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道主義運動與奴隸制的廢除

  19世紀最初30年裡，奴隸制問題成為英國社會輿論的焦點，它在英國社會各階層引起的廣泛關注，甚至壓倒了同時期加拿大等移民殖民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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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隸貿易是英國和西方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方式，持續幾百年的奴隸貿易使大約1100萬的非洲黑人被販賣到美洲成為奴隸。[4]

  奴隸貿易帶來了美洲特別是加勒比地區奴隸種植園經濟的繁榮，而種植園經濟的繁榮又反過來刺激了奴隸貿易的興盛，使它在18世紀達到了頂峰。此時大部分奴隸貿易已落入英國人之手，即便經歷了美國獨立戰爭的打擊，也沒有動搖英國作為世界最大奴隸販賣國的地位。倫敦、布里斯托、利物浦、格拉斯哥的商人們，在著名的「英國—西非—加勒比/北美」三角貿易中攫取了極大的利潤。

  大致從18世紀中期起，奴隸貿易開始在英國國內以及北美殖民地受到越來越強烈的譴責。最先向罪惡的奴隸貿易發起攻擊的是基督教福音教派和教友會教派，他們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同情非洲黑人奴隸的苦難與不幸，認為奴隸貿易是一種邪惡。亞當·斯密則從經濟學的角度，明確指出奴隸勞動是不值得的：「從所有的時代和國家的經驗來看，由自由人來做的工作，最終要比由奴隸來做的工作更便宜。」[5]

  在奴隸貿易和西印度群島奴隸制經濟帶來的巨大利潤面前，對奴隸貿易發出的吶喊聲最初顯得十分無力。但到了18世紀末，隨著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的意識得到很大普及，無論是人道主義的「邪惡說」還是自由主義的「昂貴說」，都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與認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反奴隸貿易運動並取得了勝利。1807年，英國議會終於通過了廢止各種形式奴隸貿易的法案，成為世界上最先宣布奴隸貿易為非法的國家。

  在那之後整個奴隸貿易並沒有真正停止，而是以走私等形式又繼續了半個多世紀。例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仍大肆販賣黑奴，而19世紀初期安哥拉財政收入的4/5都是來自奴隸出口的稅收[6]，40年代在西非花 4英鎊購買一個黑奴，在巴西卻能賣到150英鎊。[7]

  雖然直到19世紀60年代西歐國家的販奴活動才完全終止，但英國官方的立場卻並非虛妄，也很難說只是表面文章。一個有力的論據是：整個19世紀上半期，英國皇家海軍的炮艦在非洲海岸巡弋，任務之一就是攔截和打擊奴隸走私船隻，19世紀初英國用於緝捕販奴船的海軍巡邏開支每年達75萬英鎊，相當於和平時期政府支出的2%。[8]

  英國還努力促成其他歐洲國家禁止奴隸貿易，除了在維也納會議上將反對奴隸貿易內容寫進會議的決議，它還分別於1820年、1830年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40萬和30萬英鎊的補償，作為兩國宣布結束奴隸貿易的回報。[9]

  儘管美國、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並不信守諾言，使皇家海軍的緝捕攔截不僅費時費力而且收效甚微，以至於墨爾本首相曾無奈地表示，「面對著100%乃至更高的利潤，宗教、道德、法律、勸告和巡邏都一無用處」，[10]但英國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此外，由於廢奴主義者的宣傳，英國民眾對奴隸貿易的反感和憎惡愈益強烈，帕默斯頓在下院的一次發言，堪稱是譴責奴隸貿易的經典：「我敢說，如果人類自被創造以來直至今天所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能等於或超過這一由人類與惡魔般的貿易相聯繫而產生的罪行。」[11]

  對於英國率先廢除奴隸貿易的動機，不同國家和時代的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解釋，一般來說，較早的學者歸結為人道主義的勝利，較近的學者則強調經濟動因，即奴隸制已經不再有利可圖。[12]其實，不論片面強調哪一個，得出的結論顯然都失之偏頗。

  人道主義思想和廢奴主義運動的出現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它是當時英國社會一種與基督教教義相吻合的樸素平等思想的反映，即認為「所有人的靈魂在上帝眼中都是相同的」[13]，不同人種在本質上是平等的，相互之間只有歷史與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而沒有種族的優劣之分。人道主義訴諸人類的良知與同情心，他們對奴隸貿易的譴責喚起了英國社會各階層對黑人奴隸不幸的普遍同情。

  然而，當奴隸貿易和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經濟尚處在繁榮興盛之時，道德的批判和輿論的力量是軟弱的。歷史學家們發現：英國的土地所有者希望能娶一個西印度商人的女兒，用得到的錢來改進自己的地產和農場經營；工廠主和商人們則從蔗糖種植園主的銀行借錢，以投資貿易和生產。[14]各種依賴於西印度奴隸制經濟的人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使反對奴隸貿易的運動步履艱難。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作出奴隸勞動並不經濟的分析和預言，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了強大衝擊，但就像他對自由貿易的呼籲必然要經歷工業革命的洗禮才能最終實現一樣，他的分析和結論也只能在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和人道主義思想一起，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說，關於奴隸貿易的終止，比較接近歷史真實的是：人道主義的宣傳鼓動和經濟學的冷靜分析，自始至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思想啟蒙作用，工業革命的順利開展和英國向世界級強國的邁進，則是終止奴隸貿易的物質力量。兩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反奴隸貿易運動的勝利，並為1833年整個英帝國境內奴隸制度的徹底廢除開闢了道路。

  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人道主義運動中起著領袖和統帥作用的，是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

  威爾伯福斯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福音教派教徒，早年曾經渴望教士的生涯，但最終放棄了宗教職業夢想，獻身於廢除奴隸貿易的事業。他利用自己從1780年直到1825年長期擔任下院議員的機會，充分利用議會講壇，先後於1789年、1791年、1795年、1804年向議會提出廢除奴隸貿易議案。在遭到多次拒絕之後，他的1804年議案終於被下院通過，但卻在上院被否決。儘管如此，進入19世紀後，強大的西印度利益集團的影響力開始下降，廢奴主義逐漸在議會贏得了支持，1806年由時任政府外交大臣的查爾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提出的廢除議案，於次年終於獲得議會上下兩院通過。

  威爾伯福斯仿佛是個註定與廢奴運動相伴終生的人，取得禁止奴隸貿易這一重大勝利之後，他繼續致力於整個奴隸制度的廢除，1833年格雷的輝格黨政府宣布在全帝國範圍內廢除奴隸制，不久威爾伯福斯便離開人世。

  和廢除奴隸貿易比起來，廢除奴隸制度的鬥爭在世界範圍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但堅冰既然已經打破，航道也就通暢多了。這是因為，一方面，19世紀以來血腥殘酷的奴隸制度已經是聲名狼藉；另一方面，1815年以後英國工業革命很快進入飛躍發展階段，殖民地已經不能吸收它大量的機器製成品，從20年代起英國工業品開始大規模向西歐市場進軍，哈斯基森的關稅政策改革，已清楚表現出英國人獲取帝國範圍以外更大市場的眼光與渴望，亞當·斯密當年關於奴隸勞動在經濟上效率低並且無助於擴大市場的學理分析，開始真正為人們所認同。和英國即將確立的世界工廠地位相比，和英國即將獲得的世界市場相比，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種植園經濟自然是微不足道的。

  英帝國境內的黑人奴隸據估計當時約有70多萬人，主要集中在西印度群島、南美大陸的蓋亞那以及南非的開普殖民地。1823年倫敦成立了「反奴隸制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同年，協會領導人巴克斯頓男爵（Sir Thomas Buxton，1st Baronet 1786—1845）在下院提出一項譴責奴隸制的議案，稱奴隸制度「與英國憲法和基督教的原則是相矛盾的」[15]，要求漸進廢除奴隸制，方法是宣布在某一確定日期之後出生的黑人兒童為自由人。

  議會沒有接受巴克斯頓的議案，但通過了喬治·坎寧提出的動議，即黑人奴隸必須得到保護和接受教育，從而為最終獲得自由作準備。議會據此向各奴隸殖民地發出通知，要求停止鞭打婦女和在種植園使用鞭刑。

  議會的辯論與結果在國內引起西印度利益集團的強烈不滿，在殖民地則引發了抵制與騷亂，種植園主們拒絕按照議會指令對奴隸實行保護措施。牙買加殖民地議會對帝國議會的干涉反映最為激烈，甚至威脅說要脫離帝國。而巴貝多則發生白人種植園主的騷亂，傳教士施魯斯伯里（Shrewsbury）被認為向國內提供了對白人不利的誹謗性報告而險遭不測，只是由於逃跑及時才保住了性命。[16]在英屬蓋亞那，決議給黑人奴隸帶來的是解放的希望，1823年8月德梅拉拉（Demerara）的黑人乘機發動美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奴隸起義，大約1.3萬名黑人為爭取自由參加了起義，但幾天之後起義就被殖民地軍隊無情鎮壓。殖民地副總督兼將軍本身就是一個奴隸主和種植園主，他對起義者施行了血腥的報復，幾十名黑人被當眾絞死，無數人被監禁和處以鞭刑，一個叫約翰·史密斯的非國教牧師也被以煽動反叛罪受審，並在監獄裡折磨至死。

  這次奴隸起義和史密斯牧師的死在英國國內引起極大反響，種植園主的頑固立場使「反奴隸制協會」認識到，漸進改良的方式並不能改善奴隸的境遇，必須儘快徹底根除整個奴隸制度；英國的社會輿論也因此而迅速改變，結束奴隸制已不再只是人道主義者的呼籲，它贏得更加廣泛的支持，成為英國社會各階層普遍贊同的立場。

  1831年牙買加再次爆發大規模奴隸起義，500多名黑人奴隸喪生，直接加速了廢奴的進程。英國到處是立即廢除奴隸制的呼聲，大量廢奴請願書源源不斷地遞交到議會。1832年上院為此專門成立委員會，以調查與廢奴有關的問題。當年6月，殖民地大臣戈德里克子爵（The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即後來的里彭伯爵）向西印度各殖民地總督發出緊急通知，向他們解釋了成立上院委員會的背景及原因，要求他們安撫種植園主階級，英國政府不會採取改變現狀的劇烈措施；要求他們對黑人奴隸表示國王陛下政府最誠摯的關心，但同時要警告黑人奴隸不許輕舉妄動，否則不僅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也會延誤奴隸實現自身利益的進程。[17]

  1833年5月，殖民大臣斯坦利勳爵向下院提出了完全廢除帝國所有殖民地奴隸制的決議案，議會經過短暫辯論，沒有作多少修正便通過並頒布了「奴隸制廢除法令」（Abolition of Slavery Act）。

  該法令規定：從1834年8月1日起帝國境內所有黑人奴隸獲得解放，在法令頒布時年齡為6歲以下，以及法令頒布後出生的兒童立即獲得自由。但法令同時又規定了幾年過渡期，要求6歲以上的黑人必須以「學徒」（apprentices）身份繼續為從前的主人工作，在此期間黑人奴隸的地位相當於契約勞工，直到1838年獲得完全解放。此外，為了緩解奴隸種植園主的不滿和反抗，法令決定撥出2000萬英鎊作為他們財產損失的補償。[18]

  1833年的廢奴法令遠非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明快，事實上它多達幾十個條款。它明確宣布法令的目的是「廢除各殖民地的奴隸制、促進被解放奴隸的勤奮、補償原奴隸擁有者的損失」，因此對各種類型黑人奴隸的解放程序、方法以及奴隸擁有者補償金的分配等等，都作了極為詳盡具體的規定。[19] 從內容上看，法令的基本原則既不是20年代流行的「改進」（amelioration）主張，也不是後來提出的立即廢除建議，顯然，它是一個兩種立場相妥協的產物。[20]

  1833年廢除奴隸製法令，是1832年議會改革後輝格黨政府頒布的第一個重要法令，它和同年議會取消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壟斷權的決定一起，被稱為「兩個偉大的解放法令」[21]，構成英國廢除《穀物法》之前走向自由貿易的重要步驟。

  這兩個法令對於英帝國歷史發展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停止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不僅使英國商人和船主得以自由進入似乎有著無限廣闊前景的中國市場，同時還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成立於1600年的東印度公司，在歷經「1784年印度法案」、失去對印度貿易壟斷權（1813）之後，權利再次受到限制，說明其地位急劇下降。它預示著公司統治帝國東方殖民地的歷史使命即將完成，而帝國的殖民方針與政策也將出現重大的改變。

  廢除奴隸製法令在帝國史上產生的影響，也要比它看上去的大得多。受法令直接影響的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和開普殖民地，其中西印度的種植園經濟在黑人奴隸獲得解放後受衝擊最大，勞動力和資金的嚴重缺乏，使其經濟迅速衰敗。因此廢除奴隸制導致西印度衰落常常成為學者們談論的話題，似乎兩者之間的因果聯繫已經無可懷疑。

  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將目光再拓寬一些，就會發現：早在廢奴法令頒布之前，西印度原有的經濟地位已經明顯下降，轉折的契機就是英國與新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建立了貿易關係。因此，導致西印度經濟衰退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廢除奴隸製法令，而是英國在南美大陸新獲得的貿易市場，廢奴法令只不過起了進一步促成和加劇的作用罷了。假如奴隸制度再維持十年，它更抵擋不了自由貿易大潮的衝擊。西印度奴隸制經濟本身，決定了它無力同資本主義大市場相抗衡。

  西印度種植園經濟自始至終依賴帝國市場而生存，主要向英國提供蔗糖、棉花、菸草、咖啡、藍靛等產品，其中蔗糖為大宗出產，因此西印度群島又被稱作「蔗糖殖民地」。由於有充足的西印度和東印度的蔗糖供應，英國人逐漸養成了在茶中加糖的習慣，喝加糖的茶成了英國社會的一種時尚，西印度經濟也就此繁榮起來。

  除了依靠舊殖民制度下帝國的優惠關稅牢牢占領母國市場外，西印度還享有一個特殊的有利條件，這就是充當英國與南美洲商業活動的中介。南美洲絕大部分地區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從殖民時代早期開始，「各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圖獨占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並因此故，禁止外國船舶和它們通商，禁止它們從任何外國輸入歐洲貨物」[22]。因此，殖民地只能與自己的母國進行直接貿易往來，是幾百年中西方國家殖民地貿易政策的一個共同特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對此作過詳細考察。但西印度的特殊自然地理位置，不僅使它長期成為向北美和南美大陸供應黑人奴隸的中心，同時，它還充當了英國及其北美殖民地與南美之間非法貿易往來的橋樑與中介。

  由此，西印度群島的經濟在18世紀進入全盛時期，直到18世紀末奴隸貿易的規模仍相當巨大，18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分別約有35萬和42萬黑人被英國人運往西印度。[23]至1807年英國人從非洲大約總共販賣了312萬黑人奴隸。[24] 西印度成為帝國最有價值的財富來源，許多英國最富裕的家庭都是從西印度貿易中起家的。

  從1807年起，英、美、法、荷、西、葡等國陸續宣布終止奴隸貿易，但並沒有真正影響到西印度的繁榮，因為奴隸販賣活動雖被各國官方所禁止，走私的奴隸貿易卻從來就沒有停止。到1810年，西印度依然是英國進口物品的最大來源，當年運至倫敦的蔗糖、棉花，價值超過1000萬英鎊。[25]就在拿破崙戰爭結束當年，西印度與英國的貿易額，仍然達到1540萬英鎊，在英國全部進出口貿易額中占了17.6%。[26]

  19世紀初年到2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掀起民族獨立運動，這為雄心勃勃急於擴大海外市場的英國人提供了天賜良機。英國政府積極運用自由主義外交謀略，迅速贏得拉美人民的好感與信任，通過與拉美新獨立國家簽訂商業條約，英國與南美建立了直接的合法貿易關係，英國資本和商品從此大量湧入南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在拉丁美洲國家市場始終保持著絕對的優勢。

  拉美市場的開闢直接影響了西印度的經濟，西印度各殖民地的蔗糖生產和出口大幅度減少，對英國的貿易額也一落千丈，18世紀中葉西印度從英國輸入的商品約占英國出口總額的一半，而到1821年已下降到1/9。1830年英國向美洲和歐洲國家的出口貿易額，清楚地表明了西印度地位的急劇下降：歐洲大陸國家雄踞榜首，在英國對外出口額中占了1400萬英鎊；美國占了610萬英鎊；南美國家占了520萬英鎊；英屬西印度占280萬英鎊；其他國家西印度殖民地占90萬英鎊。[27]

  很顯然，西印度昔日的繁榮早已經風光不再，它在整個帝國貿易中的地位已經無足輕重。儘管1833年廢除奴隸制後，西印度的產品仍然享受著舊殖民制度下在英國市場的關稅優惠，但自由勞動力開始嚴重匱乏，種植園主們無奈地感嘆「幹活的勞工似乎都在自由中溶化了」[28]，再加上資金的短缺和外國產品的競爭，種植園經濟難逃繼續蕭條衰敗的命運。1854年，英國宣布終止對殖民地蔗糖的保護關稅，給了慘澹經營中的西印度蔗糖業最後一擊。

  然而，所有這一切只不過表明：奴隸制經濟與19世紀的世界潮流，與英國走向自由貿易的歷史選擇都是背道而馳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西印度本身在帝國內實際經濟地位的下降，決定了它的必然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