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怒火中燒
2024-10-09 08:00:33
作者: 羅恩·徹諾
即使在履行新部隊監察長職責的同時,漢密爾頓仍會抽空料理一些案件。刑事案件對他幾乎沒有吸引力,他比較喜歡內容涉及憲法問題的民事案件或者能產生豐厚律師費的商業案件。在偶爾承接的刑事案件中,他通常會為劣勢方免費提供律師服務,這再次說明,歷史上把漢密爾頓描述成一個驕狂的勢利之徒是不正確的。1800年春天便有過這樣一個案子。漢密爾頓認為一個名叫利維·威克斯(Levi Weeks)的年輕木匠被錯誤地指控謀殺。如同在戰後一些涉及親英派案件中的表現一樣,漢密爾頓無法接受公眾要求,對當事人實施殘酷報復。
在紐約的犯罪記錄中,利維·威克斯一案經常被稱作「曼哈頓水井慘案(Manhattan Well Tragedy)」,漢密爾頓和亞倫·伯爾在這起案件中再次相遇。乍一看,案情並不複雜,不過是一個純潔少女被流氓男友無情拋棄的老故事。1799年12月22日那個下雪的夜晚,22歲的古里爾馬·桑茲(Gulielma Sands)離開了她在格林威治大街的住所。她寄居在親戚家,房東是貴格會中令人尊敬的凱薩琳和伊萊亞斯·林夫婦(Catherine and Elias Ring)。人們相信她跟她的男友利維·威克斯私奔了,威克斯也是這棟房子的租客之一,並且有人看到她離開前與他在談話。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威克斯獨自一人回到了伊萊亞斯·林的家,詢問桑茲是否已上床睡覺,卻驚訝地發現她壓根兒就沒回來。1月2日,人們在曼哈頓公司所屬的一口水井內發現了桑茲的屍體,死者衣衫完好。或許是因為他創辦了這家公司,因此亞倫·伯爾和漢密爾頓還有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為利維·威克斯辯護,否認謀殺指控。
古里爾馬·桑茲的屍體已經出現了屍斑,臉部和胸部瘀傷嚴重。公眾被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震驚了,街頭小報猜測她已經懷孕才被威克斯謀殺的。伊萊亞斯·林和凱薩琳夫婦對這一猜測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伊萊亞斯回憶說,桑茲失蹤的那個晚上,威克斯回家時,「看起來面如死灰,渾身上下就像一個簧片那樣不停抖動」。[1]林夫婦甚至在其經營的家庭旅館舉辦了令人感到恐怖的展覽。他們將棺材中桑茲的屍體展示了三天,然後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擱了一天,以滿足人們殘忍的好奇心,讓他們自己判斷她是否懷孕(驗屍陪審團說她沒有懷孕)。聲討利維·威克斯的怒潮一浪高過一浪,據一名當地人的日記記載「人們幾乎不談論別的事情,只有曼哈頓公司水井裡有一個可怕的幽靈的流言在滿天飛舞」。[2]對威克斯的訴訟帶著濃重的女巫般的復仇情緒。起訴書中說道:「在他的眼中沒有對上帝的敬畏,卻被魔鬼的慫恿所驅使和誘惑」,威克斯在謀殺之前「毒打並辱罵了」桑茲,然後將她推進了水井裡。[3]
人民訴利維·威克斯(The People v. Levi Weeks)一案3月31日在華爾街上舊的市政大廈,也就是華盛頓第一次就職演說時的聯邦大廈里開庭。參加的群眾人山人海,治安官不得不將「無聊的看客驅逐出法庭」。[4]利維·威克斯能夠聽到群眾在外面要他以血還血的高呼聲:「處死他!處死他!」[5]該案在漢密爾頓的律師職業生涯中占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當時作為法庭書記員,也就是後來擔任《紐約晚間郵報》(New-York Evening Post)主編的威廉·科爾曼(William Coleman)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速記稿,這在當時並不多見。儘管科爾曼沒有具體說明什麼時候由哪位辯護律師發言,我們仍可以有根據地做出一些猜測。比如,以華麗的風格開始辯護的那名滔滔不絕的律師,讓人更多想到是漢密爾頓,而不是平時說話較為簡潔樸實的伯爾。
我知道,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勢力圖謀摧毀被告的名譽,意欲不經莊嚴公正的審判就將其作為宗教迫害的祭品……我們已經見證了為激發群眾熱情並將公眾憤怒的矛頭指向被告人而採取的非常手段。為什麼屍體要以一種最無恥最令人震驚的方式在大街上展示幾天呢?通過這種方式,先生們,輿論開始不利於被告,這位年輕人早在當庭審判之前就受到了眾人的譴責。[6]
利維·威克斯竟然能夠聚集一個由3位紐約著名大律師組成的團隊,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在經歷了曼哈頓公司騙局之後,漢密爾頓恐怕不會對伯爾有多少好感。他接手辯護工作可能是出於他與利維的兄弟埃茲拉·威克斯(Ezra Weeks)的友誼,他曾雇用埃茲拉在紐約市北部為自己修建一幢周末度假住宅。漢密爾頓會與伯爾合作的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審判是在將會對全國產生深遠影響的地方選舉的前夕進行的,3名律師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想錯過在這樣一個萬眾矚目的刑事案件中展現自己才華的機會。
審判速度之慢在今天似乎是無法想像的。55名證人花了3天的時間出庭作證,庭審每天都持續到深夜。精力充沛的辯護團隊為利維·威克斯構建了可靠的不在場證據,聲稱他在出事的那天晚上與埃茲拉在一起吃飯。在用餐期間,漢密爾頓新宅的建築設計師小約翰·B.麥庫姆(John B.McComb, Jr.)也來了。他們看到利維精神很好,很快樂,把豐盛的食物一掃而光。根據醫學專家的說法,辯護人也得出了對他們有利的意見:古里爾馬·桑茲屍體上的瘀青很可能是由於浸泡或者由於屍體解剖本身所致,因此死者也有可能是自殺。(驗屍官的報告已經斷定,死因是溺水而非毆打。)辯護律師也對伊萊亞斯·林夫婦的證言表示質疑,他們證實男主人伊萊亞斯·林可能已經與古里爾馬·桑茲私通,另外,桑茲也並非人們所想像的天真少女,她有吸食鴉片的惡習。林家的形象由一個被破壞了的上流社會成員雲集之所,變成了一個類似暗娼流鶯聚合的地方。
隨著審判的進展,辯護人對理察·克勞奇(Richard Croucher)提出了懷疑。他是一個品行值得懷疑的女裝商人,他一直極力煽動民眾對利維·威克斯的怨恨。克勞奇一年前從英國來到紐約市,也是烏煙瘴氣的林宅中另一個聲名狼藉的房客。他是控方的主要證人之一,似乎在迫不及待地傳播利維·威克斯和古里爾馬·桑茲之間的曖昧故事。在辯護律師的質問下,他承認曾與威克斯發生爭吵,從而引發人們對其證詞可靠性的質疑。
庭審中的一段插曲後來成為流傳於漢密爾頓崇拜者當中的一段傳奇。當克勞奇出庭做證時,漢密爾頓在對方臉龐的兩側放置蠟燭,讓他顯得面目猙獰。據說,為了威嚇克勞奇認罪,漢密爾頓言之鑿鑿,「陪審團將留意他面部的每一塊肌肉和游移不定的眼神。我懇請你們從這個人的外貌看透他的內心」。[7]然而,亞倫·伯爾後來聲稱是自己從辯護席上抓起燭台,拿著它走向克勞奇,戲劇般地宣布「仔細看看殺人犯吧,先生們!」[8]心虛的克勞奇魂飛魄散,驚恐地逃離了法庭。我們通過科爾曼的速記稿可以看到,這個著名的時刻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一名證人證實了克勞奇令人生厭的性格,隨後,「被告的一名辯護律師托著燭台靠近站在人群中的克勞奇的臉,詢問證人說的是否為站在人群中的這個人。證人回答『是』」。[9]漢密爾頓或者伯爾很可能快速地把蠟燭放到克勞奇前面,在燭光因晃動而產生的搖曳中,克勞奇看起來因為心虛而退縮了一下,但他從未承認犯罪。克勞奇的嫌疑在三個月後被增強:他在藏污納垢的林家住宅中強姦一名13歲女孩,被人當場抓獲。
案件拖到1800年4月2日凌晨一點半時終於結束了。被告連續受審44個小時,身心俱疲。漢密爾頓提到,在座者似乎都已「累倒」,因此他放棄結案陳詞的權利,只是說「相信人們會根據事實做出公斷」。漢密爾頓很自信,他認為自己不再需要「繁冗的解釋」了。[10]他和他的同伴們讓人信服地證明了利維·威克斯的確不在命案現場,這一點無懈可擊。負面證詞或者不值一提,或者不足為懼,並且被告也不存在殘忍殺害未婚妻的作案動機。陪審團對此表示認同。威廉·科爾曼在速記稿的末尾寫的是:「陪審團休庭商議,大約五分鐘後,他們做出裁決:無罪釋放。」[11]這份裁決宣告了辯護律師的勝利,卻讓林夫婦顏面掃地。漢密爾頓大步走出法庭時,凱薩琳·林揮舞著拳頭咆哮:「如果你今後能善終,我將認為上天也缺失正義。」[12]
當漢密爾頓和伯爾在華爾街法庭慷慨陳詞的時候,他們都知道為選舉州立法機關而在4月底進行的地方選舉所產生的影響絕不僅限於紐約政治:它可能會決定誰是下一任美國總統。由於約翰·亞當斯牢牢地控制著新英格蘭地區,而托馬斯·傑斐遜同樣在南方也是如此,因此選舉的關鍵就在靠近大西洋的中部州的選票,尤其是有12張選票的紐約。根據憲法規定,各州有權決定如何選出本州的總統選舉人,紐約州的方法是由州參眾兩院聯合投票。聯邦黨人在兩院中均占大多數,然而在紐約州的北部地區的一些城鎮中,共和黨和聯邦黨卻平分秋色。從某種程度上講,紐約市的投票結果會影響到州立法機關席位的平衡,進而影響紐約州的選舉人名單,最後影響到總統選舉。
傑斐遜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他在3月初對麥迪遜說:「如果紐約市的選舉結果偏向共和黨人」,則全國大選的最終獲勝者就可能是共和黨人。[13]在漢密爾頓身邊的聯邦黨人也認為,4月的選舉給了他們一個阻止亞當斯連任的重要一步,希望能夠找一位與他們志同道合的聯邦黨候選人。羅伯特·特魯普在給魯弗斯·金的信中說:「這次選舉將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考慮到亞當斯先生舊日的盟友中瀰漫著嫌棄他的情緒。」[14]
紐約市選舉的重要性為善於鑽營的投機政客亞倫·伯爾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他知道共和黨人希望從北方地區選出一位副總統候選人,以求在地域上平衡全國的投票。如果他能讓紐約投入到共和黨的陣營,他可能就會成功地利用這一功績,要求一個僅次於傑斐遜的職位。伯爾知道,在美國當時兩極分化的政治氛圍中,北方的一個叛逆者如果與南方的共和黨勢力聯手,可能會成為扭轉乾坤力量。這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心中一直擔心的夢魘:維吉尼亞和紐約的共和黨勢力在選舉中達成某種交易。
在那年春天紐約市的選舉中,漢密爾頓和伯爾不顧身份,親自投身到下曼哈頓選區的政治洪流中。4月15日,漢密爾頓與他的聯邦黨盟友在唐提咖啡館聚會,大致確定了競選州眾議員的候選人名單。這些人大多是非典型的紐約市民代表,包括一名陶工、一名瓦匠、一名船具商、一名雜貨商及兩名書商。這可能是想戰勝共和黨的迂迴戰略,也可能是反映了許多富有的聯邦黨人不願意付出時間去做收入微薄的州立法者,尤其是現在的紐約州首府還搬到了奧爾巴尼。伯爾則以他慣用的以靜制動策略,耐心地等待漢密爾頓先披露名單。當伯爾看到一張寫滿聯邦黨候選人名字的紙片時,他「非常認真地通讀了一下,接著把它折好放進口袋,最後說『我會讓他徹底完蛋的』」,約翰·亞當斯後來回憶道。[15]
伯爾的候選人個個老謀深算,地位顯赫。他勸說離任的紐約州前州長喬治·柯林頓復出,還把曾在薩拉托加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哈羅修·蓋茨也列了進去,伯爾最近的律師合伙人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亦在邀請之列。伯爾深諳政治結盟藝術,可謂是這方面的大師,他與柯林頓家族及利文斯頓家族都達成協議,締結了強大的統一戰線。看見這份耀眼的名單,漢密爾頓以為伯爾不過是虛晃一槍,只是為了裝點門面,因為這些人根本無意在州議會任職,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共和黨的總統選舉人如何產生。
與同時代的其他政治家不同,伯爾深諳選舉大戰的竅門,並樂於採用為別人所不齒的拉票伎倆。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即便熱衷於選舉,也絕不願承認參加選舉是因為它能給自己帶來「樂趣、榮譽和利益」。[16]然而,伯爾在那年春天組織的競選活動中用盡各種技巧和手段,其中很多方法甚至沿用至今。選舉中的一條規則令聯邦黨人占據了優勢,即合格選民必須擁有一定數額的不動產。為了繞過這道障礙,伯爾找到了一個漏洞:他讓居民們把不動產集中起來,然後聲稱他們的共同財產符合讓他們投票的條件。為了得到德語區的選票,他還專門派出了精通德語的說客。在一個競選可隨意為之的時代,伯爾能讓年輕的追隨者在選戰中表現出與自己一樣的熱情。他們列出了紐約市的投票者,並用了很長的篇幅列舉其政治傾向、經濟條件和健康狀況,以及是否願意參加志願活動等。伯爾派選戰工作人員挨家挨戶地籌集競選資金,傳授他們應對不同的潛在捐款者的技巧。「不要問任何這方面的事情,」他會說,「如果我們開口要錢,他會很生氣,拒絕為我們工作……把這個人的預期捐款額度增加一倍。如果能讓他免於出力,他肯定願意慷慨解囊。」[17]儘管擁有貴族血統,伯爾卻是一個樂於推銷自己並精確估計目標的人。他在幾個時政問題上捕捉到獲勝的機會,於是公開抨擊《外僑法和鎮壓叛亂法》,以及被用來支持漢密爾頓軍隊建設的不受歡迎的賦稅。「伯爾的指揮才能,百折不撓的意志,勤勉果斷遠遠超過了他的同輩。」海軍准將詹姆斯·尼科爾森對艾伯特·加勒廷如是說。[18]
那年4月,外出散步的紐約人常常會看到漢密爾頓或亞倫·伯爾在街頭對著人群發表演說,有時在同一地點「你方唱罷我登場」。兩人彬彬有禮地打招呼,但在爭取選民支持時卻各不相讓。共和黨報紙恐怕很難相信漢密爾頓的工作其實並不順利,他們只看見他像將軍召集士兵去參加戰鬥那樣呼籲支持者:「漢密爾頓不知疲倦地向吃驚的人群發表演說。每天都看到他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趕路。有時,他對一個情緒低落的聯邦黨人促膝長談,給予其勇氣;有時,他又和一群人笑逐顏開……他大談百折不撓的意志,大談美德!」[19]看到身為貴族的伯爾屈尊俯就,深入曼哈頓的大街小巷拉票,聯邦黨媒體表現出同樣的驚訝:「一位總統候選人是否應該以這種低姿態走上街頭拉攏每一位選民呢?」[20]伯爾家的大門對競選團隊完全敞開,不僅提供茶點,還在地板上擺放了一些臥具,供工作人員休息。一位紐約商人在日記中記錄到道:「伯爾上校將他的家敞開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各種委員會在那一段時間幾乎是夜以繼日地在他家開會。」[21]
在三天的投票期內,伯爾繼續展現出活力。為了防止聯邦黨人耍花招,他在各個投票站安排人專門把守,每個投票站都有人10小時不間斷地值班。一名地方的國會議員告訴詹姆斯·門羅:「伯爾主持得很周全,他工作投入,連續24小時奔波在市內各個投票點,不分晝夜。」[22]為了確保選票數,他專門安排馬車接送共和黨的支持者到現場投票。在這3天內,漢密爾頓也同樣刻苦。他騎著馬奔走呼號,發動支持者,完全無視共和黨地盤上的一些反對者對他高喊「壞蛋!惡棍!」[23]
1800年5月1日午夜,當地政界獲悉,這場激烈的選戰終於有了結果:共和黨人在紐約市大獲全勝,把漢密爾頓控制下的聯邦黨地盤變成了共和黨的堡壘。這預示著美國政治將發生逆轉,因為傑斐遜有望得到紐約州的12張選舉人票,而1796年他卻未能從這裡拿走一張選票。最終以僅僅三票的差距輸給了亞當斯,這一變化真是令人意外。伯爾為他的勝利深感自豪,的確他也有理由自豪。他向一名情緒低落的聯邦黨人說:「我們通過更為優秀的管理擊敗了你們。」[24]西奧多·羅斯福評價說,一位「注重政治細節且手法嫻熟的政客,擊敗了具有政治家風範的漢密爾頓,雖然後者也毫不猶豫地放低姿態,投身于謙卑的政治選舉活動之中」。[25]
5月4日,選舉失利的漢密爾頓和聯邦黨同任舉行了一次黨內核心會議,會場內混入了共和黨媒體人。《黎明報》報導說:「失落的與會者神情蕭索,甚至有些絕望。」[26]一想到傑斐遜可能成為總統,他們手足無措。在漢密爾頓的倡議下,他們決定懇請州長傑伊召開州議會,出台推選總統選舉人的新規定。他們試圖以各地區公投的方式來產生總統選舉人。在對這一建議進行激烈討論時,《黎明報》指出,「當有人說這可能會導致一場內戰時……在場的一個人竟然說導致內戰也比傑斐遜當總統好」。[27]
漢密爾頓的這項提議可能是他官場生涯中最專斷、最不民主的一次行動。一年以前,伯爾曾帶頭向州議會提出修改現行的推選總統選舉人辦法:不是由州議會推選,而是由各地區民選。被聯邦黨人控制的州議會把這份提案否決了,但現在漢密爾頓又痛苦地重拾了這種想法。5月7日,漢密爾頓告誡傑伊,最近的選舉將很有可能讓「宗教上是信仰無神論,政治上是激進狂熱」的傑斐遜就任總統之職。[28]他將共和黨形容為一個具有危險因素的混合物,其中一些人支持「通過剝離政府的一些權力推翻政府,還有一些人希望效仿拿破崙進行一場革命」。[29]漢密爾頓承認共和黨人必定會全體反對他的提議,但是「在我們生活的這一時代,過于謹慎就會一事無成。嚴格遵守規則,就很容易犧牲社會的本質利益」。[30]很難想像這些話竟出自一位把畢生奉獻給法律事業的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漢密爾頓的政治生涯由此沾上無法抹去的污點:「事實上,這個建議無異於以法律的名義進行欺詐,將會置該州絕大多數投票人的意志於不顧。」[31]漢密爾頓似乎沒有意識到,請傑伊用逾越法律的手段去維護法治是自相矛盾的。作為一名具有嚴格操守的政治家,傑伊被漢密爾頓的信嚇得目瞪口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從未予以回應。在信紙的背面,他不以為然地寫道:「為某個政黨的目的提出一項議案,不是我的作風。」[32]傑伊的沉默是對漢密爾頓最有力的批評。
漢密爾頓如何評價自己這個不光彩的提議呢?他認為傑斐遜對憲法缺乏熱情,一旦當選總統,可能會解散聯邦政府,把美國帶回《邦聯條例》的混亂時代。漢密爾頓這樣想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傑斐遜在公開場合的講話讓人感覺他似乎想廢除憲法或對憲法做出重大調整。「正確的憲法理論是這樣的,」傑斐遜對吉迪恩·格蘭爾(Gideon Granger)說,「我們憲法的真諦就在於各州平時互相獨立、自成體系,戰時又結成一個整體。」[33]如果這套理論付諸實施,漢密爾頓殫精竭慮建立的一系列聯邦體系都要被取消。然而,在這些問題上,漢密爾頓應該知道傑斐遜是在誇大其詞。一個狡猾務實的政客往往隱藏在狂熱的言論之下。
伯爾感到他所覬覦的獎賞似乎近在咫尺:共和黨副總統提名。由於在紐約州議員選舉中戰績輝煌,共和黨人在費城召開核心會議,認為副總統候選人應從紐約州產生。儘管也曾考慮過喬治·柯林頓和羅伯特·R.利文斯頓,但畢竟是伯爾一手策劃了這場勝利,大多數人認為他才是不貳人選。傑斐遜和伯爾暫時消除了芥蒂。伯爾還記得在上一次總統選戰中,維吉尼亞州共和黨人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將全力支持自己,但最終只給了他一些不痛不癢的支持。傑斐遜後來承認,他在1800年曾利用伯爾來成就自己的夢想。他在書中寫道:「伯爾上校在成為參議員之前,我根本就不認識他。我很快就對他的種種行為感到鄙夷,並習慣性地提醒麥迪遜先生不要過於信任他。」[34]伯爾在紐約州選舉中的出色表現為自己贏得了候選人位置。傑斐遜說:「我提名他擔任更高級的職位,主要是尊重他在紐約州選舉中為共和黨立下的汗馬功勞。」[35]事實上,傑斐遜對伯爾缺乏敬重,更談不上欣賞。如果有利於雙方的共同利益,他們的合作關係將維持下去。僅此而已。
漢密爾頓相信,聯邦黨1800年春天在紐約市的失敗讓約翰·亞當斯對他的連任前景感到如此擔憂,促使他下定決心清除內閣中漢密爾頓的支持者,以迎合更多的共和黨選舉人。在5月3日消息傳來的那一天,傑斐遜看出紐約的選舉結果已經對亞當斯造成沉重打擊。傑斐遜稱:「他的情緒明顯受到影響。他走過來對我說:『好吧,我知道你會在這場競選中勝過我。我只能說我會像其他人一樣效忠於你。』」[36]
約翰·亞當斯後來聲稱,1800年5月,他幡然悔悟,認識到漢密爾頓不懷好意地控制了他的內閣。實際上,這個想法早就埋在他的心底,關於內閣分裂的傳聞在前一年夏天已經傳開了。當華盛頓試圖終止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的媒體大戰時,他採用的是命令的方式。與華盛頓的做法迥異,亞當斯滿腹牢騷,氣急敗壞,卻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行動。「亞當斯是一個專於內心的人,好像不太合群,」約翰·弗林寫道,「而華盛頓則是一個精力旺盛、雷厲風行的商人和農場主,他用在讀書上的時間相對較少,喜歡用行動說話。」[37]華盛頓在部下心目中有威信,熟知部下的秉性,這些都是亞當斯難以企及的。
亞當斯越來越頻繁地公開指責皮克林和麥克亨利是英國人的棋子,蓄意反對自己與法國議和的計劃。財政部長沃科特在1799年12月告訴他的一個同事,亞當斯總統「認為皮克林上校、麥克亨利和我自己是他的敵人,他對漢密爾頓將軍也非常不滿。他認為在美利堅合眾國內存在著一個英國黨」。[38]亞當斯顯然會忘記自己說過這些詆毀之詞。聯邦黨人喬治·卡伯特(George Cabot)告訴沃科特,「總統否認他曾經稱我們為『英國黨』,他記不起自己有說話如此放縱的時候,認為他是被誤解了或者別人的轉述有誤」。[39]眾議院發言人塞奇威克也曾對漢密爾頓說過類似的事,證明總統貶低他的聯邦黨同仁:「他經常指責那些他上任之初信任的人是英國黨。」塞奇威克說,亞當斯經常大聲呵斥他的內閣,警告他們「別想控制他」,懷疑「這個以漢密爾頓為首的派系……試圖讓美國陷入對法戰爭,並與大不列顛建立更親近的關係」。[40]費舍爾·埃姆斯說,亞當斯獨斷專行,就像是「中了邪」。[41]
亞當斯脾氣暴躁,容易動怒,這並非漢密爾頓的一面之詞。除漢密爾頓之外,還有許多人見識過他的心浮氣躁、肆意宣洩,甚至是暴跳如雷。德拉瓦州的國會議員詹姆斯·A.貝阿德(James A. Bayard)告訴漢密爾頓說,亞當斯這個人「很容易情緒爆發,這讓他完全不能理性思考問題。這是我親眼所見。在這樣的時刻,無論是支持者的利益,還是國家的利益,皆被他拋之腦後」。[42]共和黨內部也流傳著亞當斯性情暴烈的說法。傑斐遜回憶說,亞當斯曾滿口髒話地對內閣成員大聲咆哮,氣急敗壞地在房間裡四處走動,甚至「把他的假髮扯下來摔到地板上,狠狠地跺上幾腳」。[43]傑斐遜的盲目追隨者詹姆斯·卡倫德在一系列文章中攻擊亞當斯,後來被搜集整理為一本書叫《我們的前景》(The Prospect Before Us)。他指出:「亞當斯先生的理政方式就是一場從未停歇的狂風暴雨。無論他開口還是動筆,皆是威脅和咒罵。」[43]卡倫德因自己這番指責性的發言而入獄9個月。他得到傑斐遜的暗中支持,但直到卡倫德將傑斐遜寫給他的信件公之於眾之前,傑斐遜一直不承認此事與他有關。
許多作為漢密爾頓左膀右臂的聯邦黨高層更傾向於查爾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競選總統。平克尼畢業於牛津大學,是一名律師,來自商人勢力強大的南卡羅來納州。獨立戰爭時期,平克尼升任准將,後來又參加過制憲會議。考慮到他在XYZ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在新部隊中作為漢密爾頓的高層同僚,平克尼的候選人資格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由於拋棄現任總統有一定難度,聯邦黨人計劃推選平克尼出任副總統。聯邦黨眾議員在費城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平等地支持亞當斯和平克尼,從而讓我們擺脫傑斐遜的魔掌」。[45]但是如果平克尼在他的家鄉南卡羅來納州得到的票數比亞當斯高,他可能在聯邦黨人的支持下輕鬆成為總統,而不是副總統。亞當斯認為,平克尼的高漲人氣,是漢密爾頓一手策劃的陰謀,意圖是用更聽話的人來替代自己。漢密爾頓則認為亞當斯不可靠,而平克尼的性格脾氣更適合總統一職。他支持平克尼是一個有風險的戰略,因為亞當斯是一名在任的總統,而且美國人民呼籲查爾斯·平克尼當總統的聲音不可能太高。
顯然,亞當斯準備清洗內閣,並非因為他剛剛意識到漢密爾頓控制了內閣,而是他猛然醒悟到自己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劣勢,正如紐約州選舉所證明的那樣。幾乎沒有人責怪亞當斯清理內閣中的庸人和不忠誠的人,他早就該解僱他們了。但是,他整肅內閣的手段過於專橫,無異於一場政治屠殺,由此加深了聯邦黨高層的裂痕,再次證實了漢密爾頓對其不得體行為的懷疑。
內閣清洗始於5月5日,亞當斯將蒙在鼓裡的詹姆斯·麥克亨利從晚宴上匆匆召回。愛爾蘭出生的麥克亨利不太適合國防部長的職位。他是個敏感、溫和的人,喜歡詩歌,說話的聲調總是抑揚頓挫。作為內閣成員之一,他也對總統喜怒無常的脾氣和難以捉摸的決定感到困惑。他曾說,亞當斯的「高興、幽默、機智、友善、冷酷、醉酒、清醒、生氣、平和、呆板、猜忌、警惕、自信、內向、開放,總是用在錯誤的場合或者針對錯誤的人」。[46]
亞當斯召回麥克亨利,假意與他討論國防部的一些事情。就在麥克亨利要離開的時候,亞當斯突然對紐約市選舉結果表示憤慨,指責麥克亨利密謀反對他。儘管毫無證據,亞當斯卻指責漢密爾頓故意讓聯邦黨人在紐約州議員選舉中失利。目瞪口呆的麥克亨利說:「我從未聽說過漢密爾頓將軍做過這些事情,我相信這不是事實。」對此,亞當斯回答說:「先生,我知道真相,我希望你想一下,然後去告訴漢密爾頓。」[47]接著,亞當斯毫無顧忌地大放厥詞:
漢密爾頓是個陰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陰謀家。他是一個沒有任何道德原則的人,一個無賴,並且跟加勒廷一樣都是外國人。傑斐遜先生和他相比更像個男人,也比較明智。我相信如果擔任總統的話,傑斐遜先生會做得更加得體。我知道這一點,我寧願在他的手下當副總統,甚至一個常駐海牙的公使,也不願讓漢密爾頓之流就任總統……你就是漢密爾頓派來的走狗。他控制華盛頓,如果有可能,還將繼續控制下去。華盛頓硬塞給我3個圖謀控制我的部長,但我不會乖乖就範。[48]
他繼續喋喋不休。論及漢密爾頓去年秋天在特倫頓市的現身,他責怪麥克亨利沒有事先提醒自己。他指責麥克亨利對國防部管理不善,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最後他說:「先生,您不能再繼續擔任這個職務了。」[49]
麥克亨利如木雕泥塑一般,與其說是因為被突然解職,還不如說是因為亞當斯那些「無禮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語」。他告訴他的外甥,總統「說話的態度像是在勸對方相信自己是個精神病人」。[50]麥克亨利剛剛在即將成為政府駐地的華盛頓特區購買了豪宅,離職對他而言代價高昂。儘管如此,他還是在第二天就遞交了辭呈。
亞當斯後來對「傷害了麥克亨利的感情」表達了歉意,但是漢密爾頓知道麥克亨利不是唯一一個領教過總統發火的人。他寫道:「大部分部長和國會兩院的一些傑出議員都曾遭受過總統呵斥和羞辱」。[51]在隨後的數年時間裡,麥克亨利一直未能忘記他的傷痛。後來,在看到亞當斯為他自己的那一屆政府辯護時,他跟皮克林說,「他仍然自詡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依我看,亞當斯會帶著他的虛榮、愚蠢以及那些我們看到卻不為公眾所知的缺點踏進墳墓」。[52]
在驅逐麥克亨利後五天,亞當斯寫信給蒂莫西·皮克林,試圖讓國務卿主動提出辭呈。沒想到,這位昔日的大陸軍軍官,哈佛畢業的高才生性格非常固執,不聽從任何擺布,即便對漢密爾頓也是如此。漢密爾頓承認他的「性格有點偏激和固執」。[53]他一直堅定地支持《外僑法和鎮壓叛亂法》,並強烈反對派代表前往巴黎議和。阿比蓋爾·亞當斯把皮克林描述為一個「脾氣不好報復心極強的人」;亞當斯則認為他心懷鬼胎,冷酷無情,「臉上總是戴著一副面具,有時是絲質的,有時是鐵打的,有時是銅製的」。[54]亞當斯認為,皮克林一直是漢密爾頓在其內閣中的主要心腹,是一個極其可惡的傢伙。作為一個廢奴主義者,皮克林崇拜漢密爾頓,甚至想為他寫一本授權傳記。亞當斯指出:「皮克林先生將會是一個很好的海關稅收員,但他還不具備擔任國務卿的資格。他把漢密爾頓視為偶像,無法不偏不倚地判斷美國總統的意見和感受。」[55]當皮克林得知亞當斯的這番評論時,他決定不讓亞當斯如願以償,因而拒絕主動辭職。亞當斯開除了他,並振振有詞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無私、最慎重、最高尚的舉動」。[56]
與亞當斯近距離接觸三年之後,從皮克林口中流傳出諸多關於總統辱罵漢密爾頓的故事。「有一次,當有人向亞當斯(總統恨他)提到漢密爾頓上校的名字時,亞當斯說:『從他參軍的那一刻起,我就記得了這個年輕的渾蛋。』」[57]亞當斯向皮克林抱怨說,之所以同意漢密爾頓擔任監察長,因為參議院把「漢密爾頓塞到了我喉嚨中」。[58]皮克林則認為,是亞當斯害怕漢密爾頓,是因為對手比他聰明能幹。他說,亞當斯對漢密爾頓的憎恨已經到達了內心最深處,因此就連提一下漢密爾頓的名字「似乎都足以掀起隱藏在內心的怨恨。關於漢密爾頓好色的傳言,也許正是出自亞當斯之口」。[59]
亞當斯接連罷免了兩位漢密爾頓的親信,令共和黨人欣喜若狂,卻讓聯邦黨人摸不著頭腦。作為當事人之一的皮克林認為,亞當斯愚蠢地先後驅逐兩位要員,是因為他和共和黨對手達成某種協議。「如果他與法國議和,並把我和麥克亨利革職,他們就支持他連任總統。」[60]聯邦黨的一些媒體附和這種觀點。特倫頓市的《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寫道,亞當斯這樣做是因為與「傑斐遜先生達成了政治協議,是一項最神秘、最重要的協議」。[61]
罷免內閣要員的風波還沒有平息,亞當斯又將新軍遣散,這種行為暴露出他對漢密爾頓的報復心理和其心胸的狹隘。漢密爾頓說:「這個人比我以前想像得還要瘋狂,我不得不說一些類似他瘋了之類惡毒的話」。[62]除了感覺自尊心受傷以及壯志難酬,漢密爾頓還認為亞當斯在玩弄權謀。他更欣賞一個誠實的對手,而非虛偽的盟友。漢密爾頓告訴西奧多·塞奇威克,「我將不再對亞當斯負責,即使這種情況的結果是傑斐遜當選。如果我們必須對政府的首腦心懷敵意的話,就讓他是一個我們能夠反對且我們不對其負責的人吧」。[63]漢密爾頓天生不會妥協。如果有必要,他甚至準備毀掉聯邦黨而讓傑斐遜成為總統,也不願意與約翰·亞當斯和平共處。
亞當斯直接針對漢密爾頓進行的一系列人身攻擊,讓本已混亂不堪的局勢雪上加霜。6月2日,麥克亨利秘密緻信漢密爾頓,添油加醋地描寫了5月5日自己與亞當斯的衝突,聲稱總統指責漢密爾頓是外國出生的私生子。漢密爾頓像往常一樣對其出身極為敏感,尤其是聽到波士頓一家共和黨報紙說:「他出生於英屬小島,有一個令人生疑的父親。這些因素將讓他永遠無法登上總統的寶座。」[64]漢密爾頓必定對亞當斯的這些話火冒三丈,他立刻給戰友威廉·傑克遜寫信:「從沒有人像我這樣受到如此不公平的迫害,作為公眾人物,我的一舉一動都遭到最惡毒的攻擊,我的出身也成為羞辱我的話題。」[65]接著,他主動提到自己的父母,說父親長期經商失利,母親曾嫁給約翰·麥可·拉維因,後來離異。他撒下了一個心酸的謊言,說他的父母結婚了,但是由於他母親先前離婚時的一些條件限制而不被法律所接受。隨後,這個滿心傷痛的人自豪地補充:「事實上,要論家庭出身,我比大多數利用先祖來標榜自己的人更有優勢。」[66]
漢密爾頓沒有把這封信寄給傑克遜,而是與厄姆斯·麥克亨利分享了其中的內容。麥克亨利聰明地給他提出建議:
我真誠地相信,您的朋友都認為那些圍繞您出身的話題不過是捕風捉影,另有企圖。我們不會因為敵人對您的攻擊而減少對您的關心和尊敬。我想,最謹慎、最寬容的做法是讓您的傳記作者或知道真相的朋友來解釋這件事。[67]
一個像漢密爾頓這般擁有崇高地位的人,不得不在事業的這個階段為自己的出身辯護,可以想像,聽到亞當斯不停地挖苦自己的家庭和身世,漢密爾頓的內心有多麼痛苦。
麥克亨利和皮克林被解職後,漢密爾頓開始更大膽地實施驅逐亞當斯的計劃。大多數聯邦黨人不願公開反對亞當斯,但有些人樂意在某些地方讓他失去一兩張選票,從而讓他的競選搭檔查爾斯·平克尼獲得更多優勢。6月,藉口向即將解散的軍隊告別,漢密爾頓在新英格蘭逗留了3個星期,探查當地聯邦黨人的立場,事實上,他此行的目的就是為平克尼拉票。在麻薩諸塞州的牛津市,漢密爾頓視察了一個步兵旅。波士頓的一家報紙報導,漢密爾頓「對部隊紀律明確表示讚賞,對屬下的進步深感高興,對他們注意著裝和禮儀表示欣慰」。[68]這次視察令人回想起華盛頓告別大陸軍的情景。在牛津掛滿彩旗的長廊下,伴隨著鏗鏘的軍樂聲,漢密爾頓設宴款待那些行將離別的軍官。他舉起酒杯向華盛頓致敬。然後侃侃而談,發表了一篇「令在座者無不動容的演講」。[69]
共和黨的《黎明報》緊盯漢密爾頓的舉動,該報撰文稱,漢密爾頓正跟「著名的貴族們」在一起旅行,當他們的馬車在波士頓散架之後,這家報紙將這一偶然事件解釋成「美國貴族政治垮台」的一個徵兆。[70]當他在波士頓受邀出席一個歡迎晚宴,當地的聯邦黨頭面人物悉數到場,他必定對受到如此款待得意揚揚。一家報紙評論:「在類似的情況下在小鎮舉行的集會中,這一次是規格最高的,到場的都是城裡的達官貴人。」[71]漢密爾頓所到之處,聽眾的腦海中都會被召喚出法國式革命發生在美國的可怕景象。他甚至告訴一位聽眾,誰成為下一屆總統並不重要,「如果他不是勝利之師的頭領,他的腦袋待在肩膀上的時間不會超過4年」。這聽起來似乎是危言聳聽,但是,漢密爾頓確實相信,如果雅各賓派在美國掀起一場屠殺,噩夢將會成真。
在昆西度過了夏天和初秋,約翰·亞當斯夫婦清楚漢密爾頓此行的政治意圖,我們不難理解亞當斯對漢密爾頓的切齒之恨。費舍爾·埃姆斯說,亞當斯說自己和漢密爾頓之間的矛盾不可能「調停」,他措辭「激烈,甚至破口大罵」。[73]阿比蓋爾把漢密爾頓貶為「小麻雀將軍」,形容他的旅程「純粹是一場競選宣傳活動,為了感受新英格蘭數州的動向,讓那些可能在其影響下給平克尼投票的人留下深刻印象」。[74]對阿比蓋爾來說,漢密爾頓「粗魯無禮,厚顏無恥」,是丈夫身邊的一個政治暴發戶。[75]她說,漢密爾頓及其追隨者「昨天還是一群乳臭未乾、不成氣候的小子,現在卻試圖推翻一位將身家性命置之腦後、克己奉公的可敬人物。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害群之馬」。[76]說這話的時候,她似乎忘了漢密爾頓曾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勇奮戰,亞當斯夫婦咬定漢密爾頓黨人是陰謀家,稱他們是「埃塞克斯派」。這些「陰謀家」大多出生在麻薩諸塞州的埃塞克斯縣,包括費舍爾·埃姆斯、喬治·卡伯特、班傑明·古德休、史蒂芬·希金森、約翰·洛厄爾(John Lowell)和蒂莫西·皮克林。
漢密爾頓此行並不像他所設想的那樣大獲全勝。他宣稱「第一流的人」支持平克尼,「第二流的人」支持亞當斯,但是他碰到的更多的是後者,這是他沒有想到的。[77]許多擁戴亞當斯的人直接告訴漢密爾頓,如果他堅持推選平克尼的話,他們會把投給他的票收回來以確保亞當斯的勝利。與亞當斯反目成仇的漢密爾頓並不理會這些警告。雖然是一名無與倫比的行政家和高明的理論家,但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他卻缺乏相應的天賦。
漢密爾頓不擅此道的一個最明顯例證是遊說羅得島州州長亞瑟·芬納(Arthur Fenner)。芬納說,漢密爾頓在一群軍官的前呼後擁之下來到他家,隨後直奔總統選舉的話題。漢密爾頓強調,只有平克尼才會贏得廣泛的支持,無論南方還是北方,而亞當斯不可能再次當選。芬納大發雷霆,「我當時質問他,亞當斯先生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應該把他排除在外」。[78]芬納支持前往法國議和,認為麥克亨利和皮克林是罪有應得。漢密爾頓指出:「亞當斯已經沒有希望,平克尼和傑斐遜才是下一屆的搭檔。」多少年來,漢密爾頓一直將托馬斯·傑斐遜視為魔鬼的化身,如今,他卻寧可選擇傑斐遜,也不願選擇亞當斯,這意味著對亞當斯的強烈憎惡已經讓他失去了洞察力。
漢密爾頓漠視外界批評,加緊為平克尼拉票。朋友們警告說,他正在挑起一場危險的仇恨,但他置若罔聞。7月,南卡羅來納州的聯邦黨議員小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 Jr.)訪問羅得島州,聽到一些關於漢密爾頓的負面傳聞。拉特利奇告訴漢密爾頓:「羅得島州的許多居民都猜忌和懷疑您。他們認為您反對亞當斯先生是出於個人原因。如果當年您在華盛頓將軍去世後被任命為新軍隊的總指揮,您肯定會繼續堅定地擁護亞當斯先生。您努力讓平克尼將軍當選,因為他會遵循您的意願來管理政府。」[79]朋友勸漢密爾頓懸崖勒馬,因為拉票活動的效果已經事與願違,但他對這些忠告仍置之不理。他從新英格蘭之旅中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一心要去啟迪那些「無知」的選民認識到亞當斯的劣跡。他的慣用方法只有一個:滔滔不絕地演講,展示所有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