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都鐸時期英國與歐洲殖民強國的爭奪

  作為一個後起的小國，英國民族國家的建立及鞏固是在應對外部各種嚴峻挑戰後逐步實現的。著名學者羅斯托認為英國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他指出：「英國是一個處在占優勢的大陸之外的海面上的島嶼，它的民族主義是它所受到的一系列侵略和挑戰的結果。」「英國擺脫羅馬教會以及在16世紀擺脫支持羅馬教會的西班牙的勢力；伊莉莎白民族主義比較盛行的時期；在1688年開始的、在17世紀經過艱苦努力獲得的民族一致，以及同時進行的使英國擺脫荷蘭的所謂准殖民地關係的集中的努力……所有這一切就是反應性的民族主義發展的經過。」[49]很顯然，英國的這種反應性的民族主義是催生英國民族國家的強大動力。同時，伴隨英國民族國家的建立，英國的民族主義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發展。因此，當英國民族國家得以鞏固並發展之後，走出國門，參與世界競爭，力圖獲得民族優勢便成為英吉利民族乃至國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和民族意識發展的必然歸屬。

  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後起的英國開始了與歐洲其它強國的爭奪。這種爭奪一方面表現為英國通過外交努力，謀求與其它國家的平等國際地位並獲得有利的戰略態勢，外交活動成為鞏固英國統一和提升英國國際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直接通過戰爭，向殖民強國的霸權發起挑戰，為未來大規模的海外殖民擴張掃除障礙。

  亨利七世當政之時，英國在歐洲的地位相當低下，「百年戰爭」（The Hundred Years ' War）和「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使英國的元氣大傷。與法國、西班牙等歐洲諸國相比，英國在國際舞台上勢單力孤，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在16世紀上半葉，西歐列強的勢力均衡發生了徹底改變。前一時代英國侵略的對象——西班牙、法國均成為充滿活力、咄咄逼人的王權國家，正在為爭奪義大利而角逐。突然之間，英國被它們拋在後面。」[50]

  面對這一嚴峻局勢，亨利七世開始全面調整英國的內外政策。鑑於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消滅王位覬覦者以加強和鞏固王權，建立國內統一秩序。因此，亨利七世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是，通過外交活動為英國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統一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從而逐步提高英國的綜合實力及國際地位。為此，亨利七世為自己的外交政策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在十分關注自己的國際聲望的同時，儘量避免通過不必要的戰爭損害自己的利益」。[51]

  首先，亨利七世從現實主義出發，積極推行「和平外交」，儘量避免捲入國際紛爭特別是歐洲的紛爭，努力改善與歐洲國家的關係，以提升英國的國際地位。都鐸王朝初創時期，西歐兩強西班牙與法國之間的關係決定著整個西歐的國際局勢，是西歐外交的中心，英國等國的對外政策均以此為轉移。[52]因此，如何處理與法國、西班牙的關係是英國能否打開外交新局面的關鍵，能否贏得法、西的承認是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立足的關鍵。就英法關係而言，亨利七世即位之初，英法保持了相對平靜的狀態，但不久這一狀態就被布列塔尼（Brittany）公國問題打破。位於法國西北部但獨立於法國並與英國隔海相望的布列塔尼公國不僅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與英國的經濟聯繫非常密切。查理八世當政法國後即謀求吞併布列塔尼，以實現法國的完全統一。1486年，經過充分準備的查理八世開始對布列塔尼發動進攻。布列塔尼一旦落入法國之手，不僅大大增強法國的實力，而且對英國形成直接的安全隱患並損害英國的經濟利益，這顯然是英國所不願看到的。為了避免英法直接對抗，亨利七世曾寄希望於通過和平調解的方式，使法國放棄對布列塔尼的吞併，但沒有成功。1488年，亨利七世派兵進攻法國，以阻止法國對布列塔尼公國的吞併。英國進攻失敗，法國則在1491年底正式將布列塔尼合併。此後亨利七世雖然在國內反法勢力的推動下不得不向法國大規模派兵，並包圍了法國的布洛涅城（Boulogne），但考慮到和平更利於英國王權的穩定，且法國的綜合實力遠在英國之上，於是1492年，亨利七世與法王查理八世簽訂了《埃塔普勒條約》（Treaty of Etaples）。條約規定：英國終止對法國國王和領土的要求，保證彼此不支持對方的敵人，允許兩王國臣民平等通商，法王替英王償付對布列塔尼的債務，並在未來15年中每年付給亨利七世5 000英鎊的年金。[53]此條約雖然默認了法國對布列塔尼的合併，但也使都鐸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了法王的認可，英法實現了和平。為了有效遏制法國這一主要對手，亨利七世對歐洲大陸另一強國西班牙則採取了結盟外交政策，並將王室聯姻作為密切英西關係的重要手段。1488年3月，英西雙方就亨利七世之子亞瑟王子（Prince Arthur，1480—1502年）與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之女凱薩琳公主的婚姻問題，專門進行談判。1489年3月，英國與西班牙籤訂同盟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國的交往不受任何限制；兩國互為盟友，共同反對法國並對法作戰，未經雙方的商議，任何一方不得與法國言和、結盟、簽訂和約；兩國國王共同承諾互不支持對方的叛亂分子；太子亞瑟與凱薩琳公主之間訂立婚約；等。[54]1501年，亞瑟王子與凱薩琳公主正式成婚。亞瑟王子不久去世，亨利七世遂讓亞瑟的弟弟亨利繼娶凱薩琳，以維持英國與西班牙的聯盟。與西班牙王室的聯姻不僅使英國商人獲得了在西班牙經商的優惠條件，而且使都鐸王朝首次得到了歐洲強國西班牙的承認。為了營造和平的周邊環境，1502年，亨利七世與蘇格蘭簽訂永久和平條約，以圖實現雙方的和平。亨利七世還讓長女瑪格麗特同蘇格蘭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1473—1513）訂婚，以密切英格蘭與蘇格蘭的關係，制約蘇格蘭與法國的傳統聯盟關係，從而為日後不列顛的統一創造了條件。1507年，亨利七世又施婚姻外交，安排自己最小的女兒瑪麗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年）的長孫查理訂婚。此外，亨利七世還對英國的威爾斯和愛爾蘭政策進行適當的調整，採取和緩謹慎的策略，儘量滿足當地人的訴求，避免激化矛盾，以圖實現對兩地的有效統治。亨利七世的「和平外交」使英國逐漸擺脫了國際孤立處境，大大提升了都鐸王朝在歐洲強國中的威望。

  其次，亨利七世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積極推動英國的商業發展與貿易擴張。自中世紀後期以來，商業活動已經成為英國經濟生活的核心內容。然而，由於長期的戰爭與內亂，英國的商業發展受到極大的影響，英國商人在英國及國際市場上不具有競爭力，以至於像漢薩同盟等外部商業勢力在英國境內擁有特權，並擠占了英國本國商人的市場份額。在亨利七世看來，發展英國的商業和貿易不僅是鞏固王權、穩定政局的需要，而且是提升英國國家地位的前提。貿易與海權是英國未來發展的根本依賴。[55]為此，亨利七世當權後採取了一系列舉措，以推動英國的商業與貿易發展。一方面，亨利七世通過頒布相關法令限制外來競爭，以保護英國的商業發展。亨利七世時期曾兩次頒布《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 ），對外國商人在英國的經營活動及貨物的裝運進行限制；另一方面，亨利七世積極主動地推動本國商人的對外貿易發展。亨利七世通過與西班牙、丹麥、尼德蘭及佛羅倫斯等政府締結商約，為英國商人獲得良好的外貿環境，使英國商人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商獲得便利條件。比如，1489年的英西同盟條約就使英國商人在西班牙經商獲得了優惠條件；1490年英國與丹麥簽訂的條約規定，英國商人與其他國家商人一樣可以自由航行到波羅的海地區並在那裡經商；1496年與尼德蘭簽訂的通商條約，使雙方一度中斷的貿易關係得以重新確立，英國商人獲得了在尼德蘭除弗蘭德爾之外自由出售呢布的權利，隨後雙方又多次簽訂新的商約，英國商人的商業特權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對於英國商人和冒險家的海外市場拓展和探險活動，亨利七世則予以積極的支持。1496年，亨利七世向威尼斯航海家約翰·卡波特（John Cabot）頒發探險特許狀，授權其將發現的新土地納入英王的領地並以英王的名義進行統治。隨後，約翰·卡波特實施了兩次北美航行，抵達新大陸的拉布拉多等地，此為英國向北美擴張的開端。卡波特返英後，亨利授予其海上將軍稱號，並賜予獎勵。1505年，英國政府頒發特許狀對英國商人冒險家公司進行改組，使公司的權力及特權得到加強與擴大，推動了該公司的發展與繁榮，該公司後成為幾乎英國所有新貿易公司的榜樣。[56]亨利七世還通過對新造船隻發放補助金等方式積極支持英國航運業和造船業的發展，為英國的對外貿易與殖民探險創造條件。亨利七世的重商主義政策使英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明顯的發展，亨利七世時，其得自對外貿易的關稅中進口稅的收入就由32000鎊增加到42000鎊。[57]

  作為都鐸王朝的開創者，亨利七世的對外政策完全符合民族國家尚未形成時英國的實際，其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它一方面使英國獲得了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國內經濟得到發展、王權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使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得到承認和提高。因此，在亨利七世去世時，英國不僅經濟開始繁榮，而且成為歐洲政治秩序最好的國家之一，從而為英國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及未來英國參與歐洲、國際競爭奠定了基礎。

  18歲即位的亨利八世是一位個性極為張揚的英國君主。得益於其父的豐厚遺產，亨利八世在任期間對其父的外交政策進行了重要的調整和改變。亨利八世一方面通過宗教改革和進一步加強王權，極力樹立英國在歐洲的大國形象和獨立自主的地位，伸張英國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實行進攻性的對外政策，積極主動地捲入歐洲紛爭，以攫取更多的利益。

  如果說亨利八世在其統治中期熱衷於進行宗教改革的話，那麼在其統治初期和晚期則將介入爭奪歐洲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亨利八世當政之初，因與西班牙王室存在著聯姻關係，英西同盟關係繼續維繫。當時，德、法為爭奪義大利在歐洲鬧得不可開交，導致教皇及許多國家紛紛捲入。1511年，作為西班牙國王女婿的亨利八世加入反法聯盟，與西班牙一起共同對法作戰。1513年，亨利八世以保護教皇為名，聯合西班牙進攻法國，亨利八世親自指揮占領了法國北部的兩個小鎮。法國的盟友蘇格蘭的軍隊也在英國北部被打敗。對外戰爭的小勝使亨利八世更加雄心勃勃，並萌生出左右歐洲大局的願望。1518年，亨利八世在倫敦主持召開了旨在調解歐洲諸強國之間關係的會議，並簽訂了維護歐洲和平的《倫敦和約》。儘管該和約只是一紙空文，但亨利八世的個人慾望得到了一次滿足。1520年，亨利八世與當時既是西班牙國王又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查理五世兩次舉行會晤，旨在共同對付並征服法國。1521年，亨利八世又在加萊主持了調解法國與西班牙戰爭的會議。隨後，亨利八世又兩次推薦其國務大臣沃爾西（Thomas Wolsey）出任羅馬教皇，儘管最終均告失敗，但亨利八世的野心昭然若揭。1522年，亨利八世又與查理五世結盟對法國作戰，1523年甚至逼近巴黎，但結果卻因英軍缺乏鬥志和查理五世未能提供及時援助而一無所獲。巨額的軍費開支和民眾的強烈反對迫使亨利八世停止了對法戰爭，而查理五世則捷報頻傳，先是在義大利戰爭中大敗法軍，後又控制了羅馬教皇，乘機掌控了處理歐洲事務的主動權，英國反而在歐洲遭到孤立。

  

  此後，亨利八世利用歐洲相對和平之機，強力進行宗教改革。通過宗教改革，英國基本消除了羅馬教皇對英國國內事務的干涉，導致英國形成完全的民族主權國家，大大提升了英國的國際地位。因此，宗教改革基本完成後，隨著王權的逐步穩固，亨利八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於對外戰爭。此時，亨利八世繼續與西班牙結盟，共同對英國的宿敵法國展開鬥爭。

  為了穩固後方、避免兩線作戰，亨利八世首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營造有利於同法國作戰的周邊環境，以解除後顧之憂。其政策的重點是加速對威爾斯、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吞併與征服，以實現不列顛的空間整合，壯大英國的整體實力。

  相對而言，威爾斯問題的解決比較順利。1536和1543年，英國議會先後制定新法案，廢除威爾斯舊法律，在威爾斯實行英格蘭的法律及郡制，將威爾斯全境分成十二郡，各郡由從本地紳士中提拔的治安法官處理一切事務，並在英國議會中為威爾斯的代表分配了24個席位。英國通過對威爾斯上層階層的拉攏基本實現了對威爾斯的合併。

  愛爾蘭「一直是反對新興都鐸王朝的舞台」[58]。為了防止外來勢力利用愛爾蘭進攻英格蘭，亨利八世政策的基調是加強對愛爾蘭的政治控制並推進同化政策。1541年6月，受英國操縱的愛爾蘭議會宣布亨利八世為愛爾蘭國王，並規定「愛爾蘭是和屬於英王的英格蘭領土永遠聯合、合併、聯結在一起的」。[59]從此，愛爾蘭人在愛爾蘭政府中更無地位，愛爾蘭議會為英國所遙控，一切大權都掌握在英國委派的駐愛大臣（Lord Deputy）[60]手中，英國的法律成為愛爾蘭的法律。隨後，使愛爾蘭「英國化」的政策相繼出台，其內容主要包括：（一）按英國人的模式改革愛爾蘭教會，即教義上保持天主教的信條，管理上則全歸英王。（二）英王的意志至高無上，由英王代表取代當地領主統治全國。（三）將英王同愛爾蘭貴族和諾曼貴族的關係通過條約形式加以確定，在這些貴族降服的條件下，英王將保留他們的領主權和土地。（四）提倡英國語言和「禮教」，禁止使用愛爾蘭語言和文化，違者嚴懲，努力將愛爾蘭改造成第二個英格蘭。[61]亨利八世的政策初步割斷了羅馬天主教與愛爾蘭的從屬關係，建立了英國對愛爾蘭的新的從屬關係。在他統治時期，愛爾蘭最大的首領和領主中有四十個歸順了英王，英國的統治權擴展到了倫斯特（Leinster）並逐步向芒斯特（Munster）推進。由此可見，亨利八世時期，英國與愛爾蘭的統一性取得了重要進展。

  都鐸王朝建立之前，英格蘭與蘇格蘭作為兩個分治的王國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亨利七世曾試圖利用聯姻關係，換取雙方實現友好和平。但是好景不長。1513年9月，亨利八世出兵北征蘇格蘭，引發了一場自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39—1307）以來最為殘酷的戰爭。不斷的戰爭和敵對狀態為外來勢力特別是法國勢力插手蘇格蘭提供了機會。詹姆士五世（James V，1512—1542）成為蘇格蘭國王后，先後娶法王弗蘭西斯一世的女兒和吉斯公爵（Duc de Guise）的女兒為妻，逐漸與法國親近。1542年，詹姆士五世去世，其女瑪麗·斯圖亞特（Mary Stuart）繼承蘇格蘭王位。為了確保對法戰爭的勝利，亨利八世於1543年強迫蘇格蘭人簽訂了《格林威治條約》，企圖通過英國愛德華王子與瑪麗·斯圖亞特聯姻的方式，實現兩個王國的聯合。當一切準備就緒後，亨利八世與西班牙約定在1544年春共同發動對法戰爭。不料後來西班牙與法國簽訂了和約，英國只得硬著頭皮單獨與法國作戰。1546年，由於法國作出讓步，承認《格林威治條約》，英法戰爭結束。在蘇格蘭問題上，亨利八世至死都未能讓蘇格蘭人降服。因此，英國政治家邱吉爾曾作出這樣的評論：「亨利在蘇格蘭一無所獲，他不願意寬宏大量地同蘇格蘭人和解，又沒有力量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的意志。在以後的五十年裡，他們給亨利身後的幾代國王增添了許多煩惱。」[62]

  出於對外戰爭與殖民爭奪的需要，也為了真正實施《航海條例》，亨利八世時期開始大規模發展英國的海軍力量。他不僅將亨利七世開闢的樸茨茅斯船塢加以擴建，而且在泰晤士河開闢海軍基地，興建新船廠，大力建造新型艦船。整個亨利八世時期，英國共建造了47艘軍艦，其中排水量最大的達到1200噸。[63]為了提升英國海軍的戰鬥力，亨利八世對海軍的行政管理進行改革，設立海軍事務委員會等機構，使各海軍官員在海軍大臣的領導下各司其職，海軍建設逐漸走向正規化和制度化。亨利八世還通過頒布和實施《航海條例》發展英國的航運業，從而為英國海軍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亨利八世對海軍發展的重視奠定了未來英國海軍力量發展的基礎，因此亨利八世有「英國海軍之父」之美譽。另外，亨利八世還在英國的沿海一帶構築堡壘並加強要塞的防衛力量，以增強英國的國家安全保衛能力。

  亨利八世的對外政策特別是戰爭政策在英國備受質疑。因為連續不斷的對外戰爭不僅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就，反而勞民傷財，致使英國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據統計，1511—1547年間，亨利八世在同法國、蘇格蘭戰爭中花費的錢財就達2134784英鎊。[64]這在英國國內引起強烈不滿，甚至出現地方的反叛，就連亨利八世的重要謀臣托馬斯·克倫威爾也對亨利八世捲入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評。[65]這表明，剛剛形成民族國家的英國此時尚不具備稱霸歐洲的基本條件。但是，亨利八世的對外政策絕非個人心血來潮，實際上它是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吉利民族意識發展的必然結果，它表明英國民族國家甫一形成就將歐洲乃至世界作為自己活動的舞台，這種強烈的獨立自主、稱霸擴張意識對後世英國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有人這樣評價亨利八世：「歷史上沒有哪一位統治者在他所處的時代留下如此深刻的影響，以及激情做事的程度和長期遭受的爭議。」[66]亨利八世去世後，愛德華六世的錯誤外交及瑪麗女王對西班牙的投靠，使得英國的國際地位嚴重下降，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舞台毫無競爭力。

  伊莉莎白女王即位時英國面臨的國際地緣政治局勢十分不利。當時歐洲大陸兩強西班牙和法國都對英國虎視眈眈，弱小的英國甚至成為「兩條狗爭奪的一塊骨頭」。[67]因此，如何處理與西、法兩國的關係是擺在伊莉莎白女王面前首要的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依照英國面臨的情勢及英國的利益關係，伊莉莎白女王一改亨利八世和瑪麗一世時期把宗教信仰是否一致作為英國外交基本出發點的做法，將維持歐洲國際政治中的均勢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極力推行均勢外交政策，不希望西班牙和法國有任何一方變得過分強大。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是使弱小的英國儘量避免過多捲入歐洲大陸的軍事紛爭，創設和維護國內安定的環境，為國內政治經濟發展服務。

  伊莉莎白女王統治前期即16世紀60年代末以前，女王對外政策的基調是利用西法矛盾，聯合西班牙，與法國抗衡。伊莉莎白女王實施這一政策的基本原因是：一方面，此時的法國對英國的威脅最大。自諾曼征服以來，英法兩國大多處於敵對爭鬥狀態。法國收復加萊後，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峽南側的交通要道，這不僅對英國在大陸的活動空間形成擠壓，而且直接威脅到英國本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法國還利用與蘇格蘭的盟友關係，插手蘇格蘭事務，利用蘇格蘭反對英格蘭，甚至法國還支持蘇格蘭女王瑪麗爭奪英國王位；另一方面，英西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英西雙方在經濟上結成了親密的貿易夥伴；在國際政治鬥爭中，西班牙是英國的國際支柱，是在歐洲大陸與法國抗衡的重要力量。對此塞西爾在1565年底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沒有哪一位英國君主在沒有得到勃艮第家族友好的情況下得以存在，沒有哪一位君主比英國女王的盟友更少，沒有哪一位君主比女王更需要朋友和強國的支持。」[68]

  為了實現聯西抗法的目標，伊莉莎白女王首先利用宗教政策，進行宗教外交，以緩和和修補與西班牙的關係。伊莉莎白女王即位時，出於國家統一和團結的考慮，必須面對宗教改革問題。而英國的宗教問題不僅是內政問題，而且直接牽涉到英國與其它歐洲大國以及羅馬教皇的關係。女王深知，維持並鞏固英西聯盟的重要前提是與羅馬教皇改善關係，而改善與教皇的關係又需要西班牙的支持，因為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與教皇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為此，伊莉莎白女王在宗教政策方面採取了靈活折中的辦法，避免任何過激的行為，以防止來自大陸天主教勢力的威脅。一方面，她對自己的新教立場採取含蓄的態度，故意掩飾，以至於一些天主教徒在呈送給羅馬教皇的報告中普遍存在這樣的錯覺：英國人勢不可擋地忠於古老信仰，宗教革命只不過是少數貪婪貴族、叛徒神父和冒險家所為，他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了國家，但伊莉莎白本人並不仇恨教會，如果能夠讓她擺脫顧問們的邪惡勸諫，也許可以引導她恢復天主教。[69]另一方面，伊莉莎白女王在其頒布的重要法令和公告中，儘量使用和解的語言，以免遭到天主教世界的反感。「在她統治前期所發布的第一個官方文件里，在她的一些稱號的末尾，她用『等等』字眼代替她的父王和兄弟統治時期曾採用的『教會最高首腦』這個稱號。」[70]1563年教士會議通過的《三十九條教規》實際上是愛德華六世頒布的《四十二條教規》的修訂本，其中對最激進的新教規定做了修改。即使這樣的教規，伊莉莎白女王直到1571年被教皇開除教籍後才予以批准。伊莉莎白女王的宗教政策不僅維護了國內的教派團結，也保持了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從而維護了英國的政治利益。正是由於西班牙的支持，英國在結束對法戰爭的談判中，獲得了有利地位，並迅速在1559年4月與法西等國簽訂《卡托-康布雷錫和約》（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使英國從戰爭中擺脫出來，也使信奉新教的伊莉莎白女王得到兩大天主教國家的承認。西班牙菲利普二世還多次阻止了教皇試圖在英國恢復天主教的行動，並一再力勸教皇不要急於開除伊莉莎白的教籍。

  伊莉莎白女王的大陸均勢政策在其婚姻外交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伊莉莎白女王即位時只有25歲，其婚姻問題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成為政治問題。許多國家的王公都期望通過「征服」伊莉莎白而征服英國，這使女王意識到其婚姻問題並不是個人的私事。假如「同歐洲的某個國王結婚將會使她捲入這個國家的歐洲政策，也會使她被丈夫的敵人所仇恨」。[71]為了國家的利益，伊莉莎白女王遂將其婚姻問題作為實現英國對外戰略的重要手段，巧妙地利用法西之間的矛盾，施展婚姻外交，以分化針對她的歐洲聯盟。西法兩國都有與伊莉莎白聯姻的願望。早在女王即位之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即派使臣前往英國提出與伊莉莎白聯姻的問題，此時女王深知她與菲利普的婚姻談判註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正是女王的姐姐瑪麗一世與菲利普的婚姻把英國拖入了對法戰爭，導致英國失去了在大陸的最後一塊戰略據點加萊；況且，女王和菲利普二世在宗教信仰上也難以調和。但是，面對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伊莉莎白女王並未立即予以拒絕，而是採取了拖延戰略，使菲利普二世一直存有希望，以保持英國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起初，女王對菲利普二世的求婚持歡迎態度並盛情款待西班牙的使臣，但總是以各種藉口遲遲不予答覆。當實在無法搪塞時，她就乾脆表示不想結婚。在她看來，「兩國君主聯姻中得到的好處，也同樣可以從他們之間保持的良好友誼中得到。她用一種惡作劇幽默的口吻問菲利普二世，她怎麼可能和她的姐姐的丈夫結婚而不使她的父親蒙受恥辱呢？而她的父親是和她哥哥的妻子斷絕了關係的」。[72]此外，為了謀求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伊莉莎白女王從1562年起積極主動地與神聖羅馬帝國就其與查理大公的婚姻問題，進行談判。雙方的談判雖然同樣以失敗告終，但女王的目的是非常明顯的，即通過與西班牙關係密切、又同為天主教國家的神聖羅馬帝國，加強英西關係。伊莉莎白女王的婚姻外交是成功的，它使女王當政前十年的英西之間基本保持了友好關係，這為聯西抗法創造了條件。

  當國內統治地位基本鞏固、英西友好關係基本確立後，伊莉莎白女王便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英國的主要威脅法國。女王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蘇格蘭問題，打擊和削弱法國的勢力和影響。作為英國的北鄰，蘇格蘭對英國的利益與安全至關重要。但是，長時期的兵戎相見不僅使兩國人民互為敵人，而且使蘇格蘭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瑪麗·斯圖亞特在蘇格蘭當政期間，蘇格蘭的法國勢力迅速發展，蘇格蘭儼然成為法國的一個省。1559年7月，法王亨利二世去世，瑪麗·斯圖亞特的丈夫繼承王位。由於新王年幼無知，所以法國政權實際為篤信天主教的吉斯家族所掌控。因此，無論是從宗教的立場，還是從幫助瑪麗·斯圖亞特爭奪英國「合法」王位的角度，法國都會藉助蘇格蘭，威脅英國。1559年，不滿於瑪麗·斯圖亞特宗教壓迫的蘇格蘭新教領袖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回國，蘇格蘭新教徒遂爆發大規模起義。伊莉莎白深知，若這次反叛失敗，法國軍隊將會全面控制蘇格蘭，爾後入侵英國將她趕下王位，最終建立強大的法、蘇、英三國聯盟。因此，伊莉莎白女王決定介入蘇格蘭內亂，並希望藉助改革派的力量從蘇格蘭趕走外部勢力。起初，英國主要是在暗中秘密資助起義軍。1560年2月，面對蘇格蘭人在戰場上的糟糕表現，伊莉莎白女王授權與蘇格蘭簽訂了《貝里克條約》（Treaty of Berwick）。該條約規定：蘇格蘭保證在將來的英法衝突中支持英國；鑑於法國企圖征服蘇格蘭並把其統一到法國王權之下，英國接受蘇格蘭人的請求，答應保護蘇格蘭的自由、獨立，使其免受征服。與此同時，英國一方面通過外交策略，利用法西之間的矛盾，阻止了西班牙準備對蘇格蘭進行的武裝干涉；另一方面進行積極備戰，不惜與法國一戰。3月，英國出兵蘇格蘭，英蘇聯合圍困法軍，內憂外患的法國被迫提出和平談判。7月6日，法、蘇、英簽訂了《愛丁堡條約》，條約規定英格蘭與法國均從蘇格蘭撤軍，蘇格蘭由貴族會議統治；承認伊莉莎白繼承英格蘭王位的權利。[73]《愛丁堡條約》基本解決了蘇格蘭問題，消除了法蘇同盟對英國構成的威脅，從而使不列顛島實現了一段時間難得的和平。

  伊莉莎白女王在其執政的前十年，通過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建立並維持了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能持久，因為雙方始終存在的矛盾與利益衝突必然會損害它們之間的關係。16世紀70年代以後，伊莉莎白女王的外交政策發生重大調整，聯法抗西成為英國大陸均勢政策的基本主線。女王對外政策的調整源於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首先，英國政局的相對穩定及經濟發展是英國對外政策調整的推動力。伊莉莎白女王在其統治前期，極力維護英國的穩定並促進經濟發展。進行宗教改革、結束對法戰爭、解決蘇格蘭問題、囚禁並處死瑪麗·斯圖亞特等一系列舉措，實現了英國的政治統一與穩定；推行貨幣改革、扶植農業發展、規劃呢絨生產、獎勵造船業、鼓勵技術進口與外來移民、實行重商主義以擴大海外貿易等政策，促進了英國經濟的復興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政局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不僅直接強化了英國的獨立自主意識，而且為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隨著英西矛盾的發展，西班牙已經成為英國的首要敵人。就經濟利益而言，隨著經濟與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英國迫切需要擴大海外貿易市場和建立海外殖民地，這就勢必要與當時的海外殖民大國西班牙發生衝突。1494年的「教皇子午線」（Papal Meridian）使西班牙獲得了壟斷該線以西所發現的非基督教土地的特權，對此英國一直不予承認。1561年塞西爾就曾明確告訴西班牙大使：「教皇無權瓜分世界，也無權把土地給予他所喜歡的任何人。」[74]1580年西、葡合併後，西班牙實際上獨占了世界海洋貿易，海外屬地大大增加，經濟與軍事勢力進一步增強，從而打破了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同時，西班牙對尼德蘭的政治控制、經濟掠奪與宗教迫害，也嚴重損害了英國與尼德蘭的傳統貿易關係。顯然，西班牙越來越成為英國對外擴張的主要障礙。就政治關係而言，英國與西班牙之間因蘇格蘭的瑪麗·斯圖亞特而不可調和。1560年親政後的瑪麗·斯圖亞特曾圖謀藉助英國和歐洲的天主教勢力，推翻伊莉莎白一世的統治。瑪麗·斯圖亞特的圖謀得到西班牙的支持。1586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密謀勾結英國的天主教勢力，謀害伊莉莎白女王，支持瑪麗·斯圖亞特取而代之。該計劃敗露後，伊莉莎白女王採取果斷措施，將瑪麗·斯圖亞特送上斷頭台。處死瑪麗·斯圖亞特使西班牙藉助瑪麗插手甚至控制英國的圖謀完全落空。再次，此時的法國由於連續爆發內戰，實力遭到削弱；加上執掌法國政權的已不是與英國為敵的吉斯家族。因此，法國已不再是英國的主要敵人。相反，法國出於對西班牙的恐懼，也願意與英國聯合。

  為了實現聯法抗西目標，個人婚姻問題再次成為伊莉莎白女王使用的重要工具和籌碼。1569年8月，伊莉莎白女王向法國大使明確表示願意就與法國王位繼承人安茹公爵的聯姻問題進行商談。次年，兩國的聯姻談判開始進行。對於伊莉莎白女王來說，她只是企圖利用聯姻談判化解英法的敵對關係，使法國對英友好，根本沒有與安茹公爵結婚的打算。因此在隨後的談判中，女王在宗教分歧上大做文章並態度強硬。這場婚姻談判雖然註定沒有結果，但它卻為英法改善關係創造了條件。1572年4月，英法簽訂了《布盧瓦條約》（Treaty of Blois）。該條約確立了英法之間的聯盟關係。根據條約，英法兩國中一方遭到他國進攻時，另一方有進行適當的軍事援助的義務；法國為英國設立呢絨和羊毛貿易中心。條約還就蘇格蘭問題達成共識，雙方同意聯合調解蘇格蘭衝突，並將全力阻止任何外國軍隊進入蘇格蘭。很顯然，此條約主要是針對西班牙的。當然，出於維持大陸均勢的考慮，英國並未完全割斷與西班牙的關係。1575年3月，英西達成協議，從而恢復了英西之間的友好關係。[75]

  安茹公爵與伊莉莎白女王的婚姻談判失敗後，法國又推出另一位求婚者安茹公爵的弟弟阿朗松（Alen？on）。1578年，女王與法國均表示願意進行聯姻談判。此時，阿朗松正準備實施干涉尼德蘭的計劃。女王的意圖是通過聯姻談判，利用阿朗松在尼德蘭打擊西班牙勢力，甚至把法國拖入與西班牙的戰爭；同時在法國國內形成有利於英國的局勢。這次婚姻談判歷時十年之久。其間，伊莉莎白女王利用各種手段以顯示她對這次聯姻的誠意，使法國對英國心存希望，也使西班牙對英法聯盟心存畏懼而不敢輕舉妄動。

  對英國來說，維持英法聯盟關係旨在反對當時的主要威脅西班牙。為了增強對付西班牙的力量，伊莉莎白女王甚至主動與奧斯曼帝國進行接觸，以尋求外交結盟。1578年，女王通過倫敦商人代表捎信給土耳其素丹，希望開拓英國在土耳其的貿易活動。不久，女王又致信素丹，說明西班牙的威脅及英國的強大，明確表示英國願意與土耳其建立反對西班牙聯盟。儘管英國的願望沒有實現，但女王的外交目標是顯而易見的。16世紀70—80年代，英國與西班牙的對抗主要圍繞尼德蘭革命而全面展開。1566年，尼德蘭爆發反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次年，西班牙派阿爾瓦公爵（Duke of Alva）率大軍前往鎮壓，並支持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反對英國在愛爾蘭的統治。在英國看來，如果西班牙實現了對尼德蘭的完全控制，將對英國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正如後來英國一次議會上議員們所一致表達的，一旦低地國家為西班牙國王所征服，西班牙國王將成為英法海峽的主宰。[76]因此，英國一方面通過與法國的聯姻談判，利用法國的力量在尼德蘭打擊西班牙的勢力；另一方面直接幫助尼德蘭的革命者反對西班牙。1572年4月，在英國的支持下，尼德蘭北方革命出現高潮。同年7月，英國的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率領一支志願部隊登陸尼德蘭的弗拉辛（Flushing）。1585年5月，菲利普二世下令扣留了停泊在伊比利亞半島各港口的英國船隻，以示報復。英西矛盾加深，伊莉莎白女王遂堅定了與西班牙對抗的決心。1585年8月，伊莉莎白女王與尼德蘭締結條約，雙方約定：尼德蘭將弗拉辛和布里爾讓給英國，以作為償還軍事開支的抵押；女王向尼德蘭起義軍提供由5000步兵和1000騎兵組成的援軍，並負擔軍隊費用；聯合省有義務幫助英國共同抵禦進入英法海峽的敵國艦隊。[77]同年12月，伊莉莎白女王派萊斯特伯爵率軍占領尼德蘭的弗拉辛，以防止尼德蘭被敵國占領，同時保護英荷之間的傳統貿易聯繫。英國對尼德蘭革命的支持不僅消耗了西班牙的大量財力，而且使菲利普二世相信要徹底制服尼德蘭人，就必須擊敗英國，英西矛盾進一步激化了。所以，「英國為了本國的利益出兵尼德蘭，實際上開始了對西班牙的戰爭」。[78]

  面對英國的不斷挑戰，不可一世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決心組織軍隊進攻英國，以教訓一下伊莉莎白「這個老是邪里邪氣的、哈哈大笑的、無法形容的女人」及其統治下的國家。[79]在西班牙看來，英國經過亨利八世和伊莉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已經成為新教國家，作為歐洲天主教重要堡壘的西班牙有責任代表天主教為宗教信仰而戰；英國對尼德蘭的支持嚴重破壞了西班牙歐洲政策的實施，阻礙了西班牙在歐洲的勢力擴張；伊莉莎白女王對大西洋海盜的支持與庇護不僅給西班牙的經濟利益造成了嚴重的損失，而且直接從根本上挑戰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西班牙的殖民和海上霸權。為此，西班牙一直在為入侵英國加緊準備。1587年2月，蘇格蘭的瑪麗·斯圖亞特被處決。於是，菲利普二世公開提出對英國王位的要求，宣稱作為異教徒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無權繼承英國王位，而自己既是愛德華三世的後裔，又曾是伊莉莎白的姐姐、前英國女王瑪麗·都鐸的丈夫。菲利普二世立即在加的斯（Cadiz）港集結艦隊，打算派一支艦隊前往英吉利海峽，將西班牙駐尼德蘭總督帕爾馬公爵（Duke of Parma）的三萬軍隊運往英國，共同與英國作戰。針對西班牙的舉動，英國方面立即採取反制措施，1587年4月，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領23艘戰艦對加的斯港發動了突然襲擊，輕而易舉地摧毀了西班牙約30艘戰船。隨後的近兩個月內，德雷克艦隊在西班牙沿海一帶繼續燒船劫物，給西班牙造成了重大損失。這次被德雷克稱為「燒焦西班牙國王的鬍子」的行動，打亂了西班牙的行動計劃，推遲了西班牙艦隊出動的時間，為英國備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為了迎戰西班牙，英國做了充分的準備。海軍大臣查爾斯·霍華德勳爵（Lord Charles Howard）和德雷克爵士分別被任命為皇家海軍艦隊正副司令，約翰·霍金斯、馬丁·弗羅比歇（Martin Frobisher）等英國著名海上冒險家充當他們的助手。為了鼓舞英國人的士氣，伊莉莎白女王親自檢閱部隊，並發表演說進行戰前動員。

  1588年5月，菲利普二世派麥迪納·西多尼亞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率領重新集結的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從里斯本啟航。西班牙無敵艦隊此行的戰略計劃依然是前往英吉利海峽，與帕爾馬公爵指揮的西班牙遠征軍會師，然後共同進攻英國。7月19日，西班牙艦隊進入英吉利海峽，英國艦隊則從普利茅斯港出迎。起初幾天，英國艦隊採取尾隨戰術，伺機而動。此時，如果西班牙艦隊在英國艦隊剛出港時就從上風處發起攻擊，那麼就會給英國人以致命的打擊。但是由於西多尼亞公爵嚴格按照菲利普二世的命令，率艦沿英吉利海峽北上，前往與帕爾馬公爵會師，從而把上風處的優勢讓給了英國人。[80]

  7月27日，西班牙艦隊到達加萊港附近海面。因為要與帕爾馬公爵會合，加上沒有深水港，西多尼亞便下令艦隊在公海上拋錨。28日夜，英軍派出6艘火攻船滿載著炸藥向敵船駛去。西班牙艦船見狀隊形大亂，它們爭相砍斷纜繩，在相互碰撞中向遠海方向四處逃散。接著，英國艦隊遠程大炮的威力得到充分發揮。在英軍的追擊下，西班牙人毫無還手之力，死傷慘重。隨後，逃散的西班牙軍艦隻能被風吹著向北逃竄，而英軍則窮追不捨，加上蘇格蘭和愛爾蘭海岸的惡劣天氣及大西洋的颶風，西班牙艦隊遭受更大的災難，結果，許多艦船及5 000多名士兵葬身大海。9月23日，西多尼亞率領無敵艦隊殘餘的大約50艘艦船回到西班牙港口，西班牙損失了約一半兵力，此次英西海戰以西班牙的慘敗而告終。一位當時的英國人這樣自豪地寫道：西班牙人「沒有擊沉或者俘獲我們一條三桅船、小帆船、駁船或補給船，甚至連一個英國羊圈也沒能毀掉」。[81]

  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失敗雖然並不意味著英西戰爭的結束，此後英西之間的戰爭仍時斷時續。為了進一步削弱西班牙的海上實力、建立自己的海上優勢，伊莉莎白女王採取積極的進攻戰略，分別於1589年、1595年、1596年和1597年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對西班牙的遠征，而不願放棄世界霸主地位的菲利普二世也三番兩次地組織遠征隊，企圖進攻英國。雙方的基本戰略目標均未能實現，但是對英國來說，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英國通過此戰打破了西班牙人不可戰勝的神話，嚴重動搖了西班牙所建立的海上優勢和世界霸權，英國初步控制了大西洋航線，為以後進行大規模殖民擴張、發展海外貿易掃除了重要障礙。因此，這次海戰「是跨越海洋的商業戰爭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戰」[82]，「是西班牙優勢地位的終結，是英國在國際政治中走向強盛的開端」[83]。因為，通過對西班牙的戰爭，英國的海軍實力得到了檢驗，優先發展海上力量成為此後英國政策的重點，而「英國的海上力量為其贏得的主要好處可能是殖民地和商業」。[84]在與西班牙人的戰爭中，英國人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自信，此戰之後，英國國內的民族情緒十分高漲，要求擴大海戰和加強海外擴張的輿論甚囂塵上。文人墨客們對由伊莉莎白女王激起的英國的民族精神大加頌揚。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在其劇本《約翰王》中充滿自信地寫道：「儘管全世界都是我們的敵人，向我們三面進攻，我們也可以擊退他們。只要英格蘭對它自己盡忠，天大的災禍都不能震撼我們的心胸。」[85]顯然，伊莉莎白後期，英吉利民族意識已膨脹到高潮，這種高潮一直延續到17世紀，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謀求海外帝國的思潮。

  伊莉莎白一世為英國開創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就對外政策而言，伊莉莎白女王繼承和發揚了亨利七世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充分依照國內、國際形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依歸，靈活巧妙地展開均勢外交活動，從而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強固並極大地提高了英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通過對殖民強國西班牙的戰爭並取勝，英國人開始將自己的目光更多地從歐洲轉向更廣闊的世界，英國向海外殖民擴張特別是向美洲擴張的道路被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