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宣傳冊之戰

  傑斐遜總統在民眾中的聲望進一步提升，加深了漢密爾頓的悲觀情緒。受到眾議院和參議院中的共和黨大多數的支持，傑斐遜執掌著一個令其兩位前任都會艷羨的團結一致的政府。幸得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美國經濟進入繁榮發展期。多虧亞當斯，美法「准戰爭」成為了回憶。繼承了國內繁榮、國際和平的傑斐遜，享受著異乎尋常的好運，美國自獨立革命後第一次真正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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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斐遜採取了遁世離群的執政風格。他幾乎從不演講，大部分時間用信函和內閣官員交流。但是，他每天騎在馬背上穿過華盛頓，美化他的平民主義者的形象。「他沒有舉行正式招待會的日子，從不進行任何慶祝活動，經常看到他身著便裝，有時是穿著拖鞋接見客人，大多數時候平易近人，與至高無上的民眾形同兄弟。」羅伯特·特魯普說。[1]傑斐遜培養了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友好關係，漢密爾頓卻始終無法擺脫那些過時的家長制政治觀點。聯邦黨人只同教養良好的紳士接觸，卻發現他們在歷史出現分水嶺時選錯了路，對桀驁不馴的平民大眾而言，共和黨人更有吸引力。

  看到傑斐遜獲勝，漢密爾頓猜想自己的成就將很快遭到蔑視或被人遺忘。共和黨記者詹姆斯·奇塔姆又老調重彈，翻起了舊帳，說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上曾鼓吹君主制。漢密爾頓被迫再次對這種欺世之論做出反擊，他在1802年2月給古維內爾·莫里斯寫了一封膾炙人口的信：

  我的命運真的很奇怪，也許全美國無人能比我為現行憲法做出的犧牲和貢獻更大。與我對它的運數預期相反，正如你從一開始就知道的，我仍在拼命支撐這個脆弱「卑微的構架」。然而，有時我發出的小牢騷，根本無法與它的反對者對我的咒罵相比。面對此情此景，我除了從舞台上徹底退出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越來越相信，這個美國人的世界不是給我準備的。[2]

  這封信寫於菲利普死後的那一段悲痛的時期，流露出了漢密爾頓對美國政治深深的疏離感。他堅持對生命的悲觀看法：良善很少會獲得回報，惡行也很少遭受懲罰。

  儘管意志消沉，漢密爾頓卻永遠不會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的失意增強了他要逆轉共和黨浪潮的迫切願望。在「考驗」的文章中，漢密爾頓對傑斐遜的方案給予了全方位的抨擊。語氣極端挑剔，缺乏其早期作品中明顯體現出來的寬宏大量的氣度。傑斐遜想縮減或徹底廢除外國移民入籍的14年歸化期，漢密爾頓則含沙射影地說，是外國人而不是真正的美國人把這個維吉尼亞人推上了總統一職；他預計「外國人的湧入」將「改變和敗壞這個國家的精神」。[3]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土生土長的西印度群島人，發表了一篇言辭尖銳地指責瑞士出生的財政部長艾伯特·加勒廷的文章。「誰在掌管著我們這個命運不濟、苦難深重的國家的經濟命脈？」漢密爾頓自問自答，「一個外國人！」[4]在整個政治生涯中，漢密爾頓一直是一個非常堅韌的人，對奴隸、美洲原住民和猶太人都持一種開明的態度。他對美國發展建設的構想向來是建立在外國移民大量湧入的基礎之上的。現在，受到個人挫折與磨難的漢密爾頓，甚至背離他那最優秀的本性。

  菲利普死後，漢密爾頓的見解似乎來自他頭腦中某些陰暗的角落，他指責傑斐遜贊成廢止威士忌稅和除進口稅以外的其他一切稅收。傑斐遜曾譴責漢密爾頓想製造永久債務，他現在卻取消了可能加速償清聯邦債務的稅收，這些舉措激怒了漢密爾頓。傑斐遜最終被證明是幸運的：貿易的繁榮促進了關稅收入的增加，使他能夠在削減稅負的同時實現財政盈餘。

  在考慮一種非正式的政治復出時——漢密爾頓從未言明此事——他不得不與一個難題做鬥爭：儘管共和黨人是「口蜜腹劍」的「無恥騙子」，可他們還是贏得了民眾的熱愛。[5]怎麼會這樣呢？漢密爾頓認為共和黨人訴諸的是情感，而聯邦黨人更倚重的是理智。「人類比其他動物更加理智，但卻遠非是理性的，他們大多數時候還是為情感所左右」，他告訴詹姆斯·貝阿德。[6]他提出的備受爭議的解決辦法，是成立一個叫作「基督教憲法協會」的組織。駁斥無神論已成為漢密爾頓批判傑斐遜以及法國大革命的主調。現在他希望，通過出版宣傳冊，促進慈善事業、建立移民互助團體和職業學校，這個新的協會將推廣基督教、憲法和聯邦黨——三者的優先順序未必按此排列。藉助上帝來反對托馬斯·傑斐遜，漢密爾頓希望能夠製造出更強有力的政治訴求。創立該協會是個極其糟糕的主張，因為它會破壞政教分離的原則，使政治勢力與宗教組織混淆在一起。漢密爾頓並不是在推崇宗教，而是想藉助它實現政治目的。漢密爾頓並非膜拜宗教，而是出於政治目的在利用它。幸運的是，其他聯邦黨人並未贊成這個主張。漢密爾頓不知不覺地陷入了退步的思維模式，似乎獨自在曠野中怒吼，卻沒有人聆聽他的聲音。

  很明顯，晚年的漢密爾頓再次專注於宗教，統領新軍的時候，他曾要求國會向每個旅派一位專職牧師，以方便士兵做禮拜。儘管年輕的時候他也非常虔誠，在國王學院禱告得非常殷切，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在獨立戰爭期間衰退了下來。像其他開國元勛和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那樣，他對宗教的狂熱深感不安，一度在有組織的宗教與迷信之間畫上等號。作為華盛頓「軍事家庭」的成員，他曾寫道：「唯有神父和女人才會帶來禍害。」[7]擔任財政部長時，他說：「許多狂熱的教派給這個世界帶來了苦難，它們在一種虔誠但錯誤的熱情的煽動下打著服務上帝的旗號，干下最窮凶極惡的犯罪行徑。」[8]

  法國大革命的無神論和傑斐遜表面上對它的包容（傑斐遜是一名懷疑基督耶穌的神性的自然神論者，而不是一名無神論者），促使漢密爾頓恢復了對宗教的興趣。他在1797年「福基翁」的文章中憤怒地說道：「據悉，傑斐遜先生從法國回來後一直說，他在那個國家見過的學者和哲人大多都是無神論者」。[9]漢密爾頓認為詹姆斯·門羅也在巴黎受到了無神論哲學的感染，並說兩個維吉尼亞人共進晚餐時，「兄弟般團結一致從哲學上反對基督教並闡述宗教信仰的荒唐」。[10]對漢密爾頓而言，宗教是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基礎，他認為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宗教就將是一個地獄般的場所。

  但是，這是漢密爾頓發自內心的宗教信仰還是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和華盛頓一樣，他從不在口語中使用「主啊」，甚至從不在演講時使用「天堂」等模糊的字眼。艾麗薩越來越沉迷於基督教福音，逐漸變得滿口基督教語彙，甚至捐錢在三一教堂得到了一把長椅，但漢密爾頓並不和妻子一起參加禮拜，也不正式隸屬於任何教派。他對聖餐儀式、清規戒律和公開的祈禱一點兒都不感興趣。原先對有組織的宗教的牴觸情緒並未徹底消失。另一方面，艾麗薩是如此虔誠的基督教徒，她絕不會嫁給一個不能在某種程度上分享她的信仰的人。漢密爾頓相信，美德會帶來幸福的來生，它將賦予「比在這個多變並且一直在變的塵俗，所能發現的更為有意義的祝福」。[11]他安慰朋友的一席話無疑說明了他對道德秩序的主要觀念：「不要指責天道的安排。它們必定存在於智與善之中。當它們不適合我們的時候，也必是因為我們自身存在應受懲罰的錯誤，或者因為有某種意圖，希望我們糾正一些自己並未意識到的罪惡或過失。」[12]那麼，從菲利普之死中，漢密爾頓又得到了上帝的什麼教誨？

  約翰·丘奇·漢密爾頓的文集提供了鮮明的證據，來證明他父親晚年虔誠的宗教信仰。他說漢密爾頓年輕時代的狂熱又復活了，他開始每天禱告，在家庭聖經旁白處密密麻麻寫下了許多注釋。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漢密爾頓試圖找到宗教的邏輯，而不是啟示。這一點在他摘抄的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的《基督存在的證據之我見》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我仔細地考察過基督教的證據，」他告訴一位朋友，「並且如果我是對其真實性做出判斷的陪審員，我寧願非常武斷地給出支持它的裁決。」[13]談到基督信仰時，他對艾麗薩說：「我研究了它，並可以證明它的正確性，就像證明我向人們提出的那些觀點一樣。」[14]約翰·丘奇·漢密爾頓相信，他父親花在格蘭其莊園漫步庭院的時間拓寬了他的宗教意識。在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有一次，他與艾麗薩一起在樹林裡散步，談起他們的孩子，突然，他轉過身對著她，以激動的口氣說：「如果幸運，我或許還能再活20年。我會在這片樹林裡為他們建一座小教堂。」[15]

  漢密爾頓從傑斐遜政府得到的唯一慰藉是，亞倫·伯爾逐漸被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副總統與總統的聯繫維繫在兩周一次的晚宴上，與內閣的會面則是一年一次。在與女婿談及自己的處境時，伯爾以自嘲的語氣說：「我現在只能靠在街上偶遇，才有機會見到內閣的各位部長。」[16]一名議員說，伯爾主持參議院的時候「溫文爾雅，舉止得體」。然而圍繞伯爾和傑斐遜疏遠的關係也有很多傳言，伯爾的最大成就只能來自立法機關的工作。[17]約翰·亞當斯在擔任副總統之職時也遇到過同樣的尷尬，但並未遭受華盛頓政府這般敵視。

  伯爾表面上保持著對傑斐遜的忠誠，直至他在廢除《司法條例》的問題上與共和黨人分道揚鑣。伯爾知道，他已經與共和黨簽下了決裂的判決書，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討好聯邦黨人求得他們的支持。伯爾現在「在華盛頓完全是一個被隔離了的人」，西奧多·塞奇威克評論說，「他徹底失去個人影響力了」。[18]伯爾究竟要如何費盡心機地討好聯邦黨人？1802年2月22日，謎底終於揭曉。當天，聯邦黨的議員們在斯泰勒酒店匯聚一堂，慶祝華盛頓的誕辰，古維內爾·莫里斯作為東道主主持了此次活動。在晚宴行將結束時，來賓聽到有節奏的敲門聲，當副總統踏入房間時，人們發出一片驚呼聲，詢問他是不是不請自到來尋釁滋事的。由於有組織者的邀請，人們禮貌地接待了他，伯爾向「一個集所有誠實人的優點於一體的人」致送了祝酒詞。[19]伯爾的圓滑姿態徹底切斷了他與傑斐遜的關係。對於伯爾的意外出現，漢密爾頓不禁發問：「是否有什麼新的陰謀將聯邦黨人和這個損人不利己的人聯繫在一起？」[20]

  由於聯邦黨人和副總統玩起了相互利用的遊戲，因此，漢密爾頓沒有將暗送秋波的伯爾一棒打死，他認為，策動傑斐遜下台的最好辦法就是破壞總統和副總統之間的關係，進而分裂共和黨人。「作為一個工具，這個人能夠起到一定的價值，」漢密爾頓這樣評價伯爾，他同時也提到，「但作為一個領導人，他將讓他的政黨蒙羞並最終毀掉該黨」。[21]對漢密爾頓來說，這一策略也是危險重重，因為伯爾會伺機取代他在聯邦黨的領導地位。因此，一種狀況出現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亞倫·伯爾，兩個事業衰退的落魄政客，將對方視為自己政治復興的最大障礙。

  伯爾試圖在紐約州東山再起，要麼設法控制當地的共和黨並滲入聯邦黨內部，要麼將兩黨的背叛者組成一個新的聯盟。正在這時，當地的黨派之間突然爆發了媒體攻擊，後來的歷史學家稱之為「宣傳冊之戰」。在伯爾當選副總統之後，一份神秘的題為「給誹謗者的警告」的傳單，被張貼在紐約各咖啡館的牆壁上，指責伯爾「寡廉鮮恥」。這張匿名的宣傳頁聲稱「無數不幸的薄命女子」被這個經驗老到的「獵艷高手」欺騙過。[22]它羅列出一串交際花的姓名首字母的縮寫，稱伯爾留給她們的只有「疾病、醜陋的名聲和處境悲慘的折磨」。[23]一些評論文章還找出了漢密爾頓的風流韻事和伯爾的風流韻事之間的相似性。建築監察員班傑明·拉特羅布說，「漢密爾頓和伯爾兩人都身材矮小，都毫無節制地沉溺於同樣的罪惡」。[24]但是，伯爾在信中所言無不涉及女人，證實了他的風流韻事之多、之廣。相比之下，漢密爾頓根本不值一提。[25]

  這場針對伯爾的匿名攻擊或許是紐約州州長的侄子德·威特·柯林頓發起的，他現在掌管著該州的任免權，並獲得了「政黨分贓制之父」的名聲。[26]德·威特·柯林頓擅長兇狠猛烈的行事方式，是《美國公民報》（American Citizen）的背後力量。該報於1801年創立，主編是曾經做過帽商，善於蠱惑人心的英國記者詹姆斯·奇塔姆。很快，紐約的每一個小團體都感到有必要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漢密爾頓和威廉·科爾曼一起以《紐約晚間郵報》為陣地。伯爾和他的團隊創辦了《紀事晨報》（Morning Chronicle），由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哥哥彼得·歐文（Peter Irving）擔任主編。

  對伯爾來說，還有比曝光其風流韻事更為讓他頭疼的事情，有人對大選期間票數相等之事進行了詳細審查。詹姆斯·奇塔姆和《美國公民報》對伯爾在選舉中的兩面派做法窮追不捨，並不斷強調此事。奇塔姆斷言，伯爾從被提名的那一刻起，「就開始實施一場試圖讓自己登上總統寶座的全面、複雜、邪惡的陰謀」。[27]起初，伯爾以慣有的冷漠對待這些指控，但隨著奇塔姆和其他一些人鬧得越來越凶，他開始生氣地認為存在一個希望摧毀他的陰謀。看到柯林頓黨人將更多的辱罵加諸伯爾，羅伯特·特魯普寫道：「很有可能，伯爾的仕途風光就此一去不復返，他所有的詭計、野心和努力都拯救不了他。」[28]

  奇塔姆並不滿足於單單誣衊伯爾一個人，他還斥責漢密爾頓是獨立戰爭的叛徒，意欲在美國復辟貴族統治。為了得出這樣牽強附會的結論，奇塔姆不得不編造漢密爾頓的父親是「一名地位顯赫的商人」。[29]一個自力更生、富有進取精神的孤兒的實情，無法滿足奇塔姆的需要，「很不幸，漢密爾頓先生出生於一個文明世界的角落，在那裡，專制和奴隸制以歐洲的君主們聞所未聞的方式流行著。他童年時期所形成的習慣和偏見，不可能被徹底根除。」[30]自1798年從英格蘭移民而來之後，奇塔姆對漢密爾頓的廢奴活動知之甚少，也無意去了解。奇塔姆的主要論點是伯爾計劃和查爾斯·科茨沃斯·平克尼將共同參加1804年的大選，並聯手瓜分聯邦黨的選票：「以此來看那時的事情，漢密爾頓先生顯然擋住了伯爾的路！」[31]事實上，在雷諾茲和亞當斯等宣傳冊上栽了跟頭之後，漢密爾頓已不再是1804年總統大選的有力競爭者，更何況沒有任何跡象暗示他打算競選。

  與紐約政界言辭上的侮辱同樣讓人震驚的還有身體上的暴力。決鬥成了解決政治衝突的家常便飯：歷史學家喬安尼·弗里曼（Joanne Freeman）計算出，在1795年到1807年間發生了16次為了捍衛榮譽而舉行的決鬥，雖然並非全部得以進行。[32]當約翰·斯沃特伍特（John Swartwout）指責奇塔姆是德·威特·柯林頓的傳聲筒時，德·威特·柯林頓反唇相譏說斯沃特伍特是「騙子、流氓和無賴」。[33]結果，德·威特·柯林頓和斯沃特伍特在新澤西的威霍肯的決鬥場地上輪番相互射擊了幾個回合。在斯沃特伍特腿部中了兩彈之後，德·威特·柯林頓跨出了決鬥場揚長而去。可以看出，報紙的編輯除了打口水仗之外，也互換子彈。在詹姆斯·奇塔姆誣衊威廉·科爾曼是一個黑白混血兒的父親時，兩人差點進行槍戰，好在後來他們以法律手段解決了衝突。沒過多久，傑斐遜派的港務長湯姆森上校指責科爾曼是個懦夫，雙方趁著暮色，在洛夫巷（今天的紐約第21大街）決鬥，在那場決鬥中湯姆森傷重而亡。根據一位編輯的說法，在殺死對手之後，科爾曼若無其事地回到《紐約晚間郵報》的編輯部，「出了一期高品質的報紙，儘管晚了半小時」。[34]在後來的一場政治衝突中，科爾曼受到了一記鞭打，導致腰部以下完全癱瘓。

  總統傑斐遜也受到了這些年蓬勃發展的低俗報刊的影響。他和共和黨人曾支持過詹姆斯·I.卡倫德，此人批評過亞當斯總統，並因此而依據《鎮壓叛亂法》被處以9個月的監禁和200美元的罰款。一出監獄，卡倫德便懇求傑斐遜幫助他支付罰款，並希望能被任命為維吉尼亞州里奇蒙的郵政局長。當傑斐遜非常小氣地給了他50美元時，報復心強且酗酒成性的卡倫德轉而投奔到了聯邦黨陣營。在里奇蒙負責編輯一份聯邦黨的報紙，揭發傑斐遜任副總統期間向他行賄，要求他誹謗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當傑斐遜否認此事時，卡倫德公開發表了一些文件，這些文件證明傑斐遜在1799年到1800年給過他一些資金用來資助出版《我們的前景》。在這本書中，漢密爾頓被誣衊為「風塵女之子」。[35]尷尬的傑斐遜只好勉強稱支付這些錢純粹是受到「慈善動機」的驅使。[36]

  接著，1802年9月1日，卡倫德公布了他在獄中聽到的一個將在美國歷史中迴蕩的故事——傑斐遜與薩莉·赫明斯的花邊新聞：「人們都知道，讓人們崇敬有加的這個人，與他的一名奴隸維持著姦夫淫婦的關係已經好多年了。她的名字叫薩莉……這個蕩婦薩莉，與我們的總統已經有了幾個孩子。在夏洛特敦的鄰居那裡沒有一個人不相信這個故事，當然確切知道詳情的人並不多……這位『非洲的維納斯』，據說還被提拔為總統在蒙提塞羅家中的女管家。」[37]卡倫德提到，「黝黑的薩莉」有五個黑白混血兒，還提到她的兒子湯姆（「棕黃色的湯姆」）與傑斐遜驚人的相像。卡倫德現在毫不留情地把共和黨稱為「黑白混血黨」。[38]他還說，自己已經準備好在法庭上直面總統了，並會驗證總統與「黑蕩婦和她的一窩混血幼仔」之間關係的真實性。[39]

  傑斐遜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沉默，儘管他向羅伯特·利文斯頓抱怨說：「聯邦黨已經打開他們誹謗的閘門了。每一位體面人都對卡倫德的污言穢語很反感。」[40]詹姆斯·麥迪遜反駁說薩莉·赫明斯一事是「杜撰的」，但聯邦黨媒體卻興奮地歡呼，還用打油詩勸誡總統悔悟：

  放棄你對黝黑的薩莉的調戲；

  湯姆，別再放縱你的肉體；

  試著努力挽救你的靈魂吧。[41]

  還有一位聯邦黨的編輯聲稱，他已經查證了薩莉·赫明斯「在蒙提塞羅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其角色如果不是女管家就是家中的裁縫」「這個家庭的其他成員對她的尊敬程度遠遠超過她的傭人身份」。[42]阿比蓋爾·亞當斯相信，傑斐遜已經遭到了報應，給他寫信時幾乎難以掩飾自己的竊喜：「那條被你放在懷裡用身體溫暖的毒蛇如今卻咬傷了恩人的手」。[43]約翰·亞當斯隱晦地表示，他認為那個故事是真實的，同時承認，「在維吉尼亞，每個種植園主都和奴隸有一群私生子女」。[44]對亞當斯來說，這種情況是「與那種人——黑奴——的骯髒接觸所產生的自然的、幾乎不可避免的結果」。[45]

  得知傑斐遜曾資助卡倫德誣衊自己，漢密爾頓和他的家人勃然大怒。「如果傑斐遜先生曾鼓勵無恥的卡倫德誹謗你和他的前任，那他簡直是十惡不赦、喪心病狂。」菲利普·斯凱勒向他的女婿說道。[46]早在1796年「福基翁」的文章中，漢密爾頓就已經暗示他知道薩莉·赫明斯一事。但現在，看到傑斐遜的情史被報紙大肆宣揚後，他反而奉勸聯邦黨編輯不要理會這則醜聞，在政治事務中應該按照自己堅持的方式去做。在《紐約晚間郵報》上，漢密爾頓表示，他「反對一切與公共問題無直接關聯的人身攻擊」。[47]這並沒有阻止《紐約晚間郵報》稱卡倫德為「卑鄙小人」，並且還刊登了12期題為「傑斐遜與卡倫德」的連載系列文章。[48]傑斐遜黨人則指責漢密爾頓透露給《美國公報》有關傑斐遜的一個「發霉」的傳聞，即傑斐遜在25歲那年，曾試圖引誘朋友兼鄰居約翰·沃克的妻子。卡倫德添油加醋地重新編寫這個故事，並以誇張的手法挑唆約翰·沃克向傑斐遜下戰書。

  1803年7月，詹姆斯·卡倫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其死因讓後人揣測了兩個世紀。傑斐遜黨人的媒體曾向他發出死亡威脅，並指控他犯有雞姦罪。《里奇蒙觀察報》（Richmond Examiner）的默里韋瑟·瓊斯（Meriwether Jones）發表社論說：「卡倫德，難道你不擔心復仇的槍火會消滅你的靈魂和身體嗎？」[49]在另外一封寫給卡倫德的公開信中，瓊斯設想卡倫德會溺水身亡：「哦，但願詹姆斯河能像忘川一樣，保佑你忘卻前事，忘卻你的威士忌。」[50]卡倫德一夜縱飲之後，1803年7月17日，他那脹起來的屍體被發現漂浮在詹姆斯河的水面上。驗屍陪審團得出結論：這是一起酒後失足溺死事件。然而在充滿如此惡毒氣氛的日子裡，不止一個聯邦黨人懷疑卡倫德是否被復仇的傑斐遜派人棒擊而死，然後拋屍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