大戰略上，他們是一致的」[141]。
在保守黨和自由黨執政後各自向「中心」靠攏的政治實踐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例子，莫過於1882年格拉斯頓自由黨政府對埃及的軍事占領。這一事件看上去似乎極具諷刺意味，蘇伊士運河的股份是1875年由迪斯雷利為抵禦法國的影響成功購買的，而格拉斯頓對於迪斯雷利所做的每一件事總是持最尖銳的批評態度；此外，格拉斯頓曾經深受科布登和布萊特思想的影響，一向反對英國對外用兵與侵略行動，但迪斯雷利沒有實行的，恰恰是格拉斯頓去做了！
這一事件看似荒誕，其實完全是帝國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大英帝國和英國的生存息息相關，帝國的意識與理念已經滲透到千百萬英國人的無意識之中，因此，現實的需要永遠是第一原則。正如歷史學家伯納德·波特所總結的：從長遠看，不管是誰擔任首相，都必須跟著潮流走，「政治家們所擁有的行動自由，要比他們自己想像的少得多」[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