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艾麗薩

  對艾麗薩·漢密爾頓來說，她的世界塌陷了，如此殘酷，如此徹底。三年間，她不得不面對四位親人的死亡：她的長子、她的妹妹佩吉、她的母親和她的丈夫。此外，她還要忍受著大女兒精神失常所帶來的痛苦。因為漢密爾頓死亡的消息進一步惡化了她父親菲利普·斯凱勒的病情，艾麗薩只好待在奧爾巴尼服侍他。斯凱勒痛風復發，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劇痛，因此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臥床靜養。「我相信上帝會讓我長壽的，這樣我就可以對我親愛的孩子和她親愛的孩子們盡到一個父親和祖父應盡的義務」，菲利普·斯凱勒對安傑莉卡·丘奇說，艾麗薩「知道我是多麼喜愛我親愛的漢密爾頓，我是多麼喜愛她和她的孩子們」。[1]可惜上帝卻有自己的打算。1804年11月18日，在女婿漢密爾頓殞命威霍肯四個月之後，菲利普·斯凱勒也撒手人寰了，被安葬在奧爾巴尼的鄉村墓地。

  當厄運接二連三地降臨在自己身上之後，艾麗薩怎樣才能支撐下去呢？決鬥過去一個月後，她收到威廉·S.史密斯上校寫給她的慰問信。史密斯上校告訴她，辛辛那提協會準備在三一教堂為漢密爾頓豎起一幢紀念碑。在她的回信中，艾麗薩隱約提到了使她頑強生活下去的力量。在遭受「失去最親愛的丈夫這個無法彌補的損失」後，她祈求「所有基督徒都應服從上帝的旨意」。除了宗教的寬慰，她也從富於同情心的朋友和家人對其丈夫的尊重中汲取了力量。她寫道：「正直、睿智和仁慈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惋惜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撫慰了我這顆受傷的心，人們在紀念我逝去的親人時所表達的那份無上的榮耀和高度尊重，讓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氣。」[2]

  艾麗薩對漢密爾頓忠貞不渝，這證明了他們的婚姻雖然有瑪麗亞·雷諾茲和其他一些不幸事件的影響但依然牢不可破。懷著一顆寬容之心，艾麗薩對丈夫的缺點表現出足夠的容忍。在決鬥兩個月後，她在給納撒尼爾·彭德爾頓的信中把漢密爾頓稱為「我深愛的聖潔的丈夫，我的守護天使」。她認為上帝帶走漢密爾頓，僅僅是為了平衡她的人生帳目，先讓她在婚姻中享受莫大的歡樂，然後給她帶來了刻骨銘心的痛苦：「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有雙份的幸福，現在我必須預料到痛苦……我的丈夫的靈魂已歸天堂，但他的軀體卻仍在塵世，我依然與他同在。」[3]她無數次地閱讀丈夫留下的信件，以致它們因磨損過度而支離破碎。她的脖子上掛著一個小布袋，裡面裝著漢密爾頓在決鬥前夜寫給她的纏綿悱惻的訣別書，以及他們在莫里斯城戀愛期間漢密爾頓送給她的愛情十四行詩——這是一些發黃、變脆的紙片，由於紙張已經風化，艾麗薩小心翼翼地將它們縫合在一起。

  艾麗薩對「她的漢密爾頓」保持著綿延不絕的愛意，即使他讓自己陷入可怕的財務泥沼。漢密爾頓去世的時候，或許算不上破產，卻沒有留下任何現金。共和黨曾妄言，漢密爾頓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勾結英國軍需官損公肥私，這顯然是無稽之談，不攻自破。傑斐遜的支持者們傳言，當美國恢復君主政體時，等待漢密爾頓的倫敦銀行秘密帳戶，也從來沒有存在過。這位美國的經濟奇才在有生之年沒有積累多少財產，他的遺囑執行人甚至擔心如果在當前行情下拍賣其固定資產——主要是格蘭其莊園和紐約西部以及俄亥俄河谷中的土地——只怕仍然不足以償還他的債務。古維內爾·莫里斯被漢密爾頓的巨額債務嚇呆了，他向魯弗斯·金透露：

  我們的朋友漢密爾頓在拮据中離世，他的債務可能需要一個職業人士勤懇工作多年才能償清。他的債務在5萬到6萬美元之間，他投資的房地產趕上好年景能賣7萬到8萬美元，但如果現在就去抵押拍賣，最多只能值4萬美元。[4]

  

  菲利普·斯凱勒已經把大部分家產分給八個孩子以及他們的後代，他剩下的財產大約值3.5萬美元，根本無法償付漢密爾頓的債務，因此艾麗薩繼承到的遺產遠不及漢密爾頓當初估計的那麼樂觀。她繼承了奧爾巴尼和薩拉托加周圍的一塊農地，每年只能帶來750美元微不足道的收入。她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由於商業投機活動流產而導致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菲利普·斯凱勒在去世時留下大量房地產，卻幾乎沒有什麼現金，斯凱勒家族的財富光環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為了讓這個家庭擺脫經濟困境，古維內爾·莫里斯在漢密爾頓的朋友中間組建了一個秘密的捐贈基金。他不得不打消人們的幻想：漢密爾頓的孩子們有一個富甲一方的外祖父，從來沒嘗過缺錢的滋味。莫里斯和另外100多位捐贈者共籌集到約8萬美元，而新英格蘭地區的聯邦黨人還捐獻了一些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這筆基金是一個守口如瓶的秘密，漢密爾頓的後裔經過一代人之後才知道它，它被紐約銀行悄悄保存至1937年。

  遺囑執行人不忍心把艾麗薩從格蘭其莊園趕出去，於是以3萬美元的價格買下它，隨後又半價回賣給她，以保證她能夠在那裡無限期地住下去。這樣慷慨的行為雖然讓艾麗薩避免陷入貧困境地，但是並沒有緩解她對金錢的焦慮，她還需要低聲下氣地去尋求貸款。決鬥發生三年後，她懇求納撒尼爾·彭德爾頓幫忙救急，告訴他：「我幾乎身無分文，所以冒昧懇請您借給我300美元。」[5]雖然艾麗薩以前並沒有鋪張浪費，但總算衣食無憂，現在，她卻不得不省吃儉用。儘管生活艱辛困頓，她卻一直惜守著漢密爾頓在離別信中留給她的一項神聖任務：照顧好他那現在已經失明了的可憐的堂姐安·米切爾。艾麗薩讓她在格蘭其莊園住了一段時間，並在1810年給了她630美元幫助她擺脫困境。

  艾麗薩從來就不曾放棄這樣的想法：政府實質上是虧欠她丈夫的，包括經濟上的和精神上的。在獨立革命結束時，漢密爾頓放棄了一筆軍官應得的撫恤金。出於一名國會代表的「微妙顧慮」，他竭力想避免一切個人利益與公職的衝突，尤其是在老兵退役補償這個棘手問題上。[6]同樣出於一種類似的高風亮節，他也放棄了獎勵給官員的土地。艾麗薩在選擇政治時機這個問題上並非生手，她耐心等到傑斐遜在1809年離開白宮，才去向看起來較為寬容的麥迪遜總統遊說。到麥迪遜卸任時，堅持不懈的艾麗薩·漢密爾頓成功地讓國會通過了議案，給予她相當於180公頃土地價值的現金，以及五年的部隊薪水——共計約10000美元。

  對艾麗薩來說，依靠有限且不穩定的收入養育她的孩子們的確是個巨大的挑戰。她曾哀嘆不得不在一個「災難不斷」且「惡意重重」的世界裡將他們撫養成人，但是她做得出奇得好。[7]她那五個存活下來的兒子都以漢密爾頓的職業生涯為楷模：法律、政府和軍隊。次子亞歷山大在父親決鬥身亡數周后畢業於哥倫比亞學院。艾麗薩說：「我深愛的丈夫的遺願是，讓兒子小亞歷山大在帳房工作，把他培養成一名商人。」[8]

  但是當史蒂芬·希金森邀請小亞歷山大到他在波士頓的公司實習時，艾麗薩卻無法忍受與兒子分隔兩地。她對希金森說：「痛苦已經讓我心力交瘁了，而且接二連三的災難也把我嚇怕了，除了讓我最親愛、最體貼的丈夫留給我的孩子們陪伴左右，我還能祈求什麼。」[9]後來，小亞歷山大成了一名律師，追隨威靈頓公爵在海外作戰，在1812年戰爭期間以陸軍上尉的身份重返美國，最終成了紐約的聯邦地區檢察官。非常有意思的是，當艾麗薩·朱麥爾與背信棄義的亞倫·伯爾離婚時，正是他擔任朱麥爾的代理律師。

  第三個兒子詹姆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從哥倫比亞學院畢業後，在1812年戰爭中當上了一名指揮官，在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執政時期擔任代理國務卿，後來成了紐約南區的聯邦檢察官。他性情隨和、能言善辯，辦過一家報紙，與馬丁·范·伯倫（Martin Van Buren）成為私交很好的朋友，後者常常被認為是亞倫·伯爾的私生子。詹姆斯·漢密爾頓以《憲法》為基準，為奴隸制辯護，後來卻在南北戰爭中證明自己是廢奴運動的支持者。為了紀念他父親的出生地，他在哈得孫建造了一座名為「尼維斯」的小屋。

  第四個兒子約翰·丘奇·漢密爾頓是一名律師，同樣參加過1812年戰爭。他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撰寫了一部多卷本的關於他父親的生活傳記，並將他父親繁雜似迷宮一般的文稿做了整理。

  第五個兒子威廉·史蒂芬，雖然英俊瀟灑、風度翩翩，但有點離經叛道。在西點軍校畢業後，他參加黑鷹戰爭，在伊利諾州測量過公共土地，在西部前線盡情享受單身漢的自由生活。1849年，他加入到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潮中，在薩克拉門托開了一家店鋪給礦工提供服務。1850年他因感染霍亂在當地病逝，是除了長兄菲利普之外唯一先艾麗薩而去的孩子。

  最小的兒子小菲利普，是一個心腸溫軟、多愁善感的人。他娶了安德魯·傑克遜政府時期財政部長和作戰部長路易斯·麥克雷恩（Louis McLane）之女為妻。小菲利普在其哥哥詹姆斯手下做過一段時間的助理聯邦檢察官，但更傾向於無私的利他主義行為，並逐漸獲得了「窮人的律師」的美譽。[10]大女兒安傑莉卡在一位醫生的精心照料下也勉強活著，據一位朋友說，這是艾麗薩「滴血的心」上的「一處創痛」，最終，她死於1857年。[11]小女兒小艾麗薩·漢密爾頓·霍利擔當起了照顧其母親晚年生活的重任。

  在決鬥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裡，艾麗薩一直得到姐姐安傑莉卡的無私幫助，後者是她與過去和已逝丈夫之間最強韌的紐帶。作為紐約社交界的紅人，安傑莉卡直到最後一刻都忙於參加種種宴會和聚會。1806年，她的兒子菲利普·丘奇在紐約州北部一塊繼承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安傑莉卡紀念館，以表達對母親的敬意。1814年3月，安傑莉卡·丘奇香消玉殞，享年57歲，她也被安葬在三一教堂的墓地，與令她迷戀一生的妹夫相伴。約翰·巴克·丘奇第二年回到了英格蘭，1818年4月死於倫敦。

  在守寡的前十幾年裡，艾麗薩不得不忍受總統走馬燈似的更替——傑斐遜、麥迪遜、門羅、約翰·昆西·亞當斯——他們都曾與她的丈夫有過激烈交鋒，無意去緬懷他。隨著「聯邦黨」成了一個貶義詞，她開始了漫漫征程，要為她丈夫的成就討回公道。她一直想要一部關於丈夫的權威傳記，由於約翰·梅森牧師、蒂莫西·皮克林等人都沒有完成，她轉而求助於自己的兒子約翰·丘奇·漢密爾頓，讓他編輯漢密爾頓的文稿，公布大量的歷史文獻，充分頌揚這位可敬的長者。艾麗薩抓緊一切機會訪談上了年紀的政治家，設計詳細的問卷，懇請他們回憶有關她丈夫的塵封往事。她奔赴芒特弗農，借來漢密爾頓寫給華盛頓的信件，她知道自己在與時間賽跑，與死神賽跑，與正在消失的革命年代的回憶賽跑。「我擔心實現不了我的目標，」她在1832年給她的女兒小艾麗薩的信中談到這個似乎註定失敗的計劃，「大多數你父親同時代的人也紛紛過世了」。[12]這一規模宏大的傳記計劃，直到艾麗薩去世後七年才宣告完成。

  花費數十年的光陰保護她丈夫的遺產，使得艾麗薩更加忠於他的生活事實。但是有一件事情卻是她永生不能忘記的：瑪麗亞·雷諾茲事件的曝光。在這件事情上，她毫不猶豫地譴責詹姆斯·門羅。18世紀20年代，門羅結束了兩屆總統任期之後，曾去華盛頓特區拜訪艾麗薩，希望冰釋前嫌。艾麗薩當時大約70歲了，住在女兒家。當女傭將這位前總統的名片呈上來的時候，她正與15歲的外甥坐在後院裡。這位聲名顯赫的來訪者並沒有使她欣喜若狂，她反而感到疑惑。「她手上拿著名片靜靜地站在那裡，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樣子。」她的外甥說，「她的聲音降了下來，像平時生氣時那樣，輕聲咕噥：『這個人為什麼來看我？』」外甥說門羅想必是路過此地順便表達一下敬意。她猶豫不決，但最終答應見面。「我去看看他。」她說。[13]

  於是這位身材矮小的女人身板筆直步履強健地走進屋子。她一進入客廳，門羅便起身向她致意。艾麗薩當時卻一反常態，她站在那裡直面這位前總統卻並沒有邀他入座，這與她溫婉的性格完全不符。門羅鞠了個躬，像已經排練好的講演那樣開口說道：「我們相識已有年頭了，如今，時過境遷，人事消磨，我們也行將入土，不如彼此原諒，忘卻舊怨。」[14]

  艾麗薩明白，門羅試圖在他們中間畫上道德等號，並試圖把關係破裂的責任平攤給雙方。雖然人到暮年，雖然事情已經過去30年，她依然不能輕易原諒這一切。「門羅先生，」她對他說，「如果你來是要告訴我你感到內疚，你感到抱歉，認為對傳播針對我親愛的丈夫的那些不實陳述和誹謗性的故事而內疚，如果你是來說這些的，我理解。但是如果說其他的，對不起，時間的流逝和行將入土的事實並不會改變什麼。」[15]門羅啞口無言，沒做任何評論。聽到這位上了年紀，穿著寡婦黑色喪服的小女人嚴厲的話語，無異於當頭一棒。這位前總統於是拿起帽子，祝安後匆匆離開，再也沒有回頭。

  因為艾麗薩·漢密爾頓儘量讓自己在她丈夫的故事中不留痕跡，因此她幾乎徹底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了。在提及她的一些材料中，她被刻畫成一個整天以淚洗面神經衰弱的人，天天捧著《聖經》，除了漢密爾頓的遺孀之外再無其他身份。事實上，她有著非凡的意志和剛正的人品，在後來寡居的日子裡她傾注了大量心血為寡婦、孤兒和貧窮的兒童奔走呼號。1806年3月16日，決鬥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艾麗薩和其他信教的女性聯合成立了紐約孤兒救助協會，這是紐約第一個私立的孤兒院。或許，再也沒有什麼比為了孤兒而努力奮鬥更能表達她對漢密爾頓的柔情了。協會的章程可能不是艾麗薩擬定的，但她無疑支持它的信條：「罪惡不是導致孤兒悲慘境地的原因，對他/她的保護可能造就棟樑之才，上帝特意把他神聖的悲憫賜予這些孤兒。」[16]顯然，宗教熱情已經滲入艾麗薩對丈夫的情感之中。她的朋友傑西·本頓·弗里蒙特（Jessie Benton Frémont）說，她擁有「獨特的憐憫心、罕見的正義感和關愛生命的天性。她把這一切都獻給了孤兒們」。[17]

  很多年裡，艾麗薩都是孤兒院董事會的骨幹，並擔任副院長之職。1807年，她前往格林威治村出席了孤兒院總部的奠基儀式，那將是一幢兩層的木樓。1821年，她升任院長，負責照顧在該孤兒院居住並接受教育的158名孩子。在接下去的27年裡，她效仿漢密爾頓堅忍不拔的精神，承擔起孤兒院方方面面的工作。她四處籌錢，租賃房產，走訪公立救濟院，調查人們的滿意度，募集燃料、鞋子和《聖經》。她經常給大一點的孤兒尋找一些工作機會，還幫助一個孩子被西點軍校錄取。她還將該協會的資金存放在州財務委員會中，這一點不由讓人想起她的丈夫。在為該協會取得紐約州的許可證後，她遊說州議會每年為協會撥款。「媽媽，你就像個鍥而不捨的乞丐。」有一次她兒子開玩笑對她說。「我的孩子，」她反駁說，「我不能自暴自棄，也不能放棄其他人。造物主已經給我指明了這一職責，還給了我履行這一職責的能力和愛好。」[18]1836年，當一座壯觀的新孤兒院在第73街和河濱大道奠基時，她仍在擔任院長。艾麗薩在她的密友喬安娜·貝休恩的幫助下帶領這一組織蓬勃發展。「母親越來越尊敬這位德高望重的女士，」喬治·貝休恩說起她母親與艾麗薩誠摯的友誼時說，「她們兩個都具有堅定不移的性情……我母親更謹慎一些，漢密爾頓夫人較為隨性，爭執偶有發生，但往往以兩人相互擁抱迅速結束，看到這樣的場景實在令人欣慰。」[19]

  和其他福音教徒一樣，艾麗薩熱切地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應識文斷字，這樣才能學習《聖經》。1818年，她又來到了州議會，為漢密爾頓免費學校爭取到許可證，該校是曼哈頓區華盛頓高地的第一所教育機構。它坐落在上曼哈頓187大街和188大街之間艾麗薩捐贈的一塊土地上。她建立這所學校也是為了紀念她的丈夫。

  從艾麗薩晚年的一幅畫像來看，她是一位有著慈祥臉龐和堅毅雙唇的婦人。滿頭銀髮在寡婦帽下整整齊齊地從中間分開，烏黑的大眼睛依然像少女一般亮如秋水。驚嘆於艾麗薩永不衰竭的活力，傑西·本頓·弗里蒙特說：「她秀雅的面容刻滿勇氣和精神；她雙眼深不可測，讓原本沉悶的臉龐呈現出一些生機。」[20]「我仍然記得，當我住在哈得孫河沿岸離她兒子家很近的地方時，這位年逾八旬的老婦人總是在一個中途小站下火車，翻過兩道籬笆，穿過草地，抄近路前往兒子家。她不願到城裡等馬車來接她。」[21]她的意志力和精神讓人吃驚。在孤兒救助協會的一次周年慶典上，90多歲的艾麗薩突然出現在大家面前，令所有人震驚。她「身材矮小，昂首挺胸，一襲褚衣，那是自她的黑髮第一次被束在寡婦帽下起就再也沒有更改過的造型。現在，她的頭髮已經和那頂帽子一樣白」。[22]弗里蒙特指出：「她身體機能的良好程度令人驚嘆，談吐中依然流露出早年賦予她特殊魅力的從容和睿智。」[23]

  1848年，91歲的艾麗薩搬到華盛頓特區，與她那在失去丈夫西德尼·奧古斯塔斯·霍里（Sidney Augustus Holly）後獨居的女兒小艾麗薩住到了一起。在他們靠近白宮的H大街的住處，作為美國獨立戰爭的遺老，艾麗薩格外珍視自己的身份。跟她丈夫一樣，她也是一個立場堅定的廢奴主義者，喜歡款待鄰家那些年幼的奴僕，並把蓄奴的那些州諷刺為「非洲州」。艾麗薩總是忙著編織或縫製墊子，到訪者對她有著無法抑制的好奇心。在白宮的宴會上也常常看到她的身影。「我在餐桌邊等著漢密爾頓將軍夫人的到來，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1846年2月一次宴會結束後，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James Knox Polk）總統在其日記中寫道，「她保持著清晰的思維和良好的記憶，與她談話是件妙趣橫生的事情。」[24]後來，艾麗薩還幫助她的朋友朵萊·麥迪遜（Dolley Madison）籌集修建華盛頓紀念碑的善款，直到臨終前，她依然保持著敏銳的思維。當歷史學家本森·J.洛辛（Benson J. Lossing）採訪91歲高齡的艾麗薩時，他發現對方根本不是一個哭哭啼啼或陰鬱孤僻的人：「她性格開朗，有著淡淡的幽默……言談舉止和藹可親，讓人無法抗拒。」[25]

  1852年冬天，艾麗薩和女兒是與一個年輕的親戚伊莉莎白·霍利（Elizabeth Hawley）共同度過的。絡繹不絕的來訪者讓這位親戚深感詫異。1853年1月1日上午，由於陰天以及紳士訪客明顯稀少的緣故，她的情緒有些低落，但是很快就過去了。還未到中午，「天氣轉晴，來訪者又如潮水般湧來」，她在給姑媽的信中寫道，「房間中擠滿了人，接待了幾百名拜訪者……紳士們帶著孩子來拜見漢密爾頓夫人，許多客人都是專程趕到這裡的。或許你樂意了解詳情，我希望我有空兒告訴你那些著名的議員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溫菲爾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來的時候穿著制服，英姿颯爽；緊跟著進來的是紐約的參議員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忽然，密集的人群分開，她驚訝地看到，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總統也朝艾麗薩走過來。「我看到他時，感覺他比傳聞中要胖一些，那是我見過他最健壯、最英俊的時刻。他和漢密爾頓夫人一起小坐片刻，並邀請她安排時間共進晚餐。」[26]一個月後，95歲的艾麗薩帶著女兒赴白宮參加晚宴，她們一進門就引起一片掌聲。菲爾莫爾總統關懷備至，第一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了她。每個人都渴望接觸這位美國歷史的活化石。

  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她堅信會在來世光榮地與漢密爾頓團聚。她珍藏著漢密爾頓送給她的一個小信封，信封背面點綴著一句浪漫的雋語：「你治癒了我所有因愛而生的創傷。」[27]對艾麗薩來說，這些傷痛從來就沒有過去。1854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國會通過了取消限制奴隸制擴展到西部新開發地區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漢密爾頓嘔心瀝血建立的聯邦岌岌可危。11月9日，艾麗薩·斯凱勒·漢密爾頓去世了，享年97歲。她的寡居生活持續了55年，這比決鬥前她活的那些日子還稍稍長一些。她被埋葬在她夢寐以求的地方：三一教堂漢密爾頓墓地的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