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荒唐的世界

  傑斐遜一成為總統，46歲的漢密爾頓就開始從公眾視野中隱退了，他的崛起光芒萬丈、引人注目，由此讓他的謝幕顯得突兀。然而如果褪去了他以前在政治領域的光環，在法律專業領域，他仍是一座高峰，在紐約各個機構依然有廣泛的影響力。他為一個富有的退休海員羅伯特·理察·蘭德爾（Robert Richard Randall）起草了一份遺囑，在斯塔滕島幫助建立了美國商船退休水平庇護所——「水手避風港」。漢密爾頓還為鮑厄里街區的聖馬克教堂提供法律意見，因為該教堂想在三一教堂的教區之內尋找獨立地位。

  但是在法律界的任何聲望和財富都無法彌補他在政治地位上無可奈何的衰落。從在國王學院第一次發表報紙文章起，漢密爾頓就已經展示出接近權力中心的嫻熟技巧。他曾加入華盛頓的戰爭智囊團，然後到邦聯議會、制憲會議乃至第一屆政府工作。但現在，他被人們從主要政治活動中排擠出去，一個偉大的將軍卻沒有軍隊跟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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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灰意冷的時候，漢密爾頓一度幻想歸隱於山水之間，尤其是當菲利普·斯凱勒不斷打擾自己靜坐的腦力勞動之時。但某些事情阻止了他，使他不能如願以償。部分問題是，漢密爾頓骨子裡是一個城市人，更願意與書籍而不是潺潺的小溪打交道。其他的開國元勛——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亞當斯——都擁有種植園或者大片的農莊，他們從中可以獲得經濟和精神上的支撐，而漢密爾頓是一個被束縛在其工作上的城市居民。

  這種情況在18世紀90年代末開始有所改觀，漢密爾頓越來越發現家庭能讓他感到寬慰。有一次出差，他溫和地責怪艾麗薩不該向自己隱瞞孩子生病的事：「我外出的時候必須經常聽到你和我親愛的孩子們的情況。當所有別的激情在我身上消退的時候，愛和友誼獲得了新的力量。我將竭力從一切可能妨礙它們的追求中抽身。只有在這裡我才能找到真正的快樂。」[1]

  為了遵守他保證花更多時間陪家人的誓言，漢密爾頓制訂了一個「甜蜜計劃」，在離曼哈頓下城區以北15公里的地方建造一幢鄉間別墅。[2]他滿臉笑容地告訴一位朋友：「一個失意的政客往往寄情於花園。」[3]1799年秋天，他和艾麗薩在哈萊姆山附近租了一套帶教堂的鄉間別墅。這個決定可能是由於每年秋天黃熱病都會造訪紐約市的緣故。漢密爾頓逐漸熟悉了這個地方。在沿著哈得孫河逆流而上去釣魚的時候，漢密爾頓有時把他的小船停靠在藥劑師雅各布·希費林（Jacob Schieffelin）所擁有的船塢上，後者在快到山頂的地方有一所非常漂亮的避暑別墅。漢密爾頓被從這所房子裡放眼望去的風景深深地吸引住了，決定要把它買下來。然而，1800年8月，希費林賣給他附近一片60米海拔高度的土地，面積約6公頃，從一邊可以看到哈得孫河，另一邊可以看到哈萊姆河和東河。從內科醫生塞繆爾·布拉德赫斯特（Samuel Bradhurst）手中，漢密爾頓又買下了8公頃土地。在這塊連成一片的土地上，草木繁盛，風景如畫，有兩條小溪潺潺流過，匯入一片鴨塘。他還有一些附屬建築，包括馬廄、穀倉、貨棚、花園、果園、籬笆，以及一處雞舍。這處土地被布盧明代爾街（今天的漢密爾頓故居）一分為二。人們可以直接乘坐公共馬車從這裡快速到達曼哈頓或奧爾巴尼。

  漢密爾頓把他的這個安逸之所稱為「格蘭其莊園」，起這樣一個名字是為了紀念漢密爾頓祖上在蘇格蘭的住宅和在聖·克羅伊島的詹姆斯·萊頓叔叔的種植園。這裡是現存唯一一所漢密爾頓故居紀念館，也是已知的他所擁有的唯一宅第。它的名字提醒人們漢密爾頓對其蘇格蘭祖先頗為自豪，也表示出一種對其加勒比出身的更為輕鬆的心態。一天，漢密爾頓要去奧爾巴尼探望艾麗薩生病的妹妹佩吉（瑪格麗特的暱稱），他必須在餡餅和一籃螃蟹之間選一種帶給佩吉。想了想，他告訴艾麗薩，他選擇了螃蟹：「或許是由於我是一名克里奧爾人的緣故，我對它們更有好感。」[4]若換作20年前，漢密爾頓絕對不會如此輕巧地說出關於童年的話題。

  在莊園完工之前，漢密爾頓一家將現有的農舍作為臨時居所。漢密爾頓聘請他在財政部時雇用過的小約翰·麥庫姆設計新屋，此人乃當時紐約最有名的建築設計師，剛剛完成了格雷西大廈，正在設計新的市政大廈。負責建設的是埃茲拉·威克斯，漢密爾頓曾經在曼哈頓水井慘案中為之辯護的利維·威克斯的兄弟。菲利普·斯凱勒從他位於薩拉托加的鋸木廠用船順著哈得孫河運來了一些板材，還有一些經過手工雕刻但依然很粗糙並且帶樹皮的木料，以裝修孩子們的閣樓。他還運來了成堆的馬鈴薯和整車的奶酪。精力旺盛的漢密爾頓閒不下來，他與麥庫姆一起做事，設計煙囪和義大利式大理石壁爐。像所有的新屋主人一樣，他去探查他人的住宅，看有沒有什麼可借鑑之處。在一次去康乃狄克出差的時候，他告訴艾麗薩：「我記下了沿途看到的任何能用來裝飾我們的小安樂窩的東西，我希望在這個安樂窩裡能與我賢惠的妻子和可愛的孩子共享單純而真正的幸福」。[5]

  麥庫姆和威克斯於1802年夏季建成了這幢兩層別墅，它占據著現今的西43街和修道院大道的一角。這幢乾淨漂亮的建築外牆是黃色和象牙色，頂部裝有古典樣式的欄杆。樓上6個房間，還有8個壁爐在冬天給全家供暖。很顯然，它的整個設計完全考慮到了漢密爾頓有7個孩子，像漢密爾頓本人一樣非常注重細節，但這幢房子對一個有他這般名望的人來說小了點。房屋裡面的紀念物講述著漢密爾頓的過往榮光，從精巧的扇形窗下面那個門進來的參觀者一眼就能看到吉爾伯特·斯圖亞特所作的喬治·華盛頓的畫像，這是華盛頓本人贈送給漢密爾頓的禮物。很有意思的是，親英的漢密爾頓竟然用一張路易十六風格的沙發和一些椅子裝飾客廳。這所房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兩間八角形的房間，它們並排挨著，一間作為客廳，一間作為餐廳。門開著的時候，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連在一起的空間用來招待客人。客廳三面牆上的門都裝有鏡子，在鏡子中可以看到透過高高的法式窗戶才能看到的那些枝繁葉茂的風景。起居室與外面的森林背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開在陽台上的窗戶能讓人們將河景一覽無餘，盡收眼底。從未體驗過輕鬆生活的漢密爾頓徵用了進門右側的一個小房間作為書房，以供學習研究之用，在裡面擺設了一張漂亮的拉蓋書桌，稱之為「家裡的工作檯」。[6]這個藏書家在他的格蘭其莊園中擺放了千餘本書。

  也許，最吸引漢密爾頓的是，他可以在這個退隱之地美化庭院，種植果樹、花草。作為田園生活的初級體驗者，他謙虛地向友人和鄰里請教。他給農業專家理察·彼得斯（Richard Peters）寫信：「在這種新情況下，我不像傑斐遜那樣得心應手，正像傑斐遜初次執掌美國的船舵不太適應一樣，我想起你很擅長農業科學，因此希望能得到你的指點。」[7]他還從朋友大衛·霍塞克醫生那裡汲取專業知識。霍塞克曾創建過一個植物園，裡面有溫室和各種熱帶作物，100多年後，這裡變成了舉世聞名的洛克菲勒中心。漢密爾頓甚至通過他的園藝傳遞政治信息。在星羅棋布的許多蔭影樹中，他在前門的右側種了一排13棵美國楓香樹，象徵著最初13個州的團結一致。

  我們知道，漢密爾頓是這些土地的負責人，但他經常因公外出，這時他就會給艾麗薩非常詳盡的指示，讓她代為料理。漢密爾頓迷上了霍塞克設計的裝飾用的鬱金香花壇、百合花壇和風信子花壇。他就給艾麗薩寄去了一張圖紙，用他一貫的精確性告訴她：「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直徑5.4米的圓形，因此每種花所占扇形的邊長應是2.7米……可以這樣安排它們：野玫瑰在花園的外側，旁邊緊鄰著的是月桂樹，再在果園邊上種一些山茱萸樹，不用太多，這樣景色就會非常怡人。」[8]漢密爾頓還種了草莓、甘藍和蘆筍，並掘了一口冰窖，上面搭著雪松木的瓦片。

  艾麗薩詳細記錄了格蘭其莊園的花費，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對於一對夫婦和7個孩子來說，如此花費有點鋪張浪費了。以前與傑斐遜相比，漢密爾頓一直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現在他開始花錢大手大腳了，在這所房子和花園上花去了大約2.5萬美元，或者說花掉了他年收入的兩倍。由於房產本身就花了5.5萬美元，累計起來的花費使漢密爾頓負債纍纍。他意識到，自己無拘無束的支出遠遠超過了他的財富，但他預計日益增多的律師業務將能應付未來的帳單，不過他現在得要求拖欠律師費的客戶趕緊支付。當他要求一個客戶支付許多年前起草遺囑的律師費時，他解釋說：「由於我正在建造房屋，我必須努力清理還沒有結清的款項。」[9]

  對亞歷山大和艾麗薩而言，鄉間別墅把他們的生活帶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一個充滿成熟秋韻的新階段。格蘭其莊園的確承擔了雙重任務：一是作為享受鄉間生活之場所，一是舉行晚宴的奢華之地。現在，漢密爾頓的家是一個完整、穩定的家庭。以前，他因工作關係不得不與妻兒天各一方，這讓夫婦倆備受煎熬。艾麗薩曾經說她一生最大的犧牲是「為了照顧更年幼的孩子，一周有一半時間不能跟漢密爾頓在一起，這時漢密爾頓就承擔起照顧年長一點的孩子們的任務」。[10]無疑，任何與漢密爾頓共度早年家庭生活的人，這些分離必定讓他們感到格外焦慮和失望。

  漢密爾頓把越來越多的時間留給了孩子們。有一次，艾麗薩去了奧爾巴尼，他從格蘭其莊園給她寫信，「我親愛的貝特西，有我在這兒陪著我們的兩個小男孩約翰和威廉呢，他們今天晚上將和我睡在一張床上……其他的孩子昨天都很好。小艾麗薩一會兒噘起嘴，一會兒又到處玩耍，越來越任性」。[11]漢密爾頓喜歡跟家人一起唱歌，並在星期天早晨把大夥聚到花園裡誦讀聖經。漢密爾頓的孩子們往往能記起他們的父親在格蘭其莊園時的樣子，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那個時候已經長大，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終於得到了這個勞碌一生、飽受非議之人的悉心照料。

  不過，這位新來的鄉紳並沒有對國情政務冷眼旁觀。他密切關注著亞倫·伯爾的一舉一動。傑斐遜進駐白宮後，伯爾不再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對總統來說，他已經成了嚴重的障礙。在競選平局狀況下背叛傑斐遜的信任後，伯爾知道，如果傑斐遜連任，自己的副總統職位可能不保；同時，他顯然被排除在總統顧問團之外。羅伯特·特魯普告訴魯弗斯·金：「有人告訴我們，並且我們也相信，傑斐遜和（伯爾）互相憎惡。漢密爾頓認為傑斐遜足夠機警，不會上伯爾的當。」[12]當伯爾在華盛頓被棄用時，他意識到必須在家鄉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

  巧合的是，在華盛頓的選舉僵局之後接踵而至的便是競爭激烈的紐約州州長的競選。共和黨老兵喬治·柯林頓決定努力再當一任州長。當約翰·傑伊拒絕再次參加競選時，聯邦黨人轉而力挺36歲的史蒂芬·范·倫塞勒——在任的副州長，也是漢密爾頓的妹夫。在伯爾開始代表柯林頓參與此事時，漢密爾頓捲入其中也更加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對漢密爾頓來說，這暴露了伯爾在結伴競選時討好聯邦黨人背後的恬不知恥的欺騙之心。他以戲謔的口吻跟艾麗薩說：「作為伯爾先生倒戈聯邦主義的證據，他在兩周的時間內以非官方的身份積極參與到了支持柯林頓反對范·倫塞勒的活動。」[13]

  漢密爾頓參與這次衝突有著非常強烈的個人動機。艾麗薩的妹妹佩吉嫁給了史蒂芬·范·倫塞勒（漢密爾頓笑稱她為「大莊園主夫人」），而且佩吉患上重病已經兩年了，靠輸氧維持生命。於是，1801年3月初，當漢密爾頓因法律事務駐留奧爾巴尼時，佩吉的健康狀況惡化了。當漢密爾頓結束了他在法院的辯護工作之後，佩吉懇請他多待幾日。他遵從了她的意願。3月中旬，漢密爾頓心情沉重地給艾麗薩寫了封信：

  在星期日，我親愛的艾麗薩，你妹妹告別了痛苦和朋友，我相信，她去另一個更好的國度尋找休息和幸福去了……我希望我能減輕你的痛苦並讓你感到安慰，我親愛的艾麗薩。再見，我美麗的天使。記得遵從基督的義務。[14]

  佩吉的葬禮在大莊園的宅邸中舉行，所有的佃戶都來為她送行。

  除了希望打敗伯爾和柯林頓，漢密爾頓或許還覺得有必要幫助在競選州長前剛剛痛失愛妻的史蒂芬·范·倫塞勒。通過大量的文章和演說，漢密爾頓讓人們相信聯邦黨人是崇尚和平和繁榮的。他還試圖把選舉變成對共和黨醉心法國的做法進行的全民公投，他指出，拿破崙式「可怕獨裁」將被「50萬訓練有素的軍人用刺刀來捍衛」。[14]在傑斐遜勝利之後，紐約的聯邦黨渴望復興本黨。當漢密爾頓充滿激情地投入競選活動時，他能感受到共和黨人的復仇怒火，顯然，最近的勝利讓他們忘乎所以。「在一次投票中，無愧於民的漢密爾頓將軍被斥為竊賊，在另一次投票中，這個無辜的人又被罵作無賴、惡棍、十惡不赦之徒！」羅伯特·特魯普說，「人們對此會怎麼評論共和黨人的素質呢」？[15]

  為了保存幾分體面，在一次集會上，漢密爾頓建議競選紐約州州長的兩名候選人委派代表進行冷靜、理性的辯論。共和黨報紙的矛頭立刻對準了他，指責他「以慣用的詛咒和謾罵的方式，用不同的話語蠱惑紐約公民，詆毀德高望重的柯林頓的人格」。[16]一家報紙還建議，在「他與瑪麗亞的艷情被發現，並毀了其丈夫和全家的幸福後」，他應該「從公眾視野中消失」。[17]伯爾很愉快地看著漢密爾頓的一舉一動。「漢密爾頓發瘋似的日夜工作，」他告訴他的女婿，「但是我認為完全不會有什麼結果」。[18]的確，對漢密爾頓而言不幸的一個兆頭是，柯林頓以一邊倒的優勢再次當選了州長。

  但是，柯林頓的回歸對伯爾來說也同樣不是什麼好兆頭。正像漢密爾頓預料的那樣，傑斐遜總統為行使權力而自豪，現在他開始準備把擔任公職的聯邦黨人從紐約的職位上清理下去。這位總統把伯爾晾在一旁，把任命紐約官職的機會給了利文斯頓和柯林頓。為了支撐紐約州這個大本營，伯爾意識到他的確應該與心懷不滿的共和黨人及獨立的聯邦黨人結成的新聯盟合作。這樣的戰略也威脅到了正在考慮復出的漢密爾頓，預示著將來兩人之間會有一場更激烈的衝突。

  傑斐遜並不是以很大的優勢戰勝亞當斯而當選總統的，但他是一個見風使舵的政客，對平民主義的象徵意義有著正確的感覺。[19]作為一個有時不修邊幅的英俊男人，傑斐遜清除了華盛頓和亞當斯時代的華麗排場，聰明地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樸實無華的布衣總統形象。漢密爾頓在其文章中描繪的各種各樣的傑斐遜——奢侈享受的傑斐遜、揮金如土的傑斐遜、高貴有禮的傑斐遜、負債纍纍的傑斐遜、蓄奴洩慾的傑斐遜——統統被一個歷史上最感人至深的形象「創造者的傑斐遜」給遮掩下去了。就職兩周後，傑斐遜住在國會大廈附近的寓所里，在公共餐桌旁用餐。入駐白宮後，這位「平易近人」的總統（在巴黎時曾是個衣著時尚的人）經常騎馬在華盛頓特區飛馳，不戴假髮，也不給頭髮撲粉。他會腳踩拖鞋在家裡走來走去，餵著他的寵物鳥，並親自應答著門鈴（當威廉·普盧默第一次來到行政官邸時，他錯把總統當作一名僕人）。或許，也只有傑斐遜能夠把上不得台面的衣服轉變成響徹雲霄的政治宣言。

  傑斐遜為自己當選賦予了非凡的意義，他後來說：「1800年，在我們政府的信念上進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就像1776年在政府的形式上的革命一樣。」共和黨媒體歡呼他的勝利，認為這將把美國從英國君主制下解放出來。[20]事實上，傑斐遜的執政理念遠比他本人或漢密爾頓願意承認的更溫和、更中庸。這位維吉尼亞人失去了作為在野黨人的自由，不再譴責行政權是對革命徹頭徹尾的背叛。一些自稱「老共和黨人」的純粹主義者甚至抗議說，傑斐遜變節了，他不肯推翻漢密爾頓的制度，包括國家銀行，這背離了他以前的原則。

  傑斐遜打算削減稅收和公共債務，精簡海軍，將中央政府——有130名雇員的臃腫機構——縮減為「一個由少數公務員承擔簡單事務的機構」，但是這些舉措卻遠遠稱不上是革命性的。[21]事實上，他已鑄成大錯：他大規模地削減海軍，這讓這個國家在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時變得異常脆弱。傑斐遜還經常設計出一些漢密爾頓方案的變體，比如強調家庭工業勝過工廠大生產。另一方面，他推翻了聯邦黨執政期間的不良政策，讓《外僑法和鎮壓叛亂法》失去了效力。

  傑斐遜試圖採取一些更極端的措施，但他的財政部長，也就是那個日內瓦出生的禿頂的艾伯特·加勒廷制止了，告訴傑斐遜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現在取消一切國內稅收還為時尚早。他讓傑斐遜認識到，國家銀行和海關確實有助於減少國債。「要我去強化那些曾被我認為是謬誤的原則，這讓我感到恥辱」，總統回答說，但是他也承認加勒廷很可能是正確的，「我們永遠也無法徹底清除漢密爾頓的財政制度。」的確，漢密爾頓以他的深謀遠慮制定了各項政策，因此它們很難被廢除。

  新總統決定審查財政部的文件，以確認他對漢密爾頓的懷疑。他要求加勒廷瀏覽檔案，以揭示「漢密爾頓的錯誤和圈套」。在與漢密爾頓糾纏了若干年後，加勒廷按照他的說法「非常愉快地」承擔了這項任務，但是他卻未能挖掘出總統想要的那些發現。多年之後，他講述了總統當時垂頭喪氣的反應：「『嗯，加勒廷，你發現了什麼？』傑斐遜問道。我回答說：『我發現了迄今為止最完善的制度。如果一定要對它做出改變的話，那麼只會破壞它。漢密爾頓沒有犯下任何錯誤，也沒有任何圈套和欺騙。他沒做錯什麼』。我認為傑斐遜先生當時很失望。」[22]加勒廷讚揚漢密爾頓說，他作為第一任財政部長做出了這樣一項傑出的工作，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所有的問題，讓日後的繼任者幾乎不用再操心任何事。對於曾經被傑斐遜的支持者視為洪水猛獸的合眾國第一銀行，加勒廷也對其大加稱讚，說它「擁有精巧的管理機制」。[23]共和黨人依舊發現很難接受中央銀行，他們覺得不需要它。詹姆斯·麥迪遜就任總統後，聽任銀行繼續經營到特許狀到期日，結果在1812年的戰爭期間，美國的財政陷入了窘境。吸取教訓的麥迪遜轉而倡導建立合眾國第二銀行，但批評如潮水般向他襲來，批評家說，「他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還漢密爾頓」。[24]

  漢密爾頓還是不免擔心傑斐遜會削弱總統的權力，因為傑斐遜一直認為過於強大的行政部門會導致君主制死灰復燃。傑斐遜曾表示，「凌駕於立法機關之上的行政部門只能通過以下手段來維持：無限的任命權以及倍增的辦公室令他們有利可圖；陸軍和海軍——可以招攬他們的支持者和親友」。[25]其實，漢密爾頓大可相信自己的預言：走進總統府的傑斐遜將會發現行使總統權力的樂趣。為了解決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困境，傑斐遜一方面公開表示遵從國會；另一方面，他每周在總統官邸舉行三次私人晚宴招待國會的領導人，從而很巧妙地控制了他們。

  漢密爾頓認為，可能威脅聯邦黨遺產的是司法制度，這是捍衛政黨權力的最後一座堡壘。就在亞當斯離職之前，國會頒布了《司法條例》，設立新法院，增加23名聯邦法官，以分擔最高法院繁重的巡迴審判任務。此前，費城高等法院的法官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泥濘的道路上而不是在判決案件上。在總統任期行將結束時，亞當斯倉促地任命了新法官。此舉激怒了共和黨人，他們認為這一職務應該由新總統來委任。更糟糕的是，亞當斯帶著明顯的黨派偏見為已經擠滿了聯邦黨人的司法部門選擇了法官。他對所謂的午夜法官的任命戳痛了共和黨的舊傷。傑斐遜宣稱：「聯邦黨人躲進司法系統這座堡壘，那裡射出的炮彈把共和黨所有的政治主張都消滅殆盡。」[26]威廉·布蘭奇·賈爾斯同意傑斐遜的說法，「只要司法部門還被敵人占領著，革命就尚未成功」。[27]因此，勝利的共和黨人和失敗的聯邦黨人，就共和黨廢除《司法條例》的努力又展開了一場鬥爭。漢密爾頓和其他聯邦黨高層人士擔心共和黨會因此破壞司法獨立。

  共和黨對聯邦黨主宰司法部門的憤怒在1801年1月末，亞當斯任命約翰·馬歇爾為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後變得尤為激烈。45歲的馬歇爾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有著高高的個頭，犀利的眼神，蓬亂的頭髮。作為聯邦黨領袖之一，馬歇爾的威信堪與漢密爾頓比肩，隨著被任命為大法官，甚至有超越後者的跡象。他看不起他的遠房堂兄弟傑斐遜，嘲笑他是「山上的大喇嘛」。[28]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說起馬歇爾時，「這個優秀且和藹的人一直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偏見：他憎恨托馬斯·傑斐遜」。[29]傑斐遜也以同樣的敵意回敬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宮，尤其是看到他對漢密爾頓推崇備至，自稱與前任財政部長相比，他不過是「正午陽光下的一支蠟燭」。在通讀了喬治·華盛頓的相關文件之後，馬歇爾驚呼漢密爾頓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或者最偉大的人之一）」，[31]並認為漢密爾頓和華盛頓是兩位最不能缺少的開國元勛。因而，毫不奇怪，傑斐遜輕蔑地將這位首席大法官視為「在美國民主政治伊甸園中遊走的聯邦黨毒蛇」。[32]

  在法院度過的34年間，約翰·馬歇爾要比其他任何人更為深刻地領悟到漢密爾頓在建立市場活躍度和肯定政府方面的遠見卓識。在他成為首席大法宮之後，國會大廈中最高法院的會議變得威勢難擋。漢密爾頓一直將司法系統視為捍衛自由的最後一道屏障，也是政府最薄弱的環節。如今，約翰·馬歇爾彌補了這一缺陷，並將最高法院的諸多裁決建立在漢密爾頓理念的基礎之上。在撰寫「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 v. Madison）」的判決書時，馬歇爾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的原則——即法院有權對立法行為是否違憲做出裁決。這來源於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人文集》的第78篇。在具有跨時代意義的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一案的判決書中，他大量借用漢密爾頓在1791年論述中央銀行合法性時提出的「默示權力原則」。

  圍繞廢除《司法條例》發生的激烈爭論，促使漢密爾頓在以「考驗（The Examination）」為名的18篇系列連載文章中駁斥傑斐遜。他把《聯邦黨人文集》中的一些主題重新擺了出來，再次闡釋了為什麼司法部門註定要成為最弱的政府部門。它不能夠「頒布任何命令，它的職能不是主觀能動的，只能起到審議作用……它的主要力量在於尊重，即通過判決所體現的智慧和正義來啟發民眾的法制觀念」。[33]對漢密爾頓而言，傑斐遜推翻《司法條例》的願望是以破壞憲法為目的而邁出的非常陰險的第一步：「誰會沒長眼睛，居然看不到立法機關任意取消法官權力將損毀司法系統的獨立性，並讓它消失於立法機關影響力的旋渦之中。」[34]沒有一個獨立的司法部門，《憲法》也就成了一紙空文。「或許還應該說，」他最後總結道，「憲法將不復存在！它將變成狂熱民主政治中的無數犧牲品之一。」[35]儘管漢密爾頓耗費了大量的墨水，並向紐約律師公會警告，廢除該法令將引發內戰，但共和黨還是成功地在1802年3月廢止了《司法條例》。

  對《司法條例》的廢止以及傑斐遜黨人的其他新政，刺激漢密爾頓及其友人創辦了新的聯邦黨報紙，即《紐約晚間郵報》，這是美國現存最古老且長期活躍的一份報紙。羅伯特·特魯普在那個時候抱怨說，「我們在這個城市沒有一份值得一讀的代表聯邦黨人意志的報紙」。[36]《密捏瓦報》報主編諾亞·韋伯斯特在「亞當斯宣傳冊」之後與漢密爾頓反目，掐斷了他在這份報紙上發表觀點的路徑。漢密爾頓雖然在國家事務中受到排斥，但並沒有被淘汰出政治舞台。漢密爾頓希望《紐約晚間郵報》能為其他聯邦黨報紙帶個好頭，使這個幾近垂死的政黨重獲新生的氣息。在該報1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中，漢密爾頓很可能貢獻了十分之一。據說，發起《紐約晚間郵報》的決定是在商人阿奇博爾德·格雷西的東河大廈中做出的。[37]關於主編，漢密爾頓極力推薦他最出色的門生之一，35歲的威廉·科爾曼。科爾曼是一個風度翩翩的人，有著寬闊的臉龐，紅潤的面色，而且才思敏捷。他出生在波士頓一個貧困的家庭。當漢密爾頓1796年到新英格蘭做巡迴演說時，他正在麻薩諸塞州眾議院供職，隨即被漢密爾頓的才華所傾倒。他認為漢密爾頓是「這個時代無人能及的最偉大政治家」，並把個人事業的成功溯源於他們的那次碰面。在搬到紐約之後，科爾曼與亞倫·伯爾一起從事律師實務，這是一個讓他後悔並迅速被他推翻的決定。後來，熱愛寫作的科爾曼參加了一個名為「友誼俱樂部」的文學社，由此踏入漢密爾頓黨人的圈子。當科爾曼潦倒困頓之時，漢密爾頓在巡迴法院為他謀得一個令人艷羨的書記員職位。在那裡，他運用速記技能完成了「曼哈頓井案」的全面文字記錄。

  威廉·科爾曼忠心耿耿地擁護聯邦黨，以致一位共和黨記者冠之以「聯邦黨編輯的陸軍元帥」的稱號。[38]在傑斐遜當選之後，科爾曼給新總統寫了一封極其誇張的信，指責他摧毀了古老的道德和宗教殿堂，在廢城上建立起一座「供奉無神論和邪惡之物的廟宇」。[39]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蒂芬·范·倫塞勒的州長競選活動中，一份共和黨報詛咒，這個「2.5便士宣傳冊的兜售者，阿諛奉承的漢密爾頓將軍的傳聲筒，總有一次會獲得應得的回報的」。[40]科爾曼是托馬斯·傑斐遜和喬治·柯林頓選戰大捷的犧牲品之一。州長的侄子德·威特·柯林頓（De Witt Clinton）成為擁有無上權力的州任命委員會的掌門人，他就開始肅清擔任公職的聯邦黨人，把科爾曼從書記員的位子上驅逐了下去。

  漢密爾頓及其同仁在松樹街為科爾曼建了一幢房舍。當第一期報紙於1801年11月16日問世時，它以教化的語氣，允諾「在人民中間傳播有趣的積極信息，灌輸適當的宗教、道德和政治原則，培養健康的文學趣味」。[41]它毫不避諱地呼籲當地商人予以支持，宣稱它會撰寫與「我們市民中這個受人尊敬的階層」相關的文章。[42]該報公開承認自己的聯邦黨血統，但也指出「我們不贊同自以為是的獨斷主義……我們相信，兩黨中都存在誠實善良之人」。[43]這份報紙很快以清晰易讀的排版、高品質的紙張和淺顯易懂但一針見血的寫作風格而贏得了一片喝彩。正是詹姆斯·T.卡倫德對漢密爾頓的出版物不吝讚美之詞：「這份報紙無與倫比，在我們所讀過的歐美出版物中，它是格調最高雅、製作最精湛的一份。」[44]

  《紐約晚間郵報》迅速成為漢密爾頓拷問傑斐遜的特選陣地，「考驗」的全部18篇連載都是在該報以盧修斯·克拉斯（Lucius Crassus）之名發表的。漢密爾頓不是一個袖手旁觀的投資者，而科爾曼也很率直地描述了漢密爾頓對報紙無所不在的影響：「一旦發生了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我就會向他諮詢，有些時候是用一張小紙條。他定下一個我可以去見他的時間，通常是深夜。他總能讓自己的知識緊跟政治形勢。我一見他，他就以一副已經考慮好的姿態給出指令，我會把內容用速記的方式記錄下來。當他停下來的時候，我的文章也就完成了。」[45]科爾曼證實，漢密爾頓擁有在腦海中組織長篇演說的律師技能，常常口述自己的文論。否則，他留下如此豐富的一些作品是很難理解的。

  令人驚懼的是，《紐約晚間郵報》僅創刊一周，就遇到一則重磅新聞：事關漢密爾頓長子的一場決鬥。年近20歲的菲利普·漢密爾頓極其英俊瀟灑，有著高高的額頭、明亮的眼睛和羅馬人式的鼻子。聰敏的菲利普選擇了父親的職業道路。一年前，他以優異的成績從哥倫比亞學院畢業，這個擅長演講的小伙子正在努力學習，渴望成為一名律師。「菲利普傳承了他父親的稟賦，」安傑莉卡·丘奇告訴艾麗薩，「對一位母親來說這是無比動人的景象！我親愛的妹妹，能有這樣的丈夫和如此前途無量的兒子，你真是太幸福了。」[46]艾麗薩的一位女友曾提出一個古怪的問題：她聽說菲利普已經「在知識領域超越了所有的競爭者」，並且每天都能「取得超越自己的新成就」，她詢問能否把這些傳聞告訴那位「大名鼎鼎的菲利普」。[47]

  漢密爾頓把菲利普視為這個家庭「最光明的希望」，悉心培養他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48]在羅伯特·特魯普看來，漢密爾頓對他抱著「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將來能做出豐功偉績」，很可能還希望他能接他自己的班。[49]像漢密爾頓一樣，菲利普也偏愛華麗的修辭，一次他跟他父親抱怨說，哥倫比亞學院的校長讓他從演講稿中刪掉一段過分修飾的話：「美國人啊，你已經經歷了人類的戰爭，你已經點燃了那神聖的自由之火。」[50]和父親早年相似，菲利普也有過一段短暫的任性胡為的時期——特魯普稱他為一個「哀傷的放蕩公子」，並捲入了一些需要父親呵斥的放蕩不羈之事。[51]漢密爾頓對待菲利普雖然嚴厲卻很慈愛，近來還給他準備了一份每日活動安排表，包括閱讀、寫作、去教堂和娛樂，這些事情占滿了菲利普從上午6點醒來一直到晚上10點睡覺的所有時間。儘管如此，漢密爾頓仍對兒子的荒唐行為表現出寬容，在1801年10月致艾麗薩的信的結尾，他寫下了這樣的話：「我盼望收到菲利普的來信。這個淘氣的小子。」[52]

  菲利普的決鬥始於一個信仰堅定的共和黨律師喬治·I.伊克（George I. Eacker）在那年7月4日國慶日所做的一次演講。伊克作為《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支持人們在國慶日抒發愛國激情。紐約市的慶典尤為隆重，鐘聲齊響，禮炮雷鳴，煙花綻放，民兵從百老匯街向布里克教堂進發——《獨立宣言》就是在這裡宣讀的。然後，年近而立的伊克上尉帶著黨派偏好向群眾發表演說。他非但沒有批評XYZ事件和在與法國的准戰爭狀態下法國捕獲美國商船的行徑，反而指責英國並暗示有人企圖用新軍威懾共和黨。他對聽眾說：「用恐怖手段來鎮壓所有的反對派，很明顯，這支軍隊是在抵禦外侮的偽裝之下建立起來的。」[53]伊克贊成傑斐遜的做法，認為傑斐遜是在將聯邦黨的貴族政治從政府中驅趕出去，是在挽救憲法。聽聞這篇演說，菲利普·漢密爾頓憤憤不平地認為它是在中傷父親。

  很可能是一個偶然的機會，1801年11月20日，一個周五的晚上，菲利普在曼哈頓的公園劇院看到了伊克。兩位年輕人之前從未打過照面。劇院正在上映的是一齣喜劇《西印度群島人》。當時，美國最著名的西印度群島人之子和一個朋友理察·普賴斯闖入了包廂，伊克正在那裡同一個男性同伴和兩名女士欣賞演出。這兩名不速之客開始奚落伊克7月4日的演講。一開始伊克試著不與他們計較，但是越來越大的喧譁聲引來了聽眾的側目。伊克請這兩個人出去。正當菲科普和朋友打算離開時，伊克嘟嘟囔囔地說：「在公眾場合被一夥該死的渾蛋辱罵真是太糟糕了」。菲利普·漢密爾頓和普賴斯回敬道：「你說誰是該死的渾蛋？」[54]「渾蛋」是一個帶著挑釁意味的詞彙，經常會引發決鬥。當伊克抓住菲利普的衣領時，兩個對手眼看就要爆發了。為了不影響其他觀眾，他們來到一家小酒館，試圖說出個究竟。伊克在那裡重申了他認為他們兩個人都是渾蛋的看法。在返身回劇院時，伊克說：「我期待你們的戰書。」菲利普和普賴斯異口同聲地回答：「你會等到的。」[55]事情發展得很快，伊克離開劇院前，就收到了來自普賴斯的一封決鬥信，他二話不說就接受了。

  同一天晚上，菲利普·漢密爾頓諮詢了一下他的朋友大衛·S.瓊斯，一名年輕的律師，傑伊州長的前私人秘書。瓊斯決定在他與斯凱勒家族在決鬥方面的權威約翰·巴克·丘奇商量之前，暫時不要採取任何行動。丘奇對兩個年輕人提供意見說，對伊克的侮辱性言行做出回應。另一方面，他指出，由於菲利普先挑起的事端，他應該努力友好地解決他與伊克之間的摩擦。那個周日的下午，在新澤西進行了一場匆匆忙忙安排好的決鬥。他們相互射了四發子彈，沒有人受傷，然後宣布事情就此結束。後來，約翰·丘奇和大衛·瓊斯試圖代表菲利普和伊克的助手就停戰協議進行磋商。在所有事情中，他們最擔心的是漢密爾頓之子與一位年輕的傑斐遜黨人的槍戰會引發政治後果。由於伊克在劇院事件中指責菲利普·漢密爾頓甚於普賴斯。當菲利普為自己的粗魯言行道歉後，伊克仍不願意收回「渾蛋」這個詞。磋商失敗了，雙方同意在第二天下午的3點鐘在新澤西的保羅斯胡克（今天的澤西城）展開決鬥。決鬥地點選在一塊退潮時可與陸地相連的沙洲，以避開公眾的視線。

  在這個事件的過程中，漢密爾頓在哪裡呢？《紐約晚間郵報》的報導沒有提到他參與了此事，只是傳遞出這樣的印象：菲利普在父親知悉之前，安排了這場決鬥。事實上，漢密爾頓了解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但就是沒有露面，他讚揚了姐夫約翰·丘奇為避免流血衝突所做的努力。漢密爾頓陷入兩難境地——後來與伯爾決鬥時也是如此。他相信對侮辱人格的行為應予以還擊，並遵從紳士維護榮譽的規則。但隨著他年輕時代宗教狂熱的褪去，他對決鬥所持的批評態度越來越強烈。他甚至給士兵們下發一張傳單，要求他們約束自己的行為。得知兒子的錯誤受到譴責，希望做出修正，漢密爾頓的心緒變得複雜。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漢密爾頓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預演了他和伯爾決鬥前的一幕。他認為菲利普應該在決鬥場上為了榮譽放棄射擊，這是在法國的決鬥中風行的一種策略「棄權」。這種做法是決鬥者拒絕首先開槍或者放空槍浪費掉子彈。如果他的對手後來殺死了他，那麼他就可以被光榮地看作是遭遇謀殺。菲利普以前的同學亨利·道森（Henry Dawson）證實了這一點：「星期一在預定的碰面時間前，漢密爾頓將軍聽說了這件事，就命令他的兒子當走進決鬥場時要克制住別開槍，等伊克先生先扣動扳機，然後再將自己的子彈射向空中。」[56]當然，無人能保證對方不想殺人。

  決鬥時，菲利普·漢密爾頓聽取了他父親的建議，在聽到開槍的命令後並沒有舉起手槍。伊克也跟著他這樣做。兩個年輕人就這樣相互默默瞪了對方一會兒。最後，伊克抬起了手槍，菲利普也這樣做。於是伊克瞄準菲利普的右腰，子彈穿過他的身體嵌入左臂。在一陣痙攣中，菲利普倒地之前扣動了手槍扳機。菲利普的尊嚴和鎮靜令人欽佩。「他在決鬥場上的心態是一種無法描述的沉著冷靜，」《紐約晚間郵報》報導說，「他似乎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期待寬宏與克制能為自己帶來最後的勝利。」[57]受傷的年輕人被迅速送回曼哈頓。亨利·道森寫道，他「以最快的速度划船到對岸，菲利普在州監獄附近下了船。所有在城裡的醫生都被召集了過來，新聞像突發性大火一樣迅速傳開」。[58]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一得知談判失敗，就飛速去了大衛·霍塞克醫生的家裡，告訴他可能需要一些專業服務。霍塞克後來回憶說，漢密爾頓「心急如焚，幾近暈厥，出門前在我家停留了好一陣子才恢復常態」。[59]事實上，霍塞克已經知道決鬥的事了，趕緊去了約翰和安傑莉卡·丘奇家中，菲利普就被帶到了這裡。當漢密爾頓隨後趕到時，他緊緊地盯著兒子面如死灰的臉龐，試了試他的脈搏。霍塞克講道，漢密爾頓「迫不及待地從床前轉過身來，抓住我的手，極度悲傷，用一種永遠不能從我的記憶中抹去的聲調喊道：『醫生，我已經絕望了。』」。[60]接著，驚恐萬分的艾麗薩來了，她肚子裡懷著他們的第八個孩子，已經三個月了。一個月前她生病的時候，漢密爾頓擔心她會再次流產。「我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漢密爾頓夫人來到生命垂危的兒子的床前，以及她在這間屋子裡見到丈夫時的情景。」羅伯特·特魯普說。[61]

  亞歷山大和艾麗薩緊緊抱住他們正在呻吟的兒子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亨利·道森記錄下了這一撕心裂肺的場景：「可憐的菲爾躺在一張沒有帷幔的床上，面如土色，有氣無力，眼球不停往上翻，目光散亂。在同一張床上一側躺著他痛苦至極的父親，另一側躺著他心煩意亂的母親，在他的周圍是很多親戚和朋友，他們在哭泣，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62]在向基督表達了信仰之後，菲利普·漢密爾頓在清晨5點離開了人世，此時距那致命的一擊約有14個小時。他在一個雨天下葬，哀悼的人群排著長隊為他送行。在快到墳墓時，踉蹌的漢密爾頓不得不依靠朋友的攙扶。人們公認，漢密爾頓面對災難性事件時一直表現得泰然自若，但是，「他那天的舉止十分反常」，安傑莉卡·丘奇寫道。[63]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艾麗薩都悲傷不已，沒有什麼能讓她感到安慰。儘管擔心流產，她的第八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還是在1802年6月2日在格蘭其莊園降生了，這個孩子也被命名為菲利普，以紀念他死去的哥哥（他常常被叫作小菲利普）。菲利普·斯凱勒在給艾麗薩的信中表達了全家人的期望：「希望你的喪子之痛能由另一個菲利普來補償。」[64]

  這次決鬥的餘波與後來漢密爾頓和伯爾決鬥的後事竟是如此相似。菲利普的決鬥助手稱，菲利普拒絕先開槍的行為是自殺性的高尚選擇，並咒罵對方未能友善回應。關於菲利普是有意扣動扳機，還是由於劇痛引發痙攣所致，這個問題後來被反覆討論。由於菲利普在為了榮譽而克制著不開火之後被殺死了，我們也可以通過漢密爾頓對其子的死，看出他可能會如何評估自己的致命遭遇。很多當代人相信，《紐約晚間郵報》發表的關於這場決鬥的文章，是由漢密爾頓與威廉·科爾曼一起寫出的，它把伊克塑造成一個挑釁者。這些美化死者的文章並未提到菲利普和普賴斯曾闖入伊克的包廂，只是說兩位年輕人「輕率」地嘲笑了伊克。[65]這一事件並沒有被政治化，《紐約晚間郵報》絲毫未提此次爭端的根源在於伊克的國慶日演說，由此抹去了這起事件的政治色彩。該報進一步指出，如果伊克在談判時能像菲利普一樣願意和解，那麼第二場決鬥就不會發生。對伊克最嚴厲的譴責是，他在菲利普·漢密爾頓毫無射擊意願的情況下將其「謀殺」。這激怒了伊克的朋友，他們指出，菲利普同意參加決鬥，攜槍有備而來，並用槍指著伊克。

  當《紐約晚間郵報》的社論認為應該宣布決鬥不合法的時候，寫下如下這段話的人可能正是漢密爾頓本人，「每位仁德之士都應反思這種可怕的陋俗。僅憑個人或媒體的聲音是不夠的，必須有強有力的相關法律條文進行干涉」。[66]喬治·伊克從未因菲利普·漢密爾頓的死而被起訴。這名年輕的傑斐遜黨律師在兩年之後死於肺病。

  菲利普之死的受害者之一是漢密爾頓17歲的女兒安傑莉卡。她是一位活潑、敏感，有音樂天賦的少女，長得像極了她那風華絕代的姨媽。在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瑪莎·華盛頓每周兩次帶安傑莉卡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舞蹈學校。與兄長親密無間的安傑莉卡無法接受菲利普的死訊，她的精神崩潰了。那年秋天，漢密爾頓在格蘭其莊園想盡一切辦法滿足她的願望，試圖讓她恢復健康。他讓查爾斯·平克尼給她送來了西瓜和三四隻長尾小鸚鵡——「她非常喜歡小鳥」，但任何關愛都未能奏效，她的精神狀況依然很差。[67]詹姆斯·肯特委婉地描述這個十幾歲的女孩擁有「非同尋常的天真和質樸」。[68]安傑莉卡·漢密爾頓一直活到73歲，由麥克唐納醫生照顧著在皇后區安度晚年。她偶爾神志清醒，但永遠沉浸於少女時代，常常認不出家人。在她的餘生中，她會唱起和父親表演二重奏時她用鋼琴彈奏的歌曲，她也總是談起她死去的哥哥，就好像他還活著一樣。艾麗薩在遺囑中懇請孩子們「對我不幸的女兒安傑莉卡要仁慈、關愛、體貼」。[69]1856年，安傑莉卡的妹妹小艾麗薩·漢密爾頓預感到姐姐即將離世，她寫道：「可憐的姐姐，對她來說，這該是個幸福的解脫吧！她已經失去幸福半個世紀了。」[70]

  菲利普死後，漢密爾頓萬念俱灰。雖然對失落情緒並不陌生，但他從未因此墮入絕望的深淵。在過去，無論多麼痛苦，他依然能以一種近乎機械的平靜源源不斷地寫出文章和信件。現在，他平穩的生活狀態灰飛煙滅了。「我從未看見過一個人像漢密爾頓那樣徹底被悲痛征服」，羅伯特·特魯普在決鬥後兩個星期寫道。[71]被生父遺棄的漢密爾頓一定悔恨沒能保護好兒子。4個月後，他強打精神，答謝所收到的慰問信。這些回信表現出他對愛子之死的深切哀痛，他對生活的極度絕望，以及對宗教慰藉的強烈需求。在給班傑明·拉什的回信中，他寫道，菲利普的死「是我這輩子最最痛苦的事情……他的確是一名青年才俊。然而，我又有什麼可抱怨的呢？這是上帝的旨意。他現在已經擺脫了這個充滿荒唐、邪惡、危險的世界中的種種誘惑和災難了。我深信，他已經平安抵達了可以安享永久幸福的天堂」。[72]

  漢密爾頓在菲利普死後簡直就是換了一個人，甚至他的面容都不一樣了。特魯普說，他的臉「深深地烙上了悲痛的印記」，這一發生變化的情形被奧爾巴尼的畫家埃茲拉·埃姆斯（Ezra Ames）畫到油畫裡去了。[73]作為斯凱勒家中的一位常客，埃姆斯給承受喪子之痛的漢密爾頓畫了一幅非常著名的肖像，表現出他情緒的陡然低落。在早年的肖像畫中，漢密爾頓或意氣風發，愉快地眺望著遠方；或成竹在胸，彬彬有禮地注視著對方。埃姆斯筆下的漢密爾頓看起來茫然、苦悶，似乎陷入內省，正在探察靈魂深處，熱情與機智消失了，低垂的目光蘊滿憂傷，一些無法化解的新愁纏繞在他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