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施政「副眾心之所求」

  曹操立魏當途，一向遵循的是「亂世用重典」的法家手法。《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記載：

  太祖（指曹操）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

  讀到這個故事時，當我們在為曹操的「執法嚴明、不阿權貴」而拍手稱快之際，卻不應該忘記這樣一個細節：其實，大權閹蹇碩的叔父僅僅是犯了宵禁，便被曹操斃於杖下，是否未免太過苛酷了？

  《史記·李廣列傳》里寫道：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依《漢律》，那時的李廣犯了宵禁也只是被扣在亭舍滯留了一個晚上。然而到了曹操手底下，竟成了「杖刑而斃」？由此可見，曹氏重刑過濫、恃強越度，是他固有的行事之風。

  而正是在曹操以身作則的帶動和影響之下，曹丕、曹叡等人基本上都堅持了他的法家嚴酷之術，而未做到與時俱進、與民為安。曹丕以私怨而濫殺鮑勛、曹叡以校事而苛察百官，都是曹氏法家嚴酷路線的流弊。所以，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才在《讀通鑑論》中評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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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網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群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為萑葦之寇，乃蘊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遊卒歲也，其情亟矣。

  司馬氏集團當國掌權之後，卻一反前軌，為收攬民心，令賈充、鄭沖、荀顗等大臣在漢律的基礎上修訂法律，他們的具體做法有：「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避免濫刑於眾；「省禁錮相告之條」，破除魏室先前密網般的「校事特務統治」；「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對犯有輕罪的老人、少年及女性等弱勢群體，施行罰金或杖刑時，一律減半處置；「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正式以禮教訓導取代了刑名之偏枯，以禮為法，以德治民。當然，司馬氏這些舉措也有時難免會流於形式、流於虛儀，但的確充滿了儒家化的人情味兒。

  （司馬昭）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系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摘自《晉書·刑法志》）

  據此，王夫之評論司馬氏集團「用賢恤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縉紳以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公開肯定了他們的律法條令比曹魏集團更加寬和、更加進步、更加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