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真相的代價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其最後的苦樂參半的歲月里，內心充滿了矛盾複雜的情感。有時，他似乎只關注他的政治前途，但另一些時候，他又對傑斐遜的勝利是如此沮喪，以致他似乎準備認真踐行已經說過多次的承諾，退隱山林，忘卻紛繁政事。他不再被視為聯邦黨的領袖，對於一個曾經輝煌一時的人來說，現在的情形讓他覺得很不舒服。他依然在曼哈頓下城區擁有一家律師事務所，1803年，他將律師事務所從石頭大街69號搬到了花園大街12號。他在帕特什大街58號（現在的富爾頓大街）有一處臨時寓所，但他大多數時間都陶醉在格蘭其莊園寧靜的氛圍中。1803年11月，魯弗斯·金記錄了他對漢密爾頓新的鄉村生活和精神狀態的印象：

  漢密爾頓是法律行業的翹楚，月收入也相當可觀。他完全生活在離城15公里的別墅里，每周四五天，每天大約三小時，會被他花在往返於家和城市之間的路上。我並不認為他還在干預或牽掛政事。他對我們的體制和政府已有十分明確的看法。作為對這個國家最有發言權的兩位偉人之一，他除了預言以外，無需做其他事。[1]

  漢密爾頓撇開日常政務，將主要精力放在法律工作和政治理論的研究上。他最初拒絕了一項以書籍的形式出版《聯邦黨人文集》的計劃，他告訴出版商說，自己還會做得更好，「既然我給予民眾牛奶，今後我還將提供肉菜」。[2]最終，漢密爾頓配合了這個項目，為這部於1802年發行的圖書校對並勘誤，他不大有興趣標明各篇文章的作者，儘管他自己寫就了其中的大多數。當埃格伯特·本森請他註明作者身份時，漢密爾頓反應出奇得不痛快，就好像這個請求讓他為難一樣。一天早上，他在本森的辦公室逗留時，在一些法律文件中加塞了編輯想要的那份清單而沒有留下任何評論。麥迪遜也留下一張清單，只是與漢密爾頓的有矛盾之處。後來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可沒少花工夫，簡直要發展成一個產業了。

  漢密爾頓的學術雄心遠未得到滿足。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回憶了他在1804年春天拜訪格蘭其莊園時，看到一位陷入愁思的男主人。肯特說，漢密爾頓的宅邸，立在一塊高地上，在狂風暴雨中「如搖籃般晃動」。[3]也許是被惡劣天氣擾亂了心緒，漢密爾頓開始「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前所未有的嚴肅反思……他把當時的憤怒和衝動視為禍根，認為它們只會有利於那些狡詐奸猾、包藏野心的煽動者」。[4]漢密爾頓向肯特披露了他的計劃——完成一部關於政府科學的巨著，它甚至將超越《聯邦黨人文集》。他希望縱覽歷史，考察政府機構在道德、自由、法理等方面的效能。像《聯邦黨人文集》一樣，漢密爾頓計劃擔任主編，組織六到八個作者完成不同的篇章，包括約翰·傑伊、古維內爾·莫里斯和魯弗斯·金。約翰·梅森牧師會撰寫一篇關於教會史的文章，肯特將撰寫一篇關於法學的。漢密爾頓要把這些文章匯集成一部恢宏的巔峰之作。「至於從這些歷史回顧中得出的結論，」肯特說，「他準備把這個任務留給他自己，這就是當時占據他頭腦的尚不夠完善的計劃。」[5]

  在這次拜訪中，肯特驚詫於漢密爾頓身上一種最近展現出來的溫柔。他提到這位慈愛的父親，體貼而熱忱的主人：「他此前從未表現出如此友好和平易近人。他對我的關懷令我受寵若驚。」[6]肯特永遠不會忘記在這次拜訪中漢密爾頓表現出的殷切。那天，肯特身體不太舒服，早早地上床休息。牽掛客人的漢密爾頓拿著一塊毯子，躡手躡腳地走進他的房間，輕輕為他蓋上。「睡得暖和點，小法官，希望你快點好起來，」漢密爾頓告訴他，「如果你生病了，那可怎麼辦？」[7]

  漢密爾頓逐漸受到各種疾病的困擾，尤其是胃腸等問題，他的腦海里已經無法不去想到死亡了。作為一個資質卓絕、自強自立的人，數年來，他一直承受著自我施加的巨大壓力。有時，他的人生就像是對他的悽苦童年的過度補償。他不再是來自加勒比海的那個狂妄自大的少年得志者了，他似乎老成了許多，也更加柔和了。亞歷山大和艾麗薩都體驗過刻骨銘心的痛楚：菲利普的死，安傑莉卡的精神失常和艾麗薩的妹妹佩吉的病故。前方還有更多的苦難等待著他們。1803年3月7日，艾麗薩的母親，凱薩琳·范·倫塞勒·斯凱勒（Catherine Van Rensselaer Schuyler）死於突發性中風，被埋葬在奧爾巴尼的家族墓園中。那個在漢密爾頓初次見他時精力充沛的少將菲利普·斯凱勒，也已經變成了一個令人遺憾的憂鬱症患者，還受著痛風的折磨。艾麗薩去奧爾巴尼安慰父親，而漢密爾頓在格蘭其莊園照顧孩子們。漢密爾頓在給艾麗薩的信中寫道，「我不在你們身邊，無法寬慰你們。我替他老人家感到難過，也為我們大家所遭受的損失感到深切痛苦。」[8]幾天以後，他淡然地補充道：「忍受一切吧。我們活在一個充滿罪惡與災難的世界。在生命的晚年，不幸似乎緊緊地纏繞著我們，我們的責任和安寧，都要求我們習慣於以基督教的堅韌面對災禍。」[9]

  儘管判斷力下降且心情陰鬱，漢密爾頓的智慧之劍卻始終保持著銳利的鋒芒。現在已經成為聯邦地方法院法官的羅伯特·特魯普從國王學院時期以來一直在觀察他的朋友，他對另一位朋友驚嘆，漢密爾頓「似乎變得更加成熟。這是我們律師界的共識，我可以真心地說，他現在獲得了無窮的力量」。[l0]漢密爾頓被客戶團團圍住，他傾向於接手那些能攻擊或困擾傑斐遜總統的案子。現在這兩個人在一個意想不到的領域交鋒了：表達自由。傑斐遜長期以來炫耀著他對報紙的尊重。作為總統，他赦免了根據《鎮壓叛亂法》而被捕入獄的共和黨編輯，並強調說他同樣允許聯邦黨編輯對他發表那些尖酸刻薄的話語。當一名俄國公使在總統的接待室中看到一份充滿敵對情緒的聯邦黨報紙時，傑斐遜告訴他：「把那份報紙放到你口袋裡吧，男爵，如果你聽到有人懷疑我們的自由，或者對我們表達自由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你就把這份報紙給他們看看，並告訴他們你是在哪裡發現它的。」[11]傑斐遜並非像他裝出來的那樣是一個聖潔的平民主義者。他給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寫信，表示希望「發起一些有益於恢復新聞道德的指控」。在他任職總統的末期，他抱怨報紙「自甘墮落到撒謊的地步」。[12]

  傑斐遜曾經高調地對聯邦黨的編輯提起過兩次訴訟。其中一樁針對紐約哈得孫的哈里·克羅斯韋爾（Harry Croswell），漢密爾頓擔任了被告的律師。克羅斯韋爾主編了一份名為《黃蜂》（Wasp）的報紙，這份報紙的報頭上引用了一句十字軍東征時的格言：「鞭撻招搖過市的無賴們。」[13]針對傑斐遜自稱資助卡倫德發表《我們的前景》純粹出於「慈善」動機這件事，克羅斯韋爾以「羅伯特·拉斯迪科特（Robert Rusticoat）」為筆名，撰文進行嘲笑。1802年夏天，克羅斯韋爾評述卡倫德說：「他完全有資格充當一條走狗，替主人噴射毒液，四處散播惡毒的謠言。簡而言之，那個偽裝成愛國志士和『平民總統』的傢伙需要找個幫凶，來替自己擲出匕首或投出劇毒，而他正是合適的人選。」[14]在另一篇文章中，克羅斯韋爾說，「傑斐遜向卡倫德付錢，指使他污衊華盛頓是叛徒、強盜和偽證人。傑斐遜稱亞當斯是頭髮花白的煽動者，凡是他所了解的品行端正之人，他都要做出最惡劣的誹謗。」[15]這些評論考驗了傑斐遜對表達自由的尊重。他在共和黨編輯被起訴犯有誹謗罪時表現出的擔憂，在州政府指控聯邦黨被起訴時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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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年1月，紐約州哥倫比亞縣的一個陪審團以誹謗傑斐遜總統的罪名起訴了哈里·克羅斯韋爾。聯邦黨人都聚集在克羅斯韋爾的旗幟之下，致使該案激發一場劇烈的政治風暴。紐約的檢察總長，最近轉向傑斐遜派的安布羅斯·斯潘塞親自處理了這起訴訟。儘管克羅斯韋爾希望漢密爾頓擔任其辯護律師，但後者忙於其他案件，無法在早期的辯護階段參與該案。菲利普·斯凱勒告訴艾麗薩，很多聯邦黨人來拜訪他，希望他能用他的影響力來說服漢密爾頓接受這項法律業務。斯凱勒同情他們，並告訴艾麗薩，傑斐遜「不僅讓漢密爾頓的職位蒙羞，還用自己的惡行敗壞了道德」。[16]7月，巡迴法院在紐約州克拉維拉克的一所小型法院開庭，漢密爾頓加入了該案的辯護團隊。因為該案涉及兩個里程碑式的憲法觀點，表達自由和陪審團審判，他沒有收取任何費用。

  漢密爾頓論證的要點是，在誹謗案的審理過程中，如果一位作者所做的敘述是真實的就應該被允許。此前誹謗案的評判標準是：原告僅需證明有關言論損害了他的名譽，不必管這些言論是否真實。無論漢密爾頓還是克羅斯韋爾都想延遲審判，直到他們能找到詹姆斯·卡倫德，請他出庭證明傑斐遜曾出錢雇他寫作。不知道是否出於巧合，卡倫德在該案審判之前幾個星期溺水身亡。漢密爾頓又試圖傳喚傑斐遜或至少獲得一份傑斐遜的證言文件。然而，首席法官摩根·劉易斯回到普通法體系，告訴陪審團「要判定事實本身，而不是判斷公開出版物的真實性或者意圖」。[17]換言之，陪審團的工作僅僅是決定哈里·克羅斯韋爾是否出版過關於傑斐遜的誹謗性文字，無須理會這些言辭是否真實可信。陪審團接到指示後，別無他選，只能判定克羅斯韋爾誹謗罪名成立。

  在1804年2月中旬，漢密爾頓去了奧爾巴尼，請求紐約州最高法院重審此案。雖然法官席中有漢密爾頓的聯邦黨盟友詹姆斯·肯特，但漢密爾頓還得面對其他三名共和黨法官。所有人都熱切期待漢密爾頓那勢如破竹的雄辯，以致在他演講時，州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議員們紛紛到場旁聽。這些立法者不僅僅是由於好奇而來到法庭的，他們正在考慮一項法案，該法案將真實性作為誹謗訴訟中的申辯理由。在長達六小時的演說中，漢密爾頓沒有令期待者失望。在論證需要重新審理的時候，漢密爾頓著重突出了保護表達自由的原則的重要性：「在我看來，表達的自由在於從正當的動機出發，為恰當的目的，將事實的真相公之於眾，使這些表達可能會影響到政府、地方官員或個人。」[18]作為一個反覆受到媒體謾罵指責的受害者，漢密爾頓並不贊同完全不受限制的表達自由：「我認為謾罵和誣衊的精神是社會的毒瘤。我知道最優秀的人也無法免於謠言的攻擊。眾口鑠金的教訓值得我們深思。」[19]接著，他闡述了真相、公正和無惡意表達的重要性。

  漢密爾頓斷言，只有自由的媒體才能遏制行政權力的濫用。他從未直接提及傑斐遜，但是總統的影子一直不斷出現在他的演講中。在陳述當選官員需要接受全方位的媒體監督時，漢密爾頓提醒法官們注意：「不知有多少次，一些偽君子披著道貌岸然的外衣，在公眾中博取聲望；又有多少次，在達到目標之後，偽君子就變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人。」為了防止聽眾不明白其中暗示的意思，漢密爾頓補充說：「那些激情澎湃的民權鬥士攀上權力巔峰後，就變成與民權不共戴天的壓迫者。因此，有必要觀察一下這樣推選出來的人的實際行為。」[20]

  通過強調動機問題，漢密爾頓明確了至今仍在美國產生效力的誹謗罪認定原則：發生爭議的作品必須是虛假的、破壞他人名譽的和惡意的。如果一份公開發行的作品「意圖是正當的，它就不應該是誹謗，因為它只不過是一種坦率的記錄」。[21]漢密爾頓表明了真實性和意圖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報導是真實的，那麼我們有理由推斷，它不是被用來蓄意傷害他人的。」[22]但他也承認，僅有真相不能作為有效辯護，誹謗者也可能「濫用真相作為武器」。[23]漢密爾頓沒有辯稱真相是決定性的，只是認為它應是可以被接受的證據；如果一名記者揭露了真相，但惡意地損害了對方，他仍可能犯有誹謗罪。漢密爾頓指出，已經被烙上令人厭惡的名號的《鎮壓叛亂法》，實際上包含了一個補救性的措施——它允許被控誹謗的人在陪審團面前就真實性和意圖做出陳述。[24]在決定誹謗案件中的意圖時，漢密爾頓還強調需要有一個獨立的陪審團，而不是由行政部門任命的法官做出裁決，以免美國司法制度重歸專斷暴虐的皇室法庭的舊路。

  當漢密爾頓用鏗鏘有力的聲音發表總結陳詞時，他仿佛回到國王學院那青春飛揚、意氣風發的歲月。他的聲音仿佛是從內心深處自由地流淌出來的：「我從不認為說出真相是犯罪之舉。我很高興這一天即將來臨，因為我的靈魂憎恨這樣的看法：一個自由的人卻不敢說出事實的真相。」[25]表達自由的問題有著非凡的意義，派系作風——「我們國家的致命毒藥」——已經擴散至整個美國。漢密爾頓擔心某些政黨可能導致專制和獨裁：「監督這些行為是自由的媒體的職責。它提早為我們敲響葬鍾，捍衛權力免遭侵蝕。這是一項重要的權利，我們為此權利寧可浴血奮戰也不能放棄。」[26]

  在場人士聆聽了漢密爾頓從豐富的個人經歷中提煉出的諸多論點，便再也無法忘卻他那些引人入勝的觀點，以及他給肅靜的法庭帶來的震撼。詹姆斯·肯特悄悄遞給朋友一張便箋，上面寫道：「我從未聽到他如此美妙的演講。」[27]紐約商人約翰·約翰斯頓（John Johnston）後來寫道：「這的確是人類才智的非凡成就，我相信，法庭上的人無不熱淚盈眶。」觀眾托馬斯·P.格羅夫納（Thomas P. Grosvenor）證實，漢密爾頓的演講「讓他流下了眼淚，也讓無數觀眾流下了淚水」。[28]首席法官肯特總是對漢密爾頓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現提出獨到見解，而這次漢密爾頓為克羅斯韋爾辯護的演說被他視為「最值得稱頌的一場」：

  我一直認為漢密爾頓將軍在那件事中所做的辯護是最了不起的一次。漢密爾頓將軍展示出非同尋常的嚴肅和熱忱。他時而讓人熱血沸騰，時而又讓人深表同情。他的整個靈魂都投入到這件事情上，投入到為陪審團和自由的媒體爭取權利中，他相信自己正在為反抗壓迫的勇士建立最安全的庇護所。[29]

  即使漢密爾頓的對手，紐約州首席檢察官斯潘塞，也對漢密爾頓在法律方面的能力不吝讚美之詞，稱他是「這個國家所產生的最偉大的人物……就創見性而言，漢密爾頓無疑超越議員丹尼爾·韋伯斯特」。[30]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漢密爾頓輸掉了這場官司。因為四名法官意見相左而人數又等同，於是，在首席法官摩根·劉易斯反對的情況下，克羅斯韋爾沒有打贏這場官司。作為對袒護總統傑斐遜的報答，共和黨人將劉易斯奉若神明，在六天後提名他為代表該黨參選紐約州州長的候選人。但是，漢密爾頓在這場案件中的陳詞卻取得了長遠的勝利。1805年4月，紐約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部新的《誹謗法》（Libel Law），該法包含了漢密爾頓希望涵蓋的幾點內容。在新法頒布實施之後，州最高法院同意在那年夏天重新審理哈里·克羅斯韋爾一案。遺憾的是，漢密爾頓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場遲來的勝利。

  1803年，傑斐遜總統由於收購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而讓其在群眾中的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美國僅用1500萬美元，就購得了位於密西西比河與落基山脈之間215萬平方千米的土地，使當時美國的領土面積幾乎翻了一倍。對於傑斐遜的行為，漢密爾頓有些哭笑不得：傑斐遜——這位嚴格奉行憲法人——竟然利用遠遠超出憲法規定的行政權力做出如此驚人的舉動。這項土地購買案，令漢密爾頓的中央銀行以及被現任總統猛烈抨擊的其他措施相形見絀。傑斐遜考慮通過憲法修正案使購買路易斯安那的行為合法化，並得到了國會的許可。「我們還是少談在路易斯安那購買案中的憲法問題為好。」他向麥迪遜坦陳。為了證明他的行為具有合法性，傑斐遜引用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闡明並完善的默示權力理論。正如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說，傑斐遜在路易斯安那購地案中「對默示權力的假定和使用，以及由此產生的廣泛影響，要比華盛頓和亞當斯政府時期對這項權力的使用大得多」。[31]當事情符合自身利益時，傑斐遜就略顯尷尬地把自己的小政府主義信條丟到了一邊。

  漢密爾頓起初不相信拿破崙會出售這塊土地。他說：「野心十足、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波拿巴不可能拿這塊土地換錢。」[32]漢密爾頓認為，美國應該先奪取紐奧良，然後與在戰爭中破產的法國談判購買土地事宜。或許漢密爾頓又陷入了亞當斯總統治下他的軍事幻想中去了。於是，由於嫉妒傑斐遜輕而易舉獲得的這一成就，漢密爾頓貶低路易斯安那購地案的重要意義，聲稱在那片曠野上發生的事「對冷靜的政治家來說太過偏遠，因而澆滅了他們的熱情」。[33]

  不過，漢密爾頓最終還是效忠於他的國家主義觀點，成為支持該購買案的少數聯邦黨人之一。與此同時，很多聯邦黨人則與共和黨人互換角色，變成憲法的嚴格解釋者，否認憲法允許這項收購。除了出於保護憲法的目的，他們還擔心這片新國土會削弱聯邦黨的實力，最終使其走向毀滅。毋庸置疑，這塊位於當時美國國境以西的土地將成為共和黨人的天下，農業經濟將占據主導地位，奴隸制也有可能在此盛行。事實上，1803年到1845年間，通過購買而加入聯邦政府的各州最終成了擁有奴隸的州，政治天平進一步向南方傾斜。擔心在西部被日益擴大的「共和黨奴隸帝國」支配，一些新英格蘭地區的聯邦黨人開始密謀脫離美國。這些計劃構成了漢密爾頓與伯爾之間決鬥的部分背景。如果發生了這樣的分裂活動，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締造者之一的漢密爾頓，將拼盡所能與之對抗，以捍衛自己的聲譽。

  當分裂運動初現端倪時，漢密爾頓看到了它給聯邦帶來的威脅，而亞倫·伯爾卻看到了重新振作其日趨衰落的政治生涯的機會。隨著1804年大選的臨近，伯爾知道，傑斐遜會把他從共和黨人的競選名單中剔除。1804年1月20日，這個猜測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肯定，當喬治·柯林頓以年齡和身體健康為由告訴傑斐遜他不會再競選紐約州長了，傑斐遜開始考慮將柯林頓作為競選夥伴的優勢，特別是自己與柯林頓的年齡差距，使其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而且將為詹姆斯·麥迪遜鋪平道路，讓他能夠承繼自己當上下一屆總統。

  1804年1月26日，伯爾硬著頭皮與傑斐遜進行了最後一次會晤，想確認自己在共和黨內是否還有希望。他探知傑斐遜不可能把他留在副總統職位上，因此降格以求，懇請傑斐遜給他一個「好的評價」，允許他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帶著總統的信任離開的。[34]一邊阿諛奉承，一邊自憐自哀，伯爾抱怨道，在漢密爾頓的挑唆下，利文斯頓和柯林頓的追隨者們在紐約州對他「惡意誹謗」，他懇請傑斐遜幫助他恢復聲譽。[35]傑斐遜沒有遞給伯爾政治救贖的最後稻草。他以一貫的推諉口氣告訴伯爾，他以前從不干涉競選事務，現在也不會這樣做。至於媒體對伯爾的攻擊，傑斐遜輕描淡寫地說，他「已注意到這一切，只是將此當作耳旁風」。[36]顯然，就傑斐遜而言，亞倫·伯爾已是共和黨內不受歡迎的人。

  伯爾斷定，挽救他的政治生涯的機會在紐約。他想和喬治·柯林頓互換位置，他打算拉攏部分聯邦黨人和一些心懷不滿的共和黨人，競選紐約州州長。漢密爾頓擔心伯爾試圖把紐約和新英格蘭地區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脫離聯邦政府的邦聯組織，以迎合聯邦黨人，撈取選票。在伯爾不動聲色的暗示之下，心領神會的新英格蘭聯邦黨議員與他共進晚餐。康乃狄克州的眾議院議員羅傑·格里斯沃爾德說，伯爾「用最尖刻的語言斥責維吉尼亞州的政黨派系，指出建立一個北方聯邦來抵禦它的必要性。但是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他想提出什麼建設性意見，我一無所知」。[37]高深莫測的伯爾並沒有表態，他希望成為紐約州州長之後，可以鼓動該州與新英格蘭地區其他各州結成一個新國家。

  在嘗試從紐約東山再起的過程中，他必須與兩個人進行鬥爭：一個是34歲的德·威特·柯林頓，英俊瀟灑卻又飛揚跋扈的現任紐約市長；另一個就是聲勢不再卻依然足智多謀的漢密爾頓。接下來的政治鬥爭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也是非常野蠻殘酷的。柯林頓的傳聲筒《美國公民報》註定要扮演一個挑釁者的角色。為了使伯爾在共和黨內名聲掃地，該報主編詹姆斯·奇塔姆再次翻出伯爾在1801年大選中與聯邦黨人串通的舊案。他樂此不疲地引用了漢密爾頓的話，說伯爾是一個「喀提林」或者背叛者。漢密爾頓和伯爾之間的關係由此變得愈發緊張。

  事後，幾個伯爾的心腹指責說，是奇塔姆將兩人引上了決鬥之路。查爾斯·比德爾（Charles Biddle）聲稱，奇塔姆「竭盡所能挑撥伯爾和漢密爾頓發生一場衝突」。[38]確實，奇塔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來刺激這兩個人。1804年1月6日，他在報紙上挖苦漢密爾頓：「是的，先生，我敢說是您讓伯爾成為最邪惡、最墮落的罪人之一。他並沒有要求您這樣做……他要麼是個罪犯，要麼是全世界最卑鄙最無恥的渾蛋。」[39]奇塔姆還撩撥伯爾，說他「已經墮落到允許漢密爾頓毫無顧忌地辱罵的地步」。[40]現在的伯爾四面楚歌，眾叛親離，對攻擊的敏感性與漢密爾頓一般無二。如果他不能挽回個人聲譽，那麼他就無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2月，他以誹謗罪起訴奇塔姆，成為這個猥瑣的主編在其短暫的媒體生涯中遇到的38個誹謗案件中的一個。奇塔姆居心險惡地回應道，他只不過是轉述了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控訴：「我只是複述而已。漢密爾頓將軍一直認定他是有罪的，類似的話已經說了不下千遍了，只要有機會還會繼續說下去，直到眾人相信他就是這樣的人。」[41]奇塔姆故意煽風點火，最終釀成一場致命的遊戲。

  紐約州的聯邦黨勢力已被傑斐遜黨人削弱，甚至無法找出一名有希望的州長候選人。他們不得不面臨一個問題，到底是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還是支持獨立候選人。感覺到即使提出聯邦黨候選人也意義不大，魯弗斯·金回絕了漢密爾頓要他參加競選的請求。2月，漢密爾頓和其他聯邦黨領導人在奧爾巴尼的塔溫市秘密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漢密爾頓當時在奧爾巴尼為克羅斯韋爾一案做總結陳詞）。漢密爾頓被眼前這場企圖分裂聯邦的罪惡陰謀攪得心思煩亂，因此與伯爾的爭鬥達到白熱化程度。在準備好的演說稿中，漢密爾頓指出，作為一名政客，伯爾「精明、能幹、大膽」，有足夠的政治手腕將滿腹牢騷的共和黨人與搖擺不定的聯邦黨人聯合起來，他渴望領導一個北方聯邦，「想趁無人當選之機，爬上紐約州州長寶座」。[42]

  伯爾注意到漢密爾頓正千方百計阻撓自己競選，他告訴女兒西奧多西婭：「漢密爾頓正在暗中鼓動任何可能戰勝A.B.（亞倫·伯爾）的人參與競選」。[43]數月後，伯爾佯裝不知道漢密爾頓對他的品行的看法，並向對方發起了決鬥挑戰。實際上，早在1804年3月1日，《美國公民報》已報導了漢密爾頓對伯爾的公共品德和私人品德的評判：「漢密爾頓將軍反對伯爾先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民主黨人，而是因為他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毫無原則可言。漢密爾頓將軍的這些話的要點和實質就是，沒有黨派能夠信任伯爾。我認為，他對這位小上校做出了一個令人不快卻非常公正的評價。」[44]

  漢密爾頓決定支持他早期的政敵小約翰·蘭辛競選州長，漢密爾頓與之第一次爭吵便發生在其擔任制憲會議紐約代表團的成員之時。漢密爾頓認為小蘭辛將是一個無能的州長，這將削弱共和黨的團結。不料，在小蘭辛拒絕提名後，首席法官摩根·劉易斯從半路殺出，他通過聯姻已成為利文斯頓集團的一員。這對漢密爾頓來說是可怕的打擊，他並不認為劉易斯能勝出，並擔心聯邦黨人會變節，轉投伯爾門下。「伯爾的前景立刻光明起來。」他痛心地寫道。[45]的確，2月18日，心懷不滿的共和黨人秘密集會提名伯爾競選州長。正如漢密爾頓早就預料的那樣，德高望重的聯邦黨人，從傑伊到他自己的連襟史蒂芬·范·倫塞勒都站在伯爾身後支持他。儘管漢密爾頓曾對菲利普·斯凱勒說他不會幹涉這次競選，但事到臨頭他還是無法袖手旁觀。最後，他決定竭盡所能為劉易斯助選，以致伯爾的一名副官寫道：「漢密爾頓將軍以瀕臨精神錯亂的狂熱反對伯爾上校當選。報紙上每天充斥這個最可惡之人的誹謗言論。」[46]

  隨著各個團體在全州範圍內支持伯爾，一位興高采烈的評論員歡呼：「伯爾當選是一種普遍的，我是說，絕大多數人的心聲。」這令漢密爾頓大失所望。[47]在這種情緒的刺激下，他猛烈還擊一切質疑他自身品格的行為。2月25日，在伯爾被提名一周之後，漢密爾頓趕到奧爾巴尼的埃比尼澤·珀迪（Ebenezer Purdy）法官家裡，對質被他重新提起的舊日誹謗：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以前，曾與英國秘密策劃要確立喬治三世的一個兒子做美國國王，以交換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土地。為了強調這次來訪的嚴肅性，漢密爾頓帶著後來在他與伯爾的決鬥中擔任助手的維吉尼亞法官納撒尼爾·彭德爾頓一同前往。據彭德爾頓記載，珀迪拒絕透露他的消息來源，只承認那個人生活在韋斯特切斯特，曾在漢密爾頓的辦公室里偷窺到來自英國的絕密信件。事實上，消息來源是小皮埃爾·范·科特蘭（Pierre Van Cortlandt, Jr.），他在成為共和黨政客前，18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漢密爾頓的助理。更重要的是，范·科特蘭現在是喬治·柯林頓的女婿。

  漢密爾頓告訴珀迪，他決定追查這名造謠者。珀迪提出，柯林頓州長那裡有一份英國信件的副本，漢密爾頓決定與他的老冤家碰面，同一天，柯林頓被共和黨人提名為傑斐遜的競選搭檔，參選副總統。漢密爾頓要求宿敵「對這件與自己有關的事件做出坦誠、公正的解釋」。[48]柯林頓說，麥庫姆將軍大約在制憲會議期間給過他這封信的副本。漢密爾頓懇請柯林頓把這封信拿給自己看，他要追查到底。柯林頓毫不猶豫地給他一個生硬的答覆，聲稱那封信已經遺失，並準確地回憶了信中的內容：「它建議美國構建一個跟大不列顛類似的政府……美國的上議院將由英國世襲貴族和我們當中能夠實現這個方案的最優秀公民共同組成。」[49]柯林頓顯然相信了這一胡說八道的謠言，並認為沒有必要再尊重漢密爾頓了，他已經失去了權力，現在可以隨意欺侮他了。在一封漢密爾頓寫的措辭謹慎的信中，表示如果柯林頓找到這封信，希望他能把信交給自己。在整整15年的時間裡，漢密爾頓一直想查出這個謊言的始作俑者。這種努力讓他心身俱疲，他始終無法擺脫一個幻想：如果他找出這名造謠者，就可以讓所有的流言不攻自破。

  如果要深刻理解亞倫·伯爾在1804年春天遭受的困境，就必須對競選州長期間對手所拋出的鋪天蓋地的誹謗性文章進行研究。美國歷史上很少發生這類夾帶瘋狂人身攻擊的競選。伯爾的誹謗起訴並沒有讓奇塔姆閉嘴，後者在《美國公民報》上向他發起了不計後果的輪番攻擊。奇塔姆告知讀者，他的員工已經整理了一份名單，上面列出了「與伯爾有瓜葛的很多個風塵女子」。另一份名單則列出了「由於伯爾的誘惑而離婚的已婚女性」和「伯爾試圖引誘的純潔而又受人尊重的女性」。[50]奇塔姆講述的最臭名昭著的故事，是說伯爾在里奇蒙山莊舉辦了一場「黑人舞會」，以討好那些自由的黑人選民。[51]據說，這場舞會由伯爾的家奴亞歷克西斯操辦——一位早期的伯爾傳記作者將之形容為「土地上的黑人總管」——舞會上，伯爾見一位妖嬈的黑人女子翩翩起舞，後來又誘姦了她。[52]這次選舉由於奇塔姆的不斷報導而創下了新低，這也說明了的確存在某些問題。

  在遭受媒體抨擊的同時，伯爾還不得不抵擋大街上一波又一波素不相識的人的謾罵，許多謾罵攻擊都是以他聲名遠揚的放蕩故事為主題。其中有一些是奇塔姆寫的，包括一篇講述一個被伯爾糟蹋了的年輕姑娘的父親來到紐約向他尋仇。一份署名「小氣精」的傳單控訴伯爾：「當備受傷害的妻子行將就木的時刻，他竟然任由那些下三濫的妓女去侮辱和折磨她，這個無行之人的靈魂應該受到拷問。」[53]另一份署名「一個德國青年」的傳單，指控伯爾掠奪了一位荷蘭烤麵包商的房產以償還自己6000美元的債務。[54]「一個聖公會教徒」告訴讀者，伯爾「企圖強奪部分房屋產權」。[55]一些謾罵甚至牽扯到了政治問題。「作繭自縛的騙子」重提伯爾試圖從傑斐遜手中竊取1800年大選勝利果實的事情，指責他「圖謀分裂聯邦」。[56]

  在1月末與傑斐遜的會面中，伯爾曾指出漢密爾頓是那些匿名傳單的始作俑者，但缺乏任何證據。即使是在私人信件中，漢密爾頓亦從未明確提及伯爾的荒唐行為，他在這方面是相當謹慎的。考慮到大多數攻擊性傳單在內容上都與《美國公民報》的文章遙相呼應，因此它們很可能源自共和黨內部，但伯爾依然咬定漢密爾頓主導並參與了聯邦黨人對他的誹謗。從伯爾的競選刊物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與漢密爾頓一樣，他也受到誹謗的困擾，並且無可奈何。還有一份謾罵文字憤怒地說道，「伯爾上校被冠以幾乎英語語言中所有能罵人的稱號，他被說成是一個完全沒有政治原則和正直品格的人」。[57]

  伯爾表面上對這些「荒謬的新誹謗」熟視無睹，似乎沒有什麼能夠動搖他的自信和沉著。[58]與對手的風格迥異，伯爾在約翰大街總部，放棄咄咄逼人的筆戰，展開了一場光明正大的競選活動。他用他一貫的熱情和魅力進行鬥爭，對摩根·劉易斯的批評也被其控制在合乎情理的範圍內。他批判利文斯頓黨人和柯林頓黨人的裙帶作風，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普通公民」，在「缺乏家族關係蔭庇的情況下」參加競選，從而給自己塗抹上平民主義的色彩。[59]為了抬高伯爾在聯邦黨人心中的地位，有些媒體拿他與漢密爾頓做比較。一份小報將他描述為一流律師——在合理論證、犀利言辭、雄辯能力以及令人欽佩和信服的推理方面，他與漢密爾頓不分伯仲。[60]

  儘管遭受媒體的炮轟，伯爾還是認為自己可以獲勝。他的支持者在4月投票臨近之時也滿懷希望。小奧利弗·沃科特認為「伯爾上校很可能會成功。他領導著一個成員甚多、堅定勇敢、永不屈服的政黨，這是理所當然的」。[61]在選舉的前幾天，漢密爾頓似乎對即將產生的結果心灰意冷。他向姻親兄弟菲利普·傑里米·斯凱勒透露：「我不會發表任何有關政治的評論，這些政治活動的過程，我覺得太噁心了，因而我將來不會再關注它們了。」[62]像通常那樣，漢密爾頓又一次表現出過分的悲觀。在4月底計票時，伯爾以微弱的優勢贏得了紐約市的選票，但在紐約州其他地方遭遇了敗績，最後他以22,139票對30,829票的懸殊差距輸掉了競選活動。

  出乎意料的挫敗似乎為伯爾的政治生命敲響了喪鐘。離副總統任期屆滿還剩10個月，但他那時在做什麼呢？他在首都被共和黨逐出門外，此次又未能在紐約州收復失地。漢密爾頓應該為伯爾競選州長失敗負責嗎？漢密爾頓的朋友肯特法官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強調，大多數聯邦黨人都把票投給了伯爾，儘管「漢密爾頓冷淡的緘默及憤怒的譴責可能影響到一小部分人」。[63]漢密爾頓日趨衰微的影響力幾乎沒有可能造成這種一邊倒的競選結果。約翰·昆西·亞當斯評論道：「紐約的聯邦黨人已經成為了少數派，同時，在這少數派中，只有一小部分還是漢密爾頓先生的崇拜者和黨徒」。[64]對這個結果更具影響力的人是總統傑斐遜。在向伯爾保證自己不會幹涉選舉之後，他向兩名紐約州國會議員暗示，伯爾已被逐出共和黨。據紐約媒體報導，正是這次表態，致使伯爾遭到那些鐵桿共和黨人的拋棄。

  儘管如此，伯爾的崇拜者還是固執地認為，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毀掉了伯爾的政治生涯。「如果漢密爾頓將軍不曾反對伯爾上校，我毫不懷疑伯爾將當選紐約州州長。」伯爾的朋友查爾斯·比德爾寫道。[65]一位早期的伯爾傳記作者也持相同看法，他說伯爾「贏得了更多溫和的聯邦黨人的信任，除了漢密爾頓的激烈反對之外，沒有別的事情能夠阻止該黨一致為他投票」。[66]這一理論忽略了一個有些尷尬的事實：伯爾在紐約州聯邦黨人中苦心經營取得的豐碩成果。伯爾文集的編輯瑪麗-喬·克蘭寫道：「在競選前一周……有跡象表明，聯邦黨給予亞倫·伯爾全力支持，即使是私下的。」[67]在競選失敗後，伯爾面不改色，他以滿不在乎的口氣給女兒西奧多西婭寫信，詳述自己最近的感情生活。他說自己未能去拜訪一位名叫「希勒斯特」的女性，但是已經抽空去見了被稱作「La G.」的「紐約情人」。他讚揚了後者「脾氣溫和、笑語盈盈」，但是指出了她的不足之處在於「平胸」。接著，就好像事後才想起那樣，他提到這次州長競選：「選舉以很大的劣勢失敗了。好了，就到這裡吧。」[68]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反映了伯爾一輩子以貴族式的輕蔑和漠然的姿態進行自我保護的做法。然而，在若無其事的表象之下，將漢密爾頓除之而後快的憤恨正在滋生。在伯爾看來，漢密爾頓在1801年大選中支持傑斐遜而斷絕了他的總統之路；現在，又是漢密爾頓斷絕了他的紐約州州長之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一個掃帚星、偽君子，是他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在1804年春天，亞倫·伯爾是這樣認為的。

  在競選活動中，漢密爾頓被聯邦黨內部存在的新的分裂危機所困擾。事態的發展正在與他的聯邦制構想背道而馳。3月初，亞當·胡普斯（Adam Hoops）在奧爾巴尼與漢密爾頓偶遇，詢問了他關於分裂的傳言。「他一聽到肢解聯邦政府的觀點就急了，」胡普斯回憶說，「他跳起來義正詞嚴地加以譴責。」[69]「其結局將對現行憲法造成破壞性影響，最終在對公民自由抱有敵意的基礎上建立若干獨立政權。」漢密爾頓有先見之明地指出，南方和北方之間會爆發內戰，那是一場北方最終獲勝但代價慘重的戰爭。[70]漢密爾頓也對這番景象感到不寒而慄，他和胡普斯竟然為此談了一個多小時：「這個問題緊緊地抓住了他，以致他無法擺脫它，直到一件法律業務將他傳喚到法庭上。」[71]漢密爾頓仍在擔心「血淋淋的無政府狀態」，害怕傑斐遜的統治可能導致憲法被廢除。[72]

  那年春天，時任麻薩諸塞州參議員的前國務卿蒂莫西·皮克林前去拜訪紐約州的聯邦黨領袖，試圖請後者支持「為擺脫墮落和腐敗影響以及南方貴族民主主義壓迫而叛離的北方聯邦」。[73]如果缺乏大西洋沿岸最大的兩個州——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支持，這個新聯邦將胎死腹中。皮克林和所謂的埃塞克斯派希望招募到當地的主要聯邦黨人。儘管許多紐約的聯邦黨人擔心維吉尼亞州會占據主導地位，並對路易斯安那購地後奴隸的擴張惴惴不安，但無論是漢密爾頓還是魯弗斯·金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動。皮克林造訪之後不久，詹姆斯·費爾利（James Fairlie）問漢密爾頓，是否有人曾向他談起北方聯邦的事情。費爾利回憶道，漢密爾頓「說有幾個從東部州來的人就這個問題與他接洽」。接著，漢密爾頓補充道：「你知道，我與傑斐遜先生及其領導的政府之間不存在任何政治信任，但我依然認為那是個令人驚駭的計劃。」[74]

  分裂活動進展迅速，煽動者做出決定，一旦傑斐遜在深秋再次當選總統，他們就在波士頓聚會商討這個計劃。漢密爾頓同意參加，但毫無疑問，他是去勸誡參與者停止這種自毀前程的行為。一些誹謗者捏造事實，把漢密爾頓說成是這個陰謀的策劃者之一，完全不顧它顯然背離了漢密爾頓一生最重要的奮鬥目標——締造一個強大、穩定的美利堅合眾國。即使是傑斐遜後來也不得不承認：「眾所周知，漢密爾頓將軍的原則就是永遠不破壞國家統一。」[75]在同伯爾決鬥前的幾周內，對分裂主義威脅的擔憂，一直圍繞著漢密爾頓。約翰·丘奇·漢密爾頓講述了那場致命遭遇前一周在格蘭其莊園的一次晚宴：「晚飯後，當他們獨處時，漢密爾頓轉向約翰·特朗布爾意味深長地對他說：『你要去波士頓，你將會見到各路領袖。替我告訴他們，依我的要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終止這些會談以及分裂國家的企圖。這個國家必須儘可能長久地維持統一。』」[76]自1787年開始，漢密爾頓再未動搖過憲法長存的堅定信念，毫不懷疑自己要盡一切努力保證其正常運作，他現在不可能改變這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