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征服者與開化者
2024-10-09 08:48:22
作者： 錢乘旦
《帝國斜陽》的作者布萊恩·拉平指出：「在20世紀以前，征服遙遠的地方，然後在本土遙遙地加以統治，曾廣泛地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英國人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征服者，這些征服者充滿自信地稱被它們征服的地區為一個帝國。」[143]
事實上，對19世紀的英國人來說，擁有並統治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不僅僅是合情合理、天經地義，它更是英國人所擔負的責任，是上帝賦予他們的神聖使命。這樣的信念在英國人的心中可以說根深蒂固、歷久不衰，幾乎成了一種信仰，一種能夠讓英國人在道德上得到極大心理滿足的信仰。從政治家到普通民眾，從傳教士到殖民官員，從自由黨人到保守黨人，從帝國的思想者到實踐者，無不認同這一信念。
19世紀上半期出現許多宣揚英國人文明使命的文章與小冊子，鼓吹英國人被上帝選中來從事向全球傳播文明的事業。1835年庫克（W.B.Cook）發表《殖民的政策》，宣稱英國人的殖民是「光榮的、博愛的事業」：「讓不列顛人的兒女們將文明帶到這些遙遠的海岸吧，未來的時代將會為他們的進取精神而歡呼。上帝在贈與這個快樂國家領土方面一直是慷慨的，難道我們要忽視他的寵愛嗎？」[144] 1844年，後來長期擔任殖民部常務次官的赫爾曼·梅里韋爾（Herman Merivale）評論道：「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一種本能的感情：我們的名聲和民族的命運不在這個我們所占據的狹窄海島上；英格蘭的精神不是固定不變的；這種感情存在於我們的語言、商業和我們的工業中。」[145]
從留存下來的各種英國歷史文獻，特別是那些著名政界人物的議會演說、官方文件以及私人書信中，人們不難發現一個出現頻率極高的詞，那就是「文明」（civilization）。在19世紀的英國社會，這個詞的含義十分廣泛，幾乎可以涵蓋所有關於英帝國、西方文明以及不列顛民族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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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國的辭典里，「文明」就像是個巨大的籮筐，將許許多多英國人引以為榮的東西都裝了進去：它既代表整個西方的科技、宗教與思想文化，也代表英國的憲政制度、工業產品及海軍艦隊；既代表不列顛民族的優越、自信與驕傲，也代表白人的責任、使命和負擔；它既意味著鴉片、紡織品、聖經、大炮，也表現為教堂、鐵路、醫院、學校；既意味著掠奪、征服與殺戮，也表現為保護、憐憫與同情。很顯然，這種文明所針對的對象是帝國境內外的各有色人種，並不包括一般意義上帝國海外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尤其是英國血統的移民。
這樣一種文明的理念，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西方（即歐洲）的文明在發展階段上遠遠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區，不列顛更是處於整個人類社會進步階梯的頂端，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上天註定的，因此英國人不僅有權利，更有責任向全世界傳播文明的福音，即所謂「天定命運」。
在英帝國的組成中，今天的人們容易忽視 「殖民地」與「帝國屬地」的區別，往往將兩者等同起來。其實就其原初意義來說，它們的含義是不同的，「殖民地」主要由英國人移民墾殖開發而形成，「帝國屬地」則是英國通過武力征服等手段而獲得。儘管印度通常也被稱作英國的殖民地，但它在性質上與那些移民殖民地完全不同，英國對其採取的統治政策也不同。因此，19世紀的「殖民地」概念應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在廣義上，英帝國所有的海外領土都可以稱作英國的殖民地；而狹義上，則僅指白人移民殖民地。例如恩格斯在1882年給考茨基的信中，就曾稱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由歐洲人居住的地方為「真正的殖民地」[146]。
英國人從來都認為，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是英國領土在海外的延伸，移民殖民地是「特別的英國社區」[147]，那些離開本土遷往殖民地的英國人，也依舊是英國臣民。1864年，《自由新聞報》（LiberalDaily News）寫道：「我們抱著同情的興趣，關注著我們所拓殖的國家的命運，因為它們的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是我們文明的共享者，它們在新的、陌生環境中所顯露的個性是來自我們自己。」[148]而1862年《泰晤士報》堅定地認為：「殖民地人民是英國臣民，他們擁有和我們自己一樣的權利，只要他們選擇留在帝國，母國就無權剝奪他們的繼承權。」[149]
對於帝國境內的有色人種，如印度人、黑人以及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土著人，英國人的心態有些複雜，這是一種混合著憐憫與蔑視的情感。憐憫，基於黑人奴隸的悲慘境遇以及土著人民的生存狀態，是受理性與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而蔑視，則基於非歐民族社會的落後與愚昧，是出自居高臨下的歐洲人本能的反應。不管是憐憫還是蔑視，都源於一個共同的價值判斷：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受到上帝庇護的最優秀的種族，而所有的非歐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天意授予了英國人神聖的使命，要將英國的制度、文化、語言和宗教，將文明和進步帶給他們。
於是，在這樣的價值觀指引下，英國人將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與傳播文明掛上了鉤。換句話說，英國人堅信自己既是征服者、統治者，同時又是開化者，負有對所有落後民族和非基督徒進行文明教化的責任與使命。例如，廢奴主義運動領袖威廉·威爾伯福斯就把在印度傳播西方思想文化看作「所有事業中最偉大的事業」，號召傳教士們「用逐漸介紹和建立我們自己原則、觀念、法律、制度以及習慣的方法，在這片土地上紮下根來，其中最重要的是作為所有進步來源的我們的宗教，以及我們的道德」[150]。
許多英帝國史的研究者們發現：帝國的信條會使人們對帝國的熱忱成為一種本能，帝國的存在本身會自然地產生帝國主義者。[151] 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巨大優越感，對「文明使命」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日不落帝國」的無比自豪，相互交織在一起，使英國人確信自己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1898年，威爾弗里德·勞雷爾爵士（Wilfrid Laurier 1841—1919）宣稱：「除了在文學和藝術領域，法國和我們相等，甚至高出我們以外，在造就一個偉大民族的所有方面，在進行殖民的力量，在貿易和商業，在文明的更高手段上，英格蘭不僅優於現代世界所有的國家，而且也超越古代歷史上的所有國家。」[152]
事實上，維多利亞末期英國人的這種強烈自豪感，在整個19世紀的英國社會無處不見。正如P.J.馬歇爾所指出的：儘管帝國的宣傳在後來可能更為響亮，但英國人對不列顛能夠影響世界並使之更加美好的自信，在19世紀初期就已經達到頂點。[153]我們從對英國社會產生持久影響的人道主義運動，以及英國人在印度的作為，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
興起於18世紀末的人道主義思想及其活動，雖然始終與福音教派運動密切相關，但它之所以能在一個長時期內興盛不衰，成為整個19世紀上半期英國社會一支最活躍的社會力量，本質上正是英國人「文明使者」信念的反映。
人道主義運動的目標，在英帝國歷史的不同階段，分別集中於反對奴隸貿易、反對奴隸制度以及保護帝國境內土著人等領域，其中廢止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的呼籲，對英國各個社會階層產生的衝擊和影響最大。在1833年成功取得從法律上廢除帝國全境奴隸制的勝利之後，人道主義運動的領導者立即將關注的目光指向帝國各殖民地和屬地的土著人民。
1837年，議會成立由廢奴主義運動領袖巴克斯頓領導的特別委員會，委員會在提交的報告中指出：帝國的顯著好處，已被授予「一些比商業繁榮和軍事威名更高尚的目的」[154]，敦促政府要將基督教、合法的商業、文明的好處，以及仁慈的政府，帶給那些在英國海外擴張中聚集在帝國的「未受教育、無防衛能力的野蠻人」。
這份報告不僅提出了關注土著人要比追求商業繁榮和軍事威名更加高尚的道德觀念，而且突出強調了由伯克提出的「託管人職責」（trusteeship）思想，指出「對土著人民的保護應當被看作是特別屬於政府的責任」[155]，從而使它成為19世紀帝國政策中一個影響深遠的概念。
所謂「託管人職責」，主要是指歐洲人有責任致力於非歐「落後」
民族的保護、福利與進步。[156] 1837年，在巴克斯頓和醫生霍奇金（Hodgking）的組織下，「土著人保護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在倫敦成立，儘管保護土著人權利與利益的鼓動宣傳，在英國政界和普通民眾中產生的共鳴與認同不能與反奴隸制運動相比[157] ，但它存在和活動的時間卻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並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些讓人稱道的成就。例如，美國內戰期間，協會與反奴隸制協會一道派人奔赴美國，幫助改善那些剛剛獲得解放的自由黑人的命運。1865年，協會向當局施加壓力，要求結束黃金海岸的奴隸制度。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土著人保護協會」「討厭的」人道主義干預，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內政治與商業利益集團的譴責，而與此同時，儘管協會代表著「帝國的良心」，並以「殖民地託管人」自居，它仍和英國各個傳教協會組織一樣，被看作是「帝國的代理人」。例如，1843年，協會在國內進行遊說，要求英國兼併納塔爾（Natal）；70年代初，協會又贊成英國對斐濟（Fiji）的兼併。
因此，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它有時變成帝國（擴張）運動本身的一部分」[158]。事實上，協會的宗旨應當說基本是前後一致的，它的行為與其宗旨也並不矛盾，主張兼併納塔爾，理由是可使當地非洲人免受布爾人的統治；贊同兼併斐濟，也同樣是因為可以保護斐濟人的權利。這種思維方式及其結論，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謬，但卻與「文明的使命」，與「託管人」的概念並行不悖，或者說，這正是他們在文明使命驅使下行使託管人責任的結果。
和英國各個傳教協會組織一樣，「土著人保護協會」無疑是帝國的堅定支持者，所不同的是，協會在人道主義立場指引下，試圖充當帝國境內落後民族與有色人種「監護人」的角色，他們和傳教組織及傳教士令人尷尬的命運，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解釋。
首先是因為，他們所要給予非歐民族的「保護」和帶來的「福音」，完全是一種外來的、強加的「文明」，極易引起當地人民和社會的排斥牴觸，這就決定了他們自以為的虔誠、真實和善意，其實際效果可能與出發點大相逕庭。
其次是因為，協會所有的活動以及英國人在海外的傳教事業，都是在一種不加掩飾的憐憫、恩賜態度下進行的，儘管他們從不懷疑自己在道德上的高尚甚至獻身精神，但這些活動本身與帝國的擴張以及殖民統治相伴隨，居高臨下的「文明開化者」心態，以及西方人骨子裡對有色人種與落後民族根深蒂固的蔑視，都使他們的事業大打折扣。
許多歷史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英國人在傳播自己的宗教、文化和價值觀時所面臨的處境，並作了基本客觀的描述與分析。例如，《1815年以來的世界現代史》一書的作者指出：那些家境良好的年輕人離開家鄉故土，在促進人性的信念支撐下，在熱帶和野蠻的地方度過長期孤獨的歲月。他們將正義的觀念帶給野蠻人，制止對奴隸的搶劫、拷打，與迷信和疾病作戰鬥。「但是，這些成就不管多麼真實，所有都太明顯地伴隨著自我利益，並以令人不能忍受的自鳴得意，和對人類其他種族的十足恩賜態度表現出來。」[159]
在自由帝國成長壯大並走向鼎盛的過程中，人道主義思想和「文明開化」的使命，不斷地以衝突和悖論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最令人迷惑也最容易引起爭論的，莫過於不列顛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帝國給印度到底帶來的是什麼？是文明與進步，還是停滯與落後？這不論是對英帝國的同時代人，還是對今天的歷史研究者，都似乎是一個難以破解的謎，一個不論持正方、反方立場都能同時找到大量論據的歷史辯題。
在許多英國及西方國家學者看來，英國人在印度的歷史是一個不斷改革進步的故事，是英國在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印度的故事：英國人禁止了印度的寡婦殉夫（suttee）、劫殺旅客（thuggee）以及溺死女嬰、不准寡婦再嫁等惡俗陋習；英國人在印度開辦工廠、修築鐵路、興修水利、創辦報紙、開辦學校、興建醫院；英國人為印度帶來了現代法律和西方式教育體系；英國人給印度帶來新的土地私有制度、文官制度和民選咨議會，培養了一個接受西方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識階層，造就了一個統一、有秩序、和平的印度。1828—1835年的印度總督本廷克勳爵（Lord William Cavendish Bentinck 1774—1839）在推行各項改革時曾宣布：「英國的偉大應當建築在印度的幸福之上。」[160] 因此，英國人毫無疑問是在實現其文明開化的責任與使命。
而與此同時，在印度及一些東方國家學者的眼裡，印度的近代歷史充滿奴役、壓迫、貧窮和苦難：東印度公司對印度進行明目張胆的壓榨與掠奪；公司的「分而治之」統治手法導致印度的分裂、混亂；英國的廉價紡織品掃蕩印度，摧毀了印度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手工棉紡織業；公司摧毀了印度的土地制度和農村公社制度，帶來了地主、中間商、稅吏、高利貸者；殖民統治破壞了印度的農業，致使農民陷於長期的極度貧困，使無數印度人死於饑荒。因此，英國人帶給印度人民的是無窮的災難。殖民當局的改革是為了「穩定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統治，為進一步進行殖民侵略和掠奪作準備」；創辦近代教育，是為了「實行愚民政策」；至於修築運河、鐵路，開辦工廠及電報通訊等等，則是「為了英國資產階級便於對印度人民的掠奪」[161]。
同樣是真實的歷史事實，不同的立場和視角看到的卻是兩幅完全不同的歷史畫面。但兩種結論有一個共同點，即都在很大程度上將道德評判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這樣，前者往往集中於英國人在印度促進西方文明的善意與成果，而後者幾乎一無例外地集中於殖民主義統治的虛偽與罪惡。顯然，如果不跳出這種思維模式，問題就只能永遠處在無休止的尖銳對立和激烈論爭之中。
一些學者試圖儘量客觀地作出判斷。例如約翰·西利就曾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表現出謹慎的態度：「在學術研究上，我們要注意避免報刊上樂觀主義的陳詞濫調。我們西方的文明也許並不絕對如我們喜歡想像的那樣是極好的東西。」[162]
美國歷史學家戴維·羅伯茨認為：「英國的統治是一個利弊兼有、禍福相依的事情。它確實帶來了和平，建立了秩序和統一，也推動了現代化。……然而它的現代化只走了一半。……比較實在地說，就和平、政治進步和產生了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識階層而言，英國對帝國統治的自豪是頗有道理的。」而英國統治的弊端，「其一是英國人對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傳統完全漠視，其二是他們沒有讓印度向自治獨立方向發展」[163]。他同時還尖銳指出，英國人對1857年印度土兵起義的鎮壓是血腥的，「其殘酷的屠殺，顯示了英國人也可以將文明的假面具撕下來」[164]。這種利弊參半的看法與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的結論相比較，已經體現出了進步，但讓人感覺視野還不夠開闊，還是在圍繞具體的帝國統治本身打轉轉。
對於這種文明與罪惡相伴，進步與毀滅共存，仁慈與專制並行的歷史現象，到底應如何看待？《現代文明的起源與演進》一書的觀點頗具啟發性。作者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既用道德標準又用科學標準來把握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方法，將印度的被征服以及英國的殖民統治，放到非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大背景下，強調指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看法，正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殖民擴張使非歐世界的「野蠻」社會現代化了。因為在缺少變化和現代化機制的國家，來自外部的刺激就成了啟動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造成的必然結果。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既是歷史的必然，又是必須加以克服的歷史現象。因此，肯定殖民主義對非歐社會產生了社會變化和現代化效應，決不等於在道德上為殖民主義作辯護。必須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待殖民主義的必然性。[165]
的確，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及其衍生物殖民主義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對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強烈譴責，是最為激烈尖銳的，但恰恰是馬克思在1853年提出了關於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著名論斷：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166]
馬克思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後果》等關於印度和殖民主義的論文，本是應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之約而寫，但其中所表現出的高屋建瓴般廣闊視野及深刻見解，讓人折服。今天，歷史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個半世紀，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和相關思想更加顯得深邃。從殖民主義是歷史的必然及其所擔負雙重使命的角度，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一似乎無法釐清的問題，就顯得清晰多了。英國人和印度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各自講述的都是真實的故事，但卻不是歷史的全部，都缺乏對歷史的全景式分析。
因此，我們既要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無情譴責，也要看到英國人所摧毀的並不是理想化的印度社會，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殘殺在印度成了宗教儀式。[167]
此外，還應當看到的是，在英國人推進印度社會近代化的動因中，既有將印度變為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的強大利益驅動，也有真心實意用英國的制度、文化、語言、宗教改造印度社會的主觀願望。前者是由資本主義的擴張本質所決定的，而後者，來自於英國人關於文明使命的自我信念。
在第二帝國形成壯大的歷史過程中，儘管英國對印度的政策和統治方式不斷有變化，我們仍可以看到有一條基本上貫穿始終的線，這就是邊沁功利主義學說中「好政府」思想的影響。
亞當·斯密早就指出：「專營的商業公司的統治，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最壞的統治。」[168]許多同時代的英國人發現，英國人已經變成了「東方的專制君主」。整個18世紀末期，東印度公司軍隊和官員對印度赤裸裸的猖狂掠奪，在英國社會引起強烈義憤。例如，成為百萬富翁的克萊武回到英國後即受到公開譴責，下院特別委員會指責他在印度搜刮財富，使他感覺自己「像個偷羊賊而不是下議院議員」[169]。
18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黑斯廷斯審判案」，更是轟動了整個英國社會，伯克等人在指控東印度公司官員的貪婪腐敗時，根據北美殖民地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教訓，首次提出了「託管人職責」的思想，其核心是反對無止境地勒索殖民地，要給殖民地人民一個「好政府」。在下院演講中，伯克尖銳指出：「英國沒有建教堂、醫院、宮殿、學校；英國沒有修建橋樑、公路、灌渠、水庫……假如我們今天被趕出印度，那麼我們留在印度的東西將說明，在我們統治的這一不光彩的時期自己的所作所為不亞於一隻猩猩或老虎。」[170]
這樣，「公司在印度怎樣統治的問題很快就成了議會辯論的熱門話題，新興工業家、商人、金融家、政治家都強烈要求英國議會插手對印度的管理，使對印度的統治有利於整個英國經濟的發展」[171]。1784年由小皮特提出的《東印度公司法》，已經初步形成公司和議會共同管理印度的體制，但真正的實質性變化發生在19世紀，通過1813、1833、1853年三次對公司特許狀的續訂，議會逐步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並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體製作了根本調整。
這一過程既是工商業資產階級願望與要求的反映，也是伯克首創「託管」思想的體現。1813年，正是在倫敦商人集團的強烈要求下，議會取消了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權。但英國「外港」（the outports）如利物浦商人沒有從中獲益，因此他們仿效倫敦商界，在1833年公司特許狀續訂之前，帶頭掀起規模更大的宣傳鼓動及請願活動，僅1829—1830年間向議會遞交的請願書就有257份。[172]只是由於1830年接替威靈頓內閣的格雷內閣正在為議會改革而鬥爭，還未準備好承擔對印度的管理責任，東印度公司的前途問題才沒有立即解決。到1833年，議會終於按照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願望，將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取消，並規定公司不再從事在印度的貿易活動，只作為受國王委託的單純行政機構。
歷史統計資料顯示，公司貿易壟斷權的全部廢除和職能的轉變，極大地促進了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英國蘭開郡的機器棉織品從此得以大量湧入印度市場，1834—1856年間，印度的進口額從426萬鎊增加到1340萬鎊，增長了227%，出口也從799萬鎊增加到2300萬鎊，增長了188%。[173]
根據1833年法案創建起來的英屬印度新體制，行政權、立法權分別屬於由國王和議會任命派遣的總督參事會、總督立法委員會。1853年法案取消了公司董事會對官員的任命權，宣布實行文官考試制度（Indian Civil Service）。儘管公司對印度統治的最終結束是在1858年，是年英國議會通過《印度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宣布「印度由英國女王接管並以她的名義統治」，但事實上，從1833年起印度的實際統治權已經轉入英國議會和政府的手中。
除了確立政治統治體制，各法案還涉及到制定現代法典、促進近代教育以及鼓勵傳播基督教等內容。在推行所有這些改革措施時，許多在印度的英國人抱有明確、強烈的託管意識和帝國使命感。例如第一個被派到印度參加立法會議，並為印度編纂制定了刑法典的英國人，19世紀英國著名輝格黨歷史學家和政論家托馬斯·巴賓頓·馬考萊說：「通過良好的政府，我們可以教育臣民，使他們在某個時期要求建立歐洲的制度，這一天無論什麼時候才來到，都將是英國歷史上最驕傲的一天。」[174] 1819—1824年任孟買總督的埃爾芬斯頓認為：「我們不可夢想永遠占有，但必須努力為當地人建立一個對我們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都有利的自治國家。」[175]這裡的自治國家，顯然並非指後來在40—50年代授予移民殖民地的責任制政府，但它無疑表達了一種建立「好政府」的真誠願望。
許多英國歷史學家都曾指責英國在印度實行的那種家長式專制統治，帝國史學家P.J.馬歇爾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方式與英國的自由傳統是相違背的，卻被用於其他亞洲國家，英國人認為那裡的人民不適合自治政府。」[176]但對19世紀的英國人來說，這種相違背顯然不言而喻。因為，就連非英國血統的白人居民，也曾經被認為不具備自治資格，更不用說始終被認為是不開化的、落後野蠻的有色人種。
例如，在談及1858年新設的卑詩省時[177]，時任德比保守黨內閣殖民部常務次官的卡那封伯爵（4th Earl of Carnarvon 1831—1890）認為：「現在，自治制度（對它）將是一個無用的禮物。」紐卡斯爾公爵則直截了當地說：「責任制政府只能對不列顛民族出身的殖民者才是適用的。」[178]這些話，表現了英國人特有的傲慢和對非不列顛民族的偏見，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人從未考慮過要將責任制政府和自治原則推行到印度等非白人殖民地去的原因。
在19世紀上半期英國議會和政府逐步接管印度統治權的過程中，在總督們大力推行各項改革措施，竭力將英國式「文明福音」帶給南亞大陸的過程中，英國人那種根深蒂固的居高臨下感，以及對印度人民那種憐憫夾雜著蔑視的態度，可以說無處不在。儘管也有一些英國人與個別印度人建立起私人友誼的例子，但在總體上，英國人對印度人及印度文化的看法是基本否定的。
例如，英國人普遍對印度教充滿反感、憎惡與蔑視，根據一位19世紀中期英國歷史學家的記載：「對許多剛從英國來的人來說，印度教義和實踐顯得如此無法表達的荒謬，以至於他們不能相信任何人類獻身於這個宗教時是嚴肅認真的，他也不費心掩飾自己對這些荒謬信條的看法，認為那些信印度教的人是虛偽的。」[179]
但是，印度又是「古老的、東方色彩的、奇香異味的」，「印度在英國人的帝國意識中處於中心的位置，印度幾乎是一種神秘的吸引力的中心」。[180]
因此，在統治印度的不同歷史時期，英國人對印度人、印度社會以及印度文化的態度是不同的。從18世紀70—80年代議會開始介入對印度的治理起，一直到整個19世紀上半期，在英國社會中占主流地位的觀念，基本是伯克倡導的「託管」思想，即必須給印度人民一個好的政府，議會針對東印度公司官員的掠奪和腐敗行為進行的譴責指控，正是這種主流觀念的反映。
早期的駐印度總督，個個是雄心勃勃的英國高等貴族，雖然都自以為受命於天，但在他們的使命感中較少有種族主義的成分，對印度的古老歷史與文化，他們最初表現出的是某種尊重與敬意。例如18世紀80—90年代在印度出現的幾所宗教學院、梵文學院，都是由包括總督在內的高級官員創辦的。倒是英國的傳教士們，努力創建了印度最早的英語教育。1813年，英國議會還在續訂公司特許狀的法令中，要求公司致力於「傳入有用的知識和宗教以及道德的改進」，每年必須撥出一定款項用於印度文學與文化的復興，以及向印度人介紹科學知識。1823年，公司按照議會要求成立了「公共教育委員會」，委員會建立了新的梵文學院，出版刊印了梵文、阿拉伯文以及波斯文的著作。
但與此同時，印度的一些開明人士強烈反對繼續進行梵文和宗教教育，認為這是英國議會「要使我國保持愚昧無知的極妙計劃」[181]，他們向總督請願，要求推行歐洲式近代科學教育。在他們的支持下，這一時期由福音教派傳教士創辦的以西方教育為模式的教會學校、學院得到較大發展。
由此，在公共教育委員會中便產生了如何看待印度文化的激烈爭論，爭論的一方被稱為「東方學派」（Orientalists），另一方被稱作「安立甘派」（Anglicists）（或「英語學派」）。前者認為印度文化複雜精緻，具有活力，後者則認為印度文化充滿野蠻與迷信，需要堅決擯棄，以英國語言文化取而代之。[182]從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本廷克總督強力推行的包括教育在內的各項改革措施來看，顯然是「安立甘派」完全占了上風。
隨著政府和議會獲得對印度的實際控制權，駐印度的殖民官員開始改變早期那種謹慎態度，確信印度人都是些尚未開化的野蠻人，而自己的職責就是以英國的文明去教化他們，使其「安立甘化」
（Anglicize）。
在「安立甘派」陣營中，托馬斯·馬考萊被公認為是最著名的「西方化論者」（westernizer）。馬考萊在英國是個有影響的自由主義者，他出身於殖民地總督家庭，本人是律師，年輕時就以許多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反對奴隸制、支持議會改革的論文而聞名，旗幟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為他贏得了下院議員的位置，在議會對改革法案的激烈辯論中，馬考萊的發言（1831.3.2）被歷史學家公認「是最輝煌的一次捍衛改革法案的演講」[183]。1834年他被議會派往印度，作為法律參事成為印度立法委員會（the Supreme Council of India）成員，同時擔任公共教育委員會主席。
馬考萊是個對英國文明的優越性堅信不疑的人。他認為：印度人民並非低等民族，但印度的文化是低劣的。就像希臘開化了羅馬，羅馬又開化了不列顛一樣，現在英國作為進步鏈條上的一環，必須將文明的好處帶給印度。[184]在印度的四年時間裡，馬考萊充分實踐了他的自由主義原則與理想，不僅為印度編纂制定了《刑法典》，而且直接推進了印度近代教育的建立。1835年，馬考萊提出了著名的《印度教育備忘錄》（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力主突破1813年議會法令的限制，在印度大力推行英語教育。
與早期駐印度高級官員們不同的是，馬考萊用西方語言文化逐步改造印度社會的目的非常明確。他認為：既然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教育全體民眾，那麼「目前就必須盡最大努力，在我們和被我們統治的億萬印度人之間造就一個中間階級，這些人的血統和膚色是印度的，但其品味、觀念、道德和才智卻是英國式的」，再由他們用印度的語言將西方的科學知識傳播給最廣大的普通民眾。[185]
馬考萊的觀點得到本廷克總督的大力支持，印度總督參事會立即作出決定，今後所有的官方撥款一律用於英語教育，以便通過英語向印度人傳授英國文學和科學知識。此後，英語和西方式教育得到進一步推進，1837年，殖民當局規定英語代替波斯語成為官方公務語言；1844年，又規定優先錄用懂英語的公務人員，從而使印度的英語及近代教育大大發展。儘管印度建立從小學到中學、大學的近代教育體制，是根據1854年的《伍德教育急件》提出的全面規劃，在19世紀50年代實現的[186]，但它的真正起點無疑是馬考萊的《印度教育備忘錄》，因為正是這份備忘錄改變了由傳教士開辦西方教育的現狀，使英語教育和近代科學教育在印度具有了官方和非宗教的地位。
西方式近代教育在印度產生和確立的過程，就像一面鏡子，清晰地（當然也是真實地）反映出半個多世紀裡英國人對印度文化的態度。從最初小心謹慎的尊重保護到後來強力推行西方化改革，這一政策變化恰好伴隨了英國議會和政府對印度事務控制力不斷加強的歷史過程。
本廷克總督和馬考萊是邊沁功利主義理想的實踐者，在英國駐印殖民官員中，屬於激進自由主義的代表。和許多同時代的英國政界人物一樣，他們又都是具有強烈帝國意識和使命感的人，堅信英國的法律、語言和教育制度最適合於印度人。在自己任期內，他們以文明開化者的身份和姿態，面對印度處於被統治地位的芸芸眾生。他們的觀念中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對英國語言文化的強烈自豪，以及對印度語言文化及宗教的貶低輕視。例如馬考萊的《印度教育備忘錄》就一再表達這樣的觀念：印度人所操的語言，「既不包含文學也不包含科學的信息，而且如此貧乏、粗糙，難以將任何有價值的作品翻譯過來」[187]。因此，只有英語才是最值得學習的語言。
但是，無論是本廷克還是馬考萊，都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的思想與當時的主流觀念是相一致的。換句話說，英國人自以為並確實在印度扮演著「文明傳播者」的角色，甚至為此充滿道德上的高尚感。
事實上，作為具有極強種族優越感的英國人，對於其他非白人種族特別是黑色人種，許多人從骨子裡就是蔑視的。人們通常認為，以「白人至上」為特徵的種族主義，以及宣揚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盛行，但若追蹤其源流，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初現端倪。
例如，1849年，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宣稱，歐洲人要比非洲人聰明，劣等民族應當馴服於優等民族。帕默斯頓則從不掩飾他對非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蔑視，在他看來：葡萄牙人是所有歐洲民族中道德水準最低的，亞洲人和非洲人又要低得多，與愛爾蘭人大致處在同一水平上。而所有從開普到廣州的東方人，都是愚昧無知、傲慢無理的野蠻人。[188] 在亞洲、非洲多次參加過侵略及殖民戰爭的沃爾斯利將軍（Garnet Joseph Wolseley 1833—1913），對非洲人的描述更加直白和肆無忌憚：「非洲人就像猴子，他們是一個徒有其表、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種族。」[189]只不過，當時這種與基督教教義相衝突的意識還只是一股潛流，對帝國殖民政策以及公眾輿論尚未發生直接的影響。
真正使普通的英國公眾對帝國內部有色人種的看法發生巨大變化的事件，是1857年爆發的印度民族起義（Sepoy Mutiny）、1865年的牙買加起義（Jamaica Revolt），以及19世紀60年代的毛利人戰爭（Maori Wars），這一連串事件恰巧都發生在同一時期，對維多利亞中期英國人的思想產生了強烈衝擊，種族主義偏見從此開始有了市場。
毛利人戰爭是英國人與紐西蘭土著民族毛利人爭奪土地控制權的鬥爭，40年代就曾爆發過一次，第二次戰爭從1860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870年，最後的結果是毛利人喪失了自己的土地。按照歷史學家的說法，這場戰爭並沒有勝利者，因為戰鬥是在雙方都已精疲力竭、無力再戰的情況下停止的。[190]英國軍隊和白人移民在那麼長的時間裡居然無法戰勝落後的土著人，這讓一向傲慢自信的英國人感受到恥辱與難堪。1865年牙買加發生的起義，是白人種植園主和黑人僱工、農民之間的長期矛盾總爆發的結果，起義很快被英國軍隊鎮壓，牙買加也於次年改為皇家殖民地，但這場由已獲解放黑人發動的起義，無疑對英國人的自尊是又一次打擊：英國人曾經為廢除奴隸制而努力，而現在這些被解放的黑人卻「忘恩負義」[191]。
最讓英國人感到震驚、恐懼與怨恨的，是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義，它真正對英帝國以及英國人的帝國信念構成了一次嚴重危機，用布萊恩·拉平的話說，這「就像出現了一場地震」[192]。
究竟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場由大規模軍事反叛演變而成的民族起義？這是一個歷史學家們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人們可以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以及軍事等各個方面，找出不同的答案，但最終極的原因，無不指向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不管是將其評價為「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還是分析成「舊的保守印度的最後一次努力」，[193]
起義事實上是英國殖民統治下各種矛盾的總爆發。客觀地說，1857年起義並未形成全民規模，起義僅發生於印度中部和北部地區；英屬印度三大軍區中，只有孟加拉的印度土兵參加起義，馬德拉斯和孟買均按兵不動；投身起義的土邦王公只有極少數，絕大部分印度王公都站在了殖民當局一邊，被兼併不久的旁遮普甚至派出自己的軍隊參加對起義者的鎮壓。
然而，英國人征服孟加拉已經整整100年，通過包括戰爭在內的各種兼併手段，至起義爆發前，英國直接統治地區已占整個印度的2/3，在此期間雖然始終存在著對征服的反抗，但真正稱得上民族起義，並對英國整個殖民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的，這是僅有的一次。因此，起義在英國社會各階層中形成了巨大的衝擊波。
直接對英國公眾的心態和觀念產生的影響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首先，是印度人在起義中表現出的對英國人的強烈仇恨。英國人的確是南亞次大陸的主人，但這個主人長期以來把自己當作文明的使者，當作為土著居民帶來福音的好主人。
其次，是印度土兵首先發動起義並成為整個起義的主力軍。在英國人征服印度和對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戰爭中，印度土兵曾經立下汗馬功勞，儘管在起義爆發前的13年中，由於待遇問題共有過四次個別步兵聯隊叛變的記錄[194]，但在總體上，殖民官員們從未懷疑印度土兵的忠誠。起義爆發當年，英印軍隊共計23.8萬人，其中英國人只有3.8萬人[195]，這一比例已維持了幾十年。
最後，是已投降的英國軍人被殺死，以及許多婦女兒童被起義者處死的消息。當時，英國到處都是關於起義者如何兇殘的傳聞與詳細報導，「在印度和英國兩地的英國人心中，都激起了熾烈的復仇要求，導致公司的軍隊干出了種種壞事，留下了極不愉快的回憶」[196]。
所有這些，就像是催化劑，使英國人原本就有的種族偏見大大加強。親身經歷印度起義的英國士兵在寫給國內的信中，發誓「今後永不寬恕長著黑面孔的人」[197]。1858年1月的英國《民族評論報》（National Review）寫道：「幼稚與野蠻深植於印度人的心底，文明的油漆非常之薄，像一件外套一樣被迅速扔掉。」[198]
印度歷史學家指出：「在公司管轄時期，英國官吏和印度人隨便交往，他們之間尚有一種真正的好感，並且常常有友誼之情。大起義的黑暗恐怖，在英國人心中產生了對印度人的反感。」[199]英國歷史學家多蘿西·湯普遜也曾指出：「1857年以前，許多歐洲人相信，住在印度的英國人與印度人友好相處，通過教育使印度永遠地文明開化是可能的，但在兵變之後，這種看法消失了。」[200]黑色種族的野蠻性和不可靠性仿佛都得到了充分證實，從而為19世紀末期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流行提供了契機。
當然，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給帝國觀念和帝國政策帶來的影響，並不僅僅只是英國社會中種族偏見的上升。不列顛民族顯然是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民族，無論是面對國內事務還是帝國事務，人們很少找到那種頑固不化、變本加厲的案例。1856年接替達爾豪西伯爵（The Earl of Dalhousie 1812—1860）擔任印度總督的查爾斯·坎寧子爵（The Viscount Canning 1812—1862），出於起義結束後穩定印度的長遠考慮，並沒有無所顧忌地推行大規模屠殺政策，這使他被一些在印度的英國人嘲諷為「仁慈的坎寧」（Clemency Canning）。[201]
在英國，公眾輿論普遍將起義的發生歸咎於東印度公司[202]，於是在1858年，起義尚未結束之時，東印度公司就被宣布撤銷，內閣新設了印度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查爾斯·坎寧被任命為代表英王的第一任英印總督。印度土兵率先起事，於是軍隊中英國人的比例大大增加，不僅全體軍官以及炮兵部隊與技術部隊官兵必須是英國人，而且英籍士兵必須占到1/3，在起義中心地區甚至占到1/2。殖民當局的土地兼併政策損害了印度王公的利益，而強制推行西方的道德觀念則激起各種不滿，於是對土邦王公開始採取懷柔政策，宣布廢除達爾豪西總督提出的「喪失權利說」，承認土邦王公有養嗣繼位的權利。對西方化政策也作了調整，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被嚴格限制，政府公辦學校禁止教授聖經，也不再強迫印度文官改信基督教。
《帝國斜陽》的作者布萊恩·拉平這樣描述起義後英印殖民當局的改革：「英國統治者開始降低傳播福音的調子，轉而像羅馬人那樣為殖民地提供一些實利——不僅有過去的那種公路、鐵路、運河、橋樑和灌溉工程，還有像煤礦和黃麻紡織、煉鐵和棉織這樣的新興工業。這些實際的改革沒有引起不滿，至少不像以前的革新那樣。」[203]
而在英國政府新推行的控制加拉攏甚至庇護的政策下，王公們「幾乎無例外地都死心塌地效忠於英國」[204]，各土邦國家從此成為「不列顛印度統治權的基本支柱」[205]。
就實際效果來看，這次印度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起義，直接促進了帝國在印度統治政策和統治手法上的較大調整，進而使英印政府與印度人民之間的深刻矛盾得以緩解，英屬印度的歷史也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對於幾代英國人來說，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的教訓是深刻而難忘的，後來到印度任職的克羅默勳爵（Lord Cromer 1841—1917）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願年輕一代的英國人閱讀、關注、學習和深入體會印度兵變的歷史，它充滿了教訓和告誡。」[206]
19世紀是大不列顛的世紀，面對英帝國的空前強大與繁榮，傲慢的不列顛民族充滿著自滿（self-satisfied）與自信（self-confident），深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促進文明與進步。由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發明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一詞，最恰當地表達了英國人對自由帝國的強烈情感與信念。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不乏實力雄厚地域遼闊歷史悠久的強國與帝國，但像19世紀英國人表現出來的這樣強烈持久的使命感，並且與英帝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宗教的擴張緊密結合的卻不多見。
我們看到，直到19世紀末期，當英國在世界舞台上不再一花獨秀，而是同時面臨新老對手的競爭與挑戰，並積極投入列強爭奪瓜分世界的狂潮時，儘管地位和角色都已今非昔比，但「文明的使命」依然是帝國的重要理念，只不過它被政治家們打上了更鮮明的種族主義烙印和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色彩。1897年，約瑟夫·張伯倫在皇家殖民協會的晚宴上宣稱：「我確信文明開化是我們民族的使命，在執行這一我們正在完成的任務時，我們在尋找實踐我們的能力和品質的機會，這些能力和品質使我們成為一個偉大的統治種族……毫無疑問，當這些征服發生時，會喪失土著人口的生命，會喪失更為寶貴的（英國）人的生命，他們被派去給這些國家帶來某種紀律和秩序，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是我們不得不完成的使命。」[207]
【注釋】
[1] 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36頁。
[2] 查爾斯·金斯利是英國著名作家和詩人，也是學識淵博的學者，曾任維多利亞女王的牧師，1860—1869年任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著作頗豐，在維多利亞時代社會影響十分廣泛，其兒童文學作品更是具有世界聲譽。
[3]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171.
[4]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7.
[5]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上），第74頁。
[6] VictorG.Kiernan 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Ro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 1995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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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Oxford 1996p.129.
[9]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1022.
[10]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錢乘旦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頁。
[11]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1954pp.122-123.
[12]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1021.
[13]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95Oxford 1996p.136.
[14]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61.
[15]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1763—1919 London 1927 p.340.
[16] MarcusR.P.Dorma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04 p.305.
[17] V.Harlow&F.Madden eds.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Select Documents Oxford1953pp.586-587.
[18]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1022.
[19]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1928pp.389-395.
[20] 原議案中學徒期為12年，財產補償為1500萬英鎊，結果在議會辯論時分別被修改成6年和2000萬英鎊。
[21]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395.
[22]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146頁。
[23] 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0.
[24]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78.
[2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16.
[26]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9 p.5.
[2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398.
[28] Ibid.p.396.
[29] 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頁。
[30]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311.
[31] C.H.Philip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4—1834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1p.307.
[32] Ibid.p.299.
[33] A.Porter&R.Hollan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Overseas Frank Cass 1988 p.35.
[3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308.
[35]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298.
[36]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II 1763—1919 London 1927 p.341.
[37] James Butler A History of England 1815—1939London1960p.137.
[3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 p.8.
[39]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80.
[40]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93.
[4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133頁。
[42]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682.
[43]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170.
[44] Arthur Willert Aspec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p.17.
[4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46] 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60頁。
[47]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Longman1985 p.19.
[4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93.
[49]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16.
[50] 轉引自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第86頁。
[51]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viii.
[5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169.
[53]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 1924p.166.
[54]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p.30.
[55]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166.
[56]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88.
[57] Marc Ferro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p.11.
[58] 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81頁。
[59] Ronald HyamBritain ' sImperial Century A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111.
[60]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9.
[61] 肯尼斯·摩根：《牛津英國通史》，王覺非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237頁。
[62] 同上書，第237頁。
[63] 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英國歷屆首相小傳》，第188頁。
[64]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50、51頁。
[65]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77.
[6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6p.34.
[67]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Longman and Green Co.1947 p.587.
[68] 這塊鑽石成為法國國王王冠上的寶石，並以「攝政王鑽石」而聞名，從1887年起作為法國王室珍寶在羅浮宮內展出。
[69] 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第42—43頁。
[70]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294頁。
[71]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7.
[72] 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第163頁。
[73] 同上書，第126頁。
[74]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LongmanGreen and Co.1947 p.444.
[75] P.J.Marshall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1996p.17.
[76]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1783—1833London1939p.253.
[7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42.
[78]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 British Imperial EpochNew Jersey 1970p.85.
[79] ②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438.
[80]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42.
[81]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1982p.331.
[82] J.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74p.188.
[83] 黑斯廷斯為第一任印度總督（1772—1785在任）。
[84] J.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74 p.192.
[85]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269.
[86]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1982p.65.
[87] T.A.Jenkins The Liberal Ascendancy 1830—1886Macmillan1994p.67.
[88] 轉引自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89] 肯尼斯·摩根：《牛津英國通史》，第511頁。
[90]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1997p.4.
[91] Martin Kitch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Macmillan 1996 p.22.
[92]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20—321頁。
[93] Klaus 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 Frank Cass & Co.Ltd.1963 p.364.
[94]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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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10.
[98]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13.
[99]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Macmillan 1985 p.viii.
[100] 小皮特：托利黨人，首相兼財政大臣（1784—1801，1804—1806）；喬治·坎寧：托利黨人，外交大臣（1822—1827）、首相（1827）；赫斯基森：托利黨人，貿易大臣（1823—1827）；皮爾：保守黨人，首相（1834—1835、1841—1846）；羅素伯爵：自由黨人，首相（1846—1852、1865—1866）；德比伯爵：保守黨人，殖民大臣（1833—1834、1841—1845），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達勒姆伯爵：上下加拿大總督、英屬北美各殖民地大總督（1838）；格雷伯爵：自由黨人，殖民大臣（1846—1852）；額爾金：保守黨人，加拿大大總督（1847—1854）；威克菲爾德：系統殖民理論的創立者和實踐者；查爾斯·布勒：殖民地改革家；莫爾斯沃思：殖民地改革家；帕默斯頓：自由黨人，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首相（1855—1858、1859—1865）；格拉斯頓：自由黨人，殖民大臣（1845—1846），首相（1866、1868—1874、1880—1885、1892—1894）；迪斯雷利：保守黨人，財政大臣，首相（1868、1874—1880）。
[101]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p.58-59.
[102] Ibid.p.42.
[103] ②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Macmillan 1975 p.91.
[104] ③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Macmillan 1975 p.91.
[105] L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Methuen London 1982p.101.
[106]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p.43.
[107]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3.
[108]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 pp.52-53.
002
[109]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0.
[110]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 1954p.141.
[111] 轉引自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第137頁。
[112] 同上書，第151頁。
[113] 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英國歷屆首相小傳》，第203頁。
[114] G.M.Young&W.O.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 1 London 1956 p.25.
[115]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p.62.
[116] 轉引自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第139頁。
[117] 轉引自金志霖主編《英國十首相傳》，第142頁。
[118] 馬里歐特：《現代英國》，第122頁。
[119]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162.
[120]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69.
[121] Frank Crowley Colonial Australi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Vol.I Nelson 1980 pp.551-552.
[122] HansardThird SeriesCLXVpp.1032 - 60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p.833.
[123] A.B.Keith ed.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Vol.IOxford1933p.330.
[12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824.
[125] Gordon Martel 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1986p.77.
[126] Parliament Papers1861XIII 423p.75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p.832.
[127]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70.
[128]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6p.58.
[129]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19頁。
[130]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1997 p.6.
[131] T.A.Jenkins Disraeli and Victorian ConservativeMacmillan 1996p.74.
[132]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 1924p.162.
[133]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121頁。
[134]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iv.
[135] T.A.Jenkins Disraeli and Victorian ConservatismMacmillan1996p.120.
[136]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69.
[137] 「麥克鮑德溫」是對英國工黨領袖麥克唐納與英國保守黨領袖鮑德溫名字的合稱。
[138] 「巴特蓋爾」是對英國保守黨財政大臣巴特勒與工黨財政大臣蓋茨蓋爾名字的合稱。
[139] 「格萊雷利」是對英國自由黨黨魁格拉斯頓與英國保守黨黨魁迪斯雷利名字的合稱。
[140] Bernard Porter 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 Delusions of Grandeur London 1983p.xii.
[141]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1982 pp.63-64.
[142] Bernard Porter 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 Delusions of Grandeur London 1983p.xii.
[143]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序言第2頁。
[144]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14.
[145] Ibid.p.315.
[14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3頁。
[147]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5 p.29.
[148]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92.
[149] Ibid.p.117.
[150]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Longman1985p.19.
[151] A.P.Thon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Macmillan1985p.viii.
[152] L.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Methuen 1982see the title.
[153]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5 p.29.
[154]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3.
[155]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86.
[156] A.Porter&R.Hollan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OverseasLondon 1988p.36.
[157]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協會所倡導的道德觀念，與帝國獲取物質利益的根本目標之間相對立。
[158]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4.
[159] R.R.Palmer&Joel Colton 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Since1815McGRAW-Hill Inc.1992p.650.
[160]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06頁。
[161] 李文業：《印度史——從莫臥爾帝國到印度獨立》，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2、97頁。
[162] John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305.
[163]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10頁。
[164] 同上書，第308頁。
[165] 錢乘旦主編：《現代文明的起源與演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頁—第21頁。
[16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頁。
[16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頁。
[168]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41頁。
[169]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27頁。
[170] 同上書，第29頁。
[171] 林承節主編：《殖民主義史》（南亞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頁。
[172] C.H.Philip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4—1834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89.
[173] J.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74p.197.
[174]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31頁。
[175]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31頁。
[17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2.
[177] 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居民中，流動遷徙的移民超過固定移民，而原土著居民數目又遠超過這兩類移民。
[178] Hansard26July1858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 London 1940 p.691.
[179]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176.
[180]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10頁。
[181]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卡·達塔：《高級印度史》，張澍霖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80頁。
[182]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14.
[183] D.G.Wright Democracy and Reform1815—1885 Longman1986p.117.
[184]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15.
[185]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Inc.1993p.118.
[186] 1853年公司特許狀再次續訂時，議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考察印度的公共教育，次年委員會提交報告，即著名的《伍德教育急件》，該報告成為建立英屬印度公共教育制度與體系的基礎。1857年印度最早的大學分別在加爾各答、孟買和馬德拉斯創立。
[187]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15.
[18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77.
[189]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324頁。
[190] J.Olson &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720.
[191] 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1765—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8.
[192]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32頁。
[193] Percival Spear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1740—1975Oxford1992 p.219.
[194]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卡·達塔：《高級印度史》，第835頁。
[195] Percival Spear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1740—1975Oxford1992 p.222.
[196]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卡·達塔：《高級印度史》，第839頁。
[197]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 London 1994 p.191.
[198] Ibid.p.192.
[199]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卡·達塔：《高級印度史》，第921頁。
[200]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177.
[201] R.K.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80 p.315.
[202] J.Olson &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568.
[203] 布萊恩·拉平：《帝國斜陽》，第33頁。
[204] 林承節主編：《殖民主義史》（南亞卷），第179頁。
[205]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47 p.675.
[206]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卡·達塔：《高級印度史》，第844頁。
[207] R.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Lawrence& Wishart Ltd.London 1953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