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傳教士與帝國的擴張

  當威爾伯福斯在18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廢除奴隸貿易的宣傳鼓動時，他最初的支持者和追隨者並不少。

  18世紀末正是英國的激進主義運動蓬勃興起之時，廢奴主義立即得到激進運動政治組織的支持，1793年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通訊會社100多名代表在愛丁堡舉行會議，除了提出實行普選和年度選舉的政治要求外，還將取消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立即解放奴隸的主張寫進了決議。[29]但由於西印度種植園主政治勢力的強大，威爾伯福斯的議案在議會屢遭否決。

  除了那些和西印度的經濟與繁榮有著各種聯繫的人以外，許多英國貴族、下院議員和商人都在西印度直接擁有產業，倫敦「西印度協會」的主要成員就是西印度的「不在業主」（non-resident proprietors）和商人，英國的船主與工廠主們也站在他們一邊。直到1825年，「議會下院仍有不少於56名的議員堅定贊同繼續維持殖民地的奴隸制」，他們在投票時「抱成一團」[30]。

  同時期東印度公司也有商人、船主以及公司官員在議會充當自己利益的代表，根據英國議會史中的議席統計，在1780—1834年間，下院中能夠代表東印度公司利益的各類議員很少低於60人或超過100人。[31]

  但總體上進入19世紀後公司的地位就在逐漸下降，議會席位也從1806年的62個，減少到1834年的45個。[32]顯然，無論在內部凝聚力還是在政治影響力上，東印度公司都不能與西印度利益集團相比。

  然而，歷史畢竟發展到了19世紀20年代，廢奴主義運動的影響已經大大擴展，對黑人奴隸的同情和要求改善奴隸境遇的呼籲，已經是人心所向。威爾伯福斯1787年成立的「廢除奴隸貿易協會」，主要構成只是福音教派和教友會派的成員，而1823年倫敦成立的「反奴隸制協會」，立即成為全國許多類似團體的領導者，在英國社會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和號召力。

  這不僅因為廢奴主義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更因為協會的領導者大都是英國上流社會的成員，它的主席是威廉四世國王的表兄，它的副主席則包括了5名貴族和14名議會議員。時隔20多年，社會的狀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反奴隸制協會」的基本宗旨並不是立即廢除奴隸制，而是以漸進方式改善奴隸的生存狀態，為最終的廢除作準備，但這一事實本身說明了廢奴運動的長足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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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廢除奴隸制的運動中，除了政論小冊子和議會中的辯論，在喚起社會各階層民眾方面，英國各宗教團體特別是非國教教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是基督教各教派傳教組織紛紛建立的時期，例如，浸禮派傳教協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於1792年，倫敦傳教協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於1795年，蘇格蘭傳教協會（Scottis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於1796年，教會傳教協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於1799年，英國與外國聖經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於1804年，衛理公會傳教協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於1813年。這些宗教傳教團體從建立之初，就站在威爾伯福斯領導的「廢除奴隸貿易協會」一邊，以後又積極為奴隸制度的廢除大聲疾呼，因而在廢奴主義運動中功不可沒。

  各類宗教團體和傳教組織在反奴隸貿易運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英帝國擴張中更是衝鋒陷陣。

  英國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國家，國內宗教派別林立，除了處於國教地位的安立甘教（Anglican Church）外，還有各種基督教新教教派以及天主教，各宗教和教派內部又有許多的分支，但不管是哪一種宗教和教派，對海外傳教事業的態度從來都是積極進取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基督教傳教活動始終與帝國開拓海外殖民地的歷史相伴隨。

  英國著名帝國史專家羅賓遜（Ronald Robinson）曾指出：「倫理道德觀念始終是不列顛帝國主義的第一個庇護所。我們有理由確定，這是因為，對於帝國的成長，神學和剩餘資本及高速率槍炮是同等重要的。」[33]

  18世紀19世紀之交這一系列傳教組織的建立，使向海外派遣傳教士的活動有了強大持久的動力，許許多多虔誠的教徒和教會神職人員在傳教協會的安排下，抱著傳播基督教教義的信念奔赴帝國各殖民地和屬地，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宣傳上帝福音的使命中。例如1823年在德梅拉拉遇難的約翰·史密斯牧師，就是1818年剛剛從英國來到西印度的傳教士。

  在所有教派的活動中，福音教派（Evangelicals）的影響在19世紀初期的擴展特別迅速。1808年福音教派的牧師據估計大約只占全部教士總數的1/10到1/12，20年後福音教派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擴展，以至於當時有人感嘆「它如此令人驚異的發展速度，似乎清教主義將要傳遍整個王國」[34]。

  福音教派的興盛反映了英國中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同時也與人道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密切相關，例如巴克斯特就是福音教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威爾伯福斯1825年從議會退休之後成為廢奴主義運動的著名領導人。

  傳教士為什麼能在英帝國的歷史上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記？為什麼能對影響帝國政策的社會輿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個不容否認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國人對基督教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僅表現在一代一代的傳教士和教徒「幾乎像從事十字軍東征一樣」[35]，足跡遍布非洲、亞洲以及西印度，渴望著將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帝國占有、征服的每一塊地方，而且表現在英國國內的民眾對海外傳教活動的支持與資助上。

  在歷史學家的眼中，19世紀的英國人「以勤上教堂而著稱」[36]。

  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中期，基督教新教各派特別是福音教派在英國的影響已遍及社會各個階層，「人們將經文懸掛在臥室的牆上，踴躍向教堂捐款」。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就是「一個讀聖經（Bible -reading）、去教堂（Church -going）、做禮拜（Sunday -keeping）的時代」[37]。

  一個叫泰恩（Hippolyte Taine）的同時代法國人，曾對他眼中的英國人作過這樣的描述：「對基督教的尊敬被公眾輿論當作是一種責任，甚至是合乎禮儀的尋常舉止問題。普通的英國人很不願承認：一個不信教者會是一個好的英國人，一個正派的、受尊敬的人。」[38]

  因此，傳教士在海外殖民地的傳教事業始終受到國內教徒的熱切關注，英國的每一處教堂對傳教協會在帝國屬地的傳教活動提供捐助，來自國外傳教士的信件和各種訊息在教會的每一個布道壇上宣讀，形成了一個以教會和教堂為中心的社會輿論陣地。

  對一個絕大多數人口都是虔誠基督徒的國家來說，由於當時交通與傳媒的落後，由於普通百姓當中許多人基本沒有文化，這種信息傳遞方式和輿論形成方式的效果，甚至要超過報刊、小冊子和議會辯論，它對整個社會公眾的情緒與觀念產生的影響，就連政治家們也從不敢小視。1823年英屬蓋亞那奴隸起義被殘酷鎮壓和約翰·史密斯牧師的死，就是以這樣的途徑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從而推動了廢奴主義運動的發展。

  傳教組織和傳教士的活動，對19世紀上半期英國人帝國觀念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英國民眾對帝國境內的黑人和土著人，對帝國統治下的落後民族抱有同情和憐憫。這種同情和憐憫的產生，既有人道主義運動的影響，也有基督教教義中樸素平等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一種英國人所特有的居高臨下心態。

  在英國，無論是人道主義運動的興起，還是各種宗教傳教協會的出現，都與第二英帝國版圖的迅速擴大相關聯。帝國的存在和擴張本身強化了英國人的帝國意識與帝國情感，儘管從18世紀末13個美洲殖民地脫離帝國起，英國社會就開始出現對帝國與殖民地事務漠不關心的情緒，但始終對帝國抱有熱忱與激情的英國人更多，尤其是那些具有強烈宗教情感的人。隨著帝國領土擴張步伐的加快，他們的傳教雄心和宗教狂熱也在增長，他們把自己看作是異教徒的教化者，看作是帝國境內黑人奴隸和土著居民的保護者，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傳教工作，他們相信是上帝賦予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神聖使命。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伴隨著第二帝國的建立與成長，也許可以說是第二帝國與第一帝國的一個顯著區別。

  19世紀是英國人對宗教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的時期，教士們在海外的宗教生涯，從前曾被看成僅僅是給海外英國人帶去宗教安慰，從19世紀初開始，由於福音教派的興盛，英國人的宗教熱情大增，宗教的職能迅速上升為將上帝的旨意帶給所有國家和所有人民。1813年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在續訂時，議會對特許狀內容作了較大修正，公司在印度的貿易壟斷權被取消，同時取消的還有對傳教活動的限制。

  在議會討論東印度公司法案的條款時，威爾伯福斯的發言表達了向印度傳播基督教的強烈願望：「這個廣闊的、擁有6000萬個靈魂的地方，已經幸運地置於我們控制之下。……我們不光要努力使這些不幸的生靈脫離現在的悲慘境遇，最重要的是將能賜福的真理傳遞給他們，這不僅僅是改進他們的理解，提升他們的思想，還要設法促進他們世俗的福利，給他們指明通向永久幸福的確切道路。」[39]

  此後英國的傳教士們紛紛湧向印度等東方殖民地，他們在印度發現了傳播基督福音的新天地：「印度7000萬人是帝國的子民、異教徒或穆斯林，而迄今為止我們在這裡基本毫無建樹，這是應當受責備的。」[40] 19世紀中期以後基督教又進入中國等英國經濟勢力所到之處，開始向不列顛的非正式帝國滲透。

  第二英帝國的擴張既是經濟和政治上的，同時也是社會文化與思想上的。因此，傳播上帝福音成了帝國本身不斷擴張的重要動力之一，而傳教組織與傳教士則成為帝國境內外基督教文化與西方思想傳播的載體。

  如何看待與評價傳教士在英帝國歷史上的作用？這是一個從來就充滿爭論的複雜問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尖銳指出：「傳布基督教這個敬神的目的，使這種非正義的計劃成為神聖的事業。但此種計劃的唯一動機，卻是希望發現此等地方的金寶藏。」[41]

  在斯密看來，從最早的殖民掠奪開始，傳播基督教就成為西方殖民者掠奪美洲黃金所披的外衣。斯密所抨擊的主要是地理大發現和早期殖民時代西方探險家的所為，而傳教活動則和帝國一樣綿延了幾百年，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基督教與帝國領土擴張和殖民政策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它在帝國中的作用也變得複雜多樣。

  有些學者認為，傳教協會組織是不列顛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與代理人。[42]

  這種觀點並非沒有依據，但如果將其作為整個基督教傳教活動的總體評價，則未免顯得過於籠統甚或片面，至少，它沒有將不同歷史時期宗教團體和傳教士的活動，及其在帝國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加以區分。

  事實上，在不同歷史時段內，基督教的活動重點和作用是不同的。以19世紀上半期而言，眾多的傳教協會組織積極投身廢除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的運動，為黑人奴隸的不幸與苦難而呼籲，為帝國境內土著人的權利和利益而呼籲，為在澳大利亞廢除罪犯遣送制度而呼籲，這些事實本身很難與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國主義相聯繫。因此，顯然不能用一概而論的方法，用某一特定時段的表現或特徵來指代整個帝國史上基督教與傳教士的功能。

  歷史學家多蘿茜·湯普遜的分析可能比較客觀。她認為：「基督教傳教士們去海外改變土著人的信仰，使其成為基督徒，他們抗議征服軍隊的殘忍，支持被征服人民的權利，但是，總體上，殖民地和土著居民的傳統都不被征服者所尊重，即使提供教育也是英國式的教育，用的是英國的語言和英國的宗教，例如在英屬印度，而印度人民自己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則既不教授也不被理解。」[43]

  除了傳播基督教教義與文化、改變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發動廢奴主義運動、呼籲保護土著人利益以及支持廢除罪犯遣送制度，教會組織和傳教士的活動還不可避免地、自覺地服務於帝國的商業擴張。這是因為，帝國的成長壯大與基督教傳播本身的利益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對英國這樣一個島國來說，對外商業貿易歷來至關重要，英國甚至因此獲得「店主之國」（a nation of shopkeeper）的綽號。[44]

  在英國人看來，向全世界擴展貿易同時還是一種天道，正如殖民地大臣格雷所說：「商業與和平引領著文明，會使人類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這正是上帝的安排。」[45]因此，傳教事業對商業擴張的支持自然是天經地義，教會人士在布道時也不會忘記作這樣的祈禱和祝願：「萬能的上帝無需人們幫助，福音的傳播也無需人們幫助；然而，如果人們真的能夠打開阻礙福音傳播的障礙，那將會使歐洲的商業蒙上榮光。」[46] 1841年，巴克斯頓男爵領導下的福音教派曾經試圖在西非的尼日成立一個協會，而協會的名稱就是「商業與基督教聯盟」。

  傳教運動與帝國領土擴張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在第一英帝國時期，「貿易跟著國旗走」是英國人長期恪守的箴言。而從第二英帝國一開始，基督教組織和傳教士就緊緊跟著帝國擴張的步伐，牧師們迅速來到帝國新建立的每一個殖民地和新獲得的每一塊屬地，從澳大利亞到紐西蘭，從印度洋到太平洋，從亞洲到非洲，即使帝國領土最偏僻最遙遠的地方，也能發現傳教士的身影，第二帝國因此出現了「教士跟著國旗走」的新景觀。例如，1820—1824年任馬德拉斯總督的托馬斯·芒羅爵士（Thomas Munro 1765—1827）就曾這樣評價在印度的傳教士：「英國人在政治上就像穆斯林在宗教上一樣狂熱，他們認為如果沒有英國的制度，一個國家就不會被拯救。」[47]

  領土征服給傳教士們帶來了傳教的動力和激情，也帶來了傳教的可能與機會。1814年，托馬遜牧師（Thomason）對印度的感慨充滿上帝使者的抱負與雄心：「我們已經消滅了土著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剝奪了他們的權力，使他們向我們屈服，然而卻沒能向他們提供任何東西。」[48]

  傳教協會組織和傳教士的這些信念，並非只是教會和神職人員所特有，事實上，它們是同時代千百萬英國人共有的心態和意識的反映，換言之，教會神職人員的思想信念是根植於英國社會土壤之中的。不列顛帝國在幾百年的殖民擴張和商業戰爭中陸續戰勝西班牙、荷蘭、法國等勁敵，從一個西歐島國成長為強大的商業強國和殖民帝國，這樣一條民族強盛之路對於英國人思想觀念的衝擊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這種衝擊主要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產生，並非一蹴而就。大致從18世紀中期七年戰爭結束，第一英帝國進入巔峰時刻起，英國人對不列顛帝國所擁有的廣闊版圖與海上霸主地位已是充滿驕傲，這種驕傲伴隨著帝國的成長融入英國人的血液之中，成為英國人意識的重要部分。

  美洲殖民地的喪失和英國在戰爭中的孤立與慘敗，確實給英國人的心態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國王喬治三世就確信英國再也不可能恢復，只能「降到末流歐洲國家的地位」，他甚至因此想放棄王位。[49]

  但失敗造成的幻滅感及其心理陰影是十分短暫的，而英國海外擴張的動力和帝國的意識已經深深紮下了根，當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讚賞年僅24歲的小皮特靠政治才幹成功地「掌管一個帝國」時，特別強調「這是他本人的光榮，也是帝國的光榮」[50]。

  至拿破崙帝國最終被打敗，英國在戰爭中占領了許多重要的海外領地，一個更為強大並獨領風騷的第二英帝國出現在世界舞台，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在哪裡以及何時去進一步擴張，沒有一個殖民強國得到過這樣的機會，也沒有哪一個大帝國使用如此少的武力就得以建立」[51]。

  戰後的英國很快又以蓬勃發展的工業革命贏得「世界工廠」的地位，向全世界尤其是歐洲國家提供著蒸汽機車、鐵軌、火車車廂和其他機器製成品，以及英國的工程技術人員。一邊是強大、富裕、繁榮和充滿生機，另一邊則是全世界都仰仗著英國的商品、資金與技術，還有什麼能比這樣一幅帝國的畫面更深刻地印在千百萬英國人的腦海里呢？ 1836年，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寫道：看到欣欣向榮的雪梨港，「我的第一感覺是慶幸自己生來就是個英國人」[52]。

  隨著19世紀英國人向帝國海外殖民地移民浪潮的興起與持續，隨著英國與世界市場的廣泛聯繫，帝國與英國各階層民眾生計的關係開始越來越密切，無論是政治活動家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同樣對帝國的存在充滿自豪。傳教士們所抱有的堅定信念，正是建立在這種強烈自豪感基礎之上的。

  然而，英國普通民眾的心態又很難精確描述，這是因為，芸芸眾生雖然參與了全部歷史過程，但留存下來的文字紀錄卻很難直接找到他們的蹤影，只有那些同時代的政治與文化精英們，那些握有權力和知識的人才擁有話語的霸權。儘管如此，他們的意識與觀念畢竟也是社會輿論和民眾心態的一種折射。就連被稱為分離主義者的科布登也認為，殖民制度對英國人的帝國激情具有「令人目眩的吸引」[53]。

  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中期英國政治家們的言行里，我們可以更強烈地感受到那種瀰漫於英國社會、洋溢在英國人心中的自信與高傲。例如，殖民地大臣格雷就堅信：英國人對帝國和世界負有的責任來自於上天的旨意，「英國皇家的權威是上帝之下在廣大區域維持和平與秩序的最強大的工具，從而幫助在千百萬人民中傳播基督教和文明的福音」[54]。他甚至將英國人傳播基督教福音與西方的文明看作是一種「偉大的特權」（the great privilege）。[55]

  格雷的信念可以說代表了同時代許許多多英國人的信念。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看來，物質文明的進步與基督教的普世福音是完全同一的概念。1851年倫敦成功舉辦「萬國博覽會」（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面對光彩奪目宏大無比的場面，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自豪地稱其為「基督教文明的節日」。而著名學者與牧師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走進巨大的水晶宮時，「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仿佛自己正進入一所神殿」[56]。

  如果說傳教的使命與海外殖民的理想曾經緊密配合，那麼進入19世紀後，它又有了新的發展與含義，這就是：改宗基督教的事業與文明開化的責任是相一致的，「因為文明只能是基督教的文明」[57]。

  第二帝國所取得的輝煌，使英國人普遍相信自己已處於人類進步階梯的頂端，有責任去改進其他民族的命運。這種整個民族負有上帝授予的使命，要給人類帶去宗教福音和現代文明的觀念，深深地印在英國民眾的心中。所以英國要帶頭禁止奴隸貿易和廢除奴隸制；所以英國要保護帝國境內的土著人民；所以英國要在印度建立「好政府」。

  擔負著上天賦予的責任意味著成為上帝的「選民」，英國人的自信心與虛榮心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脹與滿足，帝國的領土擴張、商業擴張和思想文化擴張，則在宗教使命感的神聖光環下達到了最完美的統一。

  當代英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曾指出：「19世紀中期的資產階級預言家們無疑渴望一個統一的、或多或少標準化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所有政府全都承認政治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的真理。這些真理已經被那些無私的傳教士帶到地球的各個角落，他們的傳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最盛時期還來得強大。」[58]

  1869年，19世紀中期的英國政治家福斯特（William Forster 1818—1886）充分評價了宗教和傳教士的作用，指出：維多利亞時代的重要信條就在於，「對原因和結果的知識，從不能取代正確行事、避免錯誤的動機，我們的教士和牧師要比學校教師更加有用；宗教是推動性的力量，而所有的人員只是機器，沒有這個動力，機器是無用的」[59]。

  19世紀是資本主義迅猛擴張並形成世界體系的時代，它同時又幾乎是不列顛帝國的時代，英國的傳教士們以充滿激情、自信、虔敬、獻身與憐憫精神的宗教熱忱，在傳播基督教義、改宗異教徒的同時，以各種方式自覺不自覺地服務於帝國的擴張，成為英帝國不斷成長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