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罪惡時分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建立一支強大的臨時軍隊有一個簡單的前提：敵對的法國放棄與美國的談判，兩國可能發生戰爭。1798年冬天，戰爭似乎一觸即發。然而，意識到XYZ事件鑄成大錯後，法國人不想再和亞當斯總統對抗下去。在約翰·馬歇爾和查爾斯·科茨沃斯·平克尼從法國回到美國之後，代表團的另外一個成員，埃爾布里奇·格里還留在巴黎。像大多數共和黨人那樣，格里擔心同法國開戰會將美國推向大英帝國的懷抱。格里的怪異性格婦孺皆知，他身材矮小、斜視，喜爭好辯，卻受到口吃的困擾，他經常冒犯人，也善於迷惑人。例如，他主張設立兩個首都，讓不知所措的議員奔走於兩地之間。阿比蓋爾對他的評價是：「可憐的格裡頭腦里總是存在痴心妄想」。[1]然而，儘管有種種古怪癖好，埃爾布里奇·格里還是有一個衷心的仰慕者——約翰·亞當斯，他正因日益攀升的軍事備戰費用和公眾對上繳財產稅的不滿而心煩意亂。因此，當1798年10月格里告訴亞當斯主張和談的消息時，亞當斯對此格外重視。

  漢密爾頓和他的內閣朋友們並沒有理會這條消息，他們認為這是法國人的戰術策略。「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令我震驚。」亞當斯後來寫道。實際上，當時他也對法國的建議持懷疑態度。「我什麼都沒說，決意不受他人左右，我對格里的了解遠遠超過他們。」亞當斯很清楚，領導軍隊的人希望格里顏面盡失，「沒有人比漢密爾頓更熱衷於傳播和散布對格里先生的這些偏見了」。[2]

  本章節來源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1798年12月初，當著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的面，亞當斯向國會做了語氣較為溫和的致辭，宣稱法國政府已經「以一種合適的方式宣布，他們願意為了重鑄雙方的信任，而希望與美國一位部長級人物會晤」。[3]聯邦黨人見亞當斯向法國伸出橄欖枝，不由得大吃一驚，而許多共和黨人依然覺得總統太好戰了。作為為消除法國威脅而組建的部隊的總設計師，漢密爾頓自然對看起來能降低危險的舉措搖擺不定。他堅持，如果法國的威脅消退了，那也只是由於迄今為止所做的軍事上的努力。漢密爾頓對哈里森·格雷·奧蒂斯說，如果到8月初仍在談判中看不到法國的誠意，就應該賦予總統宣布同法國宣戰的權力。然而，亞當斯傾向於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國防部長麥克亨利告知漢密爾頓，他和亞當斯視察新部隊的建設進度時，總統「似乎在旁敲側擊地暗示這件事不必操之過急」。[4]得知軍隊組建緩慢的根源來自亞當斯後，漢密爾頓告訴華盛頓：「一個奇特的障礙阻止我們高效、成功地處理軍隊問題」。[5]

  因為新部隊的領導人是華盛頓和漢密爾頓，所以才激發了亞當斯的好鬥本性、猜疑和無法滿足的虛榮心。1799年2月初的一天，眾議院即將上任的發言人西奧多·塞奇威克，向亞當斯提出了一個表面上看來無傷大雅的問題：華盛頓在新軍隊的軍銜是否應為「將軍」。這個問題點燃了總統心中的怒火。「什麼？難道你要把他任命為高於總統的將軍不成？」亞當斯提高聲調問，「我看到那些自稱政府朋友的人結黨營私，妄圖僭越總統的基本權力。」[6]總統急不擇言的事情最終傳到了漢密爾頓的耳朵里。

  1799年2月18日，亞當斯總統激起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用大衛·麥卡洛的話說，「這是他在總統任職期間內做決定最快的一次」。[7]亞當斯給副總統傑斐遜送去一封信函，傑斐遜在參議院大聲宣讀了來自總統的驚人消息。亞當斯決定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任命了美國在海牙的公使威廉·范斯·默里（William Vans Murray）擔任美國駐法國的特命全權公使。這是典型的亞當斯式的決定：獨斷、衝動、離奇。在突然決定之前，他沒有徵求內閣成員的意見。內閣成員此前已經告誡過他，這樣的舉動將會「自取其辱」。[8]國務卿皮克林告訴漢密爾頓：「我想讓您知道，這完全是他的主意，沒有和我們任何人溝通，也沒有讓我們參與。」[9]時間將證實亞當斯的決定是英明的，但他做出決定的方式卻只會加劇其與內閣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當部長們對法國提出的和平建議表示懷疑時，亞當斯決定考驗他們的忠誠度。傳記作家約翰·弗林寫道：「他懷疑內閣中存在隱秘的背叛行為，這個陰謀集團尋求的目標是廢棄憲法授予他的權力。」[10]但是，亞當斯堅持自己的古怪方針，做出了一個既保留但又不理會那個他不信任的內閣的奇怪決定。他本可以與內閣磋商，或者乾脆將其解散。

  亞當斯的決定撕碎了諸多聯邦黨人和總統表面上的和諧關係。震驚之餘，一個議員代表團請總統解釋默里的任命。亞當斯的態度突然強硬起來。正如皮克林所敘述的那樣，當他們告知了拜訪目的的那一刻，「亞當斯先生暴怒，非但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反而責備對方詢問這種問題超出了他們的職責範圍」。[11]最終，這次對話以西奧多·塞奇威克和總統的互相咆哮收場。塞奇威克稱，總統做出這樣的決定，意味著「一個虛榮、忌恨、瘋狂的大腦完全喪失了理智」。[12]在這次兩敗俱傷的衝突之後，亞當斯匆匆回到昆西，在那裡連續住了7個月。他抽出部分時間用來閱讀腓特烈大帝的作品集。南卡羅來納的聯邦黨人羅伯特·G.哈珀詛咒說，希望他在途經昆西的時候，能看到總統的馬受驚後把主人的脖子折斷。

  亞當斯的外交倡議對建立一支偉大新軍隊的計劃造成威脅，漢密爾頓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比來自總統府的這個消息更令人驚駭的了。」[13]總統改弦更張的方式也讓他感到煩亂。他認為這個決定並沒有經過仔細思考，而是「一時衝動迸發出的」。[14]他相信，亞當斯本該諮詢他的內閣，而任何和談都該在美國的土地上展開。

  漢密爾頓對馬里蘭的律師威廉·范斯·默里印象欠佳。「對於這樣一項極其重要的使命，默里顯然不夠強硬。」漢密爾頓四處遊說，提議向法國派出一個包括默里在內的3人代表團。[15]漢密爾頓的建議最終被採納，亞當斯不情願地同意讓另外兩名特使陪同默里前往巴黎，他們是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奧利弗·埃爾斯沃斯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聯邦黨人威廉·戴維（William Davie）。為了顯示忠誠，聯邦黨人支持這個代表團，但黨內的團結已經受到極大傷害。亞當斯再次嘲弄了他的內閣和國會中的聯邦黨人，並拋棄了把整個黨派團結在一起的那個唯一的事項——雅各賓主義的威脅。所以，亞當斯在1800年謀求連任的大選中得不到聯邦黨人的支持的原因，也就不證自明了。特魯普的觀點與很多聯邦黨人一致，他說：「如果總統最近的任命是為了重啟與法國的談判，它會讓所有人都產生反感……如果亞當斯先生成為下屆總統候選人，他當然很難獲得支持。」[16]圍繞總統那飄忽不定的行為產生了許多流言蜚語，一些人甚至質疑他的心智是否健全。

  另一個讓漢密爾頓感到難堪的變化是，喬治·華盛頓對新軍隊的熱情正在衰減，他告訴漢密爾頓，如果在強烈抗議XYZ事件時組建新軍，徵募士兵不會有問題，但「現在大家對此態度冷淡，連那些曾參與其中的人都覺得沒有必要」。[17]後來，華盛頓寫給漢密爾頓的一封信態度甚至變得悲觀：「在部隊的現狀中，或者，更恰當地說是部隊的雛形，我所了解的任何事情都預示著我們可能不會走得太遠。」[18]

  漢密爾頓垂頭喪氣，但是他仍然堅持實施新軍隊計劃，不管其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他擔心拿破崙向美國的港口發起偷襲，擔心國家疏於防範。漢密爾頓還常常為一些瑣事感到煩惱。他告訴麥克亨利說，自己對定製的三角帽的質量感到十分失望和苦惱。他賣弄學識似地告訴麥克亨利，三角帽的3條邊必須翹起，「而收到的三角帽只有一邊翹起，並且帽梢過窄，不僅外觀難看，而且毫無用處。此外，這些帽子缺少帽徽和環帶」。[19]

  自從去年秋季開始，漢密爾頓變得更加抑鬱，常常因補給採購問題對麥克亨利大發雷霆。作為一位完美主義者，漢密爾頓總是抱怨經費緊缺，仿佛再次陷入了大陸軍經歷的那段最艱苦的歲月。除了菲利普·丘奇，他只有一名秘書，所以諸多書信必須親自處理。令人驚奇的是，儘管和麥克亨利是多年的朋友，漢密爾頓給他寫信的口吻卻變得傲慢甚至有類似虐待狂一般的語氣。這些發泄脾氣的語句讓麥克亨利讀起來極不自在，因為對方的語氣聽起來就像一位嚴厲的校長在訓斥一個愚鈍的學生。「事實是，你的機構在後勤供應的管理方面令人難以置信的差勁」，漢密爾頓在一封信中跟他說。[20]他不停地指出麥克亨利辦事程序中的錯誤，而且從不掩飾自己的憤怒。與之糾纏在一起的麻煩事還有財政部長沃科特不願意提供裝備軍隊的資金。麥克亨利告訴漢密爾頓，他和皮克林「無法消除財政部長對擴充軍隊的反對和偏見」。[21]漢密爾頓回信說，「我們的政府迄今仍沒有一個總體規劃，令人感到悲哀和羞恥」。

  漢密爾頓仍然在考慮讓新軍隊參加各種軍事活動，他說，「除了抵禦外敵、保家衛國，我們應當考慮占領佛羅里達和路易斯安那，我們應該把目光投向南美洲。」[22]漢密爾頓一度鼓勵內閣成員服從亞當斯。在與亞當斯分道揚鑣後，他又慫恿這些人直接反對總統。「如果總統的行為過於荒誕，」他告訴麥克亨利，「他的部長們應當更加團結、堅決和鎮定地採取合理措施。」似乎是要和亞當斯競爭，或者是妒忌亞當斯的權力，漢密爾頓更加熱情地宣傳自己的觀點，干涉總統內閣事務。1799年6月底，他或多或少地公開告訴麥克亨利，如果總統沒有正確的意見，就不應該把他當回事。

  無論是說漢密爾頓徹底背叛了亞當斯，還是說亞當斯背叛了漢密爾頓，其實都說得通。國會授權總統把軍隊再擴充10000人，而亞當斯卻從來不對徵兵伸出援手，結果到1799年夏末的時候，只招到了不足2000人。漢密爾頓招募的新兵從未達到授權人數的一半。到了10月，許多部隊已經6個月沒有發放軍餉了，經費短缺直接威脅到徵兵計劃。

  這樣的挫折似乎並非盡頭。緊接著，漢密爾頓陷入了個人財務窘境。軍隊的監察長雖然職位很高，但收入很低，而他又不再接受有利可圖的律師工作。他告訴麥克亨利，「我不能既是一名對得起政府的監察長，同時又成為一名對得起自己的律師」。[24]他墊付軍隊辦公室的燈油費和差役費，但他認為自己不應該再為其他必要開支掏腰包。「不要以為我貪得無厭，」他告訴麥克亨利，「我的性格沒變，但是，作為一位指揮官，我不得不花更多的錢招待軍官。」除了這些，他還得考慮「妻子和6個無論在撫養還是在教育上都必須精心照顧的孩子」。[25]這段在亞當斯領導之下擔任軍職的時期，漢密爾頓的總體感覺是有損尊嚴、受到忽視、未被賞識。

  1799年的春夏兩季，當亞當斯為逃避責任躲到昆西時，他的心情還是鬱鬱寡歡。很難理解為什麼他要在那裡待上如此長的時間。儘管亞當斯正在照顧身患風濕、身體狀況不佳的阿比蓋爾，但是作為總統他不應該如此奢侈地將7個月的時間花在照料妻子上。傳記作者約瑟夫·伊利斯認為，亞當斯意欲在法國國內狀況改善後再啟動和平使命。無論情況如何，總統變得食欲不振、體重下降、缺乏耐心都是不爭的事實。約瑟夫·弗林形象地描述了在這期間亞當斯變得多麼神經兮兮：

  有時，他是這般容易發怒，以致阿比蓋爾認為允許他看政府文件都是件不明智的事。他的行為完全像一個乖戾的老人，經常呵斥妻子和僕人，以輕蔑或粗魯的態度對待熟人和祝福者。諾克斯將軍攜另外兩人拜訪他時，他拒絕參與他們的談話，獨自躲在角落看報紙，令訪客們面面相覷。一天早上，幾名海軍軍官和哈佛學生從波士頓騎馬而來，希望能見上總統一面，並希望如果有幸的話能跟總統談幾句話。他的確在前門現身了，卻厲聲責備他們傲慢無禮，未接到邀請就私自來到他家。阿比蓋爾寫道，連她都為他感到難為情。[26]

  1799年秋季到來之前，漢密爾頓和亞當斯刻意避開對方以免相互攤牌。但他們兩人在那年秋天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海軍部長班傑明·斯托德特（Benjamin Stoddert）懇求亞當斯結束自我流放回到首都來，因為首都有一些「狡猾的陰謀家」正在試圖推翻他提出的與法國的和平動議。[27]亞當斯最終在10月啟程返回費城。在回來的路上，他在紐約市逗留數日，與兒子查爾斯在紐約市的會面，令他痛心疾首，查爾斯酗酒成性，已傾家蕩產。亞當斯曾經斥責他的兒子為「一個吃喝嫖賭樣樣俱全的花花公子」。[28]他甚至還在查爾斯面前發誓說再也不想看到他了。[29]在亞當斯和漢密爾頓會面之前，這場不愉快的父子相見令總統的心情更加鬱悶。

  費城再次爆發了黃熱病，政府不得不臨時遷往特倫頓，一時間，這個小城擠滿了政府雇員和軍人。由於重感冒，亞當斯總統下榻在一個家庭旅館裡，湊合著使用一間小臥室和會客廳。亞當斯來到特倫頓是希望打破與法國和平談判的僵局。有跡象表明，當年夏天，法國五人執政內閣正在醞釀新的陰謀。亞當斯總統為此深感煩惱，他告訴皮克林，「法國內閣的政變，各種社團和秘密組織的復興……突然打消了我們的熱情，我們不必匆忙派遣特使了」。[30]然而，10月15日，亞當斯突然召集內閣成員，討論並批准成立和平委員會。會議一直持續到半夜。第二天一早，他就命令3位特使在11月初啟航。漢密爾頓決定押注最後的努力，以求改變總統的想法。一場令人永遠無法釋懷的衝突在所難免。

  提及這場激烈爭執的根源，亞當斯宣稱，漢密爾頓得知內閣的決定時，正在紐華克訓練他的部隊。他說漢密爾頓未經召喚，在兩天內騎馬趕到特倫頓市，根本就沒顧及到禮儀。漢密爾頓的出現「是始料未及的，不請自來的，並且是不受歡迎的。這是他一貫魯莽無禮的一個典型事例」。[31]然而，漢密爾頓的回憶則截然不同。他說，受戰爭部召見後，他在10月8日就抵達特倫頓，與威金森將軍進行了會談，主要涉及加強西部防禦的問題，後來就一直住在市內。亞當斯暗指他前往特倫頓，是為了「一個秘不告人的陰謀」。漢密爾頓否定了亞當斯的說法。[32]在特倫頓期間，他聽說了內閣向法國派遣和談特使的決定。作為為抵禦法國入侵之目的而組建的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他自然希望能夠向總統建言。但作為總統本身所屬黨派的實際領袖，以及一個相當自負的人，他覺得有權讓總統傾聽自己的意見。亞當斯則認為漢密爾頓好出風頭，而且非常傲慢專橫。他把漢密爾頓的舉動看成是對總統特權的踐踏，是危險的軍人干政行為。他還擔心漢密爾頓想用他的新部隊對付他南方的對手。阿比蓋爾·亞當斯甚至擔心漢密爾頓可能對她丈夫的政權發動政變。

  亞當斯和漢密爾頓之間的交鋒可能發生在總統住所的會客廳，這場會談持續了數小時，按照亞當斯的描述，「這個小個子男人」口若懸河，「情緒激動……像一座不斷噴出灼熱岩漿的火山」。[33]亞當斯可能並未誇大其詞：在這段時間，漢密爾頓經常陷入激動或沮喪的情愫，無法自拔。亞當斯回憶說，他冷靜地對待漢密爾頓，好像是在縱容一個瘋子：「我權當對方在開玩笑，儘管我一生中從未像當時那樣聽一個人像瘋子一樣說話。」[34]

  漢密爾頓試圖讓亞當斯相信，法國五人執政內閣的變化預示著路易十八有可能在聖誕節前復辟重登法國王位。亞當斯針鋒相對地回答說：「與其相信這種事情，倒不如相信太陽、月亮和星星會從天際墜落了。」[35]亞當斯說對了：在未來15年之內，路易十八都不會登上王位。但另一方面，他錯誤地認為歐洲會在冬季保持和平。「我自始至終都對他彬彬有禮，」亞當斯最後說，「但在他離開以後，想到他對歐洲，對法國、英國和其他地區的無知，我有些忍俊不禁。」[36]

  亞當斯對法國的立場發生如此轉變，讓漢密爾頓感到吃驚。僅僅過了一個月，總統對大革命後的法國政府從密切關注變成漫不經心，甚至漠不關心，漢密爾頓告訴喬治·華盛頓：「總統決定派特使前往法國，無視那裡的變化。我對此舉感到遺憾。」[37]當漢密爾頓指出亞當斯並沒有徵求他的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的意見時，華盛頓也表現出批評的態度。「我對此做法感到不解，他以這種方式還做了多少這樣的事情呢？」他告訴漢密爾頓，「整件事發生於一個不幸的時刻，伴有不祥的徵兆。」[38]

  在特倫頓會面之後，漢密爾頓回到了紐約，中途還去新澤西州的斯科奇平原視察了在冬季營區的部隊。在特使啟程前往法國時，漢密爾頓一定對他那尚未成氣候的部隊將會持續多長時間而感到疑惑。他責怪亞當斯的外交政策，因為這威脅到了他的部隊，但實際上，這個組建新軍的計劃也缺乏民眾的廣泛支持。選舉人不想繳納新的稅收，也不想舉債維持一支花費不菲的部隊，還擔心漢密爾頓可能會把軍隊用在別的什麼用途上。漢密爾頓最忠實的支持者察覺到民眾對新軍隊的熱情正在減退。西奧多·塞奇威克擔心，「遍布南方的部隊是非常不受人歡迎的，而且越來越不受歡迎。」[39]財政部長沃科特告訴費舍爾·埃姆斯說，可以非常肯定的是，「軍隊普遍遭到嫌棄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即使在加強防禦的南方各州也是如此……北方各州的民眾要麼不擔心法軍入侵，要麼認為這麼一丁點人馬在入侵者面前是無濟於事的」。[40]當漢密爾頓還在為其部隊描繪美好藍圖的時候，美國民眾的備戰興致卻突然冷卻。亞當斯12月初在國會上發表講話，根本沒有呼籲徵召步兵或海兵。

  漢密爾頓和亞當斯在特倫頓的衝突宣告兩人關係徹底破裂。亞當斯無法容忍漢密爾頓的盛氣凌人，得不到總統認同的漢密爾頓也是滿腹怨氣。這兩個自負的野心勃勃的人似乎都要把對方最醜陋的一面揭露出來。不過漢密爾頓並不打算裁減軍隊，反而提出更加不切實際的想法，他放眼全球可能面臨的威脅，認為與法國和平共處的機會微乎其微。他給新澤西的喬納森·戴頓起草了一封長信，預示災難即將來臨，並闡述了聯邦黨的新計劃。這份文件表明，漢密爾頓徹底失去洞察力，判斷力也降至最低點。雖然其中不乏創見，如建立軍事學院，籌建工廠生產軍服和其他軍用補給物資，開鑿運河促進各州之間的貿易往來，但更多的卻是反映了他對動亂的病態恐懼。他認為維吉尼亞的「敵人」企圖分裂聯邦，整個國家已處於內戰的邊緣。他希望有更多的稅收去建造船隻、引入更長的兵役的期限。他越來越不相信公眾的判斷力，建議加強各州民兵的力量，以隨時召喚他們「鎮壓非法集會和叛亂」。[41]他原來對《外僑法與鎮壓叛亂法》的前景充滿疑慮，現在則高調支持，激昂地表示有必要懲罰在國外出生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對政府官員含沙射影的人：「變節的外僑不止一次在美國發表最具煽動性的言論……為什麼不遣送他們？」[42]為了削減維吉尼亞州政府的權力，漢密爾頓甚至不切實際地提出肢解大州：「大州自恃有力量與首府抗衡，更有可能興風作浪……將大州分成若干小州應該成為聯邦政策最重要的內容。」[43]

  這封陰暗的信件充斥著報復的欲望，顯然與漢密爾頓最近在政治生活中受到的挫折密不可分。在華盛頓就任總統時，漢密爾頓已經習慣於獲得權力和尊重。亞當斯總統摧毀了這種專屬權，漢密爾頓永遠也不會原諒他。在特倫頓發生的事件，證明漢密爾頓對總統已經沒有任何直接影響。再加上雷諾茲緋聞的公布令漢密爾頓無地自容，嘲諷了他對個人美德的自我標榜，這無異於雪上加霜。與此同時，他還陷入了敵人對他無情的抨擊中而不能自拔，深感痛苦。現在，他的思想完全沉浸在憂鬱之中，甚至有人懷疑他因意志消沉而喪失判斷力。他早年任財政部長時的生機和活力似乎正在慢慢消逝。

  與漢密爾頓和亞當斯的緊張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8世紀最後幾年，漢密爾頓和華盛頓相互尊重，結下深厚友情。1799年12月12日，華盛頓給漢密爾頓寫了封信，贊成他為美國軍事學校擬訂的總體規劃：「我一直認為這樣一個機構的創立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個首要的目標。」[44]這是喬治·華盛頓生前所寫的最後一封信。隨後他騎馬外出遭遇了暴風雪，高燒導致的咽喉感染使華盛頓在兩天後辭世。華盛頓並沒有機會親眼看見政府在1800年之後，搬到以他命名的新首都。他生前擔心自己在未去世時被活埋，因此要求家人在他去世數天後才能將遺體葬在芒特弗農的墓穴中。

  華盛頓離世後與他生前一樣備受尊敬。儘管他也役使奴隸，但他一直痛恨奴隸制。現在，他在遺囑中立下了規矩，在妻子瑪莎死後，他的奴隸便能獲得自由。他還給年幼或年邁而無法照顧自己的奴隸留出了專門的生活費用。在美國九個擁有奴隸的總統當中，包括華盛頓的繼任者維吉尼亞人傑斐遜、麥迪遜和門羅，只有華盛頓把他所有的奴隸都釋放了。

  華盛頓的死成為對漢密爾頓的願望和抱負一個沉重的打擊。在23年的時間裡，他們風雨同舟，漢密爾頓現在更迫切地需要來自華盛頓的幫助。在華盛頓死後，漢密爾頓向查爾斯·科茨沃斯·平克尼袒露心跡：「就個人角度而言，或許他的朋友中沒有誰，能比我更有理由對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了……我的天空很陰暗，我的心情很悲傷。」[45]漢密爾頓在給華盛頓的秘書托拜厄斯·利爾的信中寫道:「我對將軍的與人為善感激不盡……他是我不可或缺的保護傘……如果一個人的美德能夠保證他在另一個世界的幸福，那麼他現在必定是幸福的。」[46]由於不想在服喪期打擾瑪莎的心情，漢密爾頓等了將近一個月才給瑪莎·華盛頓寫信：「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你所失去的是多麼偉大的一個人，也沒有人比我更能體會您那錐心刺骨的痛楚。」[47]漢密爾頓對華盛頓的去世感到無比悲傷，也讓他變得更加憂鬱。

  舉國上下向這位開國領袖表示哀悼，黨派紛爭也暫時平息。1799年12月26日，心情抑鬱的漢密爾頓隨同政府要員、步兵和騎兵，將華盛頓生前乘騎的白馬從國會大廈護送到德意志路德教堂。在教堂里，維吉尼亞的亨利·李稱讚華盛頓是「戰爭第一人，和平第一人，國民心中的第一人」。[48]在隨後幾個月里，漢密爾頓軍隊裡的將士一直佩戴黑紗臂帶進行悼念。儘管副總統傑斐遜坐在蒙上黑紗的椅子上主持參議院，考慮到他一直對華盛頓心存芥蒂，人們拒絕他參加追悼會。眾人對已故前總統的頌揚令亞當斯妒火中燒，他後來指責聯邦黨人「在軍事、政治、宗教和道德方面，把華盛頓奉為他們的教皇，把一切都歸功於他，由此給他們自己和整個國家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傷害」。[49]

  亞當斯在一件事上是正確的：聯邦黨人太依賴華盛頓，期望他能結束黨爭，這使得他們在華盛頓死後尤其是在總統大選在即的時候非常脆弱。漢密爾頓周圍的許多高層聯邦黨人想放棄亞當斯，華盛頓去世之前，古維內爾·莫里斯草擬了一封給他的信，請求他再次競選總統。漢密爾頓深知，華盛頓的離去將摧毀原本就不牢固的聯邦黨陣線，「這位偉人的辭世給我們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大好局面頓時失去控制」。[50]追隨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人面臨兩難的窘境：要麼默認現行政府的惡政，要麼冒險讓黨內出現分裂。

  華盛頓的去世使得軍隊總司令的位置出現空缺。漢密爾頓認為自己有資格執掌帥印。「如果總統拒絕任命漢密爾頓，」菲利普·斯凱勒說，「人們會懷疑此舉是否慎重和得體……我相信，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希望漢密爾頓得到任命。」[51]漢密爾頓為了組建一支由6個騎兵連和12個步兵團組成的新部隊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並且個人也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但是在任命漢密爾頓為軍隊的二號人物之後，亞當斯後悔萬分，他並不準備把最高職位給漢密爾頓，這個職位一直處於空缺狀態。而漢密爾頓接替華盛頓成為辛辛那提協會的主席。

  漢密爾頓已經沒有時間實現他的軍事抱負。1800年2月，國會終止了徵兵工作，意味著不再需要他去籌建新軍。在同一個月，美國獲悉拿破崙·波拿巴在去年11月廢除法國五人執政內閣，宣布自己為第一執政官。然而，漢密爾頓預言的應驗卻讓自己處於尷尬的境地：拿破崙的政變標誌著法國大革命的結束，因此，聯邦黨人沒有必要針對這個原本推行雅各賓主義的國家的潛在入侵進行軍事準備。[52]看到籌建新軍的夢想煙消雲散，漢密爾頓告訴一位朋友：「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國家的軍事職業不能給人以激勵；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根據現行計劃，我目前在軍隊的身份不會持續太久。」[53]

  但是在春天到來的時候，漢密爾頓依然不能從他對美國軍隊的憧憬中走出來。在活躍思維的驅使下，他起草了一個有關創辦軍事學院的提案，內容涉及對陸海軍將士和陸軍工程兵的培養。他還對陸軍訓練手冊進行了修訂，具體到正確的行軍速度：「齊步走」每分鐘75步，「跑步」每分鐘120步，但漢密爾頓這樣做只能是徒然耗費時間。5月中旬，國會授權總統解散大部分新軍的建制，亞當斯急不可耐地採取了行動。這時的亞當斯認為漢密爾頓的部隊是一個可憎的事物，他後來回憶，新軍「一點也不受歡迎，就好像它是一隻鬆了綁的兇殘野獸，趴在國家身上貪婪地汲取國家的營養」。[54]亞當斯冷冷地嘲諷說，倘若讓漢密爾頓這個危險人物執掌軍權，即使解散了這支新軍，他還會再拉一支人馬。[55]

  漢密爾頓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內心深處卻因這支命運多舛的軍隊而備受煎熬。他告訴艾麗薩，他不得不玩「強顏歡笑的遊戲，但是……這是一個虛偽的遊戲。在我靈魂最深處充滿了絕望」。[56]他不習慣失敗，在這裡他把一年半的時間耗在一支半途而廢的部隊上。1800年5月22日，漢密爾頓從他在斯科奇平原的營帳中走出來，最後一次視察這支即將在6月中旬解散的軍隊。阿比蓋爾·亞當斯當時也在場，儘管她不喜歡漢密爾頓，但這支軍隊卻讓她印象深刻。她告訴自己的姐妹，「他們對軍官以及他們自己都有著無上的敬意」。[57]7月初，漢密爾頓關閉了設在紐約的司令部，通知國防部長他卸任了，正式終止了他的軍事服務。這個沉重且讓人灰心的故事結束了，但有一點還沒有結束：他對總統滿腔的憤怒還沒有發泄出來，因為他認為總統應該對這個不光彩的結果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