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洛夫[9]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無不自行探問人生的意義。他們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現代人：他們不害怕出乖露醜。現代敏感性和傳統敏感性的區別，就是前者浸淫於形而上問題，而後者浸淫於道德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這個問題提得極其尖銳，只能採取極端的解決辦法。人的存在，要麼是虛假的，要麼是永恆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僅限於這樣審視問題，那他就是哲學家了。然而，他卻表現了精神的這種遊戲在人生中可能產生的後果，因此成為藝術家。這些後果，他抓住了最終的那個，即在《作家日記》中，他本人稱之為的「邏輯自殺」。在1876年12月出版的那冊中，他的確想像了「邏輯自殺」的推理。這個絕望者確信，對一個不相信永生的人來說，人生是一種十足的荒誕，從而得出以下結論：

  我的關於幸福的問題，既然是通過我的意識得到了回答：除非我身處宇宙萬物的大和諧中，否則就不可能幸福，這顯而易見，我設想不了，永遠也無法設想的……

  既然在這種秩序中，最終我得身兼起訴人和擔保人的角色，身兼被告和法官的角色，既然我覺得，大自然排演的這齣喜劇十分愚蠢，既然我接受參演甚至認為大失顏面……

  我就以無可爭議的起訴人和擔保人、法官和被告的身份，判處這個大自然，大自然竟如此厚顏無恥，毫無顧忌，讓我生於世上受苦——我就判處大自然與我同歸於盡。[10]

  這種立場還不失為幽默。這位自殺者終於自殺，只因在形而上的層面，他「惱羞成怒」。在一定意義上，他進行報復。他就是以這種方式證明，別人「休想制伏他」。然而，我們知道，同一主題體現在基里洛夫，《群魔》中的這個人物身上，也是邏輯自殺支持者身上，其廣闊性就達到令人讚嘆的程度。工程師基里洛夫在某處明言，他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這是他的理念」。我們完全明白，這個詞要從本義來理解他是為了一種理念、一種思想準備輕生。這是高級自殺。隨著一個場景一個場景展開，基里洛夫的面具也逐漸揭開了，激勵他的那種致命的思想也向我們展現出來。實際上，這位工程師照搬了《日記》的推理。他感到上帝必不可少，就應該存在上帝。可是他知道，上帝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你怎麼就不明白呢，」他高聲說道，「要自殺，有這一條理由就足夠啊!」這種態度在他身上，也同樣引起一些荒誕的後果。他滿不在乎，任由別人利用的自殺，為他鄙視的一種事業圖利。「昨夜我就做出決定，這事兒對我無所謂了。」他終於準備行動了，那種心情混雜著反抗和自由。「我就要自殺，以便確認我的違抗、我這可怕的新自由。」不再是報復，而是反抗了。可見，基里洛夫是個荒誕人物——但對他自殺這一點，要有基本的保留。他本人也解釋了這種矛盾，甚至同時透露了最純粹的荒誕秘密。的確，他為致命的邏輯增添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雄心，賦予人物滿足全部心愿的遠景：他想自殺以便化為神。

  推理具有一種傳統性的明晰。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神。如果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應該自殺，因而基里洛夫必須自殺以便化為神。這種邏輯是荒誕的，然而，需要的就是這種邏輯。有趣的倒是給這尊降臨大地的神明一種意義。這就等于澄清這一前提：「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這前提還相當模糊。重要的是，首先應注意到，高調宣示這種痴心妄想的人，確確實實屬於這個世界。他每天早晨練體操，以保持健康的體魄。他看到沙托夫與妻子重逢的喜悅，也是感動不已。在他死後發現的一張紙上，他是想畫一張向「他們」吐舌頭的鬼臉。他幼稚而又易怒，激情滿懷，很有條理，也非常敏感。方方面面，他都是個普遍人，唯獨在邏輯和固定理念上，他是個超人。正是這樣一個人，平心靜氣，談論著他的神性。他沒有瘋，那麼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瘋了。看來，驅使他這樣折騰的，並不是一種自大狂的妄想。而且這一次，咬文嚼字摳本義，就未免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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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里洛夫本人，就能幫我們更好理解了。他針對斯塔夫羅金提出的一個問題，明確說他講的不是一個神人。他們可以認為這是有所思慮，要同基督區別開來。其實，他是要將基督歸附自己。有一陣，基里洛夫確實想像，基督死的時候，「並沒有回到天堂」。當時他已經了解，白白受酷刑，根本沒有作用。工程師說道：「自然法則，使得基督生活在謊言之中，並且為一種謊言而死去。」僅僅在這種意義上，耶穌體現了人類的全部悲劇。他是個完人，亦即具體實現了最荒誕的生活狀況的那個人。他不是上帝人，而是人神。我們每人都可以像那樣，被釘上十字架，上當受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人神了。

  由此可見，所謂的神性，不折不扣是人間的事。基里洛夫說道：「我花了三年時間，尋找我的神性的標誌，還是找見了。我的神性的標誌，就是獨立性。」從此以後，我們就見識了基里洛夫式前提的意義：「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成為神，只要在這大地自由就行了，不再侍奉一個永生的存在物。自不待言，從這種痛苦的獨立性中，尤其要得出所有後果。如果上帝存在，一切都聽命於上帝，我們絲毫也不能違抗他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就由我們做主了。無論對基里洛夫還是對尼采來說，殺死上帝，自己就變為神了——這樣，《福音書》所說的永恒生命，在人間就實現了。[11]

  不過，假如這種形而上的罪孽就足以使人完善，那又何必徒增一項自殺呢？獲得自由之後，為什麼還要自殺，離開這個世界呢？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也十分清楚，他就補充道：「你若是感到這一點，你就是個沙皇，絕不會自殺，享盡榮華富貴了。」然而，人認識不到，他們感覺不到「這一點」。正像在普羅米修斯那個時代，世人都滿懷盲目的希望。[12]他們需要有人指路，他們離不開說教。出於對人類的愛，基里洛夫必須自殺。他責無旁貸，要給同胞兄弟指明一條艱難的康莊大道，而他將是頭一個上路的人。這是一種富有教育意義的自殺。基里洛夫就這樣犧牲了自己。但是，如果說他被釘上十字架，那也不會是上當受騙。他始終是人神，確信死亡並無前途，心中沉積著福音的憂傷。他說道：「我呢，實在不幸，因為我被迫要證實我的自由。」他死了，然而世人終於警醒，這個世界將遍布沙皇，無不被人的榮光照亮。基里洛夫的手槍一響，便是終極革命的信號。可見，促使他決心一死的並不是絕望，而是同胞對他本人的愛。一場難以描摹的精神冒險在血泊中結束之前，基里洛夫講了一句：「一切皆善。」這是和人類痛苦同樣古老的一句話。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這種自殺的主題就是一個荒誕的主題。進一步論述之前，我們只想說明，基里洛夫還會活躍在其他人物的行為中，而那些人物又引出新的荒誕主題。斯塔夫羅金和伊凡·卡拉馬佐夫，在實際生活中應用了荒誕的真理，正是基里洛夫之死解放了他們。他們試圖成為沙皇。斯塔夫羅金過著一種「嘲弄的」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大家應該相當了解。他惹起周圍的人仇恨。然而，這個人物的關鍵語，則出現在他的訣別信中：「無論什麼，我也憎惡不起來。」他是沉浸在冷漠中的沙皇。伊凡不肯放棄精神的王權，同樣成為沙皇。他兄弟這一類人用他們的生活證明，要信仰就必須自慚形穢，他就可以回敬他們，那種生活狀況實在可鄙。他的關鍵語則是「隨心所欲」，還帶著合乎分寸的憂傷色彩。當然，他最終瘋癲了，也像謀殺上帝的最著名的兇手尼采那樣。不過，這還是值得一冒的風險，而面對這樣悲慘的結局，荒誕精神的基本反應就是問一句：「這能證明什麼呢？」

  就這樣，小說也同《日記》一樣，提出了荒誕問題，小說確立了直至死亡的邏輯，也確立了激昂的情緒，「可怕的」自由[13]、變為人性的沙皇的榮光。一切皆善，隨心所欲，世間萬物皆不可憎惡：這些就是荒誕的判斷。這些冰火雙重人物，與我們如此親近，該是多麼神奇的創造啊!在他們心中轟鳴的那個冷漠的充滿激情的世界，我們絲毫也不覺得駭人聽聞。我們從中還能發現我們日常的焦慮。恐怕再也沒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善於將如此貼近我們又如此折磨人的魔力，賦予荒誕世界。

  可是，他得出了什麼結論呢？可以引用兩段話，表明形而上的完全顛倒，引導作家揭示別的情況了。由於邏輯自殺的推理引起了批評家的一些異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隨後推出的《日記》中，闡明了他的立場，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對人來說，相信永生至關重要(沒有這種信念就可能自殺)，這是因為這種信念成為人類的常態。既然如此，那麼毫無疑問，就必定存在人的靈魂的永生。」[14]另一段話，是在他的最後一部小說的最後幾頁，正當同上帝的這場大戰結束之際，孩子們問阿遼沙[15]：「卡拉馬佐夫，宗教說的是真的嗎，我們死後還能復活，還能見面嗎？」阿遼沙回答道：「當然了，我們還能見面，我們歡快地相互講述所發生的一切。」

  就這樣，基里洛夫、斯塔夫羅金和伊凡，全都戰敗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終歸得有個結論。阿遼沙的態度不像梅里金公爵[16]那樣模稜兩可。公爵是個病人，永遠生活在當下，臉上總泛著笑意，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這種幸福安逸的狀態，就是公爵所說的永生。阿遼沙則不然，說得更透徹：「我們還能見面。」再也不存在自殺和瘋癲的問題了。既然確信永生和自己的快樂，還何必自殺呢？人用神性換取了幸福。「我們相互歡快地講述所發生的一切。」就這樣，基里洛夫的手槍，還在俄羅斯什麼地方打響，然而世界還繼續推動著它那些盲目的希望。世人並沒有明白「這一點」。

  可見，對我們講話的並不是一位荒誕派小說家，而是一位存在派小說家。這裡的跳躍，還是頗為感人的，賦予了啟迪他的藝術應有的崇高性。這是一種動人的認同，雜糅著不確定而熱烈的懷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談到《卡拉馬佐夫兄弟》時，這樣寫道：「貫穿這本書各個部分的主要問題，正是我終生有意識或無意識深感痛苦的問題，即是否存在上帝。」真難以相信，一部小說就足以將一生的痛苦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快樂。一位評論者[17]準確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伊凡聯手——《卡拉馬佐夫兄弟》已確定的章節要他奮筆疾書三個月，而他所稱的「瀆神的部分」，在亢奮中用了三周就寫成了。他筆下的人物，肉體中無不扎著這根刺，無不激化刺痛，也無不想從中在感受上或非道德上找到藥方。[18]不管怎樣，還是讓我們駐足這種懷疑上。正是在這樣一部作品中，半明半暗的氛圍比強烈的光照更加盪人心腑，我們能夠抓住人對抗自己希望的鬥爭。創作者走到終點，轉而反對自己的人物了。這種矛盾倒允許我們引入一點點差異。不是指一部荒誕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誕問題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屈辱的，拿斯塔夫羅金的話來說，就是「羞恥」。一部荒誕作品正相反，並不提供答案，整個差異就在這裡。最後還應強調一點：在這部作品中，駁斥荒誕的並非它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它對未來生活的宣告。人可以同時為基督徒和荒誕人。身為基督徒而不相信未來生活，有這種事例。至於藝術作品，可以明確指出荒誕分析的一種導向，而這種導向，我們從上文就已經預感到了。導向提出「福音書的荒誕性」。這種導向也澄清了頻頻反彈的這種理念，即信念並不妨礙懷疑。我反而卻清楚地看到，《群魔》的作者雖然是輕車熟路了，最終卻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創造者給他的人物驚人的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基里洛夫的回答，其實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人生是虛幻的，也是永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