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神聖和世俗

  1799年6月3日，詹姆斯·漢密爾頓死在聖文森特一個小小的火山島上，享年約80歲。老漢密爾頓的命運從沒有得到改善，最終被困在一個令人生厭的小島上。在此前四年的時間裡，這個小島見證了令人髮指的暴行。從1795年開始，加勒比土著秘密勾結法國居民在這個英屬島嶼上發動起義。英軍殘酷地鎮壓了叛亂，居民遭到屠殺，甘蔗種植園被焚毀。這想必就是孱弱老邁的漢密爾頓晚年的生活場景。在老漢密爾頓人生最後的34年裡，亞歷山大沒有去探望過他，這不禁使人重提一個舊話題：這位老人究竟是不是亞歷山大的親生父親？莫非是因為老漢密爾頓拋棄家人，讓亞歷山大淪為孤兒，從而使他疏遠這位不稱職的父親？也可能是漢密爾頓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回到這個小島？姑且不管這個謎團的答案到底如何，漢密爾頓每年都要給父親匯兩次款，孝順地接濟他，最後一次匯款是在1798年的聖誕節。

  與很多自我奮鬥的移民一樣，漢密爾頓徹底地拋棄了自己的過去。他從來沒有流露過重返故里的願望，他的成長經歷也成了一個禁忌話題。然而少年時的景象可能繼續影響著他看待問題的方法，尤其是奴隸制問題。1795年，漢密爾頓離開財政部的時候，奴隸制在新英格蘭和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各州已經開始衰退了。羅得島州、佛蒙特州、麻薩諸塞州、新罕布夏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康乃狄克州已經決定廢除奴隸制。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蓄奴現象也明顯減少。於是在1798年1月，漢密爾頓重新建立了在此前幾乎中斷的與紐約解放協會的聯繫。在被選為協會的4個法律顧問之一後，當其他州的奴隸主揮舞著契約，試圖從紐約市街頭抓走獲得自由的黑人時，他幫助這些黑人，為其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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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年，該協會取得了重大勝利。紐約州議院以68對23的結果頒布法令逐步廢除紐約州的奴隸制度。（儘管亞倫·伯爾在隨後數年仍然保留了奴僕，但他與大多數聯邦黨人站在同一陣營。）到了1804年，新澤西州也以紐約州為榜樣，保證其北部地區在30年內根除奴隸制，為後來取得南北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但是，隨著奴隸人口的迅速膨脹和軋棉機的發明，奴隸制在南部各州中變得根深蒂固。那些沉醉在奴隸制將慢慢消失的幻想中的美國開國元勛的想法，被證實只是一廂情願。

  漢密爾頓的名字突然出現在解放協會1799年3月會議的記錄中。該協會正在努力為一個被從馬里蘭州帶到紐約州的奴隸薩拉爭取自由。結果，讓漢密爾頓尷尬的是，這名奴隸屬於他的姐夫約翰·巴克·丘奇。會議記錄沒放過這一令人難堪的場景，也沒妄加評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丘奇的事務代理人。」[1]約翰和安傑莉卡·丘奇在他們返回紐約之前就要求漢密爾頓為他們購買奴隸。在下一次會議上，有記錄說丘奇夫婦突然恢復了薩拉的自由。這一事件證實了人們的直覺，即漢密爾頓1796年到1797年期間的兩次奴隸交易是替丘奇夫婦進行的，而不是為他自己。前文中提到，1795年年末的時候，漢密爾頓曾為準備回來的親戚尋找住房了。

  解放協會的工作遠未結束。協會創辦了一所可以容納100個黑人孩子的學校，教他們拼寫、閱讀、寫作和數學。協會還對一種日益猖獗的現象提出抗議：紐約州的奴隸主正繞開州法律，把奴隸運往南方，再轉運到漢密爾頓自小就熟悉的西印度群島甘蔗種植園。漢密爾頓從未放棄過解放奴隸的工作，隨著個人名望的上升，他為之付出的努力也越來越多。他長期擔任該協會的法律顧問，直至去世。這或許是他通過糾正早年圍繞他的那些不公來承認過去的一種獨特方式。

  在18世紀90年代末漢密爾頓從事反對奴隸制的工作的同時，艾麗薩也在從事與之相似的工作，她把生命的後50年全部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因為艾麗薩·漢密爾頓是一名溫和而又不喜歡出風頭的女性，她燒毀了自己的信件，儘量避免歷史書中出現自己的名字，這造成她的能力和貢獻均被後人所忽視。她的兒子小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曾經說：「她因活潑快樂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2]而她早期替窮苦大眾排憂解難的工作，幾乎被忘得乾乾淨淨了。「她是一個熱心、精力充沛且聰明伶俐的女人，」她的兒子詹姆斯說，「作為寡婦救助會和孤兒救助會的負責人，她從未中斷自己的工作。」[3]

  艾麗薩·漢密爾頓的慈善事業與一位了不起的蘇格蘭寡婦密切相關。丈夫死於黃熱病後，伊莎貝拉·格雷厄姆於1789年從安地卡遷至紐約市。格雷厄姆是一位虔誠的長老會信徒，育有三個女兒，她決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神的工作」。她與華爾街的兩位牧師約翰·羅傑斯和約翰·梅森交好，這兩位牧師正是漢密爾頓最早接觸的美國人。[4]在這些教會領導人的幫助下，格雷厄姆創建了一所學校，傳播基督教美德，並給時尚新女性提供良好的教育。她那當時已經嫁給富商理察·貝休恩（Richard Bethune）的女兒喬安娜也給了她不少幫助。女兒的美滿婚姻使格雷厄姆從學校管理事務中脫身，把自己的精力奉獻給窮人。1797年12月，母女倆共同創業，成立了攜幼寡婦救助會。這個傳教救助會由來自不同教區的女基督教徒組成，可能是紐約市首家全部由女性組成的社會服務機構。救助會的志願者給生活拮据的寡婦送去食物和藥品，僅第一年冬季就救助100名貧窮的婦女。艾麗薩以「漢密爾頓將軍夫人」的稱呼出現在救助會的成員名單上。攜幼寡婦救助會讓她有機會進入更廣闊的慈善領域。在喬安娜·貝休恩兒子的記憶里，艾麗薩「身材嬌小，體態優雅，亮晶晶的黑眼睛使她顯得溫婉可親，散發著在隨後的生活中展露無遺的精神和機智」。[5]

  在18世紀90年代末，隨著家庭成員的增多，繁重的家務使得艾麗薩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工作之中。1799年11月26日，她生下了她與漢密爾頓的第7個孩子——小艾麗薩，但是，這沒有妨礙她對孤苦兒童的收容，這種做法從她和亞歷山大收養范妮·安提爾時就開始了。1795年，艾麗薩的兄弟約翰·布拉德斯特里特·斯凱勒去世了，留下幼子菲利普·斯凱勒二世。這個孩子平日和漢密爾頓家的男孩們一起到斯塔滕島上學，周末則與亞歷山大姑父和艾麗薩姑母一同度過。因此，艾麗薩家裡經常擠滿了需要他們照顧的孩子。

  艾麗薩沒有機會忘卻雷諾茲事件，因為共和黨報紙一有機會就重提舊事。1799年12月，《黎明報》用輕快的筆調寫道，其舊情人在首都現身後，漢密爾頓將軍最近頻繁光顧費城。《黎明報》在暗示這件風流韻事並未終止：「雷諾茲夫人，即瑪麗亞，那個令人難忘的多愁善感的女主角再次出現在費城，她就是緋聞中的那位瑪麗亞。但是，自去年年初進城後，她不知羞恥地把自己當作賢婦貞女。」[6]事實上，漢密爾頓再也未曾與他昔日的情婦有任何來往。為了在費城立足，這位瑪麗亞嫁給了一名法國醫生。現在，瑪麗亞·雷諾茲已成為寡婦瑪麗亞·克萊門特（Maria Clement）。然而，共和黨報紙總是興致勃勃地翻出陳年舊事，暗示她與漢密爾頓仍然藕斷絲連。

  漢密爾頓發現，百老匯26號的家給自己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樂趣。有人認為，他和妻子艾麗薩難捨難分是出於內心深處的相互需要。「我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每當我外出奔波之時，只有頻繁的書信才能給你熱情而焦慮的心靈帶去慰藉，我願意為你這樣做，」他在一封信中告訴艾麗薩，「你也有權利得到我的一切。我無法補償對你的虧欠，但是，我今後將加倍努力，讓你獲得更多的幸福。」[7]他對政治和人性越是絕望——他的世界觀從一開始就不是樂觀的——他就越感激忠貞不貳、樸素大方的妻子。他從費城給她寫信：「你真是我的守護神，古代哲學家稱之為『知己』的賢妻良母，你非常清楚我很樂意每天儘可能地與你在一起。」最後他寫道，「再見，最好的妻子和最優秀的母親。」[8]對漢密爾頓來說，艱辛的軍旅生活曾是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現在它不再奏效。「我發現自己對軍務越來越提不起興趣，」他告訴艾麗薩，「我的健康狀況和對舒適生活的渴望，要求我應該儘可能待在家裡，在那裡，我總從你的臂彎里找到甜蜜的呵護，免去我的擔心和痛苦。」[9]

  然而，漢密爾頓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安傑莉卡·丘奇的寵愛。有一次，他和姻親在奧爾巴尼聚餐，他發現自己吃飯的時候正好坐在約翰·特朗布爾繪製的安傑莉卡和她的兒子菲利普的肖像對面。於是，漢密爾頓給安傑莉卡寫了一封很詼諧的信，妙趣橫生地描述了他如何與一位「沉默的女性」共進晚餐：

  我坐在她的對面，整個晚餐中，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她吸引。儘管沒有像往常那樣展現自己的魅力，但是她仍顯得饒有風趣。沉默並非她平時的品質，但這一時刻，在這種場合保持沉默，並不是她的錯誤。儘管我喜歡聽她說話，但是此時無聲勝有聲，以致我不想讓她打破這種沉默。你可以想像，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的讚賞。[10]

  漢密爾頓快45歲了，或許感受到了時間的威力，他仍然背負著眾多的責任，生活緊張而勞碌。作為監察長，他一個人承受著整個軍隊的負擔，同時努力與那些難纏的法律客戶保持著聯繫。「律師業務幾乎拋棄了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拋棄了律師業務，」羅伯特·特魯普對魯弗斯·金說，「他遭受的損失是巨大的！」[11]然而，漢密爾頓的生活逐漸失去了如時鐘般的精準，抑鬱的情緒再次擊敗了他。在1798年11月住在小奧利弗·沃科特家中的時候，漢密爾頓目睹了處於疾病晚期的沃科特夫人日漸消瘦，他向艾麗薩坦言，他陷入情緒低谷，無法自拔：「我很好，但我知道憂鬱盤踞在我的腦海，恐怕只有和家人團聚才能擺脫它們。從來信得知你和寶貝們一切都好，我感到寬慰。」[12]在後來的一次旅行中，他告訴安傑莉卡·丘奇，在離開紐約之後他感到「滿心的悲涼」。[13]這些直白的話語罕見於字面上，因為漢密爾頓常常掩飾內心的想法，很少坦白自己的焦慮。

  儘管菲利普·斯凱勒飽受痛風和腹痛的折磨，但他仍在擔心女婿過於苛求自己。1799年初，他再次勸說漢密爾頓要放鬆一些：

  丘奇夫人給我寫信說，你缺乏運動。這種情形以及無休止地操勞會嚴重損害你的健康。我相信很難讓一個活躍的大腦暫停對事業的關注，但是，我親愛的先生，為了健康，你必須做出一些犧牲。因為對所有你珍愛的人和敬愛的國家來說，你的健康非常重要。我請求你多鍛鍊身體，不要太過勞神。[14]

  斯凱勒還建議艾麗薩每天給漢密爾頓的馬裝上馬鞍，讓他騎著馬再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漢密爾頓的確開始做一些戶外休閒活動了。近來他買了一支來復槍，喜歡和一隻名叫「老佩吉」的獵犬外出打獵，還會帶著他那「打鳥的家什」——在槍托上刻著「A.漢密爾頓，紐約」字樣的獵槍，在哈萊姆森林裡打鳥散心。其他時候，他會到哈得孫河垂釣，看是否能撞見一條鱸魚。[15]他依舊是劇院的常客，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他還參加百老匯雪花旅館的慈善音樂會。漢密爾頓興趣廣泛，他缺的只是時間。

  漢密爾頓還曾有一次惡作劇，這與他在公眾面前的嚴肅形象截然不同。在訪問紐瓦克期間，漢密爾頓的助手菲利普·丘奇遇到了一位波蘭詩人，朱利安·聶姆策維奇（Julian Niemcewicz），他是塔得茲·考斯丘什科將軍（General Tadeusz Kosciuszko）的一位朋友。聶姆策維奇堅持說考斯丘什科教給了他一項魔法，能夠召喚墳墓中的幽靈。漢密爾頓立即產生好奇之心，邀請這位波蘭詩人參加周五的社交晚會。為了證明法術的真實性，聶姆策維奇請漢密爾頓走進隔壁一個房間，觀察即將發生的事情。隨後，一位客人在卡片上寫下一個死去的戰士的名字——參加過約克鎮戰役的德維奧曼尼爾男爵（Baron de Viomenil），讓這位波蘭詩人用魔法召喚男爵的魂靈。聶姆策維奇搖著鈴鐺，嘴裡念念有詞。法術結束後，漢密爾頓跨進大廳，並「宣布德維奧曼尼爾男爵千真萬確地出現在他面前，穿著跟以前一模一樣，而且兩人還做了交談，關於談話的內容他不方便透露」，州長的兒子彼得·傑伊講道。[16]關於漢密爾頓與已故戰友對話的事，立即引起紐約各界的關注。最終，漢密爾頓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和菲利普·丘奇以及聶姆策維奇共同導演的一場騙局，「只想嚇唬一下來賓，並且本來永遠都不想公開這個秘密的」。[17]

  1798年，奪走班傑明·富蘭克林·貝奇和聯邦黨人約翰·芬諾生命的黃熱病大面積暴發，讓寡婦救助協會的工作再度緊張起來，因為許多婦女失去了他們家庭中養家餬口的人。「只有親眼目睹，」伊莎貝拉·格雷厄姆寫道，「才知道有這麼多勤勞善良的女性遭受苦難，她們從未想過向上帝乞求麵包。」[18]然而，亞倫·伯爾卻從這場災難中窺到了商機，他試圖在紐約市創立一家另類機構：曼哈頓公司。

  為了理解亞倫·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關係的這一段極為關鍵的時期，我們必須知道那年秋天橫掃紐約市的傳染病有多麼嚴重。9月，每天有多達25位受害者死亡，漢密爾頓和他的家人甚至臨時搬到離市中心數公里的地方居住。羅伯特·特魯普是這樣描述紐約發生的恐怖的癱瘓景象的：「我們的法庭被迫關閉，我們的商業全部停滯，我們很少有或者說根本沒有什麼業務……我每天去漢密爾頓家一次，我們互相鼓勵，決心抗擊這種無法治癒的疾病。」[19]蚊子是傳播這種疾病的元兇，它們在城裡的沼澤和積水中瘋狂繁殖。稍微富裕一點的居民逃到了農村，而窮苦的人只能聽天由命。大約有2000名紐約人死於傳染病了，他們被埋葬在一塊新的墓地，就是今天紐約附近的格林威治村。

  亞倫·伯爾的姻親兄弟約瑟夫·布朗醫生將黃熱病的蔓延歸咎於不潔的水源——當時，紐約人依然從易受污染的井中取水，並向市議會遞交了一份從布明克斯河引水的計劃。布朗想在市立法機關授權下成立一家私營水務公司。在那時，自來水像萬靈藥一樣廣受歡迎，除了飲用外，它還能滿足市民的其他需求：能用於滅火，還能用於沖刷惡臭的街道。儘管市議會贊同成立水務公司，卻認為應該由公有公司來負責這項業務。

  事實上，布朗方案是伯爾策劃的一個陰謀，伯爾只想設立一個屬於共和黨的銀行，根本不關心是否有潔淨的水源。漢密爾頓及其聯邦黨同事在紐約享有諸多優勢，尤其是對當地銀行業的實際壟斷。1799年，紐約市根據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設想成立了僅有的兩家銀行：紐約銀行及合眾國第一銀行紐約分行。這些銀行對共和黨商人的排斥讓他們耿耿於懷。一名共和黨的新聞記者指責說，「宣傳共和黨觀點的人，在從事商業活動時而不蒙受經濟損失，已經變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共和黨人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銀行卻變本加厲地對他們實施排外措施」。[20]共和黨商人是否確實受到影響尚不清楚，但是質疑普遍存在。漢密爾頓反對18世紀90年代州立銀行激增的風潮，這並非出自狹隘的政治動機，而是擔心銀行間的競爭會破壞信用標準，輕率地放貸給投機客戶。

  作為紐約州眾議院的成員，伯爾知道，任何打破聯邦黨在銀行業壟斷地位的政客，都將在共和黨中獲得英雄般的地位——至少在那些不把銀行視為魔鬼工具的人中間。伯爾現在入不敷出，對這樣一個窮奢極欲、不可救藥的人來說，創辦一家銀行有著致命的吸引力。1797年年初，當他在美國參議院任期接近尾聲時，他的財務問題日益尖銳，令他無法安心履行立法職責。為了在紐約市成立一家銀行，他必須越過重重障礙。州立法機關負責頒發銀行許可證，但是它在聯邦黨人的控制之下。在那時候，紐約每一個從事商業活動的公司都需要一張立法機關頒發的特許狀。正當詭計多端的伯爾在尋找一個能讓他越過聯邦黨，偷偷搞到一張銀行特許狀的計策時，他突然發現了這個不太有把握的規避手段：用提案中的水務公司做擋箭牌。

  伯爾動用了狡猾的政治手腕，找到了六名在兩個黨派中都得到認可的知名人士組成了一個聯盟——三名共和黨人，三名聯邦黨人——作為他的私營水務公司方案的發起人向市議會提交議案。其中的聯邦黨人，他找的是紐約銀行的主席古利安·維普蘭克（Gulian Verplanck），商會主席約翰·默里（John Murray），其中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漢密爾頓為什麼會和伯爾攪到了一起呢？伯爾最近與聯邦黨人眉來眼去，並與漢密爾頓合作，加強紐約市防務，以防法國入侵。當時，兩人立場接近，漢密爾頓幸運地躲過黃熱病的侵襲，對這項能讓紐約市免受傳染病困擾的計劃自然是舉雙手贊成。另外，漢密爾頓也可能在為約翰·巴克·丘奇考察工作機會。安傑莉卡促使她丈夫放棄了在英國議會的工作回到了美國，雖然衣食無憂，但丘奇卻不願待在紐約市虛度光陰。漢密爾頓指出：「他無所事事，時間在他手上很沉重。」[21]丘奇後來擔任曼哈頓公司的董事，這或許是漢密爾頓參與其中的前提條件。「無論漢密爾頓的初衷如何，」伯爾的一名傳記作者寫道，「為了儘可能讓亞倫·伯爾在紐約州立法機關中獲勝，六人委員會中沒有人比漢密爾頓工作更賣力的了。」[22]

  1799年2月22日，漢密爾頓和伯爾一起走進市長理察·瓦里克的辦公室，商談成立水務公司的事情。在與英國管道工程師交換了意見之後，漢密爾頓拿出一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筆記，它已經超出了簡單的水利工程的範圍，內容除涉及建立自來水廠外，還包括排乾市區的沼澤、安裝城市下水管道等系統工程。在被漢密爾頓說服之後，市議會同意把最終的決定權提交給州立法機關。伯爾想必很享受這一情形：他在利用漢密爾頓，徵召敵人的御用筆桿為共和黨的秘密事業服務。這正是智計詭譎的伯爾希望看到的笑話。他還請漢密爾頓給州立法機關寫了一封支持私營水務公司的信件。3月末，州立法機關批准成立曼哈頓公司；4月2日，沒起任何疑心的州長約翰·傑伊簽署了相關法案。在發生火災時免費提供消防用水，以及修復鋪設管道時損毀的街道，這些都是曼哈頓公司設立時的承諾，也是其他州水務公司合同中的標準條款，但上述條款在議案定稿中被伯爾偷偷地刪除了。

  如往常一樣，魔鬼總是隱藏在細節中，在這屆州議會的最後時刻，許多議員已經啟程回家了，而其他人又懶得檢查那些蠅頭小字，所以，沒有人發現伯爾在提案中添加了一條，在未來允許無限擴大公司經營活動的簡單規定。這些意義重大的文字是這樣寫的：「該公司可用其剩餘資本購買公共債券或其他股票，或從事與紐約州法律法規不產生衝突的任何貨幣交易。」[23]「剩餘資本」這個漏洞，將允許伯爾把曼哈頓公司當成一家銀行或其他任何種類的金融機構使用。聯邦黨人恰恰在這一把戲上打了個盹，他們一直以為共和黨人反感銀行，更何況伯爾狡黠地把聯邦黨的著名人物誘入聯合陣營。

  事實證明，伯爾聰明反被聰明誤。儘管一些共和黨人敬慕他，視他為州眾議員的合適人選，但並不是所有選民都這樣認為。4月底，伯爾競選連任州眾議員時，選民們認為他的欺詐行為性質惡劣，沒有把票投給他。漢密爾頓在認識到伯爾欺騙了自己之後，他立刻臉色鐵青。後來他對伯爾表達不滿時說：「當初他堅決反對銀行系統，反覆引用傑斐遜的觀點，我當時也在場……然而他最近通過陰謀詭計創辦了一家銀行，完全不符合他一貫的原則，卻是一條能夠帶來利潤和影響力的捷徑。」[24]即使最堅定的共和黨分子都對伯爾的詭計感到震驚。對於伯爾做出這種名譽掃地的行為，彼得·利文斯頓評論說：「幾乎不用懷疑他們是否會在選舉中失利，因為沒有一個體面的人能夠理直氣壯地支持他。」[25]伯爾的編輯瑪麗-喬·克蘭（Mary-Jo Kline）已經看出，曼哈頓公司的項目「變為個人斂財的工具，這樣的做法終止了伯爾的政治生命，使他失去了一直適合他的公職」。[26]

  4月22日，當曼哈頓公司的股份開始發售時，立刻被搶購一空。9月初，該公司拋棄主營水務的幌子，高調在華爾街開設了「貼現和儲蓄辦公室」。這家銀行機構立即給紐約銀行帶來競爭性威脅。那份意義模糊的特許狀，成為曼哈頓公司拓展業務的魔毯，它被允許募集200萬美元的資金，可以在任何地方開業，可以永久經營下去。相比之下，紐約銀行只有不到100萬美元的募股額度，營業網點僅限於市區，並且特許狀將在1811年到期。為了拉攏不同的政治派別，伯爾將該公司的12個董事職位做了精心的分配，給了共和黨9個（考慮到地域因素，分配給了柯林頓的人、利文斯頓的人和伯爾自己的追隨者），給了聯邦黨3個，其中就包括約翰·巴克·丘奇。

  在成立曼哈頓公司這件事情上，從漢密爾頓和州議員那裡騙取銀行許可證，或許只是伯爾犯下的最小的一宗罪過。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居然是用創建水務公司的名義。約瑟夫·布朗制訂的計劃是通過配送新鮮水，讓紐約市擺脫黃熱病，但是經過伯爾的移花接木，該計劃成了一個幌子。1799年7月，被蒙在鼓裡的布朗悲憤地給伯爾寫信：「我期望多做點事讓公眾尤其是立法機關滿意，讓大家知道成立該公司並非出於投機目的，而是能為紐約市帶來立竿見影的好處。」[27]布朗醫生很快就醒悟過來了。曼哈頓公司迅速拋棄了從布朗克斯河引水的計劃——董事只是在為銀行募集「剩餘資本」——相反，曼哈頓公司依然從老水井中用木製水管汲取不清潔的水。那年夏天，黃熱病再次猛烈地襲擊紐約市。伯爾的公司非但沒有提供潔淨水，還導致其他合理計劃停滯不前，其中包括成立一家公有水務公司。

  曼哈頓公司在華爾街開業的第二天，它的兩名董事，亞倫·伯爾和約翰·巴克·丘奇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紀念這一事件：決鬥。丘奇是一個堅定的聯邦主義者，他是固執己見卻又爭強好勝的人，在鬥爭面前從不退縮，也不反對決鬥。在獨立戰爭前夕，他以「約翰·卡特」的假名從英國逃到北美，有人推測正是由於他在倫敦的一次決鬥中殺了人。

  據紐約的一家報紙報導，兩人結怨是因為丘奇在「市裡的私人餐會」中，對伯爾「信口雌黃」。[28]丘奇指責伯爾向荷蘭公司提供非法服務，該公司代表荷蘭的多家銀行在美國進行投機生意。鑑於紐約對外國人擁有土地限制過多，荷蘭公司請伯爾出面遊說。伯爾從不相信人性的完美，他建議委託人拿出5000美元，打點州立法機關。金錢創造了奇蹟，後來出台的《外國人擁有土地法》（Alien Landowners Act）消除了原來的法律障礙。在荷蘭公司的帳目上，付給伯爾的報酬沒有被寫作「賄賂」，而是一筆未償還的「欠款」。作為荷蘭公司的律師，漢密爾頓很可能知道這件不光彩的事情，並把它告訴了約翰·巴克·丘奇。

  在討論伯爾的行為時，約翰·巴克·丘奇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他當著諸多人的面使用了「賄賂」這個詞。9月初，特魯普寫道：「一兩天前，丘奇先生對一群朋友說，伯爾在立法機關任職時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促使法案通過，許可荷蘭公司擁有土地，並為此收受賄賂。」[29]特魯普還補充說，大家對這些針對伯爾的言論深信不疑。伯爾一聽到丘奇這番貶損他的評論，就立即向他發出了決鬥邀請。丘奇是一個從不拖泥帶水而且果敢的人——用漢密爾頓的話來說，他「意志堅定、一絲不苟、積極主動，是一個典型的商人」——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挑戰。[30]曼哈頓公司事件發生後，漢密爾頓對伯爾深惡痛絕，如今伯爾又火上澆油。

  伯爾向約翰·巴克·丘奇發起的挑戰乍看上去有點草率，只有知道伯爾把目光放在明年的總統選舉上，才能理解其中的玄機。伯爾與聯邦黨人的短暫蜜月已宣告結束。曼哈頓公司事件讓他在競選州眾議員時受到挫折和羞辱，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名聲出現新污點，與漢密爾頓的連襟決鬥能夠讓他在共和黨內部重塑形象。這次決鬥與他後來和漢密爾頓的決鬥是有區別的。伯爾如此痛快地下達戰書，表明他沒有謀殺意圖，只是為了政治影響。這次決鬥與一年前發生在當地的另一場榮譽之戰也截然不同。共和黨人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在炮台公園散步時，受到聯邦黨人詹姆斯·瓊斯的襲擊。瓊斯猛撲過來，用拐杖打歪了他的鼻樑。為了報仇雪恨，利文斯頓把瓊斯邀到新澤西的決鬥場，擊斃了他。

  1799年9月2日，伯爾和丘奇渡過哈得孫河，準備在日落後決鬥。兩人在決鬥場上散步、聊天，沒有絲毫敵意。一位旁觀者說，在那塊地上，「在決鬥場上，伯爾的舉止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與他們關係融洽時完全相同」。[31]丘奇選擇了有效製造業協會的前財務官阿比加·哈蒙德（Abijah Hammond）作為他的助手；而伯爾則讓漢密爾頓的老對手埃達努斯·伯克作為他的助手。伯克來自南卡羅來納州，這更加深了人們的懷疑，認為伯爾在利用這場決鬥拉攏南方的共和黨人。

  事實有別於傳說，兩人在決鬥中並沒有使用丘奇帶來的那對手槍，那對手槍後來出現在漢密爾頓和伯爾的決鬥中。我們知道那對手槍，是因為決鬥場上發生的滑稽事件：伯爾私下向伯克解釋說，自己帶來的子彈相對手槍而言過小，需要用抹了油的鹿皮包裹一下。就在決鬥開始之前，伯爾看見伯克用一塊石頭輕敲推彈杆，想把槍管內的彈藥夯實。伯克輕聲向伯爾道歉：「我忘了給鹿皮塗油。但是，你看，他（指丘奇）已經準備好了，你就別讓他等了。先試一下再說，我會給下一張鹿皮塗油！」[32]伯爾冷靜地告訴伯克不必擔心：「如果第一槍沒有打中丘奇，第二槍我肯定不會失手。」伯爾持槍向伯克鞠躬，然後和丘奇拉開10步的距離。伯爾肯用一把裝彈有缺陷的手槍射擊，這說明決鬥場上並非真的殺氣騰騰。對曼哈頓公司而言，如果在舉行盛大開業儀式的第一周，就有一位董事謀害了另一位董事，顯然它是做了一次不高明的GG。

  兩個人舉起他們的手槍，同時開槍。丘奇打掉了伯爾外套上的一枚紐扣，伯爾則完全沒有打到丘奇。在兩名助手給兩支手槍重新裝彈藥時，丘奇向前走了走，為他的話向伯爾道歉。按照特魯普的說法，「丘奇明確地說，他考慮得不是很周到，為此甚感抱歉」。[33]這種解釋並不意味著若收回原話或徹底認錯，只是表明丘奇知道自己缺乏指控伯爾受賄的確鑿證據。他們似乎非常渴望能結束這次決鬥，伯爾對他的這種態度表示滿意。於是兩個人握了握手，結束了決鬥，主戰人員和兩位助手皆大歡喜，划船回了紐約市。

  丘奇和伯爾之間的決鬥與後來漢密爾頓和伯爾之間的決鬥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對比。這場決鬥安排得非常輕率，缺乏重要決鬥前令人筋疲力盡的談判。另外，這次決鬥被提早中止了，事實上雙方似乎都有意放棄，趕緊返回曼哈頓。丘奇證明自己槍法精準，而伯爾或者是個蹩腳槍手，或者故意這樣做。最重要的是，與五年後發生在威霍肯渡口的決鬥截然相異，當事人雙方並沒有無法控制的衝動和憤恨，場面也沒有變得不可收拾。有人猜測，漢密爾頓或許基於這場決鬥獲得對伯爾的長久印象，但事實上，這次決鬥中伯爾的表現其實只是一個假象。因為在這場決鬥中，伯爾表現得槍法糟糕卻不失理性，不是一個可能來到榮譽的決鬥場就準備置對方於死地的訓練有素的神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