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卑鄙的想法

  1804年春天的某個時間，漢密爾頓在奧爾巴尼的約翰·泰勒法官家裡吃飯。泰勒是一名共和黨的商人，也是前州議員，當時正在為摩根·劉易斯的競選做籌備工作。無論是泰勒法官還是漢密爾頓都表達出對亞倫·伯爾當州長的擔心。「你可不知道伯爾正在為當選所做的那些努力，」泰勒告訴德·威特·柯林頓，「為了促進他的事業，他無所不用其極。」[1]

  這場在國家大道舉辦的私人晚宴引發了一系列風波，最終無情地導致了漢密爾頓同伯爾的決鬥。當天出現在泰勒家餐桌旁的還有查爾斯·庫珀，他是一名內科醫生，娶泰勒養女為妻。他本來就看不上伯爾，庫珀現在很高興能洗耳恭聽紐約最著名的兩個聯邦黨人——漢密爾頓和詹姆斯·肯特——毫不客氣地譴責他。這番疾風驟雨般的貶斥讓庫珀壓抑不住激動的心情，4月12日，他匆匆寫信給他的朋友安德魯·布朗，告訴他漢密爾頓說伯爾「是一個陰險小人，不值得任何人信任」。[2]庫珀請友人轉交這封信，事後這位友人聲稱該信被盜走，因此泄密。在那個年代，人們經常在提供郵政服務的旅館裡私自拆閱他人的信函，信件中途被截走，其內容突然見諸報端，這並不是什麼稀奇事。儘管如此，庫珀的朋友仍然有可能是在說謊。

  在庫珀得知此事之前，這封信的節選已刊登在《紐約晚間郵報》的版面上了。主編威廉·科爾曼誤認為庫珀的言論已經印在某份宣傳單上，因此覺得有必要反駁。他提醒讀者，漢密爾頓卻反覆宣稱「自己對伯爾和劉易斯的競選保持中立」。[3]為了徹底擊穿這一謊言，科爾曼刊登了菲利普·斯凱勒的一封來信，信中不停地提到漢密爾頓許下誓言遠離競選，還說漢密爾頓絕不會針對伯爾發表任何言論。斯凱勒的這封信不經意間成為殺死他愛婿的兇器之一。

  斯凱勒的信無疑是對庫珀言論的有力回擊，庫珀被斯凱勒暗示他捏造事實的言辭激怒。4月23日，他寫信給斯凱勒，證實漢密爾頓的確指責過伯爾：「漢密爾頓將軍和肯特法官實際上說過，他們認為伯爾先生是一個危險人物，不值得信賴，也不應該被委以政府權力。」[4]庫珀表示，在2月聯邦黨人齊聚奧爾巴尼商議州長候選人時，漢密爾頓也曾公開說過這樣的話。庫珀接下來的言論將漢密爾頓和伯爾之間的關係推到了爆發點。庫珀不負責任地說，他「非常謹慎地」描述了泰勒家晚宴上發生的事情，「真的，先生，我可以詳細地向您講述漢密爾頓將軍對伯爾先生的一個更加可鄙的看法」。[5]這封改變了許多人命運的信件，刊登在1804年4月24日的《奧爾巴尼紀事》（Albany Register）上。

  6月18日，競選失敗七周之後，伯爾收到了一份刊登了庫珀信件的紐約州北部的報紙。究竟是一個打抱不平的朋友還是一個惡意的敵人給他送的這份報紙，我們不得而知。伯爾曾以一貫的冷靜和蔑視，驕傲地擺脫那些針對他的指控，令對方自討沒趣。但是現在，由於已經被驅逐到政治荒野中了，伯爾不再對批評無動於衷。他終於發怒了。他大發雷霆，和許多把敵意隱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人一樣，伯爾實際上已被自己的情緒所左右。憑藉對政治傳言的關注，伯爾知道漢密爾頓多年來一直在詆毀他。有那麼兩次，因為漢密爾頓出言不遜，兩人已走到決鬥的邊緣。在1801年大選出現平局時，為了阻止伯爾成為總統，漢密爾頓使出渾身解數，痛斥伯爾驕奢淫逸、毫無原則。1802年10月，漢密爾頓承認自己對上述指責「毫不知情」，從而避免了一場決鬥。[6]伯爾後來告訴一位朋友：

  眾所周知，漢密爾頓將軍長期放縱自己對我的品行進行狹隘偏執的指責。他擁有不同尋常的天賦，居然能讓不得體的攻擊性話語脫口而出。然而，有兩次，他在明白我可以理直氣壯向他發出決鬥挑戰之時，他卻先我一步，主動站出來道歉。本著寬恕與和解的誠摯願望，我從未提起過這些事，希望我的寬宏行為能讓他有所收斂。[7]

  伯爾的某些崇拜者指出，儘管漢密爾頓對伯爾尖酸刻薄，但是伯爾卻從未以類似的方式回應他。這與其說是由於伯爾的道德水平高，倒不如說是他的一貫作風。坦蕩磊落的漢密爾頓會直率地斥責他人，心機深沉的伯爾卻傾向于謹慎地保持沉默，或者在評價政治人物時刻意含糊其辭。

  當伯爾看到庫珀的信時，他依然在為競選失利和政治生涯明顯垮掉而感到痛苦。1800年以前，他根本不會與漢密爾頓對著幹，因為後者在華盛頓和亞當斯政府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傑斐遜麾下出任副總統時，伯爾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握在聯邦黨人手裡，因此也不敢與漢密爾頓為敵。現在，漢密爾頓是可以攻擊的對象了。他雖然依舊享有盛名，但是卻失去了往日讓別人聞風喪膽的權力。喬安尼·弗里曼寫道：「伯爾已身敗名裂，這位政壇領袖在失敗的競選中飽受人身攻擊和公眾羞辱。決鬥可以挽回他的名聲，或許順便還能讓漢密爾頓蒙羞。」[8]伯爾曾向查爾斯·比德爾提及決鬥的想法。比德爾回憶說：「他決定從詆毀他的體面人物中找出一個來決鬥，那時他尚未決定要向漢密爾頓將軍提出挑戰。」[9]然而，伯爾現在所做的一切根據的是一個錯誤的印象：漢密爾頓匿名撰寫了侮辱謾罵他的文字。或許庫珀的信證實了他的預感：是漢密爾頓在幕後造謠生事。

  伯爾挑戰漢密爾頓背後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當查爾斯·庫珀說，他可以詳述漢密爾頓對伯爾的「一個更加可鄙的看法」，這到底指的是什麼。這個問題引發了兩個世紀的猜疑。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用他的猜想挑起了喜歡讀小說的讀者們的胃口，他猜測漢密爾頓控訴伯爾與親生女兒西奧多西婭亂倫。畢竟伯爾是一個私生活極其混亂的人，漢密爾頓有豐富的資源可以選擇，以攻擊他的個人聲譽。伯爾曾被公開指控的罪行幾乎窮極人們的想像：摧殘幼女、與人通姦破壞婚姻、強迫婦女賣淫、收受賄賂、姦淫奴隸、搶奪客戶財產等。作為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的外孫，伯爾可謂嘗遍禁果。有關他的最近一則醜聞是，在泰勒晚宴前六個月，伯爾收到一封來自舊情人哈伊特夫人的信，對方禮貌地索要一筆錢，並解釋說，她「懷有身孕，處境困窘……希望您這樣一位神通廣大的先生能給我一筆小錢」，她保證不會揭發他，「如果您能大發慈悲，賞我幾個小錢，我會感激不盡」。[10]顯然，如果伯爾不給哈伊特夫人錢，對方有可能去揭發他；如果給她錢，就會讓這件事在紐約鬧得滿城風雨。總而言之，庫珀具體暗指什麼已不重要，現在，伯爾只想找一個理由來攻擊漢密爾頓。他們之間的榮譽之戰與誹謗和人身攻擊並無太大關聯，更多的涉及政治和權謀。

  6月18日周一的早晨，看完庫珀的信之後，伯爾要求他的朋友威廉·P.范·尼斯（William P. Van Ness）即刻前往可以俯瞰哈得孫河的里奇蒙山莊。當時，伯爾正患瘧疾，脖子上繫著圍巾。伯爾告訴范·尼斯，許多人已經跟他說過「漢密爾頓將軍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使用了有損我聲望的語言，並且表達了有損我聲望的看法」。[11]顯然，刺激伯爾訴諸行動的是這些年累積的宿怨，而不僅僅是庫珀的一封信。那天上午11點，范·尼斯突然帶著伯爾的信出現在漢密爾頓的律師事務所里，要求他對庫珀所謂的「一個更加可鄙的看法」做出解釋。這封信的語氣和內容讓漢密爾頓意識到，伯爾將發起一場榮譽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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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一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在說明，他既不會躲避一場決鬥，也不會嘗試妥協，更不會甘願受辱。由於背負著西印度群島的不幸過去，他早已斷定一輩子要維護自己的榮譽。他的本性中再沒有什麼東西要比這一點更根深蒂固的了。這個口無遮攔的人時刻準備著戰鬥，時刻對歪曲他品質的攻擊保持警惕。有六次，漢密爾頓捲入榮譽之戰的初始階段，另有六次作為助手或顧問參與其中，但他尚未真正當過決鬥主角。漢密爾頓文集的編輯哈羅德·希萊特說，1804年夏天之前，漢密爾頓「只在名義上參加過決鬥，並未有任何實際行動」。[12]

  熱衷於決鬥的人依然很多，雖然遠未到人人參與的地步。傑斐遜和亞當斯反對決鬥，富蘭克林譴責它是「謀殺行為」。[13]決鬥之風在軍官階層尤為盛行，這些人為自己的浪漫榮譽情結感到驕傲，並發現這種儀式性暴力是表達它的完美方式。漢密爾頓和伯爾都受過這種貴族文化的薰陶。軍人往往擔心因躲避一場決鬥而被貼上懦夫的標籤，從而嚴重削弱自己的領導力。由於預見到美國即將陷入無政府狀態，發生分裂、叛亂、內戰等一系列恐怖事件，並認為自己有可能統兵作戰，漢密爾頓凝神思考：接受或拒絕伯爾的挑戰將對自己的勇氣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他看來，勇氣是領導力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一位同時代的人評價漢密爾頓說：「他是一名鬥士，不允許任何人指責他缺乏勇氣。他最無法忍受的是，如果自己臨陣退縮，亞倫·伯爾會得意地自吹自擂。」[14]

  在伯爾和漢密爾頓這類被標榜為美國社會精英的人群中，決鬥是社交禮節的需要。如果一個身份低賤的人侮辱你，你可以通過鞭撻懲罰他。如果侮辱來自與你社會地位等同的人，那麼你最好拿起槍，奔赴決鬥場。從理論上來說，伯爾本可以起訴漢密爾頓誹謗，但他認為這樣做有失紳士的體面。漢密爾頓曾高傲地說，他會最大限度地避免對誹謗者的起訴，因為他更喜歡「以蔑視來回應敵意」。[15]

  政客也是最熱衷於決鬥的一類人。許多決鬥都起因於黨派紛爭，正如喬安尼·弗里曼在《榮譽之戰》（Affairs of Honor）中展現的那樣，決鬥往往發生在競選之後，因為失敗者試圖挽回聲譽。政治黨派仍是基於個人崇拜的流動性組織，沒有哪個政客能承受名譽受到質疑。雖然決鬥都是在隱蔽場所秘密進行，但通常會轉變成吸引媒體眼球的公眾事件。決鬥的宗旨在於影響輿論、打擊敵人。

  決鬥亦是解決衝突的巧妙形式。正因為如此，決鬥者很少會毫不遲疑地殺死對手。對戰雙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槍戰所帶來的威脅上，強迫他們以及助手展開深入談判，通常以道歉或和解告終，而非射出子彈。經驗告訴漢密爾頓，如果在談判中不屈不撓、靈活應對，他或許不必訴諸武力就能化解矛盾。即使決鬥無法避免，雙方通常也只會打傷對手，比如射中一隻胳膊或一條腿。如果雙方在第一輪決鬥中倖存，那麼他們仍有機會中止決鬥，在第二輪開始前解決爭端。決鬥的要義並非展示致命的槍法，而是展示勇氣。很多州都對決鬥施以嚴厲懲罰，這進一步阻止了以死亡終結的榮譽之戰。儘管這些律法極少被採用，尤其是涉及社會名流時，但起訴的可能性卻存在。即使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殺人者仍會被當作嗜血魔頭，遭到社會排斥，這意味著決鬥者的決鬥本意落空了。

  漢密爾頓因而可能認為他會從與伯爾的榮譽之戰中生還，儘管可能會受點傷。他正面臨一個此前從未遇到過的情況。在先前的榮譽之戰中，漢密爾頓都處在進攻位置，出其不意地捉住敵手，尖刻地要求對方道歉或撤回言論。他善於運用這種策略讓某些誹謗者就此閉口不言，在這方面，他是一個老手。但現在，他發現自己處在接受決鬥的一方，被剝奪了作為受害者理直氣壯地憤怒地聲討的權利。他不能再採取挑釁的傲慢姿態，因為他處在誹謗者的位置。按常理推斷，漢密爾頓可能會認為，老於世故的伯爾必然知道實施謀殺非但討不到便宜，反而會失去一切。他們做過20年的同事，並有過愉快的合作經歷。那年春天，漢密爾頓告訴一位兩人共同的朋友，紐約的黨派鬥爭要比費城文明得多，他們「從未讓政黨事務干涉到自己的社交活動」；他甚至還提到他和伯爾上校「總是彼此以禮相待」。[16]但眼下的情況有所不同，漢密爾頓知道，伯爾的政治前程已經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可以說已經被毀滅，因此他擔心伯爾現在有殺人的衝動。漢密爾頓告訴約翰·梅森牧師：「在過去幾個月中他一直深信，除了犧牲自己的性命，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消解伯爾的仇恨。」[17]漢密爾頓嚴肅地邁出第一步，他似乎預感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從這場榮譽之戰中，我們可以看出漢密爾頓對決鬥的矛盾心態。考慮到此前他曾頻繁涉身其中，聲明他不信仰決鬥似乎有點站不住腳。但是，由於菲利普之死以及對宗教的日漸關注，漢密爾頓逐漸對決鬥這種做法產生了原則性反感。驚人的巧合是，在漢密爾頓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次偉大演說中，他有力地譴責了決鬥行為——在哈里·克羅斯韋爾一案中，他爭辯說，根據「自然正義原則，任何人都沒有權利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而採取報復性行動，尤其是被上帝和律法所禁止的行為」，因此決鬥應當被禁止。[18]同意與伯爾進行決鬥，漢密爾頓說這是為了安撫民意才做出的與自己本身的意願相背離的決定。他的助手納撒尼爾·彭德爾頓後來寫道，決鬥或許是野蠻的，但它仍是「我們這個文明開化的年代和國度中受到公眾認可的一種習俗，因為它是檢驗榮譽或恥辱的一種方式」。[19]1804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並不認為他應該放棄這種檢驗方式，儘管很多朋友都責備他屈從於自己的偏見。

  人們很難擺脫這樣的印象：在談判的早期階段，是固執的漢密爾頓而非伯爾是決不妥協的一方。威廉·范·尼斯6月18日帶到漢密爾頓律師事務所的那封信，要求漢密爾頓對庫珀的援引「即刻做出無條件的承認或否定」。[20]漢密爾頓對范·尼斯很熟悉——他們一起在克羅斯韋爾案中做過辯護工作——如果漢密爾頓指明，自己跟伯爾並無私人恩怨，並給他一份態度平和的道歉或聲明，完全可以讓伯爾的情緒平靜下來。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以一種百忙之中被無端騷擾的、略帶惱怒的語氣來回應，說伯爾對他的指責太不具體了，「如果伯爾先生能夠具體地指出他說了些什麼，他肯定會做出承認或者否認的表態」。[21]

  從嚴格意義上講，漢密爾頓做的是對的。在榮譽之戰中，發起者通常應該在事件發生後儘快提出明確指控。在以往的幾次決鬥中，漢密爾頓作為挑戰者，總能拿出指控對方的真憑實據。現在，伯爾重提三個月前的晚宴話題，並將一切歸咎於一個形容詞。對於像漢密爾頓那樣事務繁忙的人來說，不可能或很難記得起很久以前的一次餐桌談話，因此，他有正當的理由提出異議。然而，他必定不相信伯爾在勸誘自己捲入一場決鬥，以此滿足其政治目的並發泄仇恨。若果真如此，他那傲慢不遜的態度正中伯爾下懷。

  當范·尼斯指出他的答覆不夠充分時，漢密爾頓承諾他會翻閱《奧爾巴尼紀事》，並在當天稍晚時分給予答覆。此前，他甚至從未看到過庫珀引用的自己的話和伯爾的來信。下午1點30分，漢密爾頓順道來到范·尼斯家中，要求「更改約定」，並保證自己會在周三做出回應。他告訴范·尼斯：「他對伯爾先生當前採取的措施感到遺憾，這是個需要仔細思量的問題，他希望謹慎、合理地處理此事。」[22]

  6月20日，周三晚上，漢密爾頓把他的答覆送到了范·尼斯的家中。漢密爾頓並未安撫伯爾，而是用一種說教的語氣爭辯「更可鄙」的意義。「顯然，『更可鄙』這一短語可以囊括從極光明到極黑暗之間無窮盡的意義，我又如何對他想表達的程度妄加判斷呢？」[23]然後他的信又有了自我袒護的意味，「原則上，作為一個與我競爭長達15年的競爭對手，我對他的評論不應該得到質疑。」[24]漢密爾頓準備承認或否認某些明確的指控，而不是像伯爾所要求的那樣，不加區分地撤回所有言論。接著，他又簡要地補充說：「我相信，經過反覆思考，您會對此事得出與我一樣的看法。若非如此，我只能表示遺憾，並堅決承擔後果。」正是最後這句話讓他陷入一場生死對決。[25]

  在漢密爾頓做出尖刻答覆的第二天，伯爾進一步強調了自己的立場。他認為漢密爾頓以賣弄學問的方式保護自己。「這並非有關（庫珀）是否理解這個詞或合乎語法地使用它的問題，」伯爾寫道，「而是有關你是否直接告訴他，或通過發表任何有損我名譽的言論及觀點使他能夠這樣寫的問題」。怒火中燒的伯爾決定繼續挑釁，「您的來信使我有新的理由要求一個明確答覆。」[26]

  6月22日中午，范·尼斯把伯爾寫的信帶給漢密爾頓，漢密爾頓當場閱讀。他看上去有些迷惘，聲稱伯爾的來信「帶有若干無禮的言辭，似乎不願繼續溝通。他曾希望對伯爾上校第一封信的回覆能為雙方提供另外一種化解矛盾的途徑」。[27]就像一場法律辯論或邏輯論述，漢密爾頓不理解，為什麼伯爾期望自己對一個籠統的表述做出明確的否認。他並不認為有體諒對方的必要。由於急於化解這場紛爭，范·尼斯客觀地向漢密爾頓陳述能夠結束爭端的回信。他說，如果漢密爾頓能給伯爾回信說，「不記得曾使用過能夠證實庫珀所言的詞語，那就會為相互間的諒解打開一扇門」。[28]但是漢密爾頓充耳不聞，依然堅持早前的那種態度，不會做出否認的態度。由於漢密爾頓拒絕回信，范·尼斯回到了里奇蒙山莊，告知伯爾「必須採取他認為最得體的方式」。[29]短短几日，兩人就走到榮譽之戰的邊緣，決定為了一個形容詞置個人性命於不顧。

  在與漢密爾頓談話之後，范·尼斯打算與納撒尼爾·彭德爾頓協商。起初，彭德爾頓無法理解為什麼漢密爾頓會拒絕范·尼斯。「彭德爾頓先生回答說，他相信漢密爾頓將軍不會對做出這樣一份聲明有任何反對意見，接著他就離開我去找漢密爾頓了。」范·尼斯回憶道。[30]彭德爾頓因拜訪漢密爾頓也生了一肚子氣，因為漢密爾頓根本不聽他的勸告，反而說伯爾的信「粗魯無禮」，簡直沒法回復。[31]那天晚些時候，彭德爾頓告訴范·尼斯，之前他沒有完全體會到漢密爾頓的個性竟然「強硬到這般地步」，也沒有料到請他遵從伯爾的要求竟然這麼困難。[32]在一封新信件中，漢密爾頓狠狠地教訓伯爾，稱他「無理取鬧，讓和解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33]他試圖反客為主、奪取道德高地，將自己塑造成一名受害者。很顯然，不能向學術、政治和道德樣樣遜於自己的伯爾低頭，這個觀念深深困擾著他。

  納撒尼爾·彭德爾頓法官是漢密爾頓的密友，在成為喬治亞州地區法院法官之前，他們一起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儘管漢密爾頓懷疑彭德爾頓傾向於共和黨人，但仍敬重他，甚至曾向華盛頓總統推薦他出任國務卿：「彭德爾頓法官精於寫作，能力過人，是一個風度優雅、性情溫和的人。」[34]1796年，因不適應喬治亞州的惡劣氣候，彭德爾頓搬到紐約市，並迅速讓自己成了一名出色的法學家。

  彬彬有禮而又風度翩翩的彭德爾頓對漢密爾頓的刻板僵化感到沮喪。「事實上，漢密爾頓將軍已決定在見我之前去造訪伯爾先生，如果他被要求做自己不願做的事，」彭德爾頓跟他的一名親戚說，「我擔心他們在6月23日到27日的通信可能帶來嚴重後果，因此竭力阻止。」[35]我們不得不說，事實證明伯爾是一個冷酷無情且頑固不化的人。喬治·柯林頓後來告訴一名參議院，「在漢密爾頓得知此事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伯爾要挑釁的意圖已經在某個俱樂部盡人皆知了。這種狀況致使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場暗殺，而非決鬥」。[36]在漢密爾頓的好戰心理和伯爾破解他的政治困境的需求之間，幾乎沒有給兩個人的助手達成某種協議的空間。

  在回復漢密爾頓第二封毫不讓步的信件時，伯爾遵循榮譽之戰的不可逆法則行事。他寫信給漢密爾頓，對其缺乏「戰士的坦率和紳士的真誠」表示遺憾，還引用了漢密爾頓說過的他已經準備好「堅決承擔後果」這樣不吉利的話。「我把它看成是一種挑釁，」伯爾說，「因此，先生，你是咎由自取，我本來就想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但你的沉默逼迫我不得不這樣做。」[37]亞倫·伯爾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經由一些冰冷的對話就給彼此套上了一項不可撤銷的枷鎖——決鬥。

  那個周末，漢密爾頓是在格蘭其莊園度過的，直到6月26日才看到伯爾的來信。周末，彭德爾頓與范·尼斯多次會面，試圖想出一個解決辦法。如果說起初是漢密爾頓難以勸服，那麼現在伯爾則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彭德爾頓自認為找到了一個打破僵局的方法，如果伯爾要求漢密爾頓澄清，在奧爾巴尼的晚宴上，「他的人格是否遭受了任何指責」，那麼漢密爾頓或許願意否認。[38]但是伯爾對范·尼斯做出尖刻的回應，使雙方沒有任何調解的餘地。他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忍受著漢密爾頓的譏諷，「直到它變成侮辱」。他斷定漢密爾頓對他懷有「根深蒂固、無法平息的怨恨」。[39]顯然，伯爾只想決鬥。周一，彭德爾頓請漢密爾頓詳述奧爾巴尼晚宴上的談話內容。漢密爾頓幾乎回憶不起來了，他只記得他曾談論過「政治原則和對伯爾上校的看法，壓根就沒提到他過去的某個具體的行為，也沒提到他的品行」。[40]

  至此，伯爾不再僅僅針對庫珀的誹謗，他迅速抬高了賭注。范·尼斯告訴彭德爾頓，伯爾現在想讓漢密爾頓對以前所做的任何有可能傳達出「有損伯爾先生名譽的信息」的評述做出概括性的否認，他說得很清楚，「現在需要做的，比一開始要求他做的事情更多了」。[41]伯爾故意提出一些不可能實現的要求，逼迫漢密爾頓否認曾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貶低過伯爾的公眾形象和私人品格。漢密爾頓絕對無法答應，因為這不是正當的要求，並且伯爾很有可能在將來的競選中以此作為籌碼。漢密爾頓必定擔心，退讓會使他在聯邦黨內失去地位，在軍中也無威信可言。伯爾的挑釁讓漢密爾頓更加懷疑，所謂的「更可鄙」的評論只是對方用來攻擊自己的一個藉口。在同漢密爾頓討論了伯爾的最新要求之後，彭德爾頓向范·尼斯說，漢密爾頓現在覺察到了伯爾心中「決然的敵意」。[42]

  在這一刻，正面衝突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27日，星期三，范·尼斯向彭德爾頓傳達了伯爾的正式決鬥邀請。此後，伯爾大概再也沒有收到過漢密爾頓的來信，所有的溝通都在決鬥助手間進行。他們打算速戰速決，以防泄密。但是由於漢密爾頓方面的種種原因，決鬥安排在一個相對較遠的日子——7月11日。因為紐約州最高法院於7月6日在曼哈頓還有一次開庭，漢密爾頓認為自己有義務為那些出庭客戶解決問題。他的職業責任感是無可挑剔的。他告訴彭德爾頓：「我認為，在巡迴法院工作期間停止為那些信任我的人服務，迫使他們尷尬地再去尋求未必有足夠時間了解整個案件的其他法律顧問，這種做法實在不妥。」[43]此外，他還要花時間處理一些私事。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漢密爾頓向艾麗薩和孩子們隱瞞了情況，伯爾也同樣沒讓他的女兒西奧多西婭知道這件事。只有他們在紐約州的少數政治密友知道這場即將上演的戲劇性事件。

  一旦同意決鬥，漢密爾頓不得不協調自己身上的兩大矛盾，他需要通過決鬥保持政治聲望，同時還要忠於自己反對決鬥的聲明。他選擇了一個光明磊落的方法：浪費子彈，也就是說，故意不擊中對手。這就是漢密爾頓的兒子菲利普在決鬥中所使用的致其喪命的策略。可能正是漢密爾頓本人在《紐約晚間郵報》撰文介紹了菲利普處理這次事件的態度：「菲利普本著在私鬥中反對殺戮的原則，打算不失尊嚴地彌補之前的過錯，並完成決鬥的使命，因此決定放棄射擊，在被對手的子彈射中後，他朝天開槍。」[44]只是在菲利普扔掉手槍後，他的助手才被允許宣布他這樣做的原因，並試圖解決糾紛。

  除了彭德爾頓，漢密爾頓還把自己射偏子彈的計劃告訴了魯弗斯·金。這位前駐英國公使，漢密爾頓的這位「非常謙和睿智的朋友」，也曾三番五次勸他放棄該計劃。[45]金很反感決鬥，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告訴漢密爾頓：「為了他的家庭，他應該向敵手開槍，他有正當防衛的權利」。[46]金在對決的那天早晨偷偷溜出了城，這也招致了人們對他的批評，說他膽小如鼠，本來可以阻止這場悲劇的。但金解釋說，即使漢密爾頓擁有他所知道的「最寬廣的胸懷和最有洞察力的頭腦」，也照樣刻板地遵守所謂的「決鬥規則」。[47]彭德爾頓對漢密爾頓射偏子彈的想法感到驚駭，力勸他不要「輕率做出決定，要花些時間全面考慮考慮」。[48]漢密爾頓不會聽從這些建議，其實在他的一生中這種情況經常發生——這讓我們想起雷諾茲和亞當斯宣傳冊的事情——當他沉迷於某種觀念時，是難以被改變的。在這種心境下，即使有兒子的遭遇在先，他仍然不予理會。

  漢密爾頓的決定引起人們的猜測：他患有抑鬱症，這次決鬥是自殺性的。亨利·亞當斯是這樣說的：「漢密爾頓並非要殺死伯爾，而是邀請伯爾來殺死自己。」[49]歷史學家道格拉斯·阿代爾（Douglas Adair）則描繪了一個充滿負罪感的漢密爾頓，認為他有意要承受伯爾的致命一擊，以死謝罪。1978年，4位心理傳記作家共同研究了這次決鬥，並得出類似結論：這是一起經過偽裝的自殺事件。

  毋庸置疑，在人生的最後歲月里，漢密爾頓因個人遭遇和政治挫折而變得消沉，他的判斷經常出現驚人的失誤。他長期沉迷於在戰鬥中光榮犧牲的幻想，從未喪失青年時期對殉道的熱情。在與伯爾的決鬥中，他仍遵循著榮譽之戰的古老邏輯。由於他按照不再為後世所欣賞的劇本表演，所以，他的所作所為不僅顯得莽撞和固執，而且像是一種瘋狂之舉。「他並不認為這次行動是自殺，」約瑟夫·伊利斯寫道，「只是把它視為又一場勝券在握的豪賭」。[50]這場決鬥震驚了許多同時代的人，但漢密爾頓和伯爾的追隨者們即使有不同意見，卻也理解其中的邏輯。大衛·B.奧格登（David B. Ogden）說，漢密爾頓知道，如果他不參加決鬥，「他對國家的影響力就會大幅下降」。[51]同樣，威廉·范·尼斯說，伯爾必須捍衛他的榮譽，因為如果他「只是溫順地靜坐著，放棄決鬥，那麼他的朋友將做何感想」？[52]

  漢密爾頓有一個大膽的假設，那就是伯爾不會槍殺他，因為這對伯爾一點好處也沒有。伯爾將會受到所有人的譴責，說他是一名殺手，這將毀掉他的後半生。既然他想通過決鬥重振聲威，那麼殺死對方毫無意義。漢密爾頓認為，伯爾殺死他，等同於政治自殺（結果的確是這樣）。當然也並沒有排除這種可能性：伯爾意外地將他殺了，或者伯爾順從了自己內心將政治利益置之度外的暴怒情緒。漢密爾頓知道，如果伯爾殺死了他，他也會死得其所，因為他至少可以摧毀伯爾與聯邦黨人的聯盟，阻止他們分裂國家的陰謀；另一方面，漢密爾頓堅信，如果他不面對伯爾的槍口，就會失去對他而言至關重要的政治地位。懷著被歷史銘記的渴望，漢密爾頓把自己視為這個國家的隱秘的拯救者。他曾對一位朋友說：「不知道我是否高估了自己對美國的貢獻，但在這樣的問題上，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做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53]

  可是，就這場對決而言，兩位主角卻承擔著截然不同的個人責任。漢密爾頓有一大家子需要他照顧：艾麗薩和七個年齡從2歲到將近20歲的孩子。某些評論者指責漢密爾頓為了拯救個人聲譽，完全不考慮對家人造成的傷害。相比之下，伯爾是個鰥夫，唯一的女兒西奧多西婭已經嫁到南卡羅來納州富有的奧爾斯頓家族了；他不用為自己死後給家人帶來的經濟困擾擔憂。

  面對決鬥，心情矛盾的漢密爾頓表現出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當金提醒漢密爾頓，伯爾打算謀殺他，他應做好充分準備時，漢密爾頓回答，他無法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奪去另一個人的生命。金反駁道：「那麼，先生，您只能是一隻待宰的羔羊。」[54]決鬥的前一天，彭德爾頓懇求漢密爾頓考慮一下用哪幾把手槍，並給了他一把。「他迅速地舉起槍形成一條直線，」羅伯特·特魯普說，「但是，他迅速地放下了胳膊，並把手槍還給彭德爾頓。這就是他迎戰一個神槍手前的全部準備。我真切地相信，自打獨立戰爭結束後，漢密爾頓再也沒扣過扳機。」[55]

  與此同時，作為在獨立革命期間曾經擊斃過若干敵兵的神射手，伯爾卻非常用心地做著準備工作。決鬥結束後，媒體上充斥著這樣一條傳聞：伯爾曾反覆練習射擊。一份聯邦黨報紙引用了伯爾的朋友的話，指出「在過去三個月中，他保持著練習射擊的習慣」。[56]約翰·梅森稱，「伯爾早已決定殺死」漢密爾頓，並且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名『神射手』」。[57]約翰·巴克·丘奇後來說，他有理由相信伯爾「為此目的已經練習使用手槍很長時間了」。[58]伯爾的朋友查爾斯·比德爾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伯爾「根本沒必要練習，因為可能再沒有人比他槍法更准，也沒有人比他更沉著、更勇敢」。[59]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伯爾反覆練習射擊的說法並非完全是聯邦黨人的虛假宣傳。艾麗薩晚年的律師喬治·W.斯特朗（George W. Strong）在決鬥前曾造訪伯爾的住所。「他有次因為業務關係去了里奇蒙山莊，」他的兒子約翰·斯特朗（John Strong）回憶說，「他看見那個冷血惡魔為練習射擊所設置的木板，上面布滿了彈孔。」[60]

  至少從表面上看，漢密爾頓和伯爾繼續參加紐約市的社交活動，裝作相安無事。查爾斯·比德爾說，他的一個熟人「在決鬥前一周還曾與漢密爾頓和伯爾共進晚餐。他說完全看不出兩人有任何異樣」。[61]決鬥前他們最後一次碰面是在7月4日。自從華盛頓死後，漢密爾頓一直擔任辛辛那提協會的常務主席，該協會是一個由退休的獨立戰爭時期的軍官組成的社團。漢密爾頓無法悄無聲息地缺席協會的例行慶典，在弗朗西斯酒店，他和伯爾被安排在同一張餐桌上用餐。伯爾是前年拉攏聯邦黨人的選票時加入這個協會的。

  伯爾寡言少語地坐在其他人當中，避免與漢密爾頓目光相交。正如約翰·特朗布爾回憶的那樣：「他們的舉止有點古怪，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幾乎沒有人起疑。伯爾一反常態地表現出沉默、陰鬱和失落，漢密爾頓則歡快地融入慶祝的氣氛。」[62]漢密爾頓起初不願上台獻歌，但最後終於應允。「好吧，我唱給你們聽。」他說。於是，老兵們齊聲歡呼。[63]一些人說，他的告別曲目是一首令人難忘的古老軍謠，名為《飲盡戰酒》（How Stands the Glass Around），據說沃爾夫將軍1759年戰死在魁北克外面的戰場之前，唱的就是這首歌。也有人說他唱的是軍中祝酒歌《金鼓雷鳴》（The Drum）。這兩首歌曲都表達了同樣的心境：一名戰士從容面對戰爭和死亡。關於那天晚上還有一種說法，漢密爾頓站在一張桌子上，高聲唱他的歌謠。在他表演時，伯爾抬起了眼睛，凝視著他的敵人。

  在這段表面上波瀾不驚的艱難日子裡，漢密爾頓繼續履行一位父親的職責。在哥倫比亞學院就讀的兒子詹姆斯，請他評閱一下自己寫的演講稿。詹姆斯對父親當時的回應感到困惑，直到後來才明白其中的含義。「我親愛的詹姆斯，」漢密爾頓開始寫道，「我為你準備了一篇關於審慎的論文。你或許會需要它……上帝保佑你。摯愛你的父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64]回顧往事，這篇訓誡像是一個未學會謹言慎行的人做出的懺悔。漢密爾頓告訴他的兒子：「謹慎的緘默往往被當作智慧，一兩句慎言有時能獲得博識的美譽；如果一個人見多識廣，卻漫不經心、誇誇其談，他幾乎不可能引起關注，或者博到重用。」漢密爾頓又說，一些不謹慎的人會招致「無數的敵人」，有時會陷入最艱難、最危險的困境。[65]在這裡，漢密爾頓是在為自己說過的針對伯爾的輕率言論傾訴悔恨嗎？

  1804年春天，亞歷山大和艾麗薩已經把格蘭其莊園修繕完畢，開始大宴賓客了。在5月，他們舉行了一次宴會招待拿破崙最小的弟弟傑羅姆·波拿巴（Jér?me Bonaparte），他剛剛與巴爾的摩的伊莉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完婚。然後，在決鬥前一周，漢密爾頓邀請70人來到格蘭其莊園舉行了一場豪華舞會，來賓包括約翰·特朗布爾、羅伯特·特魯普、尼古拉斯·菲什和傑斐遜在巴黎時的秘書威廉·肖特。漢密爾頓喜歡像法國貴族那樣，在綠樹濃蔭之下舉行高貴的盛會。漢密爾頓會事先安排幾名樂師藏在樹林裡，因此，徜徉其中的賓客能隱約聽到長號或單簧管的旋律，卻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約翰·丘奇·漢密爾頓描述了父親在那次晚宴中展現出的社交魅力：

  他的言談舉止從未這樣引人注目，他從未對社會人士展示這樣的柔情。流利的口才，幽默的天賦，優雅的談吐，這些都顯示出一個慷慨、充實、有涵養的人的魅力。就在此時，在一群傑出人士當中，他找到一位已故朋友的兒子，並將其託付給某位頗有權勢的朋友。然後，他又將此人拉到一邊，跟他討論他未來的人生規劃。這就是漢密爾頓短暫一生中最後的陽光明媚的日子。[66]

  漢密爾頓將相當一部分時間用於安排私人事務，起草告別信。他做這些事時顯得那麼莊嚴肅穆，似乎預示著他不幸的死亡。在7月1日，他草擬一份資產負債表，結果是令他欣慰的正資產。但是，他承認，如果他的死亡迫使房產出售，那麼實際收入不夠抵償他5.5萬美元的負債，這筆錢大部分用於購買和修葺格蘭其莊園。他為自己的揮霍進行辯解：「對於像我這樣在這個忙碌的世界上一直感到身心疲憊的人而言，最大的需求無非是在晚年尋找一個舒適的退隱之處。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是我近來最願意做的事情。」[67]漢密爾頓本來指望用他每年1.2萬美元的收入來清償債務。現在他必須考慮到艾麗薩可能會失去這筆錢。為了儘量安慰自己，他算了一下，艾麗薩將從她最近去世的母親那裡繼承一筆錢，「她父親據說也有一大塊地產」。[68]他還提到了格蘭其莊園，「由於這一島嶼上的不動產逐漸增多，它的位置又極為有利」，它會「越來越值錢的」。[69]不幸的是，漢密爾頓的估算被證明是過於樂觀了，一個擅長管理國家財政的人，卻在身後給家庭留下沉重的債務。

  漢密爾頓意識到這場決鬥帶來的政治影響，他費力地寫了一份向世人澄清自己行為的聲明，他承認即使自己所言非虛，但那些言論或許還是傷害了伯爾。因此，他在「第一輪決鬥中不會先開槍，並射偏子彈，甚至在第二輪時仍不會先開槍，從而給伯爾上校兩次終止決鬥、進行反思的機會」。[70]這裡的措辭非常重要。漢密爾頓假定伯爾有這樣兩次機會。因此，漢密爾頓是在向伯爾暗示自己浪費子彈的目的，他要麼像菲利普那樣不舉槍，要麼開槍卻遠離目標。

  在這份聲明中，漢密爾頓承認自己可能會給家庭帶來巨大傷痛，甚至會給債權人造成損失。在致民眾的公開信中，他表現出的政治家風範遠遠勝過伯爾所感受到的。漢密爾頓聲稱，他「對伯爾上校除了在政治上有反對意見外並無任何惡意」。[71]他知道，如果不參加決鬥，他將失去很多東西，但實施決鬥也不會帶來什麼益處：「我赴湯蹈火，卻可能一無所獲。」[72]那麼，他為什麼要參加決鬥呢？他辯稱，為了維護他的榮譽感和領導能力，他不得不向公眾對決鬥的看法低頭：「未來所需要的領導力，無論用於抵禦災難還是創造美好，或許都與公眾的偏見不可分割，尤其是在發生緊急公共事務的特殊情況下。」[73]換言之，為了保衛祖國，他必須捍衛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個人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休戚相關。對伯爾來說，漢密爾頓的公開信不過是一紙冠冕堂皇的說教。讀過之後，他用冷酷而輕蔑的語氣說：「這就像是一個僧侶的懺悔」。[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