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致命的出行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天，漢密爾頓似乎鬱鬱寡歡，但並不顯得焦慮。他仿佛平靜地接受了自己前去捍衛榮譽的決定，並打算同家人一起度過剩下的時光。7月8日一個爽朗的周日清晨，他和艾麗薩帶著孩子們漫步在格蘭其莊園綠蔭如蓋的草地上。約翰·丘奇·漢密爾頓回憶說，父親回到家後，讓家人圍成一圈，聽他「按照新教聖公會的規矩朗讀的晨誦」。[1]下午時分，「在家門前的一棵樹下，孩子們圍在他身旁，一起躺在草地上，直到繁星在夜空中閃耀」。[2]

  

  7月9日早晨，漢密爾頓在格蘭其莊園告別了艾麗薩，坐馬車去了曼哈頓下城區，他在柏樹街54號的寓所中草擬了一份遺囑。他指定約翰·丘奇、尼古拉斯·菲什和納撒尼爾·彭德爾頓為遺囑執行人。在這份文件中，他再次聲明——更多地出於希望而非真的確信——他的固定資產能夠抵償他的債務：「我向上帝祈禱，但願能留下一些供妻兒生活和讀書的財物。」[3]作為一個致力於維護財產權和契約神聖不可侵犯的人，他還對債權人的命運感到擔憂：「我懇求我親愛的孩子們，如果他們或者他們中的某一個有能力的話，就請把未清償的部分給償還掉吧！」[4]他再次表達了他的殷切期望，希望斯凱勒家族的財富會幫助艾麗薩，「或許她繼承的那份遺產能使她免受貧困之苦」。[5]做事向來一絲不苟且井井有條的漢密爾頓，卻在艾麗薩未來的償付能力這個重要問題上留有疑問，這實在令人費解。

  伯爾覺得，等待決鬥是令人無法忍受的事情，他告訴威廉·范·尼斯，他希望最好下午決鬥，並表示不介意「再拖一天」。他發牢騷說：「從7點到12點是我最不喜歡的（時間），但我們別無他選，只能按時赴約。」[6]一般情況下，外科醫生會在決鬥現場，漢密爾頓推薦了他的朋友大衛·霍塞克醫生。伯爾似乎傾向於不要醫療護理，在給范·尼斯的信的末尾他還加上了這樣一段莫明名其妙的話：「霍塞克已經足夠了，甚至連他都是多餘的。」[7]這是否意味著伯爾打算一槍斃命，外科醫生只會是一個擺設呢？或者他認為根本沒有人會受傷？答案，我們永遠不得而知。在7月9日下午，范·尼斯和彭德爾頓最後敲定了決鬥計劃。決鬥將在7月11日，也就是周三的拂曉時分在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的威霍肯進行。

  直到最後，漢密爾頓依舊保持著鎮定自然，沒有流露出將要發生的事情的任何跡象。9日的下午和晚上，他與他在財政部的老部下小奧利弗·沃科特待在一起，後者說漢密爾頓「異常興奮」。[8]在他最後一個工作日，也就是7月10日，漢密爾頓在百老匯大街上碰到了一個世交，也是他的一個客戶德克·坦恩·布羅克，後者提醒他，他忘記帶來曾應允的法律意見書。事後，坦恩·布羅克震驚地回想起那天漢密爾頓的反應：「他為自己的疏忽感到羞愧，請我第二天一定去拜訪他，但是他說我必須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那個糟糕至極的日子——10點之後去他那裡，他會和我一起坐下來，關上門，談妥這件事。」[9]這再次有力地證明了漢密爾頓的責任感。漢密爾頓不僅沒有自殺傾向，反而打算在清晨的決鬥結束後立即前往事務所繼續工作。這不像是一個一心求死的抑鬱症患者的所作所為，所有在決鬥前見過他的人都沒發現他有任何抑鬱症狀。

  漢密爾頓在生命的最後一天出現在他位於花園街的律師事務所時，他的職員朱達·哈蒙德（Judah Hammond）並未發現他的舉止有任何異常：「漢密爾頓將軍以他一如既往的鎮定來到我的桌前，給了我一份文件，並交代與之有關的事項。從外表我看不出他與往常有什麼不一樣。但這就是他在辦公場所的最後一些時間。」[10]隨後，漢密爾頓就一個法律問題，起草了一份深思熟慮的意見書。臨近傍晚的時候，他去了當天行程的最後一個地方，一個他寄託情感的地方。數周以來，他在國王學院的摯友羅伯特·特魯普因重病而臥床不起，漢密爾頓還擔心特魯普會死掉。當他去探望特魯普時，他並沒有提到這場決鬥，倒是提出了不少治療建議。「漢密爾頓將軍在我這裡逗留了一個多小時，」特魯普說，「他詳細詢問了我的病情，好心地給我提供建議，希望有助於我恢復健康。將軍來訪期間的行為舉止顯示出他內心的沉著與開朗，因此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即將發生一場決鬥。」[11]

  在決鬥的前一夜，納撒尼爾·彭德爾頓來到漢密爾頓的家中，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努力說服他不要在第一槍放空槍。漢密爾頓再次堅持說他會朝天開槍的。當彭德爾頓提出不同意見時，漢密爾頓表示他決心已定。「我的朋友，」他對彭德爾頓說，「這是宗教的力量，無需任何理性。由於我主意已定，在這個問題上再多說也無益。」[12]

  漢密爾頓將最後一晚奉獻給為自己帶來永恆盛名的活動：撰寫文章。由於決鬥的一個目的是阻止分裂的威脅，他給麻薩諸塞州的西奧多·塞奇威克寫了一封信，警告說在新英格蘭地區聯邦黨人中間蔓延的此類運動：「我謹以此文表達一個觀點，分裂我們國家的行為顯然有百害而無一利。」[13]分裂活動無法「緩解我們真正的病因——民主主義」，他指的是不加約束的、破壞性的平民統治。[14]

  那天晚上，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漢密爾頓提到了在西印度群島度過的少年時代，以及30多年前他近乎奇蹟般逃離聖·克羅伊的事情。他的思緒轉向將他救出並資助他讀書的表姐安·米切爾。晚上10點，漢密爾頓拿起他的羽毛筆給艾麗薩寫信：「米切爾夫人是這個世界上我虧欠最多的朋友。至今我都未能對她盡一些義務。」[15]安·米切爾正在一貧如洗的境況下艱難度日，漢密爾頓表達了非常強烈的願望，希望能用自己的財產「幫助她安度晚年」。如果這還辦不到，他對艾麗薩說：「我懇求你待她如姐妹一般。」[16]他還告訴艾麗薩，他無法容忍自己殺死別人，「作為一個基督徒」，他決定將生命交給伯爾處置，「這勢必增加我的危險，並讓你備受折磨。但你應該寧願我清白地死去，而不是負罪地活著。上蒼能夠保護我，我也卑微地希望它會保護我，但是一旦出現相反的情況，我希望你記住你是一名基督徒」。[17]在考慮決鬥時，漢密爾頓是錯誤的，甚至是愚蠢的，他可能已深陷瘋狂的決鬥邏輯怪圈，但毫無疑問，他並非處在自殺的心境之中。

  這幾天，亞倫·伯爾的腦海中也是千頭萬緒，最令他煩惱的是有關錢的問題。荒淫無度的伯爾現在不僅僅是現金短缺，而且是身無分文。前一年的秋天，他甚至打算賣掉里奇蒙山莊，以應付上門討債的債主。財務破產加上政治失敗，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當時孤注一擲的絕望情緒。根據約翰·丘奇·漢密爾頓的說法，就在決鬥前夕的那段時間裡（可能就是決鬥提出來之前），深受債務困擾的伯爾甚至向漢密爾頓求助。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是艾麗薩告訴孩子們的，約翰把它記了下來。

  當時，漢密爾頓正待在鄉間別墅，夏日朝陽初升時分，他被前門傳來的一陣鈴聲吵醒。他起床下樓，看見伯爾站在門口。伯爾焦慮地講述自己的處境：亟需獲得經濟上的幫助。回到床上之後，漢密爾頓打消了妻子對不速之客的疑慮：「你猜是誰在敲門？伯爾上校。他來找我幫忙。」[18]

  以一種令人詫異的慷慨胸懷，漢密爾頓向曾經同伯爾決鬥過的約翰·丘奇·巴克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籌了一些錢，總共湊集了1萬美元的現金。伯爾自己東拼西湊討到了1750美元，這才平息了一位不容寬限的債主的憤怒。

  伯爾對他的女兒西奧多西婭一直很溺愛，像皮格馬利翁[22]一樣把她打造成自己心中的完美女性。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他把她變成了美國最有文化的女性之一。伯爾用一種隱秘的速記方式給他女兒寫信，信中充斥著一些無傷大雅的笑話，還會提到他的種種情事。她對他的諸多情人的臉龐和身材提出了她的評價。6月23日，在完成給漢密爾頓的挑釁信之後，他在女兒缺席的情況下在里奇蒙山莊為她慶祝生日，並在第二天告訴她，賓客們如何「笑了一個小時，又跳了一個小時，最後為了她的健康而開懷痛飲」。[19]（西奧多西婭當時正在南卡羅來納州。）他建議她研究歷史學、植物學和化學，還指點她怎樣建立一流圖書室。在這些信件中，伯爾頻繁暗示某種危機，但從未言明這場決鬥。漢密爾頓最後的日子是在親友的陪伴下度過的，伯爾則選擇了獨處。7月1日，他告訴女兒，日落時分，他孤零零地坐在藏書室的壁爐邊，儘管正值炎夏，他卻突然打了個冷戰。

  伯爾對教育他的奴隸頗感興趣，卻不打算釋放他們。就在決鬥前一天晚上，他還草草寫下決定他們命運的指示。他希望把去年購買的一個名喚彼得的黑人男孩培養成外孫的貼身男僕，可見這位號稱「廢奴主義者」的人，直到那時依然在購買奴隸。伯爾還提到了一位名叫佩吉的奴隸，希望西奧多西婭能成為她的主人，但是其他奴僕則沒有如此幸運了。「至於南希，你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他跟她女兒說，「她誠實、強壯、溫順。」[20]由於嫁入南卡羅來納州一個蓄奴大家族，西奧多西婭幾乎不需要更多的奴隸了，這也讓伯爾拒絕釋放奴隸的做法顯得更加不可原諒。

  漢密爾頓和伯爾各自寫的最後一封信件形成了啟發性的對比。當這兩個人思考身後事時，漢密爾頓為美國的未來和拯救聯邦操心，伯爾卻在擔心那些寫給情人的書信可能牽連自己，督促西奧多西婭「燒毀一切可能傷害到別人的信件，尤其是我與那些女性的信件」。[21]長期以來被傑斐遜的支持者指責為頭號陰謀家的漢密爾頓，沒有任何需要隱瞞的事情，也沒有主動銷毀任何私人文件。相比之下，伯爾卻希望燒掉許許多多的讓人煩心的文件，他告訴西奧多西婭要燒毀一捆用紅繩捆綁的信件，還要燒毀一沓用白手帕包裹的信件。既然做好了這些最後的安排，伯爾想必已想到，至少在理論上，他可能在決鬥中喪生。這證明他的確不知道漢密爾頓意圖在威霍肯放棄開槍。

  決鬥前夜，伯爾沒有上床睡覺，而是躺在藏書室的沙發上打盹。他睡得很安穩。「范·尼斯先生告訴我說，決鬥的那天早上他去伯爾上校那裡，結果發現他睡得很香，」查爾斯·比德爾敘述道，「他趕緊穿好衣服，以求在約定的時間趕到決鬥地點。」[22]伯爾穿了一件平時不會穿的黑色絲質外衣，由此招來沒完沒了的猜測。詹姆斯·奇塔姆描述它的質地「刀槍不入」，就好像18世紀的防彈背心。[23]伯爾的黨羽則表示，他們的英雄只穿了件斜紋布上衣和棉布褲子。伯爾在約翰·斯沃特伍特、馬修·L.戴維斯（Matthew L. Davis）和其他幾個最信任的親信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艘早已在哈得孫河上等候多時的小船，那陣勢就像是送他去參加一場振奮人心的競選集會。

  同在決鬥前夜，漢密爾頓在柏樹街54號樓上的書房寫完給艾麗薩的告別短箋後，下樓走進一間臥室，一個男孩正在裡面讀書。這是一個參加格蘭其莊園戶外聚會的孤兒。在一段未曾出版的文字中，儘管有渲染事實之嫌，約翰·丘奇·漢密爾頓透露，他父親進入房間，憂鬱地凝視這個男孩，詢問他當晚是否願意與自己一起睡。漢密爾頓「很快就上了床，並把男孩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然後反覆誦讀主禱文」。[24]那個小孩子就在他的臂彎里睡著了。漢密爾頓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晚上懷抱孤兒入睡的景象給人以無言的震撼，也不禁令人猜測，那個晚上，悽苦的童年記憶又一次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凌晨3點，漢密爾頓喚醒兒子，讓這個睡眼惺忪的男孩點亮一支蠟燭。他編了一個故事，說與母親一起住在格蘭其莊園的4歲的女兒小艾麗薩突然患病，他必須和霍塞克醫生趕過去。在昏暗的燭光中，漢密爾頓為小艾麗薩譜寫了一首讚歌，後來被她視為傳家珍寶。

  他料理完這些事情後，納撒尼爾·彭德爾頓和霍塞克醫生已經到了，準備好與他一同趕往威霍肯。他們都是乘坐四輪馬車去的。為了避人耳目，彭德爾頓和范·尼斯制定了一份周密的時間表，雙方分別要在早晨5點左右從曼哈頓不同的碼頭出發。每一艘小船由四名至今身份不明的槳手操控，他們的身份將會保密，也不會追究他們任何的法律責任。手槍是密封在一個皮箱中的，這樣槳手們可以發誓自己從未見到過它們。除了槳手之外，每隻船上只允許有決鬥雙方和他們的助手以及醫生。

  和7月常見的悶熱天氣不同，那天清晨河面涼風習習。威霍肯位於當時的市區北郊，因此他們安排了兩個小時的行舟時間。漢密爾頓的船是從格林威治村附近出發的。在小船沿著星星點點的河流向北而去的時候，漢密爾頓似乎放鬆下來，並向彭德爾頓重申了他的誓言：自己「不會向伯爾上校開槍」，因為「絲毫沒有要殺他的念頭」。[25]行至某處，漢密爾頓回望喧囂繁華、生機勃勃的城市，這座曾讓一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流浪者安身立命的城市。在過去的10年間，紐約的人口已經翻了一番，達到80000人了，市區中的空置土地都消失了。欣欣向榮的城市顯然觸動了漢密爾頓的內心，讓他想起一些往事，他的兒子寫道：「他指著那些美麗的景致，談論這座城市的廣闊前景。」[26]

  由於紐約州法律嚴懲決鬥，當地的居民經常跑到新澤西州去決鬥，儘管那裡也禁止決鬥，但往往以一種寬容的方式處理決鬥雙方。在威霍肯的帕利塞茲山有一處高達60米的陡峭懸崖，上面是濃密的森林和蕪雜的灌木。遠遠看來，像一堵被植被密集覆蓋的石頭牆，筆直地立在水中。然而，在退潮的時候，懸崖下方會顯現出一小片灘涂。這時，撥開密不透風的灌木，沿著羊腸小道前行，就能來到高踞於哈得孫河上方6米處的一塊綠樹掩映的石台。在這樣一個清新幽靜的地方，遠遠望去，可以一直看到杳無人跡的曼哈頓的海岸線。這個平台大約22步長、11步寬，足夠展開一場決鬥。事實上，這裡是威廉·迪斯（William Deas）的地產，他就住在懸崖頂上，苦於經常有人在自家門前展開決鬥。好在他只能聽到槍聲，看不見決鬥者。副總統伯爾於早晨6點半到達。他和范·尼斯從船上走出來，沿著這條泥路向上走去，站穩之後開始清掃決鬥場上的小灌木和其他一些垃圾。初升的太陽開始放射出光芒，他們在工作的時候脫去了外套。快到7點的時候，第二艘小船載著漢密爾頓和彭德爾頓趕到了，他們兩個人爬到石台上來了，而留下霍塞克醫生在底下等候。這是為了保護醫生和槳手，讓他們不用承擔任何法律後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既希望醫生距離決鬥場所足夠近以便能及時聽到求救的呼喊聲，同時還得保持足夠遠的距離，為的是假裝——如果有必要的話——對事件毫不知情。

  1804年7月11日上午7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亞倫·伯爾面對面地站著，準備了斷他們之間的紛爭了。兩位紳士都遵循了決鬥禮節，「互相表達了敬意」。[27]此時距雙方發生紛爭已經過去23天了。在這23天的時間裡，他們在紐約的法院和沙龍中、在競選會議上、在議會裡都曾經碰過面，都在外表上保持了友善的態度。如若不是因為政治上的對立，他們可能是非常親密的朋友。兩個人都是在無奈的情況下走上決鬥這條路的，希望能以此來恢復政治上的名譽。根據約翰·特朗布爾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所畫的生前畫的最後一幅肖像畫來看，他愁雲滿面，但目光依然真摯、沉靜。根據約翰·范德林在兩年前繪製的肖像畫判斷，伯爾髮際線後移，兩鬢斑白，一絲怒氣使他的面容顯得猙獰。然而，出現在名譽決鬥場上的他高大英俊，穿著得體，無所畏懼。

  彭德爾頓和范·尼斯有條不紊地為決鬥者畫出10步的距離，並抽籤決定當事人的位置。彭德爾頓贏得優先選擇權，但他和漢密爾頓卻出人意料地選擇北邊。這意味著漢密爾頓不僅要面朝河流和遠方的城市，還要逆著清晨的陽光。伯爾面向漢密爾頓，能夠清楚地看見站在陰影里的對手。

  作為接受挑戰的一方，漢密爾頓先挑選武器，他選擇了明火槍。彭德爾頓和范·尼斯已經制定好了一些規則，特別指出槍管不能超過28厘米，而且必須是滑膛槍（滑膛槍往往不太可靠，相比之下，如果槍管內刻有來複線，則可能提高射擊準度）。漢密爾頓帶來了約翰·丘奇借給他的決鬥手槍，就是菲利普·漢密爾頓和喬治·伊克在1801年用過的手槍。或許，漢密爾頓想通過這種方式向死去的兒子致敬，但更有可能是因為漢密爾頓只能把決鬥之事告訴極少的幾位密友。

  約翰·丘奇值得信賴，並且可能是這一小群人中唯一擁有決鬥手槍的人，儘管在當時許多紳士都有此類的手槍。雖然曾多次依靠決鬥來解決問題，漢密爾頓本人卻沒有這種手槍，他強調自己只是想通過決鬥來制伏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而不是想傷害他們。丘奇的手槍是18世紀90年代中期倫敦一家著名的軍械工廠製造的。它們外形細長，很好看，手柄是著過漆的胡桃木，還有一些雕花裝飾，沿著它們的銅製槍管有一些黃金質地的底托。儘管看起來很輕，而且易於操控，但實際上每支槍重達數千克，那些大大的鉛彈頭每個就有30多克，需要反覆練習才能靈巧地操作這些笨重的傢伙。

  1976年，為慶祝獨立戰爭勝利200周年，專家們對這兩把槍進行了認真的檢查，他們發現槍上可以加裝一個「微力扳機」，裝上這種扳機，只需要用較小的扣力輕觸扳機，就能發射子彈。一些評論家對漢密爾頓選擇這種手槍的初衷表示懷疑，似乎這個潛藏的性能暴露了他想朝伯爾開槍的真實意圖。然而歷史學家卻是一直以來都知道這個機關的。當彭德爾頓在決鬥場上將武器遞給漢密爾頓時，問道：「是否要裝微力扳機」？漢密爾頓的回答是：「這次就不用了。」[28]因而，即使漢密爾頓想對伯爾隱瞞這種微力扳機的機關，他自己也根本沒打算使用它。漢密爾頓的回答還表明，他依然在第二槍是否還要繼續放空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29]

  彭德爾頓和范·尼斯再次抽籤，結果是由彭德爾頓來監督決鬥。兩位助手在對方的見證下給手槍填裝子彈，然後將豎起撞針的手槍交給站在指定區域內的漢密爾頓和伯爾。彭德爾頓講述了決鬥規則後，問他們是否準備好了。如果他們表示一切就緒，他將高喊「舉槍瞄準」，雙方即可扣動扳機。倘若僅有一方開槍，那麼已經開槍的那一方必須等對方的助手喊「一、二、三、開槍」，給他的對手一個還擊的機會。如果對手拒絕這樣做，雙方將協商是否通過談判解決爭端，或者是否要進行第二輪決鬥。

  漢密爾頓和伯爾沐浴著晨風，側身而立，把修長的輪廓展示給對方。太陽升得很快，當彭德爾頓問他們是否準備好了的時候，漢密爾頓已經被河面反射過來的光線照得睜不開眼了，於是喊道：「停！有人需要眼鏡。」[30]他抬起了手槍，從口袋中取出眼鏡，用一隻手戴上，把槍朝幾個方向瞄了瞄，可能正是這個舉動讓伯爾誤解了他的意思。伯爾和范·尼斯後來屢次強調，漢密爾頓曾有一兩次將槍口對準了伯爾。「可以了，」漢密爾頓最後說，並為自己耽誤時間表示歉意，「現在可以開始了。」[31]漢密爾頓戴眼鏡的動作被某些評論人士解釋成居心險惡，但他或許只想確保自己不射中伯爾。同時，我們知道，他並未排除在第二輪決鬥中精確射擊的可能性。

  後來范·尼斯證實，伯爾並不知道漢密爾頓曾經立誓故意不射向自己。漢密爾頓也沒有選擇丟棄自己的手槍或將手槍朝向別的方向。因為如果那樣做，將被解釋成一個懦夫在拒絕決鬥，那將使漢密爾頓希望保護的聲名受損，並破壞參加決鬥的目的。因此當伯爾盯著漢密爾頓的時候，他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惡意。「當他站起來準備射擊時，」伯爾後來談起漢密爾頓時說，「我仔細看了看他，他顯得縮手縮腳，像一個被判重罪的犯人。」[32]還有一次，伯爾說漢密爾頓「看起來像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罪惡而感到恐懼」。[33]然而，從未有任何人證實漢密爾頓曾被負罪感困擾。

  漢密爾頓和伯爾準備迎接後來被亨利·亞當斯稱為「美國早期政治史上最有戲劇性的時刻」。[34]當彭德爾頓問他們是否準備好了時，他們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高喊「舉槍瞄準」。漢密爾頓舉起了手槍，伯爾也是如此。兩把槍在爆炸聲中噴射出火焰，間隔一秒或數秒。彭德爾頓認定伯爾搶先射擊，而且漢密爾頓的射擊只不過是「身體遭受致命傷後，無意識的肌肉運動所導致的」。他右腹中彈。漢密爾頓勉強站立，身體劇烈抽搐，微微扭向左邊，接著一頭栽倒在地。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劫難逃，說了句：「我不行了。」[36]彭德爾頓大聲呼喚霍塞克，後者三步並作兩步衝上岩石。據彭德爾頓回憶，伯爾看看倒下的漢密爾頓，目光中「流露出悔意」，直到范·尼斯提醒他霍塞克和槳手們都來了，他才回過神來。從法律的角度出發，范·尼斯擔心伯爾會在犯罪現場被目擊者看到，因此，兩人選擇離開。走的時候，范·尼斯還故意用傘遮住了伯爾的臉。就在他們快要登上小船的時候，伯爾對范·尼斯說起了漢密爾頓：「我必須去跟他說幾句話。」[37]范·尼斯說這不是個好主意。為了安慰伯爾，在他們離開之前，范·尼斯獨自攀上岩石，並在小船離開前向伯爾報告了漢密爾頓的傷情。

  范·尼斯一口咬定是漢密爾頓先開槍。「漢密爾頓將軍先開槍，我向來認為這才是在我眼皮底下發生的事實。」他說。[38]他自稱清楚地記得這一點，是因為他一聽到第一聲槍響，就轉過身去看伯爾是否被漢密爾頓的子彈擊中。有那麼一瞬間，他認為伯爾被擊中了，因為後者似乎顫抖了一下。後來，伯爾告訴范·尼斯，他被石頭或樹枝絆了一下，扭傷了腳踝。他還解釋說，他在向漢密爾頓還擊之前停頓了幾秒鐘，因為一陣風把漢密爾頓槍口冒出的菸捲到他面前讓他的視線受到了影響，他等著這些煙消散。

  無論伯爾還是范·尼斯都沒有做出解釋，如果是漢密爾頓先射擊的話，那麼他為什麼會如此偏離他的目標。當彭德爾頓第二天回到現場的時候，他尋找到了漢密爾頓射出的子彈，結果在離地面4米左右的松樹枝上發現了它。彈道距離伯爾站立之處差不多有1.2米遠，換言之，子彈根本沒有真正「靠近」過伯爾（後來彭德爾頓把這個樹枝鋸下來，把它交給了約翰·巴克·丘奇，既作為法律上的證據，也算是一個紀念物）。如果是漢密爾頓先開槍，那麼他的確在虛耗子彈，與他事前說的一模一樣。如果是伯爾先開槍，那麼據彭德爾頓推斷，漢密爾頓的槍走火應該是劇痛反射性地引發肌肉抽搐所造成的。無論是哪種情況，漢密爾頓都沒有將槍口對準過亞倫·伯爾。

  25年後，伯爾也證實漢密爾頓的子彈的確打在高高的樹上。他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這番話的重要性。70多歲時，伯爾與一位年輕朋友回到當年的決鬥場，回顧那戲劇性的一幕。關於漢密爾頓射出的那顆子彈，伯爾回憶說：「他聽到子彈穿過樹枝的聲音，並看到了頭頂上被折斷的樹枝。」[39]至此，伯爾證實漢密爾頓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朝遠離目標的方向開槍。換句話說，伯爾在還擊之前明知漢密爾頓故意射偏了子彈。然而，他又是怎樣回應的呢？他給出了致命的一擊，儘管他可以選擇不朝漢密爾頓射擊，或者只讓漢密爾頓受輕傷，甚至乾脆停止決鬥。可能性最大的情形或許是漢密爾頓首先開槍，但只是為了向伯爾表明他是在浪費子彈。如果不這樣，他又有什麼別的方式向伯爾表示他的意圖呢？正如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寫的那樣，他希望給伯爾一個「暫停下來進行反思的」機會。他一定以為，伯爾見他射偏子彈，會出於自尊或顧及政治利益而拒絕開槍。

  漢密爾頓中槍後，彭德爾頓立即把他扶到一塊紅褐色的岩石上。這塊石頭至今還保留在威霍肯，是那場決鬥中除了兩把手槍之外唯一留下來的「遺物」。霍塞克發現他的朋友坐在草地上，面無血色。「我絕不會忘記他垂死的表情，」霍塞克寫道，「在那一刻，他費力地說：『大夫，這是致命傷。』隨後他的身體就沉了下去，顯然他失去了知覺。」[40]霍塞克撕開漢密爾頓布滿鮮血的衣服，仔細檢查傷口。子彈打斷他右側的一根肋骨，刺穿肝臟和橫膈膜，然後打碎了第二根腰椎，最後停在脊柱上。霍塞克感覺不到漢密爾頓的脈搏與呼吸，他擔心自己的朋友已經死去。他知道，唯一的希望是迅速乘船帶漢密爾頓回城求醫。在槳手的幫助下，彭德爾頓和霍塞克抬著這個血流不止的男人快步下山。他們把他平放到甲板上，迅速開往曼哈頓，霍塞克讓昏迷不醒的漢密爾頓吸入嗅鹽：「我現在用藥水擦拭他的臉、嘴唇以及太陽穴，摩擦他的脖子、胸口、腰部和手掌，並試著將一些藥水倒入他口中。」[41]

  船在哈得孫河上疾馳時，絲絲涼風讓漢密爾頓甦醒過來，他突然睜開雙眼。「我看不清東西。」他說。漢密爾頓模模糊糊地瞥見自己的手槍。顯然，他確信自己沒有開過槍：「當心那把手槍。它沒有發射過，撞針仍豎著。它可能會走火，傷及無辜。彭德爾頓知道，我不打算向他開槍。」[42]

  「好的，我已經告訴霍塞克醫生了。」彭德爾頓回答說。[43]

  這是最能體現漢密爾頓品行的時刻：出於本能的責任感以及對暴力和混亂的擔憂，即使在劇痛中仍保持著清晰的思維和冷靜的頭腦。漢密爾頓的話語還表明，是伯爾首先開槍，被他忘記的那一槍可能是肌肉痙攣的結果。為了保存體力，漢密爾頓再次閉上眼睛。他告訴霍塞克，他的雙腿完全失去知覺。醫生也證實它們完全麻痹。當小船在威廉·貝阿德的船塢靠岸時，漢密爾頓告訴醫生：「立刻把我夫人請過來，慢慢告訴她事情的經過，但是得給她一些希望。」[44]艾麗薩現在還在格蘭其莊園，對所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要把她請到城裡還需要花費一些時間。

  威廉·貝阿德早早地等候在碼頭。有人告訴他漢密爾頓和彭德爾頓在清晨時分匆忙趕往新澤西，顯然是從自己的碼頭出發。他後來說：「我準確地預料到這次致命的出行以及它的可怕結局。」[45]貝阿德是一位富商，也是紐約銀行的董事，他驚恐地盯著那艘快速駛近的小船。當他看到躺在甲板上的漢密爾頓時，禁不住失聲痛哭。貝阿德的僕人們用行軍床輕輕抬著漢密爾頓，穿過花園，進入他那幢位於今天的簡大街80-82號的宅邸。被抬入二樓一間寬敞的臥室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再也沒有從那間房間裡出來。

  漢密爾頓被安置到樓上後不久，關於這場決鬥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似的迅速傳播開來。在紐約市商業精英常聚的唐提咖啡館，貼出一張引起轟動的布告：「漢密爾頓將軍今晨在決鬥中被伯爾上校擊中，可能有生命危險。」[46]當旁觀者驚駭地看完這則聳人聽聞的消息後，他們的臉色頓時變得煞白。按約定前往漢密爾頓律師事務所的德克·坦恩·布羅克從路遇的一位朋友口中得知這場決鬥。「我大驚失色，」他說，「可這卻又是真真切切的事情」。[47]很快，一大群紐約人成群結隊地聚集到街角，臉上寫滿焦慮，試圖拼出完整的真相。幾個小時之後，這座被漢密爾頓注入無限生機的城市突然變得沉默不語。「真是一個令人悲傷的日子，」漢密爾頓的助手大衛·奧格登寫道，「這個城市的一切活動似乎都暫時停了下來，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現出肅穆的神情。」[48]那天，不斷有告示公布這位垂死之人的狀況，一大群人聚集在貝阿德宅邸前。幾艘法國輪船在紐約港靠岸，送來幾位擅長治療槍傷的醫生，希望能挽回漢密爾頓的生命。

  起初，漢密爾頓疼痛難忍，以致霍塞克博士不敢脫下他那帶血的外套，只能給他餵點低度酒和水。當漢密爾頓說背部疼痛難耐時，霍塞克和其他在場的人才給他脫掉了衣服，調暗房間的光線，開始用大劑量的鴉片來止痛。儘管疼痛萬分，漢密爾頓對這種局面還是表現出驚人的毅力和對他人的尊重，他一直在擔心艾麗薩和孩子們。遵從他的建議，已經有人通知艾麗薩從格蘭其莊園趕過來了，但是他們只是告訴她，她丈夫突然「抽搐痙攣」。小奧利弗·沃科特寫道，她一開始相信了這個謊言，沒有人敢告訴她真相，因為人們「擔心她會瘋掉」。[49]對艾麗薩精神狀況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霍塞克說，當她發現可怕的真相後，她幾乎崩潰了，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50]為了安慰她，漢密爾頓反覆說一句話：「謹記，我的艾麗薩，你是一個基督徒。」他深知，這句話勝過千言萬語。[51]

  湧入貝阿德住所的人悲傷難抑。大衛·奧格登看到，艾麗薩虔敬地坐在她丈夫的身邊，伸出手來，為他滾燙的臉頰扇風。奧格登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她的長子以同樣的方式被殺死不過兩年的時間。天哪，她會是怎樣的感受呀！」[52]安傑莉卡·丘奇也匆匆趕來幫助這個讓她魂牽夢縈多年的男人。古維內爾·莫里斯記得，安傑莉卡悲痛欲絕，「哭得死去活來」。[53]她對艾麗薩在厄運面前的表現肅然起敬。「我親愛的妹妹以聖徒般的堅忍承受著巨大的不幸。」她告訴她們的弟弟菲利普說。[54]

  除了對家人的強烈保護意識外，漢密爾頓還執著於靈魂歸屬方面的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對他晚年虔誠信仰宗教的懷疑。彌留之際的漢密爾頓未必如朋友們後來所傳的那樣口齒清晰，但他們的說法相互印證，驚人地保持一致，被送到貝阿德的宅邸後，他急切地想要接受聖公會的臨終祈禱。他請求面見三一教堂主教班傑明·莫爾，此人也是紐約聖公會教長和哥倫比亞學院院長。聲名顯赫的莫爾不願為漢密爾頓施行聖餐禮，絮叨地提出兩點疑慮：決鬥是不虔誠的行為，不應當與伯爾發生衝突。他還指出，漢密爾頓並沒有定期做禮拜。因此，依據常理，莫爾主教無法遵從漢密爾頓的意願。

  絕望的漢密爾頓轉而求助好友約翰·梅森牧師，梅森是漢密爾頓柏樹街寓所附近的蘇格蘭長老會教堂牧師。作為哥倫比亞學院畢業生和現任理事的梅森，同時也是一名堅定的聯邦黨人，非常敬重漢密爾頓的才華。漢密爾頓也給予他同樣的尊敬，並指出：「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梅森都是一個有著罕見美德的人」。[55]

  走進房間後，梅森緊握漢密爾頓的手，兩人互相「悲嘆著致意」，然後哀傷地四目相望。[56]漢密爾頓問梅森能否為他舉行聖餐禮。牧師局促不安地說，得到漢密爾頓的請求卻無法遵從，令他「痛苦難言」。事實是，遵從漢密爾頓的意願將違背他的職責。他解釋說：「我們教堂規定，不得在任何情況下為任何個人舉行聖餐禮。」[57]漢密爾頓尊重梅森的坦蕩，沒有強求。

  梅森試著撫慰漢密爾頓，談論「人生而有罪，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我明白，」漢密爾頓說，「但我是個罪人，我祈求主的憐憫。」[58]漢密爾頓強調，沒有人比他更痛恨決鬥，「我曾想盡一切可能避免這場決鬥，並且，最終我帶著絕不傷害對方的決心趕赴決鬥場。」[59]當梅森告訴他，基督的鮮血能夠洗清他的罪孽時，漢密爾頓緊緊抓住他的手，眼球上翻，嘶啞地高呼：「請我主耶穌基督裁定，我卑微地依靠萬能上帝的恩慈」。[60]漢密爾頓喘著粗氣承諾，如果僥倖能活下來，他必定遠離決鬥。

  漢密爾頓再次將希望寄託於刻板的主教班傑明·莫爾。這位主教現在面臨著外界的巨大壓力，朋友們認為，拒絕一個將死之人最後的願望是冷酷無情的。「拒絕他是不人道的，」大衛·奧格登寫道，「為什麼不能在一個人臨終時用我們神聖的宗教給予他寬慰和關懷呢？」[61]

  這位禿頂、長臉的高級神職人員嚴肅地表示，他將重新考慮，並於當天下午1時到達貝阿德的宅邸。作為一名偉大的演說家，漢密爾頓強打精神，進行自己的最後一場演說。「我親愛的先生，」他對莫爾說，「您體察到我的不幸處境，並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一切。我想請您為我舉行聖餐禮。我希望您不會覺得我的請求有任何不妥之處。」接著，他補充道，「這是過去一段時間我發自肺腑的願望，現在，我希望能通過這種神聖的儀式融入教會。」[62]漢密爾頓表達自己對上帝仁慈的信念。當莫爾把決鬥稱為「野蠻的習俗」時，漢密爾頓保證，如果他能夠活下去，必定會反對決鬥。[63]隨後，漢密爾頓誠懇地舉起雙手，對莫爾主教表示：「我對伯爾上校全無惡意。我帶著絕不傷害他的決心與他會面。對他對我做的一切，我已經釋懷了。」[64]到這個時刻，莫爾的心終於被感化了，他給漢密爾頓舉行了聖餐禮。之後，漢密爾頓平靜地躺下，他的表情寫滿了滿足和快樂。

  第二天早晨，漢密爾頓的神志依然清醒，但他的身體機能已經衰竭，四肢無法動彈。他只能艱難地說幾句話。前一天，艾麗薩沒有讓孩子們來探望父親，但現在，她意識到，漢密爾頓同孩子們告別的時刻已經來臨。她抱起兩歲的兒子小菲利普，讓他吻別父親。然後，艾麗薩讓七個孩子在床尾排成一列，希望漢密爾頓能看他們最後一眼。漢密爾頓哽咽無語。霍塞克說：「他睜開眼睛，看了他們一眼，然後又閉上了，直到孩子們被帶走。」[65]

  在漢密爾頓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有20多位親友來到他的房間，他們大多雙膝跪地為他祈禱，並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的表情。大衛·奧格登說，他們忍不住「淚如泉湧」，並且「祈求上天保佑他們的朋友」。[66]一些人無法承受臨終場景的壓抑氣氛。「對我而言，此情此景令人窒息。」古維內爾·莫里斯寫道，「我不得不到花園裡走走，透透氣。」[67]莫里斯後來回憶起漢密爾頓身旁的情景，「他的妻子因悲傷過度幾近崩潰，他的孩子們哭成淚人，在場者無不肝腸寸斷，整座城市為之震撼，所有人都神情蕭索。」[68]隨著生命臨近終點，漢密爾頓似乎有所解脫。在談到政事時，他說：「如果他們打破統一，那他們就打碎了我的心。」[69]這是他留下的最恰當的政治墓志銘。

  漢密爾頓反覆對莫爾主教說，他對伯爾並無怨言，說他死得心安理得，說他認同他的上帝和他的命運。直到去世前15分鐘，他的神志始終保持清醒。1804年7月12日星期四的下午2點，也就是決鬥後的第31個小時，49歲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安詳地離開了人世，他走得非常安靜，幾乎悄無聲息。在結束了充滿激情和戲劇性的人生之後，在達到無可比擬的高度和深度之後，他終於在上帝的眷顧下悄然步入另一個世界。小奧利弗·沃科特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這個時代或者在任何時代最偉大的人，就這樣與世長辭了。」[70]漢密爾頓的鮮血將貝阿德家的地板染紅一大塊，多年來，這個家族拒絕擦除這塊神聖的印記。

  艾麗薩從她丈夫頭上剪了一縷頭髮，開始了漫長的寡居生活。巨大的悲痛籠罩著她。「這個可憐的女性幾乎崩潰了，她懇求古維內爾·莫里斯是否能來陪她，」大衛·奧格登說，「她突然號啕大哭，對莫里斯說，他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請祈禱她能儘快與亡夫相伴，並在她死後成為孩子們的養父。」[71]莫里斯，這個平日裡八面玲瓏的享樂主義者如今卻無言以對，任由淚水從臉上滑落。

  艾麗薩何時看到漢密爾頓在決鬥前的凌晨時分寫給她的讚歌，我們無從得知。我們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撕開信封，閱讀漢密爾頓在7月4日寫給她的告別信。那一天，他參加辛辛那提協會舉辦的一場苦樂參半的宴會。幾天之後的某一刻，滿臉淚痕的艾麗薩坐在椅子上，輕聲吟誦已逝丈夫給她留下的文字：

  我最親愛的艾麗薩，除非我在塵世的生活已然結束，並且，我謙卑地希望，除非我已通過救贖之恩，與慈悲的天主開始幸福的不朽旅程，否則這封信不會到達你的手中。

  如果我能夠避免這種情況，我想，我對你以及我心愛的孩子們的愛將是唯一的動力。但是不可能沒有犧牲，否則我將失去你們的尊重。我無須告訴你我是多麼悲哀，將從你的生活中消失，並把你埋於哀毀骨立的境地。我無法繼續這個話題了，以免我的勇氣喪失殆盡。

  宗教的慰藉，我親愛的，將會給你力量。你有資格去享受它們。飛到你主上帝的懷抱，舒適地生活吧。我有一個甜蜜的希望，我能夠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與你相遇。這是我最後的想法。

  再見了，最賢惠的妻子，最溫柔的女性。代我擁抱我心愛的孩子們。

  你的親愛的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