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感人至深的一幕

  當一份手寫的漢密爾頓死亡的通知在唐提咖啡屋張貼出來的時候，整個城市都被嚇得大吃一驚。小奧利弗·沃科特告訴他的妻子：「整座城市陷入無法言說的悲傷。」[1]那個時代的紐約人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極度悲情的時刻。即使伯爾的朋友查爾斯·比德爾也承認：「為之悲泣的人和華盛頓將軍故去時一樣多，或者更多。」[2]對於華盛頓的辭世，人們的哀傷來自對美國獨立戰爭、制憲會議以及聯邦政府成立等事件的回憶；但這一次，人們在悲痛中還摻雜著對漢密爾頓無謂之死的驚愕和懊惱。

  英年早逝，留下孀妻弱子無人供養，為國家做出的卓越貢獻，令人唏噓的悽慘結局……種種不幸讓漢密爾頓死後獲得了他生前覓而不得的東西——紐約社會各階層的同情與哀悼。州最高法院用黑布覆蓋法官席，紐約銀行大廈也被蒙上了黑紗，整整30天，紐約民眾都佩戴著黑袖章。在聯邦黨影響較大的其他地方，類似情形反覆上演。波士頓的一位牧師說，街道上擠滿「服喪的人群，因為他們的領袖倒在血泊之中」。[3]在費城，教堂響起低沉的鐘聲，報紙也專門開闢了喪葬專欄。

  紐約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城市失去了他們最為傑出的市民。正如政治家愛德華·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後來所說的那樣，漢密爾頓奠定了這個城市的發展道路，讓它走向了問鼎「西方商業世界之冠」的軌道。[4]漢密爾頓去世當晚，紐約商人號召在7月14日星期六舉行國葬時，關閉所有店鋪。「屍體已經開始腐爛，」古維內爾·莫里斯在那個星期五寫道，「出殯儀式必須在明天早晨舉行」。[5]弔唁者在星期六早晨聚集在羅賓遜大街（今天的公園廣場）25號約翰和安傑莉卡·丘奇夫婦家的前面。承擔此次喪葬費用的紐約市議會呼籲，全市當天暫停一切商業活動，以表達對漢密爾頓的敬意。這是這個城市歷史上最重大最莊嚴的葬禮。

  星期六早晨，部隊炮聲隆隆，教堂的鐘聲悲傷低沉，港口中停泊的船隻降下了半旗。中午時分，伴隨著陰鬱低沉的軍樂，紐約民兵倒持武器，槍口朝下，帶領送葬隊列出發，眾多的神職人員和辛辛那提協會的成員緊隨其後。接下來的是最感人至深的一幕。在兩個戴著白頭巾的黑人小男孩的帶領下，八個抬棺人肩扛靈柩，桃花心靈柩上面放著漢密爾頓的禮帽和佩劍。漢密爾頓的坐騎跟在他們後面，馬頸上側懸著主人的靴子和馬刺。接下來是漢密爾頓四個大一點的兒子和其他一些親屬，其後是紐約社會各個階層的代表：醫生、律師、政治家、外國的外交代表、軍官、銀行家、商人、哥倫比亞學院的學生和教授、船長、機械師和藝術家。他們象徵著漢密爾頓為美國構想的豐富多彩的經濟和政治版圖。值得注意的是，這場不幸的兩位女性受害者艾麗薩、安傑莉卡·丘奇，以及漢密爾頓19歲的女兒安傑莉卡，都沒有到場。4歲的小艾麗薩和2歲的菲利普也跟他們的母親一起留在家裡。

  由於出殯遊行隊伍要沿著比克曼大街向東進發，然後走過珍珠大街，再從白廳大街到百老匯，這些道路的兩邊早早就擠滿了抽泣的旁觀者，還有一些市民跑到屋頂上往下觀看遊行隊伍。沒有歇斯底里的號啕大哭，只有出人意料的安靜，而這更襯托出這一事件的嚴肅性。「看不到任何微笑，也很少聽到交頭接耳，但眼淚卻是一樣地流淌在形形色色的人的面頰上。」一份報紙是這樣寫的。[6]弔唁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遊行隊伍在路上走了兩個小時才到達三一教堂。「這次葬禮是我見過的最莊嚴的場面，」大衛·奧格登寫道，「幾乎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掛著淚珠，街上的男孩和黑人也加入哀悼的隊伍中……窗戶前擠滿了女性，她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為剛剛離去的朋友的命運哭泣。」[7]

  

  那天發生的一件事情預示了歷史對漢密爾頓生前身後事的矛盾態度。古維內爾·莫里斯曾在聖保羅的小禮拜堂為華盛頓做了葬禮演說，如今人們又選派他向漢密爾頓表達同樣的敬意。莫里斯還沒有從漢密爾頓之死的震驚中緩過神來，以致朋友們認為他可能無法承受演講的壓力。但是，他面臨的真正難題卻是另一種性質的。他對民眾向伯爾尋仇的呼聲感到惶恐，因此決定在演說中對決鬥隻字不提，以免這一規模龐大的集會演變成局面無法控制的騷亂。他說：「讓他們在頃刻之間陷入瘋狂是輕而易舉的事情！」[8]更讓莫里斯感到為難的是，應該如何評價這位才華絕代，卻飽受爭議的朋友呢？首先，他的出身是個問題。「他的生平介紹的開篇將是，他是一個來自異國的私生子，」莫里斯在日記中坦率地寫道，「必須想辦法將這段巧妙地帶過。」[9]還有，瑪麗亞·雷諾茲事件該怎麼處理？「我必須對他的私人生活閉口不談。畢竟，他在很早之前就公開承認對妻子的不忠了」。[10]接下來是漢密爾頓桀驁不馴的個性，「他不夠謹慎，過於自負，固執己見。這些都必須提到，否則對他的性格描述是不完整的，但必須以一種不損害他名譽的方式來表達」。[11]或許，最令莫里斯頭痛的問題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就《憲法》所做的備受爭議的交易，他把他的生命獻給了一部被他認為有瑕疵的文件。「他在原則上，是反對共和制而傾向於君主制的。」莫里斯寫道。[12]莫里斯與他的共和黨對手一樣，曲解了漢密爾頓的主張，不過，他正確指出了漢密爾頓心中一個真誠、持久的疑問：共和政府能否實現自由與秩序的適當平衡。

  在三一教堂高聳的廊柱之下，葬禮的組織者們搭建了一個鋪著地毯的講台，中間擺放了兩把椅子：一把是為古維內爾·莫里斯準備的，另外一把是為約翰·巴克·丘奇準備的。漢密爾頓的靈柩就放在講台前的擱架上。台下人山人海，莫里斯的聲音仿佛被海綿吸收。在擠入下百老匯的觀眾眼中，他的演講似乎是一場啞劇。在演說中，莫里斯拋開日記中的抱怨，更公正、更慷慨地對待漢密爾頓。他讚揚了漢密爾頓在獨立戰爭中的勇敢；引述他對憲法體制能否避免無政府狀態或專制獨裁的合理疑慮；強調漢密爾頓絕非奸猾政客，而是一位坦蕩君子：「由於知道他自己心靈的純潔，他好像把心掏出來捧在手上，將它的最深處展示給每一位過客。這種慷慨，這種坦率讓他遭受了不少誤解。他深思熟慮的思想被說成是刻意的預謀，然而你們都知道，他對制定和維護《憲法》所做的努力是多麼巨大，多麼堅持不懈。」[13]

  莫里斯覺察到，人們對他的演說大失所望。義憤填膺的觀眾想聽到對伯爾的怒斥和奚落，莫里斯卻對此人隻字未提。此外，與有目共睹的家屬的哀痛相比，莫里斯的言語顯得蒼白無力。漢密爾頓的四個兒子——18歲的亞歷山大、14歲的詹姆斯、11歲的約翰和6歲的威廉——坐在莫里斯身旁抽抽噎噎地哭泣著，一家報紙寫道：「這個場景讓人永遠難忘，年幼的孩子組成的弔唁團尤其使之更加莊嚴肅穆，而他們是死者曾經的希望和歡樂，現在卻坐在台子上，在演講者的腳下任憑眼淚橫飛，承受這喪父之痛！還遠不止這些。見此慘狀，連最冷酷的天神、最無情的惡人，亦會被這感人至深的一幕打動。」[14]

  莫里斯一結束演說，靈柩就被運到三一教堂院子裡的墓地中，這裡離漢密爾頓曾經學習、生活、工作以及為這個國家服務的地方不遠。在莫爾主教的主持下，漢密爾頓的遺體被安置在教區的心臟區域，有朝一日，這裡將成為美國的金融中心。在行將結束之時，送葬隊伍聚集在墓地的周圍，列成一個整整齊齊的方陣，對天空齊鳴三槍。紐約人以最隆重的軍禮安葬了漢密爾頓，滿足了幾十年前那個聖·克羅伊小職員的絢麗夢想——他曾祈禱，發生一場戰爭以證明自己的勇敢。「此情此景足以感化一座大理石碑。」漢密爾頓主辦的《紐約晚間郵報》如是說。[15]就這樣，國父中的那個最具戲劇性、最非凡的生命結束了。

  由於在49歲早逝，漢密爾頓在歷史記憶中保留著英氣逼人的風采。他未能活到鬚髮皆白的年紀，也未能獲得年邁政治家的那種威儀。「我們竟然無法想像老年漢密爾頓的樣子。」凱薩琳·德林克·鮑恩曾經寫道，「他那倔強的個性和永不衰減的懷疑精神，更多地展現出年輕人的勇往直前和無所顧忌，而非一種審慎的品質。」[16]生命的短暫更加突出了他一生的光輝。當時的人平均壽命大約是55歲，因此，漢密爾頓去世時並不像我們今天看起來那麼年輕，但是許多訃告卻將他刻畫成一個在風華正茂之時被子彈奪去性命的人。或許，有關漢密爾頓英年早逝的印象由於美國歷史上前八位總統的長壽而得以放大，他們的平均壽命都接近80歲，只有華盛頓未逾古稀。漢密爾頓相對短暫的一生不但讓他失去了取得更高成就的機會，也剝奪了他塑造自己歷史形象的機會。傑斐遜和亞當斯便利用了隨後的20年中傷漢密爾頓，並通過冗長的信件和文章來粉飾他們自己。憑藉勤奮筆耕和文學天賦，漢密爾頓原本可以留下恢宏的權威性自傳。

  由於意外身亡，對漢密爾頓的歷史作用的評判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他的朋友們認為他是一個具備多方面才能的天才，一個罕見的徹底改變美國的曠世奇才。約翰·梅森牧師認為，他是「西方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或許還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他的身後再無來者，這個世界再也沒有第二個、第三個人與他相似，也不會有人能讓我們再看到他的影子」。[17]他在短暫的30年內取得的驚人成就，整個美國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但是並非每個人都為他的離去感到惋惜。後來，約翰·亞當斯一直在抱怨這場決鬥：「沒有人希望以這種方式除掉漢密爾頓，」[18]他向傑斐遜發牢騷：漢密爾頓的死被烙上「全民災難的印記」，而塞繆爾·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卻死得比較落寞」。[19]在自傳中，亞當斯再次評論了漢密爾頓的死：「總不能因為這條造孽的可憐蟲在垂死時刻悔悟，就忘記他的罪惡、愚蠢和墮落。」[20]

  詹姆斯·麥迪遜對漢密爾頓的死似乎漠不關心，他似乎更關心他的聯邦黨政敵會怎樣利用這件事大做文章。在給詹姆斯·門羅的信中，他指出：「您會在報紙上看到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驚心動魄的決鬥。您很容易理解這件事會造成怎樣的影響。」[21]傑斐遜以漢密爾頓熟知的躲閃態度回應老對手的死。在葬禮結束三天後，傑斐遜在寫給女兒的一封信中，像是事後想起那樣加了一條附言：「看看蘭道夫先生的報紙就會知道，漢密爾頓上校已於12日去世。」即便現在，傑斐遜還是要把漢密爾頓的「將軍」貶低為「上校」。另一次，他簡短地說，這是「近來引起國人關注的一起死亡事件」。除了這兩次之外，傑斐遜再未提起自己14年政治生涯中的這根眼中釘。[22]

  從威霍肯回來之後，亞倫·伯爾的小船在運河街碼頭靠岸。隨即，他帶著呼吸早晨清新空氣後的那種輕快和愉悅，策馬返回里奇蒙山莊。這位美國副總統似乎並非血肉之軀，不會被罪惡感折磨，亦不會因殺戮而感到焦慮。根據傳記作家詹姆斯·帕頓的說法，那天上午，一位住在康乃狄克的親戚順路造訪了里奇蒙山莊，發現伯爾正在他的圖書室里。伯爾顯得熱情好客，似乎完全忘記自己在兩小時前擊傷漢密爾頓的事情。當他的對手在北面800米處的一個房間裡奄奄一息的時候，伯爾正在和他的親戚共進早餐，還交流了他們共同的一些朋友的趣事。這位年輕的親戚大約10點鐘離開了里奇蒙山莊，然後沿著百老匯走了下去，結果碰到了一位朋友跟他講起了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伯爾上校在今天早晨的一場決鬥中殺死了漢密爾頓將軍。」

  「哦，不可能，他沒有殺人，」伯爾的這位滿腹狐疑的堂弟說，「我剛從他那裡出來，還跟他共進早餐了呢。」

  「我剛才看見公告上這樣寫的。」他的朋友很肯定地說。[23]

  在決鬥之後流傳著許多諸如此類的逸事，形象地描述了伯爾對漢密爾頓之死的冷酷的鎮定和駭人聽聞的漠然。一些報導提到里奇蒙山莊的狂歡，也有報導稱，伯爾唯一後悔的是沒有將子彈直接射入漢密爾頓的心臟。其中有一些報導無疑是出於聯邦黨人的宣傳需要而杜撰出來的。威廉·范·尼斯堅持說，伯爾「根本沒有表現出輕浮，也沒有對決鬥結果流露出滿意」，他只表現出「後悔和關心」。[24]事實上，就在決鬥之後，伯爾請霍塞克醫生回家時順道來一趟里奇蒙山莊，告知漢密爾頓的最新情況。然而，這也就是他對漢密爾頓的全部關心。終其一生，伯爾再也沒有對殺死一個留下一妻七子的男人說一句懺悔的話，對他而言，漢密爾頓的家人只是一團空氣。

  關於伯爾的冷漠淡定的傳言出現在許多地區，並且與伯爾寫信的語氣相吻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漢密爾頓去世那天，德克·坦恩·布羅克給他父親寫信：「伯爾上校當時在家，似乎非常放鬆，據報導他的心情似乎相當不錯。」[25]一家聯邦黨報紙栩栩如生地描寫了這個因勝利而激動不已的人，說他在決鬥後騎馬回到家中，其間還停下來與跟他相熟的一位已婚女士打招呼，他「非常愉悅」地告訴她：「這個早晨真不錯。」[26]這家報紙還指出，那天早晨與伯爾一起共進早餐的人不是他的親戚，而是他的代理人納撒尼爾·普萊姆。伯爾找他的代理人來是為了談一筆業務。這家報紙說「六名紳士」花了很大功夫，才讓普萊姆事後相信伯爾在那天早上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射出了致命的子彈。

  可以說，伯爾之所以能對決鬥結果表現得不以為然，是因為他還不知道漢密爾頓已把放棄射擊的決定告知彭德爾頓和魯弗斯·金。為了突出這一點，漢密爾頓在其臨終之際重複過多次，並寫進了他的離別信中。作為一名頭腦清晰的律師，他為自己身後的無罪辯護留下前後一致的證據。在一周之內，彭德爾頓和范·尼斯分別公開了各自的決鬥記錄和談論決鬥的通信，由此引發人們緝拿伯爾歸案的呼聲。一些批評者指責伯爾預先設計好要殺死漢密爾頓，群情激昂的市民威脅著要火燒伯爾的家宅。詹姆斯·帕頓指出：「從那一刻開始，『伯爾』成了恐怖的代名詞。在不了解前因的人看來，那些信件就是對挑戰者的詛咒，他們把伯爾視作怨毒的惡魔，渴望吸食無辜者的鮮血。」[27]許多漢密爾頓的支持者認為，伯爾不僅要為個人聲譽辯護，還計劃殘忍地槍殺了漢密爾頓。紐約的一份報紙稱，漢密爾頓倒在「一個卑鄙的暗殺者的槍下」。[28]

  這樣一來，漢密爾頓在死後戰勝了伯爾，將後者在威霍肯的勝利轉變成了政治自殺。伯爾的政治聲望隨著漢密爾頓的死去而一併消逝了，這正是漢密爾頓生前意料中的事情。無論是支持傑斐遜的媒體還是聯邦黨的媒體都將漢密爾頓封為聖徒，競相貶斥伯爾。馬里蘭州的一篇社論憤怒地寫道：「我們發現，伯爾在其鬱積已久的深仇大恨的驅使下，給漢密爾頓可怕一擊早已成了其預設的目的和結果。」[29]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位編輯猜測，伯爾的心中必定填滿「地獄之火的餘燼」。[30]伯爾對這些反應不屑一顧。他認為他忍受漢密爾頓的冷嘲熱諷已經很長時間了，也是按照標準的決鬥程序展開決鬥的，而現在卻遭受著漢密爾頓那些偽善的朋友的迫害。「漢密爾頓將軍昨天死了，」伯爾在7月13日告訴他的女婿說，「滿懷怨恨的聯邦黨人或者是托利黨人以及煩人的柯林頓的支持者們聯合起來，正在努力煽動群眾對他的同情以及對我的憤怒。成千上萬個彌天大謊在蓄意傳播。」[31]尤其讓伯爾煩惱的是，多年來一直痛斥漢密爾頓的紐約共和黨人突然跪拜在此人的殉道者形象之下。

  厚顏無恥的伯爾或許打算平復紐約民眾的憤怒。但後來，他聽聞紐約市召集了一個陪審團來調查漢密爾頓的死因。他知道，如果他被指控謀殺，他將不會被允許保釋，因此他打算離城幾日，暫避風頭。通常情況下，紳士不會因決鬥而被起訴，並且由於決鬥發生在新澤西，伯爾認為紐約並沒有此事的司法管轄權。他對查爾斯·比德爾說：「你知道我在我們的法院受審時應該有申訴的機會，對一名公正的律師來說，他應該再清楚不過，紐約州的法院與漢密爾頓將軍之死毫無干係。」[32]在謀劃下一步行動的同時，伯爾承認自己破產的事實。就在漢密爾頓去世後的第二天，他絕望地給威廉·范·尼斯寫信：「您能幫我嗎？」[33]

  伯爾並沒有讓決鬥、債務或者死亡的威脅影響到他放縱的私生活。在7月20日晚上，他抽空與新歡「La G.」進行臨別前的幽會，並向西奧多西婭吹噓說，她已經表現出對自己的「一定的感情和依戀」，這一點讓他非常高興。[34]幾天前殺死漢密爾頓似乎並沒有影響他的性慾，甚至還有可能提高了他的欲望。第二天傍晚，在夜幕的掩蓋下，伯爾帶著15歲的奴隸彼得，登上了哈得孫河上的一艘駁船，逃脫了紐約和新澤西的任何懲罰。到7月24日，在逃的副總統抵達了費城，在那裡他與查爾斯·比德爾一起住在栗樹大街。後者的兒子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後來成為合眾國第二銀行的行長。在流亡期間，伯爾依然不放棄享樂。他聯繫上了一位他頗為喜愛的情婦塞萊斯特，然後揚揚自得地告訴西奧多西婭說：「如果你的某位男性朋友覺得生活無趣，建議他同時進行一場決鬥和求愛。」[35]這類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是伯爾的慣用手段。儘管遭受著暗殺的威脅，他仍在比德爾那裡待了兩周半，只是採取了一些最基本的防護措施。伯爾並未被充滿敵意的目光嚇倒，在這個城市自由穿行。一家報紙報導稱：「令整個國家沉浸在悲痛之中的伯爾上校，被人看見在光天化日之下與一位朋友逛街。」[36]伯爾一直都能收到來自紐約市的消息，知道陪審團四處調查他的朋友，他最親近的助手馬修·戴維斯因拒絕回答問題，已被關進了監獄。

  1804年8月2日，陪審團向伯爾送達了令他恐懼的裁決：「亞倫·伯爾先生，美國副總統，犯有謀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罪行，威廉·F.范·尼斯和納撒尼爾·彭德爾頓均屬從犯。」[37]逮捕令已經簽發，但事態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嚴重，因為紐約州州長摩根·劉易斯對此表示抗議，聲稱對伯爾的控訴「顯得狹隘，不光彩，缺乏紳士風度」。[38]儘管如此，伯爾還是擔心州長可能會被迫命令將他從費城引渡回來，於是他計劃再往南方逃跑。他確信，這些指控最終都會煙消雲散，但他必須等待公眾的怨憤漸漸平息。果然不出所料，8月14日，紐約市的一個大陪審團推翻了原來的謀殺指控，認為伯爾僅僅是因為發出決鬥挑戰而觸犯法律，范·尼斯和彭德爾頓也被牽連在內。

  離喬治亞海岸不遠的聖西蒙島上有一個大型奴隸制種植園，伯爾決定把這裡作為新的藏身之處。該種植園的主人是他的朋友，這裡是花花公子皮爾斯·巴特勒的一處房產，此人是曾經擔任過議員的一名准男爵的兒子。在逃離到南方之前，伯爾還導演了一場漢密爾頓所擔心的分離運動，只不過它的性質更為惡劣。他與英國大使安東尼·梅里（Anthony Merry）進行了秘密會談，表示願意配合英國「把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領土完全分裂出美國」。[39]考慮到伯爾已是美國政界的棄兒，被兩黨排除在外，並且是一個見利忘義之徒，梅里認為形勢很樂觀。

  在聖西蒙島逗留的幾周內，伯爾、彼得和21歲的塞繆爾·斯沃德伍特（Samuel Swartwout）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除了南卡羅來納州以外，南部各州對這個殺死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兇手大多表示讚賞，因此伯爾受到當地島民們的熱情款待。9月初，他裝扮成倫敦商人前往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羅里達旅行，查探這塊土地是否有可能成為分裂主義者的新據點，然後化名「R.金」開始了北上之旅。在很多市鎮，他並不高明的偽裝很快被人識破：人們隆重地接待他，尤其是在傑斐遜黨人的大本營維吉尼亞。或許，他一度幻想自己已經走上了政治復興之路，但在10月末，他意外得知新澤西州博根縣的陪審團指控他犯有謀殺罪。這一指控後來被撤銷了，因為漢密爾頓去世的地點是紐約市。伯爾不敢冒險，繞開了新澤西州和紐約州。他以自嘲的口氣對西奧多西婭說，看看還有哪個州「能夠有幸吊死副總統」。[40]債台高築的伯爾竭力避開紐約州還有一個原因：他的債權人已經沒收了他的財產，拍賣了他的家具，並把里奇蒙山莊賣給了約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後來，阿斯特把那裡分成了400個小地塊，大賺了一筆。如果負債七八千美元的伯爾跨入紐約州地界，就會被當地的債權人提起訴訟。此刻，對這位副總統來說，美國境內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於首都了，他可以在那裡安心地主持參議院。

  1804年11月4日新一屆國會開幕，一些議員看到亞倫·伯爾端坐在參議院講台的椅子上時不禁面面相覷。聯邦黨人威廉·普盧默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不久前剛被新澤西州博根縣大陪審團指控謀殺尊貴的漢密爾頓的嫌犯，居然在昨天和今天都出現在參議院議長席上……這無疑是第一次——上帝保佑但願也是最後一次——有人在被公正地指控犯下無恥罪行的同時，還能主持美國的參議院。」[41]作為一名近距離的觀察者，普盧默指出，伯爾已經沒有了若無其事的姿態：「他似乎失去了上次會議上的那份從容和優雅，現在變得焦躁不安，滿腹牢騷。」[42]

  被傑斐遜政府放逐四年的伯爾，在決鬥之後找到了溫暖和友善。總統數次邀請他去白宮用餐，國務卿麥迪遜和財政部長加勒廷也以新近萌生的同志情誼接待他。這些舉動或許暗示了他們對漢密爾頓的輕蔑，卻也反映出另一個實際情況：伯爾作為參議院領袖，將要主持針對聯邦黨首要人物，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塞繆爾·蔡斯的彈劾案。後者曾嘲笑傑斐遜政府實施「暴民統治」。[43]蔡斯還被指控在依據《鎮壓叛亂法》審理詹姆斯·卡倫德案件時瀆職，同時還有其他方面的指控。這是傑斐遜向聯邦黨主導的司法部門發起攻擊的一個步驟，並且當他和喬治·柯林頓聯手在1804年大選中取得巨大勝利從而痛擊了查爾斯·平克尼和魯弗斯·金時，這位總統更加躊躇滿志。

  威廉·布蘭奇·賈爾斯在10年前出任眾議員時，曾滿懷敵意地騷擾過漢密爾頓，現在他糾集了11名共和黨同僚向新澤西州的州長約瑟夫·布盧姆菲爾德（Joseph Bloomfield）請求終止對伯爾的起訴。伯爾開始努力遊說此事，儘管他後來予以否認。參議員們辯稱，作為「最文明的國家」，美國不應該把決鬥致死與「一般謀殺」等同視之，並指出，先前發生在新澤西州的決鬥並未遭受法律制裁。[44]看到兩面三刀的共和黨人對伯爾予以接納，參議員普盧默深感不齒：「我從不懷疑他們對漢密爾頓之死幸災樂禍。我唯一懷疑的是，他們是否要通過擁抱漢密爾頓的謀殺者來表達內心的狂喜。」[45]布盧姆菲爾德州長輕蔑地拒絕他們的請願，這項指控三年後才被新澤西撤銷。

  1805年1月4日，蔡斯彈劾案開庭。很顯然，威廉·普盧默並非唯一一個對伯爾不合時宜地出現在參議院感到厭惡的人。一家報紙吃驚地寫道：「這會是現行民主政治史上怎樣的一頁？一個被指控犯有謀殺罪的人，竟然主持著因極細小的不當行為而被起訴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審判！」[46]結果針對蔡斯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他被宣布無罪，而伯爾也因其在此次審判中的公正無私的行為被一致稱讚。這一刻，伯爾的前途似乎有了轉機。在副總統任期即將屆滿時，一名共和黨參議員為他的決鬥辯護，聲稱不能「僅僅因為我們的大衛殺死了聯邦黨的哥利亞，就讓伯爾遭受非議」。[47]3月2日，伯爾在參議院發表告別演說，讚揚該機構是「法律、秩序和自由的聖殿和堡壘」。[48]這次演說意味著他將告別公務生活，他的言辭生動，富有感染力，令諸多同仁熱淚盈眶。

  在卸任副總統一職之後，伯爾立即被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他對共和黨已毫無用處，與聯邦黨的聯姻在他槍殺該黨前領袖後也不復存在。他現在破產了，而且無家可歸，成了一個被通緝的人，即使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新澤西的起訴書，他也改變不了他的命運。「你過於看重新澤西的事情了，」他對西奧多西婭說，「那應該被視為一場鬧劇，你會看到它將很快收場，只留下對始作俑者的嘲弄和輕蔑。」[49]然而，在習慣性的戲謔之下，他的話語中潛藏著擔憂：「在紐約，我將被剝奪公民權，而在新澤西我將會被絞死。儘管對這兩種處理方法都有異議，但是現在我不應該冒險去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地方，我會到別的國家尋求庇護。」[50]漢密爾頓之死的一個結果是許多改革者紛紛譴責決鬥，儘管這一古老的機制一直存續到19世紀，包括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亨利·克雷（Henry Clay）、約翰·蘭道夫（John Randolph）、史蒂芬·迪凱特（Stephen Decatur）、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托馬斯·哈特·本頓（Thomas Hart Benton）、奧古斯特·貝爾蒙（August Belmont）以及傑斐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在內的諸多人士都使用過這一糾紛解決機制。

  憑著一種曾令漢密爾頓苦惱不堪的折騰精神，伯爾在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谷一帶漫遊，那裡的邊境居民對決鬥較為寬容，並且鄙視聯邦黨人。伯爾和英國共同謀劃各種攫奪美國領土的陰謀，包括奪取路易斯安那和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其他領土，以期建立一個新帝國。這位自稱征服者的人還策劃出兵墨西哥，將其從西班牙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伯爾的崇拜者稱頌他是一名有遠見的愛國者，致力於將西班牙的殖民地納入美國國土，而蔑視他的人，包括傑斐遜則發現他企圖分裂聯邦的陰謀。1807年，伯爾因涉嫌叛國罪和陰謀策劃與西班牙的戰爭而被逮捕。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援引叛國罪的嚴格定義宣布伯爾無罪，由此使得傑斐遜更加相信，「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是一個根本性錯誤」。[51]

  名譽掃地的伯爾在歐洲遊歷了四年，偶爾使用H.E.愛德華的假名躲避債主的追討。有時，他與上流社會的一些朋友過著多姿多彩的生活；有時，他無精打采地獨守空房。這個日漸衰老的情場浪子嘗試過鴉片，勾引自願上鉤的寡婦，甚至誘姦女傭人和服務員。自始至終他都抱有一種自憐情緒。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發現，各地為數眾多的美國人，甚至是所有人，都對A.B.（亞倫·伯爾）懷有深深的敵意。他們真是一群渾蛋。居然向一個與他們素不相識的、從未傷害或企圖傷害他們的人挑釁。」[52]他結識了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相互袒露心扉。「他的確想成為墨西哥國王，」邊沁回憶道，「他告訴我，我應該成為立法委員。他會送給我一艘軍艦。他向我講述了他和漢密爾頓的決鬥。他確信自己有把握殺死對方，因此我認為這無異於謀殺。」[53]擅長製造荒唐「驚喜」的伯爾，這次居然送給邊沁一本《聯邦黨人文集》。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時刻，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影子卻總能出現在伯爾的身邊。旅居巴黎期間，伯爾去拜會德塔列朗，後者讓他的秘書給這位不速之客留下了這樣的口信：「我很高興見到伯爾上校，但是請告訴他在我的書房裡掛著一幅漢密爾頓肖像畫，我一抬頭就可以看到他。」[54]伯爾聞訊落荒而逃。

  待到伯爾以「A.阿諾先生」之名乘船返回紐約時已經是1812年了。所有對他的指控都已經停止了。為了能夠重新在紐約立足，他向羅伯特·特魯普借了一間法律圖書館，試圖重新執業。這個孤魂野鬼般的人已對政治事務失去興趣，沒過多久，他的精神支柱也轟然坍塌。那年夏天，他喜愛的外孫，10歲的亞倫·伯爾·奧爾斯頓（Aaron Burr Alston）夭折了。然而他還有他摯愛的女兒西奧多西婭，他在帶著手提箱煢煢孑立地遊走在歐洲時，一直隨身攜帶著女兒的畫像，乘馬車時就把它擱在膝蓋上。儘管她丈夫現在已經是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但有傳言說她一直受到虐待。在1812年底，鬱鬱寡歡的西奧多西婭乘船前往紐約與其父親團聚，但兩人未能相見——她因暴風雨或海盜襲擊在海上殞命，終年29歲。這是伯爾有生以來遭受的最沉重的打擊，以致他將自己形容為「與整個人類切斷了聯繫」。[55]四年之後，他的女婿約瑟夫·奧爾斯頓（Joseph Alston）撒手人寰，享年37歲。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災禍使伯爾再次體味了童年所感受到的喪親之痛。已成過去的那個時代之幽靈的伯爾現在真的成了一個隱士，人們偶爾會看見他出現在紐約市的街道上。除了一小群人以外，他極少與外界交往。

  至於與漢密爾頓的決鬥，伯爾幾乎從未流露出絲毫悔意。在回到美國之後不久，他去看望他的姨媽羅達·愛德華斯（Rhoda Edwards），她還為他的靈魂歸屬擔憂，並告誡他說：「你對上帝犯下了許許多多的罪，你殺死偉大、善良的漢密爾頓。我懇請你為之懺悔，並祈求基督用鮮血和公義給你帶去寬恕。」伯爾覺得難以理解：「哦，姨媽，不要感覺太壞。」他回答說，「我與他會在天堂相遇的。」[56]

  一天，伯爾走在紐約的納塞大街上，首席法官肯特看到了他。肯特的情緒完全失去控制，他向伯爾猛撲過去，掄起手杖就朝伯爾打去。「你這個惡棍！」肯特高聲喊著，「惡棍！」伯爾保持著傳說中的泰然自若，他脫下帽子說：「學識淵博的首席法官，您的見解總是理應得到高度重視的。」[57]然後鞠了一個躬就走開了。

  伯爾從未在殺死漢密爾頓這件事上失去幽默感，時常饒有興致地談起「我親愛的朋友漢密爾頓，被我一槍擊斃」。[58]有一次，在波士頓圖書館，伯爾在漢密爾頓的半身像前駐足凝望。「這真是精美絕倫。」他用手指撫摸著漢密爾頓塑像面部的皺紋自言自語道。[59]還有一次，伯爾把馬留在驛站，一時興起，步行去看了一場巡迴蠟像展。他意外地發現一幅畫像再現了他與漢密爾頓決鬥時的場景。下面還附有幾行小詩：「哦，伯爾！哦，伯爾！你做了什麼？你殺死了偉大的漢密爾頓。你藏在一束薊草後面，用霍斯手槍將他射殺。」[60]談到這件事情時，伯爾縱聲大笑。只有一次，伯爾流露出對殺死漢密爾頓一事的擔憂。在閱讀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項狄傳》（Tristram Shandy）時，他讀到這樣一個場景：性情溫厚的托比叔叔捉到一隻蒼蠅，並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窗外而沒有將它殺害。他評論：「如果我多讀些斯特恩，少讀些伏爾泰，那麼我應該知道，這個世界是如此之大，足以同時容得下我和漢密爾頓。」[61]

  伯爾在回到美國之後苟延殘喘了24年。1833年，77歲高齡的他不顧冷嘲熱諷，鼓起勇氣展開了最後一段浪漫情事，迎娶了一位極其富有的寡婦，58歲的艾麗薩·朱麥爾（Eliza Jumel），她在華盛頓高地擁有一幢豪宅（據不確切的消息說，漢密爾頓與她的關係曾經也非同一般）。艾麗薩·朱麥爾原名貝特西·鮑恩（Betsey Bowen），在嫁給富有的釀酒製造商史蒂芬·朱麥爾（Stephen Jumel）之前是一名交際花，還生下過一個私生子。伯爾按照其一貫的做法，一邊揮霍朱麥爾夫人的金錢，一邊與別的女人幽會。一年後，朱麥爾提出離婚，指控她那不可救藥的丈夫與人通姦。她怎麼能指望伯爾在垂暮之年改過自新呢？1836年9月14日，伯爾在兩次中風之後死在斯塔滕島上的一家酒店裡，隨後被埋葬在普林斯頓，與其父親、祖父的墓地相距不遠。亞倫·伯爾死時的面容令人驚駭：他的鼻子歪向左邊，嘴巴扭曲變形，仿佛一生中所有的隱痛最後都被刻在臉上。約翰·昆西·亞當斯為這個人寫下墓志銘：「縱觀伯爾的一生，在任何道德健全的國度，他的朋友都會把他深埋，以求遺忘。」[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