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僵局

  事實證明，在如何看待法國大革命這一問題上，漢密爾頓、亞當斯及其他聯邦黨人比易於輕信的共和黨對手更為現實。漢密爾頓已經在許多場合下都預言，革命的混亂狀態將孕育著獨裁統治。這一預言在1799年11月9日得到證明。拿破崙·波拿巴靠政變中攫取的權力，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執政官。當常青樹般的外交部長德塔列朗提出，解決美法分歧正當其時，拿破崙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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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年10月3日，美國特使與法國在蒙特風丹城堡締結條約，結束了這場令亞當斯總統飽受折磨的「准戰爭」。多數美國人已經越來越厭煩這個不甚明朗的戰爭了，都很高興結束了這種狀態。這項外交突破終於在11月登上了美國的報紙，條約直到12月中旬才呈報給國會。與許多死心塌地的聯邦黨人不同，漢密爾頓支持這一條約，或者至少認識到即使反對也毫無意義，他告訴古維內爾·莫里斯：「其結果是，對於聯邦的理想而言，可以說『聯邦政府指引艦隊穿越由歐洲戰爭引發的狂風惡浪，駛向平靜的港灣』」。[1]由此可以看出，漢密爾頓樂於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場衝突。

  對公然反對聯邦黨高層而堅持自己政策的約翰·亞當斯來說，在與漢密爾頓的武力恐嚇主張針鋒相對之時，他為外交斡旋的奏效做出了絕佳辯護。他確立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先例，即富有技巧的及時外交手段能夠避免動用軍事力量。事實上，亞當斯贏得了如此重大的一場外交勝利，以致許多歷史學家原諒了他之前的那些荒謬行為。即使漢密爾頓的傳記作者布羅德斯·米切爾，也認為亞當斯「在這件事情上是一個英雄。他那前後矛盾、惹人討厭的行為將不再有人注意，因為當需要決議的時候他是正確的。他將這個國家從與法國的戰爭中挽救了出來，正如漢密爾頓和其他人就在不久前將美國從與英國的戰爭中挽救出來一樣」。[2]亞當斯將他總統任期內對和平的維護形容為「我王冠上最耀眼的鑽石」，並且請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下面這些話：「這裡躺著的是約翰·亞當斯，在1800年以一己之力維護了美國與法國的和平共處。」[3]亞當斯後來提到了漢密爾頓及其同夥們的「非常狠毒的陰謀詭計」，爭辯說，他為了爭取與法國的磋商談判，「犧牲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並長期遭受他們的憤恨」。[4]

  亞當斯的成功來得太晚了，未能影響總統選舉的結果，因此又沾上一些苦樂參半的味道。時運不濟致使他認為自己不走運、不被喜愛也沒人欣賞。他的擁護者附和他的觀點，認為他表現出自我犧牲的高風亮節，實際上，亞當斯的動機並不純潔。在執政早期，他對法國採取了當時主流的強硬立場，然後在1800年大選時，他卻做出傾向和解的姿態以迎合共和黨人。通過這樣做，他在幾個比較關鍵的州中頗受選民歡迎。喬治·柯林頓說過：「向法國派遣了一個特別使團並實現了和平的亞當斯，差一點就成功阻止傑斐遜先生當上總統了。如果共和黨人沒有提名傑斐遜參選總統，我們就會支持亞當斯先生。」[5]向法國派出的和平使團無疑是亞當斯任職總統期間最大的勝利，但它證明了他的智慧的同時，也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狡黠。

  到1800年12月中旬，傑斐遜和伯爾將獲得相同數量的選舉團投票，這把總統職位的競爭推到成員即將大量離職的眾議院那裡，此時眾議院仍由聯邦黨人掌控著。儘管缺乏憲法機制來區分對總統和副總統的投票，但在共和黨人的理解里，傑斐遜是總統候選人。傑斐遜不允許共和黨選舉人為確保他當選總統而減少給伯爾的選票。一開始，伯爾以高姿態面對與傑斐遜票選平局的狀況，這也正是傑斐遜期望看到的。他給共和黨人塞繆爾·史密斯寫信，宣布放棄挑戰傑斐遜的不敬念頭，「我與傑斐遜先生獲得同樣的票數是相當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結果就是如此，任何熟悉我的人都應該知道我絕對會放棄競爭」。[6]

  然而，至少有一位英明遠見之士懷疑伯爾動機不良，那就是漢密爾頓。他意識到，國會中的聯邦黨人或許更偏愛伯爾，而非傑斐遜。得知出現平局後，他立刻給小奧利弗·沃科特寄去一封信，以防患於未然：

  至於伯爾，他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他個人的性格連大多數偏愛他的朋友都不為之辯護。他破產了，而且無法挽回，除非洗劫他的國家。他的政策沒有別的動機或目標……如果有機會，他一定會破壞我們的制度，為自身攫取永久權力和財富。確切地說，他就是古羅馬時期叛變者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的現代美國版。[7]

  這是一份有力的控訴書：在古羅馬，喀提林因其私生活上的放蕩不羈和意圖破壞共和國的叛國陰謀而臭名昭著。為了阻止伯爾，漢密爾頓決定支持他的老對手托馬斯·傑斐遜，並告訴沃科特說，傑斐遜「遠不是那麼危險的一個人，個人品德也算正派」。[8]他還認為傑斐遜遠比那個被高估的伯爾有天分，後者是「比明智狡猾得多，比能幹笨拙得多。在我看來，在實幹能力上他也遜於傑斐遜」。[9]漢密爾頓對傑斐遜的支持，是最不可思議的倒戈。面對漢密爾頓必須在他的兩個敵人中選擇而不是選擇約翰·亞當斯所造成的困境，沒有人感到高興。「這個——應該說是這兩個——他在這個世界上最嫉恨的人現在凌駕於他之上。」亞當斯帶著我們可以理解的心情，幸災樂禍地說。

  即使在那年夏天競選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漢密爾頓也注意到了伯爾在新澤西、羅得島和佛蒙特的競選陰謀，並斷言他是佯裝聽命於傑斐遜。唯有伯爾曾參與公開拉票活動，傑斐遜、亞當斯和平克尼皆保持紳士風度，堅持迴避巡迴演說。伯爾和傑斐遜結盟是一樁將紐約州納入共和黨陣營的權益婚姻。「的確，我從未認為他是一個誠實坦率的人，」傑斐遜後來談到伯爾的時候說，「只是將他視為一支扭曲的槍或一件變形的武器，他的目標你永遠捉摸不透」。[11]傑斐遜兩次尋求這支扭曲的槍作為他的競選夥伴，足以顯示他的玩世不恭和通權達變。反過來，伯爾依然認為在1796年大選中傑斐遜食言而導致自己在維吉尼亞州只獲得一張選票。「至於我的傑斐遜，」伯爾刻薄地寫道，「在上次競選發生那些事之後，我實在不願讓自己的名字再出現在爭議之中……若必須如此，我顯然不應該再次被人玩弄」。[12]

  儘管伯爾宣布他會把總統的職位讓給傑斐遜，聯邦黨的領導人還是紛紛給漢密爾頓寫信，談及支持伯爾，以此終結維吉尼亞政治主導地位的權宜之計。因為伯爾對金錢和權力有著強烈的渴望，因此他們認為他們能夠跟他達成一筆交易。與伯爾的道德淪喪相比，他們更擔心傑斐遜的無神論（牧師告訴他們的會眾，如果傑斐遜成為總統，他們將必須把聖經藏起來）和烏托邦思想。很多聯邦黨人認為，機會主義者要勝過一名危險的思想家。費舍爾·埃姆斯擔心，傑斐遜「荒唐到完全相信自己的胡言亂語」，而伯爾至少還可能「給這個國家一些活力」。[13]約翰·馬歇爾及其他人也認為，伯爾比傑斐遜更安全，傑斐遜有可能會重新制定憲法，讓其符合「雅各賓派」的原則。

  如果不得已必須做出選擇，漢密爾頓更喜歡選擇一個有原則的錯誤之人，而不是沒有任何原則的人。「與伯爾利用聯邦黨人的扶持當選總統相比，再也沒有什麼其他政治事件會更令我痛苦。」漢密爾頓告訴沃科特。如果聯邦黨選舉了伯爾，人們將看到「莫大的恥辱和失敗，因為他們竟然試圖將政界最卑劣的人扶上政府第一把交椅」。[14]漢密爾頓從未用這樣的言辭形容過亞當斯或傑斐遜。「任命伯爾為總統將使我們的國家在國外蒙羞，」他告訴塞奇威克，「與他達成的一切協議都不能夠信賴」。[15]與其他聯邦黨人不同，漢密爾頓不認為伯爾將是一個疏於政務但毫無害處的總統。「他樂觀到對一切事物抱有希望，大膽到敢於嘗試任何事情，惡劣到不對任何事情有所顧慮。」漢密爾頓告訴古維內爾·莫里斯。[16]從律師圈子裡，漢密爾頓知道伯爾身背巨額債務，很可能願意接受外國政府的賄賂。他向聯邦黨人詳細講述伯爾與荷蘭公司的骯髒交易，以及曼哈頓公司背後的可恥騙局。

  擔任監察長之時，漢密爾頓曾與伯爾進行過一次不愉快的談話，現在他將之複述給羅伯特·特魯普和另外兩個朋友。「監察長閣下，你現在處在軍隊領導人的位置上，」伯爾跟他說，「您擁有無上的才華和廣泛的影響力。我們的憲法只是可悲的造紙機。您有權廢除它，並給我們一部全新的憲法，這也是您應該為您的朋友和國家做的事。」對此，漢密爾頓回答說：「首先，伯爾上校，我手下這點人馬不足以達成您所提到的事；其次，即使足以達成，我也會因考慮到一種叫作『道德』的東西而放棄這個企圖。」當時已成為傑斐遜黨人的伯爾重提美國的對法事宜，蔑視漢密爾頓前瞻後顧的態度，他說：「監察長閣下，對偉大的靈魂來說，世間一切都是有道德的！」[17]

  漢密爾頓堅決反對伯爾，他告訴聯邦黨內的友人，如果他們選伯爾出任總統，他將立即從該黨，甚至從公務生活中退出。漢密爾頓警告說，倘若支持伯爾，那麼聯邦黨人等於「親手簽署了自己的死亡判決書」。[18]他還擔心伯爾會排擠自己在政黨中的領導地位，甚至召集對兩黨不再抱希望的人，試圖組建另一支黨派。無論如何，漢密爾頓都擔心自己會遭遇冷落。難道他以政治生命為賭注去阻止亞當斯連任，只是為了給伯爾一個鑽空子的機會？

  到1800年12月末，正如漢密爾頓事先警告的那樣，伯爾改變了主意：他不會刻意謀求總統職位，可是，倘若眾議院選擇他而不是傑斐遜，他也不會推辭。伯爾告訴塞繆爾·史密斯，他對別人說他即便當選為總統也會放棄的說法很生氣。共和黨人擁護他成為副總統，現在卻不願看到他當選總統，這個事實令他憤憤不平。伯爾以挑釁的姿態將事情推到危機的邊緣。1月初，漢密爾頓聽說伯爾獲得了聯邦黨人的支持。到1月末的時候，他又聽說聯邦黨人一致決定支持伯爾對抗傑斐遜。

  面對伯爾登上總統寶座這可怕的一幕，漢密爾頓不得不對傑斐遜做出最坦率、最客觀、最誠懇的評價。在1800年大選中，聯邦黨人將傑斐遜貶損為懦夫，指責他揮霍無度、縱情享樂，熱衷於煽動民眾。聯邦黨人羅伯特·G.哈珀嘲笑傑斐遜適合去做「大學教授或者哲學協會的主席，但不應該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首席執政官」。[19]但現在，漢密爾頓不得不與自己早先時候宣揚的、如今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做鬥爭。

  在一封信中，漢密爾頓承認自己曾說過許多不利於傑斐遜的言論：「我承認他的政治主張有些盲目和狂熱……他城府很深，冥頑不化，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忽略事實真相，是一名可鄙的偽君子。」[20]同時，他認為傑斐遜空談多於行動，可能會拋開自己的信念，成為一名謹小慎微的總統。漢密爾頓準確地預言，傑斐遜對法國的偏愛一旦失去政治價值，將會被無情丟棄（1800年1月29日，傑斐遜在獲悉拿破崙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時寫道，「美國人有必要明白，他們的品性和處境與法國人有著本質的不同」。[21]這些言論被漢密爾頓念叨了10年）另外，他不相信傑斐遜以前的所作所為是偏袒國會權力。漢密爾頓尖銳地指出，無論何時，傑斐遜都會支持總統權力，似乎是知道自己某日會繼承總統職位，因此他不願削弱行政部門的力量。漢密爾頓告訴德拉瓦州的詹姆斯·A.貝阿德：「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把自己視為享有期待權的人（也就是，對將來的繼承有法定權利的人），他熱切希望得到這個總統的職位。」[22]

  圍繞傑斐遜和伯爾的激烈辯論混雜在一堆關於聯邦黨人拒絕放棄權力的雜亂報告中。共和黨人的一個設想是，窮途末路的聯邦黨人會阻撓兩名共和黨候選人當選，總統亞當斯會挑選一名繼任者來領導臨時政府。漢密爾頓的對手之一，參加過「威士忌叛亂」的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甚至猜想漢密爾頓將在僵局中控制住政府的軍隊突然襲擊首都。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托馬斯·麥凱恩信誓旦旦地說，如果共和黨人在大選中的勝利被否決，那麼有20000名賓夕法尼亞州民兵將開赴首都，逮捕所有另擇他人為總統的眾議員。伯爾表示贊成，任何試圖推翻選舉結果的聯邦黨人都應該被「武力鎮壓」。[23]

  聽聞有人企圖採取非法手段，沒有人比漢密爾頓更為不安，他認為任何干涉選舉的行為都將是「最危險的，最不合適的」。[24]聯邦黨人對共和黨的陰謀抱有自己的想像，漢密爾頓稍後聲稱，如果傑斐遜沒有當上總統的話，共和黨的各個團體已經串通好了要「剝奪重要聯邦黨人的領導權並掌握政府」。[25]一份聯邦黨報紙引證，傑斐遜的黨羽正在醞釀令人毛骨悚然的陰謀，如果伯爾成為總統，「我們將進軍首都，將他作為篡位者趕下台」；如果聯邦黨人膽敢「把總統的位子給蒙提塞羅的哲學家以外的人，10000名共和黨精兵將即刻利劍出鞘，捍衛被侵犯的民權」。[26]當眾議院試圖緩解傑斐遜與伯爾之間的僵局時，這種歇斯底里的情緒只會火上澆油。直到1801年2月11日，各州總統選舉人投票的情況在參議院正式公開，確認了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傑斐遜和伯爾各自得到了73票，打成了平手。

  此時費城作為臨時首都期滿，聯邦政府已遷入新首都波托馬克。宣布選舉結果的那一天飄著雪，被選定的作為首都的地方還是一個布滿泥沼的破敗村莊，幾幢民居環繞著尚未竣工的國會大廈（亨利·亞當斯挖苦說，這是「沒有身體的雙翼」），白宮附近也是如此。[27]國會大廈的北翼樓尚未封頂，賓夕法尼亞大街散布著一根根樹樁。鵪鶉和火雞到處亂跑，不時響起獵人的槍聲夾在建築施工的聲音中。這是個典型的南方市鎮，居住了大約10000名白人市民，700名自由的黑人，還有3000名奴隸。實際上，將白宮和國會大廈建立起來的600名工人大多數都是奴隸，他們的工資都被主人們剋扣了。聯邦政府的規模依然很小，他們從費城搬離時，所有的行政檔案加起來只裝了8個箱子。

  在計票完畢之後，鬧劇的高潮從參議院轉移到了眾議院。16個州各投一票，以反映各州代表團的多數意見，最後的勝利者需獲得多數票也就是9張票以上。聯邦黨人在即將換屆的國會中仍占有多數席位，他們對伯爾的偏愛可能會起決定性作用。然而，聯邦黨人的選票主要集中在新英格蘭各州，所以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在第一輪投票中，6個州投了伯爾，8個州投了傑斐遜，後者只差一張票就能勝出。其餘兩個州，佛蒙特和馬里蘭的代表團中代表們的意見勢均力敵，沒有選出多數意見，最終棄票。由於伯爾和傑斐遜都沒有得到9票，僵局為更多的流言打開了大門。有傳聞說，維吉尼亞州的國民護衛隊已經整裝待發了。

  在漢密爾頓那抨擊亞當斯的宣傳冊面世之後，漢密爾頓在聯邦黨內的勢力一落千丈。他的判斷現在也受到了質疑，他的行動被歸因於個人恩怨。第一輪投票的僵局證實了他的感覺：自己的權威正在變弱。羅伯特·特魯普寫道：「漢密爾頓對此非常懊惱！為了挫敗伯爾當選，他已經竭盡所能了，但一切都是徒勞……漢密爾頓聲稱，他在聯邦黨內的影響力一去不復返，他不再有用了。」[28]儘管如此，漢密爾頓也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他已經告訴古維內爾·莫里斯說，他能夠很理智地支持傑斐遜，如果後者「確保以下幾點：維護當前制度，尤其是關於政府信用的主要規章；維持一支海軍；保持中立。那麼他將毫無保留地支持傑斐遜」。[29]傑斐遜似乎拒絕任何交易。在合眾國早期，關起門來達成的秘密協議，被認為是令人反感的君主制的殘餘。然而，漢密爾頓的策略是迂迴前進，以求最終勝出。

  在國會大廈上演的最終對決是一段漫長難熬的歷程。第一次會議枯燥地持續了20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上午9時才休會。茶點被端到口乾舌燥的與會人員座位上。一些人披著外衣打盹，甚至有人直接躺在地板上小憩。一位起初因病缺席的眾議員也被冒著風雪接過來了，安置在隔壁房間的一張行軍床上，等著在必要的時候投票。在這讓人筋疲力盡的五天裡，議員們煎熬了35輪投票，結果一直就是最初的8票對6票。曠日持久的進程不禁讓人擔心，絕望的聯邦黨人會將選舉拖延到既定的3月4日就職典禮之後，再把他們指定的候選人送上總統寶座。

  傑斐遜和伯爾事後都發誓說，他們在這35輪投票中都很清白，沒有耍任何手段。近來美國史學界傾向於為伯爾開脫，認為他並沒有像人們指控的那樣徇私舞弊，也未與人達成私下交易。在他投票前數周寫的信件中，浪漫的情書似乎要比關於總統競選的信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他的妻子，西奧多西婭於1794年死於胃癌）。除了桃色關係，伯爾還忙於紐約教區的政務，以及為自己唯一的掌上明珠西奧多西婭籌辦婚禮。儘管如此，伯爾並沒有像人們看到的那樣消極等待，他的沉默和怠慢有力地向世人證明，他將違逆共和黨選舉人的意圖，挑戰總統職位。喬安尼·弗里曼寫道，伯爾犯下了「一個實質性的錯誤是，他一點都沒有掩飾他對該職位的興趣」。[30]漢密爾頓毫不懷疑伯爾正在謀求總統職位。羅伯特·特魯普對魯弗斯·金說：「漢密爾頓常說，他能夠證明這一點，並且讓任何法庭和陪審團都滿意。」[31]

  這種局勢簡直就是為傑斐遜而設計的，他善於開展隱晦、遷回的行動，堅決否認自己將為打破僵局而妥協，並告訴詹姆斯·門羅：「我已經向聯邦黨人非常明確地宣布，我不會通過投降來獲得執政地位，我不會將雙手綁起來入主白宮。」[32]無疑，傑斐遜相信自己所言屬實，實際上，他對自己撒的謊要比對別人撒的還要多。約翰·昆西·亞當斯後來談到傑斐遜時說：「他的記憶總是迎合自己的意願，在開始欺騙別人之前，他似乎先欺騙了自己。」[33]他現在對一個有利於自己的謊言深信不疑：他拒絕了與聯邦黨人的談判。

  幫助代表們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人是詹姆斯·A.貝阿德，一名德拉瓦州的聯邦黨人。貝阿德是一名體格健壯的律師，因穿著講究而出名。他在聯邦黨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投票給伯爾，已經重複了35次。作為一個小州的唯一代表，他的地位相當特殊：如果他改變自己的投票，那就意味著德拉瓦州的立場發生了逆轉。整整兩個月，漢密爾頓接二連三寫信給他，將伯爾的缺點和異端逐一列出。在信中，漢密爾頓爭辯說，伯爾非但沒有固定不變的原則，而且不斷利用「群眾一時的熱情」：「我曾聽他以贊成的口吻，說法國的體制，是將人的思想解放出來，讓它有自然賦予的力量；當他挖空心思反對銀行體制的時候，我也一直在場。」[34]

  貝阿德不願看到選舉陷入僵局，但又無法抗拒聯邦黨人支持伯爾的聲浪。當他在一次秘密會議上暗示為了憲法他可能會投票給傑斐遜時，立刻有人呵斥他為「逃兵」！[35]自那次會議以後，貝阿德私下會見了傑斐遜的兩個朋友——維吉尼亞州的約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as）和馬里蘭州的塞繆爾·史密斯（Samuel Smith）。很可能受到漢密爾頓密集的來信的影響，貝阿德提出了聯邦黨人支持傑斐遜的一些前提條件：他必須保持漢密爾頓的財政制度不變，維持海軍，留用內閣以下的各級聯邦黨官員。在與傑斐遜交談之後，史密斯向貝阿德轉達了傑斐遜的意見，說聯邦黨人不必擔心上面提出來的幾點，肯定能做到。這看起來像是一場交易，貝阿德也是這樣解釋的，但是作為一名做事滴水不漏的政客，傑斐遜漫不經心地將自己與史密斯的會談稱作「一次私人會面，沒有產生任何政治結果」。每一個涉及此事的人都擺出一副無辜的樣子。蒂莫西·皮克林聲稱，「某些眾議員」把選票賣給傑斐遜，作為回報，他們得以擔任政府公職。如果伯爾也處在同樣的位置，做出同樣的許諾」，他將會取代傑斐遜成為總統。[30]

  也許是受到漢密爾頓的影響，貝阿德後來聲稱他早就懷疑伯爾是在利用聯邦黨人。在國會進行第36輪投票時，他提交了一張空白票，同時，佛蒙特州和馬里蘭州的聯邦黨人把原來的棄權票給了傑斐遜，傑斐遜獲得了10票，明顯取得了勝利。被兩黨同時拋棄的伯爾將在被人遺忘的政治角落度過餘生。雖然他獲得的票數排名第二，贏得了副總統一職，他同時也招致了總統當選人傑斐遜的憎惡。傑斐遜可能將他的勝利歸功於漢密爾頓，也同樣歸功於其他一些政客。漢密爾頓先用宣傳冊給了亞當斯當頭一棒，雖不致命卻也給他留下了傷疤，接著又阻撓伯爾向總統寶座逼近，並為聯邦黨人和傑斐遜的交易鋪平了道路。

  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未能取得連任資格的在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有了創造先例的機會，並很體面地結束了他的任期。但是在他任職的最後幾天中，他獨自沉思，哀悼不久前死去的酒鬼兒子查爾斯，儘管他拒絕再與兒子見面。1801年3月4日，亞當斯，這個禿頂癟嘴的壞脾氣老頭，在清晨4點爬上一輛公共馬車，於傑斐遜宣誓就職前八小時動身前往麻薩諸塞州。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名拒絕參加其繼任者就職演說的總統。「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阿比蓋爾·亞當斯哀嘆道，「上帝保佑，但願不要隨之而來一個恐怖的時代。」[37]

  在那天早晨10點，亞倫·伯爾在參議院大廳宣誓就任副總統，然後退到那張他將坐滿四年的椅子上，開始管理參議院。臨近中午，傑斐遜在亞當斯內閣的陪同下現身。為了顯示出共和黨人的樸素，新總統身穿普通的服裝，在一隊態度謙卑的民兵後面遊行。大獲全勝的傑斐遜相信他體現了美國人民的意志，完全可以在就職演說中展示寬宏大量。在安撫的語氣中，他用溫柔得幾乎聽不清的聲音發表講話：「我們各有其名，卻是原則一致的兄弟。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都是聯邦黨人。」[38]正如約瑟夫·伊利斯說過，在傑斐遜演說的手寫稿中，他並沒有把「共和黨人（republicans）」和「聯邦黨人（federalists）」的首寫字母大寫，這使得他的著名演講所展現的雅量大打折扣。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傑斐遜說要「把聯邦主義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傑斐遜似乎又表達了一種與之前截然不同的觀點。[39]

  漢密爾頓遵從傑斐遜與聯邦黨人達成的心照不宣的交易，在紐約市密切關注就職演說的全過程。他很高興看到傑斐遜承諾尊重短期債券制度、國債和《傑伊條約》。漢密爾頓寫道，「我們將這份就職演說，視為他希望真誠地收回以前的誤解，總統向國民保證不會去嘗試那些危險的變革，在本質上將會跟隨前任的腳步繼續前進」。[40]然而，這種冠冕堂皇的兩黨聯立基調不會持續太久。

  漢密爾頓憑直覺準確地感知，傑斐遜一旦就職，將不會拒絕他在野期間所唾棄的行政權力。麥迪遜被任命為國務卿，艾伯特·加勒廷擔任財政部長。加勒廷一直是漢密爾頓的批評者，他在競選期間發表了一本宣傳冊，聲稱漢密爾頓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公共債務的規模。雖然他在當國會議員時猛烈抨擊合眾國第一銀行，但是擔任了財政部長之後，加勒廷還是發現了漢密爾頓創立它的意義，而當國會議員時他對此是持否定態度的。同時，漢密爾頓回到其作為無冕先知地位的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