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準備戰鬥的情緒

  在措辭嚴厲地撰寫一份針對約翰·亞當斯的控訴書時，漢密爾頓做了一件形同政治自殺的錯事，從而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正如當年的雷諾茲宣傳冊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天生就具有強烈的自殘傾向，能夠不假思索地向懸崖邁進。18世紀90年代末的那段時間，最能顯現出他的這些性格。古維內爾·莫里斯曾經評論說，漢密爾頓「一旦形成某個想法，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1]

  漢密爾頓發現很難消除心中的仇恨。如果他不喜歡某個人，他會一直想著，最終會通過付之於文字的方式把它發泄出來。他的朋友納撒尼爾·彭德爾頓評論說：「他天性率直，一旦對公眾人物或政策形成某種看法，他總是不吐不快，這種脾氣有時會讓他引火燒身。」[2]即便是艾麗薩，在後來也承認她那受人崇拜的丈夫的性格「對於民主社會而言，或許過於直率和獨立」。[3]

  在漢密爾頓擔任監察長期間，他一直克制著壓抑在心中的對亞當斯的怒火，但是到了1800年7月，他的部隊被解散了，他在脫下軍裝後，開始隨心所欲地抨擊總統。他要報復此前遭受的所有冷落和詆毀，所有對自己私生子身份的羞辱。在麥克亨利和皮克林被解僱後，漢密爾頓不僅僅對他們表示同情，還鼓勵他們保存能揭發總統的內部文件。「請允許我提個建議，」他對皮克林說，「你們應當保留這些文件的副本和摘錄，從而能夠向世人揭露傑斐遜和亞當斯的真面目。」[4]皮克林贊成漢密爾頓的計劃：「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必要無所顧忌地將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呈現在大家面前，也許我有能力提供一些事實。」[5]由於懷疑亞當斯和傑斐遜達成了秘密的競選協議，漢密爾頓告訴麥克亨利：「請儘可能提供你看到的他與傑斐遜先生聯手的跡象。」[6]

  漢密爾頓最終與那些牢騷滿腹的內閣成員合作，包括三人內閣小組中未被解職的小奧利弗·沃科特，能幹但沒有魄力的財政部長。即便亞當斯認為沃科特比麥克亨利和皮克林更忠誠，沃科特還是認為總統是一個火藥桶。關於亞當斯，他告訴費舍爾·埃姆斯說：「我們知道他性如烈火，睚眥必報……他可能會變得越來越暴躁、自私。」[7]沃科特反對亞當斯跟法國和平共處的提案，認為那是純粹為了拉選票而設計的「外交遊戲」。[8]然而，沃科特有時也對漢密爾頓曝光亞當斯的想法不置可否，他認為「人們已經相信他們的總統是瘋狂的」。[9]最終沃科特確信亞當斯會垮台，於是告訴漢密爾頓，必須有人寫點東西，「揭露那些將亞當斯塑造為一個高貴形象的人是多麼愚蠢」。[10]

  在對亞當斯的長篇控訴中，漢密爾頓大量參考了麥克亨利、皮克林和小沃科特提供的資料。漢密爾頓知道，這三個人會被亞當斯指責為叛徒，然而，如果缺乏這些文件的支撐，他的宣傳冊就失去了可信度。在聯邦黨高層，關於亞當斯神經質的故事或許已是耳熟能詳，但它們在圈外卻鮮為人知。漢密爾頓還強調亞當斯無禮對待內閣成員，以免讀者誤以為他對亞當斯的指責僅僅是出於對解散軍隊的私人怨恨。亞當斯對前內閣成員的行為感到震驚，他的三名離職的閣員竟然出賣了他。「在漢密爾頓宣傳冊中，」他對一位朋友說，「有許多材料應該是只能由我和內閣成員傳閱的」。[11]在這些揭發文件中，亞當斯看見了「背叛和出賣」的影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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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初，漢密爾頓處於戰鬥的心境。7月12日，《黎明報》刊登了一篇指責他的文章，稱這位「道德高尚、人品端方的財政部領導」在職時，成立了一個操控媒體和政府雇員的「陰謀集團」。[13]漢密爾頓對這篇胡說八道的文章很生氣，他告訴沃科特說他可能提起誹謗之訴：「你瞧，我現在有多麼好鬥。」[14]

  漢密爾頓的鬥志有多強？這在1800年8月1日就已經很清楚了，聽說亞當斯稱他為「英國走狗」，漢密爾頓整個夏天都處於暴怒之中。他用盛氣凌人的口吻給總統寫了一封非同尋常的信：

  不斷有人告訴我，您在不同場合宣稱國內存在一個英國黨，其中包括聯邦黨的很多領導者或有影響力的人物，您明確指出我是此派系的一員。閣下，我不得不指出，您不應該在未經驗證的前提下，就做出可能會傷害別人的斷言或暗諷。[15]

  漢密爾頓要求對方出示相關證據。正如亞當斯從以上措辭中所獲知的那樣，漢密爾頓向美國總統發起了一場榮譽之戰。很多戰鬥都始於一方專橫地要求另一方對某些謠言做出解釋。由於對方語氣傲慢，也可能是深知難以證實自己的指控，亞當斯沒有回覆。漢密爾頓料定亞當斯不會理睬自己。10月1日，他又給亞當斯發去了一封繼續追問此事的簡訊，稱那些不利於他的斷言是「卑鄙、惡毒、導致別人痛苦的誹謗之語，甚至缺乏一個託詞來掩飾操縱者的愚蠢和卑劣」。[16]這些言辭用在一位總統身上絕對屬於無禮，由此斷絕了二人再有任何交往的可能性。

  一旦付諸行動了，具有戰鬥精神的漢密爾頓就不會停下。猜到漢密爾頓即將發表公開信，聯邦黨骨幹疑慮頓生。喬治·卡伯特告訴漢密爾頓，對亞當斯謹慎又不失溫和的批評會讓勝利的天平向平克尼傾斜，但要聯邦黨人廢棄亞當斯只恐為時已晚。他擔心漢密爾頓的過激行為會引起猜忌和糾紛。「儘管我認為我們可能會從揭示亞當斯的不當行為中獲得一些利益，」卡伯特寫道，「我仍認為您不應當把個人聲譽押在這場鬥爭中。這會讓對手得漁翁之利，並指責您是一名危險分子。」[17]左右搖擺的沃科特也提醒漢密爾頓，他的信可能會引起聯邦黨人的分裂，但漢密爾頓並沒有被嚇住，還是義無反顧發出了他的信。

  漢密爾頓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反對亞當斯的文字會弄得滿城風雨。起初，他認為這只是一封會流轉於新英格蘭和南卡羅來納州聯邦黨權勢人物之間的私人信函，他希望那裡的選舉人能夠幫助平克尼戰勝亞當斯。他沒有預料到的是，《黎明報》和其他圖謀不軌的共和黨報紙很快就獲得了他的信，並節選刊登在報紙上。

  他們是如何獲得漢密爾頓的信件的呢？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是伯爾拿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有選擇地向報刊提供了節錄。事實上，披露瑪麗亞·雷諾茲宣傳冊的那個約翰·貝克利很可能是向《黎明報》輸送消息的渠道。共和黨人知道，發表漢密爾頓的信件會加深聯邦黨內的分裂。貝克利幸災樂禍地看著漢密爾頓的失誤，並希望給他的前程致命一擊。「他妄圖篡奪華盛頓的軍事指揮權，掩蓋醜惡的罪行，他的生命必將在恥辱中終結。」貝克利對一位朋友這樣說。[18]亞當斯的外甥威廉·肖（William Shaw）證實，那封信函「立即被送給身在費城的前眾議院書記員貝克利，他將其中的節錄發表在《黎明報》上，首次向公眾披露了這件事」。[19]

  那些出現在《黎明報》和其他共和黨報紙刊登的摘要迫使漢密爾頓改變計劃，以宣傳冊的形式公開發表自己的信函。他更希望人們能閱讀整篇文章，而不是敵人別有用心的節選。此外，漢密爾頓也把這些文字作為對亞當斯未回復質問的一種反擊。因此，與慣用的匿名做法相反，漢密爾頓這次大膽地署上自己的名字。這份54頁的宣傳冊在1800年10月24日發行，漢密爾頓當時正在奧爾巴尼的紐約最高法院參加一個案件的辯論。現在這些文字已經在全國人民中傳播了，而不是局限在特定的範圍。

  在「雷諾茲宣傳冊」中，漢密爾頓暴露的僅僅是自己的有勇無謀；在亞當斯宣傳冊中，他卻同時展現了自己的錯誤判斷和亞當斯的反覆無常。麥迪遜興沖沖地致信傑斐遜：「我們歡慶吧，共和黨人或許會大獲全勝。」[20]《黎明報》的主編威廉·杜安更是歡呼雀躍，「對相關黨派而言，這一本宣傳冊的殺傷力就超過了美國所有報社員工的努力」。[21]聯邦黨人對漢密爾頓的糊塗行為目瞪口呆。諾亞·韋伯斯特說，漢密爾頓的「野心、自負和傲慢」，讓他有成為「這個國家的梟雄」的危險。[22]對宣傳冊的咒罵聲在幾代人甚至在最崇拜漢密爾頓的人中間都餘音不絕。亨利·卡伯特·洛奇將這封信詆毀為「一件衝動之下的荒唐事，在緊鑼密鼓且前途未卜的總統競選行將開始之前，做這樣的事情簡直就是瘋了」。[23]

  《漢密爾頓關於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先生公共行為與品性的信函》，是對亞當斯私人生活和總統職責的無禮審查。作者稱，他曾欣賞亞當斯：「無數人崇敬亞當斯先生在革命初期的作為，我也不例外。」[24]然而，18世紀80年代初，漢密爾頓在國會任職期間，亞當斯的光環消失，因為後者「不幸」表現出「一些令人遺憾的弱點，一種是極端的自負，一種是足以讓任何人失色的嫉妒」。[25]漢密爾頓把擔任總統後的亞當斯描述為「一個是與非、才智與荒謬的複雜混合體」。[26]儘管承認亞當斯是一個不錯的理論家，但同時批評了他在處理對法關係時出爾反爾的行為，敘述他怎樣凌駕於內閣之上，以及對詹姆斯·麥克亨利「充滿羞辱的非難與苛責」。[27]

  漢密爾頓不滿足於列舉亞當斯對政府人員的不公正對待，開始傾倒個人宿怨。他抱怨說，總統在華盛頓去世之後不任命他為總司令，並引證說：「亞當斯先生肆無忌憚地對我惡意凌辱……稱我喪失了一切道德準則……並且誣衊我是『英國黨』的領導人。」[28]如此專門的申辯讓漢密爾頓顯得小肚雞腸，更像一個藏怒宿怨、斤斤計較之人，而不是一位深明大義的政黨領袖。

  宣傳冊的最後部分似乎尤其荒唐。在抨擊亞當斯的不端行為後，他又支持亞當斯連任總統，並建議選舉人在亞當斯與平克尼之間公平投票。他預言，如果聯邦黨人團結起來支持二者，那他們一定能「把忠誠的聯邦黨人確信不適合參選的第三個人排除在外」，矛頭直指傑斐遜。[29]對於一個有著漢密爾頓這般無與倫比的才智的人而言，這篇文章是一部瘋狂的拙作，只是一紙怨言而已。

  然而，無法否認，漢密爾頓對亞當斯的素描全部來自他的見聞。亞當斯並不像漢密爾頓斷言的那樣已經「發瘋」，但他的確放縱自己做出有失體統的行為。這些行為中，有胡說八道的瘋話，有詛咒，有下流的評論，還有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形。漢密爾頓引用傑斐遜、富蘭克林和其他一些人對亞當斯的私下議論，並綜合了內閣成員和其他聯邦黨人所目擊的有關亞當斯的古怪、善變的行為。約瑟夫·伊利斯寫道，儘管漢密爾頓有政治偏見，但「他提出了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長久以來縈繞在亞當斯的名聲周圍的問題：如果一位開國元勛在性格穩定性上有極大的缺陷，人們會怎麼想」？[30]

  一些聯邦黨人證實了這些描述的準確性。麻薩諸塞的班傑明·古德休讚嘆了漢密爾頓的勇氣：「在涉及亞當斯先生的問題上，明哲保身的策略一直迫使我們保持沉默。公眾亦因此形成對他有利的看法，當然也就反對那些他不喜歡的人了。」[31]來自馬里蘭州的前參議員查爾斯·卡羅爾（Charles Carroll）同樣也在為這封信叫好：「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本宣傳冊的觀點是真實的。毋庸諱言，亞當斯先生不適合擔任總統，所有選舉人和民眾都應該知道這一點。我認為，對公眾隱藏他的不稱職是一種叛國行為。」[32]也有一些聯邦黨人，比如新罕布夏州的威廉·普盧默，低調地說漢密爾頓以文字形式公開宣傳實屬魯莽之舉：「亞當斯先生執政期間的確有很多不合規範或時宜的行為。他故意忽視或者毫不掩飾蔑視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或許是他隨心所欲的證明，但也可能是歲月削弱了他的才智和耐心。」[33]

  總的來看，只有一小部分政客支持漢密爾頓，大多數聯邦黨人和所有共和黨人都認為，這篇言辭衝動的文章，令人遺憾地讓漢密爾頓顯得虛偽和輕率，尤其是當人們把他再次與雷諾茲宣傳冊聯繫在一起的時候。羅伯特·特魯普說，漢密爾頓的信遭到了一致譴責：「就輕率這一點來看，它和之前漢密爾頓發表的涉及自身隱私的宣傳冊相同，我們的朋友無一例外譴責他的魯莽，我們的敵人更是歡呼聲一片。」[34]特魯普憂心忡忡地說，現在恐怕只有「奇蹟」才能阻止傑斐遜當選總統，他堅信，這本宣傳冊會損害漢密爾頓對忠誠的聯邦黨人的影響力。[35]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傑斐遜也相信這本宣傳冊讓亞當斯連任的夢想化為烏有。

  看到自己的私人信函被廣為傳播，漢密爾頓起初感到手足無措，稍後又聲稱樂於看到它被傳播。和亞當斯一樣，他被驕傲沖昏了頭。喬治·卡伯特告訴漢密爾頓，就連他最「值得尊重的朋友」都指責他不該在公開場合表現出「自我和自負」。[36]當特魯普說他害怕對聯邦黨的事業造成衝擊時，漢密爾頓則堅持認為它正被人們以「極大的熱情」閱讀著，並且將「給我們帶來好處」。[37]漢密爾頓嚴重偏離了常識，他甚至向麥克亨利和皮克林徵求「最新秘聞」，試圖再發表一篇拓展性文章。[38]看到自己的言論被擅自公開，麥克亨利驚呆了。小奧利弗·沃科特對漢密爾頓的「續寫計劃」很警惕，敦促麥克亨利給他寫信，「責令」他不要做出此類行為。[39]經過慎重考慮，漢密爾頓總算打消了這個念頭。

  毋庸置疑，亞當斯做出了正確的回應。他對這本宣傳冊不屑一顧，以免抬高它的身價。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對作者的遺憾比對我自己的遺憾更深，我相信這本小冊子對他的傷害更甚於我。」亞當斯落井下石，再次對漢密爾頓做出荒謬指控：漢密爾頓曾敲詐華盛頓，威脅說要發表「關於他的品性和行為的宣傳冊」。[40]對亞當斯而言，在全國大選前夕公開回應只會加重聯邦黨高層的混亂。阿比蓋爾·亞當斯私下給漢密爾頓取一些經常被用來形容她丈夫的綽號，並嘲笑他「軟弱、自負和野心勃勃」。[41]

  亞當斯的確寫了一篇駁斥漢密爾頓宣傳冊的文章，卻聽任它躺在抽屜里覆滿灰塵。然而，他和漢密爾頓一樣無法長時間保持沉默，在漢密爾頓去世之後，他公開了這篇文章。漢密爾頓死的方式並沒有讓亞當斯感到不安，他說：「不允許自己的品性蒙受無恥的誹謗，即使中傷自己的人被一顆子彈擊中脊柱，在愧疚中死去，也不能平息他對自己的傷害。」[42]1809年，亞當斯開始利用《波士頓愛國者》（The Boston Patriot）刊物為自己的總統生涯做精心辯護，每周一期的連載持續了將近三年，亞當斯表現得完全就像漢密爾頓多年前就聲稱的那樣變化無常。他完全否定漢密爾頓的宣傳冊，聲稱它「出自憑空的臆想、混亂的謠言和偽造的材料」。[43]他並不滿足於消除宣傳冊的影響，展示出漢密爾頓所聲討的另一個特徵：睚眥必報。亞當斯重提漢密爾頓生於外國，與美國人的性格格格不入，指責他並非真正的愛國者，而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浪子，批判他幼稚淺薄，對軍事知識一知半解，甚至謾罵他是一名無能的財政部長，只會整天正襟危坐地撰寫「充滿野心的報告」，推諉部下去操持部門工作。跟大多數人一樣，漢密爾頓和亞當斯對別人身上的缺點異乎尋常的敏感，事實上，這些缺點他們本身都有。

  儘管聯邦黨人同室操戈，他們卻在總統競選中出人意料地幾乎與共和黨人平分秋色。傑斐遜和伯爾每人得到73張選票，打了個平手，而亞當斯和平克尼也分別拉到65張和64張選票。不出所料，新英格蘭各州無一例外都支持亞當斯，而傑斐遜則幾乎籠絡到整個南方州縣的支持。曾讓漢密爾頓和伯爾陷入政治鬧劇的1800年紐約州選舉，對大選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紐約州將全部12張選票一致投給共和黨人，使其占據了絕對優勢。大衛·麥卡洛指出了其中的耐人尋味之處：「傑斐遜，這位痛恨城市的農業立國論倡導者，所獲得的最後政治勝利卻要歸功於紐約這個大都市。」[44]

  約翰·亞當斯堅信，是漢密爾頓的宣傳冊葬送了自己的總統生涯。亞當斯後來說：「如果漢密爾頓的目的是擊敗現任總統，那麼他選擇的時機再恰當不過了。」[45]還有一次，亞當斯斥責漢密爾頓及其朋黨是「先自殺然後指控我謀殺」。[46]後來，有一些學者質疑過宣傳冊對投票產生的直接影響。要知道，在漢密爾頓發表宣傳冊之前，大多數州的總統選舉人已由州議會選出。在那些尚未選出選舉人的州，其最終結果也和事先預料的差不多。漢密爾頓曾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使查爾斯·平克尼在其家鄉南卡羅來納州獲得支持，但共和黨人卻將整個州的選舉名額收入囊中。

  許多評論家認為，漢密爾頓逐漸消耗了自己的聲望，他的宣傳冊產生了與預期相反的結果。特魯普說，「我相信，他的宣傳冊沒有改變選舉中的任何一張票」。它所暴露出的「極其不冷靜」屬於漢密爾頓而非亞當斯。[47]聯邦黨人並未遵從漢密爾頓的建議，即為確保平克尼當選，減少給亞當斯的選票。這是漢密爾頓所蒙受的奇恥大辱，他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以及在聯邦黨內無可爭議的地位。不過，縱然這本宣傳冊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輕如鴻毛，它還是加速了聯邦黨作為一支全國性的政治勢力的崩塌。亞當斯確信，漢密爾頓的「野心、詭計和密謀會摧毀聯邦黨的事業」。[48]聯邦黨將繼續存在一二十年，但除新英格蘭之外，只不過是苟延殘喘。聯邦黨的衰敗粉碎了漢密爾頓重獲高層領導權的任何機會，更不用說當總統了。

  為什麼漢密爾頓導致了聯邦黨人內部的這場混亂呢？像往常一樣，他認為這個國家正在走向全國性的危機狀態，要麼是法國的侵略，要麼是內戰，並確信亞當斯會玷污聯邦制。還不如踢開亞當斯，讓傑斐遜管理一段時間，以免聯邦黨的純正意識形態被摻入雜質。在評述亞當斯對聯邦黨的領導時，漢密爾頓說：「如果要為一個少德無才、剛愎自用的人犧牲我們的事業，我將退出該黨，獨自展開行動。」[49]漢密爾頓確信自己有能力收拾殘局。他未曾料到的是，在侵擾亞當斯美夢的同時，他也毀壞了自己的事業。聯邦黨自此一蹶不振。

  1800年總統選舉中的這場喧囂，隱藏著重塑美國政體的需求，並導致了共和黨成為多數黨的意識形態巨變。由於漢密爾頓的信沒起到任何作用，在角逐聯邦眾議院席位時，共和黨人以更大的優勢取得了控制權：他們得到65個席位，聯邦黨人則獲得41個。民眾用選票表達了對聯邦黨人一連串不得人心的行為的失望：《傑伊條約》，《僑民法與鎮壓叛亂法》，敵視法國的政策，漢密爾頓麾下的龐大軍隊，以及為軍備徵收的稅款。1800年選舉第一次揭示了美國政治中真正起作用的核心力量——民意，它排斥任何被認為是極端行為的事件。

  亞當斯與漢密爾頓之爭還揭示了聯邦黨存在的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它的政治是精英政治。這或許可以解釋聯邦黨最終的消亡。詹姆斯·麥克亨利向小奧利弗·沃科特抱怨他們的領導人說：「這些人只是相互通信，在引導民心方面卻毫無建樹。」[50]聯邦黨人只是向選舉人大聲疾呼，卻從未嘗試發動一場基礎廣泛的民眾運動。漢密爾頓意欲主導選舉人，他想提出自己的專業見解，而不是徵詢民意。他採取了強硬的、永不妥協的立場，並因在一個渴望簡單的政治文化中擁有深奧思想而沾沾自喜。漢密爾頓是一位成功的思想家和行動家，卻不是普通選民的合格領導者。他過於聰明，以致無法吸引大眾的好感。費舍爾·埃姆斯在談及漢密爾頓時說：「普通人不想要一個『因天賦和教養而高高在上』的領導者。」[51]

  作為開國元勛中一位理性的智者，漢密爾頓總是扮演著「敗興者」的角色，他經常給民眾潑冷水，從不相信人性是可以不斷完善的，並再三違背美國政治的第一信條：對選民發表演說時，必須時刻保持樂觀。對那些奉承美國民眾是地球上最優秀、最文明的人，對否認他們需要向歐洲社會學習的言論，他總是退避三舍。他不善於談論那些成為美國政治主流的令人振奮的主題。作為第一位偉大的「美國例外論」懷疑者，漢密爾頓拒絕相信這個國家無須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

  如果說漢密爾頓是從陰暗面來審視世界，能夠更清醒地看到人類的局限性，那麼傑斐遜則是透過「樂觀的眼鏡」來觀察萬物，並對人類的潛能充滿信心。漢密爾頓和傑斐遜都相信民主，但前者對被統治者更加不信任，後者則對統治者持較多的懷疑態度。作為空想家和老練政客的怪異混合體，傑斐遜擅於拿捏積極樂觀的語彙和滿懷憧憬的主題，他的那些詞彙和主題成了美國政治的主流。他頻繁地向民眾的智慧致敬。在1800年大選前，聯邦黨人哈里森·格雷·奧蒂斯把傑斐遜的競選方式比作「謊言神龕里飄來的香甜，用於取悅自以為是的狂人和蠢材」。[52]約翰·昆西·亞當斯也解釋了為什麼傑斐遜會在總統大選中獲勝：他說亞當斯一直「像皮條客那樣迎合大眾的激情」。[53]我們應將現在美國獨立日中那些自我慶賀的言辭，以及「美國是全人類燈塔」的狂熱信念歸功於傑斐遜。傑斐遜告訴約翰·迪金森，「我們的革命及其成果將會改善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54]至少在報紙上，傑斐遜對民眾的理解似乎比漢密爾頓更面面俱到，後者總是擔心民眾變化無常和難免犯錯。

  在講了這些之後，必須補充一點，將1800年的大選結果簡單地視為「進步的」傑斐遜戰勝「反動的」漢密爾頓，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聯邦黨當政時期的3任總統取得了令畏懼聯邦政府權力的共和黨人永遠無法企及的炫目成就。在華盛頓、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的指引下，聯邦黨人留給美國一個穩固的聯邦政府，包括一家中央銀行、償債基金、高評級信用、稅收制度、海關系統、海岸警衛隊、海軍，以及其他一些保證能夠維護自由的機構。他們激活了重要的憲法原則，為美國憲法引入靈活性，增強了國家的凝聚力，並為行政部門的內外政策設定了積極的基調。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漢密爾頓以共和黨人不敢想的方式，用一系列財政計劃鞏固了這個國家。當烏托邦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熱情在傑斐遜的諸多追隨者中盛行之時，漢密爾頓為這個國家樹立了法律原則和資本主義文化。出於對國家權力的畏懼，對中央權威的憎惡，以及對憲法的狹義理解，共和黨人會發現，他們即使有機會，也很難創立這些彪炳千秋的歷史功勳。

  漢密爾頓提出了一項前瞻性議程：建設一個擁有市場經濟和強大中央政府的現代民主國家。在更廣闊的經濟層面上，他的精英主義視角為民眾帶去傑斐遜在政治層面上積極維護的自由。在被對手冠以「貴族」頭銜的保守聯邦黨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廢奴主義者，這絕非巧合。他們或許信奉精英主義，但他們是開放的、流動的精英，是基於品質和金錢的精英，而非基於出身和血緣，這與南方種植園主階層形成鮮明對比。北方的經濟制度將民主和資本主義融為一體，並逐漸構成美國的立國之本。1800年大選絕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正義對邪惡或平民對貴族的勝利。

  共和黨在1800年大選中的勝利也意味著南方蓄奴州獲得了優勢地位。傑斐遜、麥迪遜和門羅，這3名維吉尼亞州奴隸主將領導白宮24年。這些擁護「民主」的貴族不僅擁有成百上千名奴隸，還利用憲法中最不民主的規定牟利：奴隸制的合法性以及南方各州在計算選票時可以將被奴役人口的五分之三包括在內。（如果沒有這個所謂的「聯邦比例」，約翰·亞當斯就可以在1800年大選中擊敗托馬斯·麥迪遜。）憲法不僅包容奴隸制，甚至還鼓勵這種制度。蒂莫西·皮克林猛烈抨擊「黑人總統和黑人國會」，指責他們的權力來源於「五分之三規則」。[55]這種偏見也加劇了美國南方對北方的對抗，也深刻地損害了傑斐遜派所倡導的「民主」形象。在華盛頓卸任之後的72年間，來自南方的奴隸主占據總統職位長達近50年。在這些蓄奴的平民主義者中，許多人被後世頌揚為公民權利的捍衛者。與此同時，崇尚自我奮鬥的漢密爾頓，一位熱情的廢奴主義者和精英政治的忠誠信徒，卻在美國歷史教科書上，成為替富人和特權階層辯護的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