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加繆生平與創作年表

  李玉民　編譯

  1913年

  11月7日，阿爾貝·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小鎮蒙多維。

  他是個混血兒，父母的身份極為複雜，兩邊的家庭都漂泊不定，最後到阿爾及利亞這塊殖民地重新開始生活。

  父親呂西安·奧古斯特·加繆1885年11月8日生於阿爾及利亞。祖籍法國波爾多，早年遷往阿爾薩斯，全家於1871年到阿爾及利亞落地生根。呂西安·奧古斯特·加繆剛生下一年，便遭喪父之痛，他被送進孤兒院，長大一點逃離，到葡萄園當學徒。

  母親卡特琳·辛泰斯(加繆的女兒取名為卡特琳，而《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的一個朋友，則叫辛泰斯)祖籍西班牙，生活在米諾爾克島。全家遷至阿爾及利亞之後，她父親才出世，這是個農業工人的家庭。

  呂西安·奧古斯特·加繆於1909年同比他大三歲的卡特琳·辛泰斯結婚。1910年，他們生下第一個兒子，取名呂西安；1913年生下第二個兒子，便是阿爾貝·加繆。

  1914年

  戰爭陰雲密布。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身亡。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德國先向俄國宣戰，於8月3日又向法國宣戰。

  

  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火就要毀掉多少像加繆這樣貧苦的家庭。「我和同年齡的所有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炮聲中一起長大的。我們的歷史從那以後，屠殺、非正義和暴力，就始終沒有間斷過。」(《夏》。)

  呂西安·奧古斯特·加繆應徵入伍，編在稱為「朱阿夫軍團」的海外軍團。他隨軍開到巴黎附近，8月24日參加了為阻止德軍進攻的馬恩河戰役，不幸頭部中炮彈片受傷，被送到後方醫院，於10月11日死在聖布里厄醫院，並埋葬在當地。

  加繆的母親得知噩耗，精神遭到沉重打擊，幾乎失聰，並出現話語障礙。寡母帶著兩個幼兒，生活陷入更加窮苦的境地，搬到阿爾及爾的貝爾庫貧民區。她從未去祭過丈夫，說聖比尤克城的聖米歇爾陣亡軍人墓地太遙遠。直到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紀念名人的組織才在他父親的墓前立了一塊墓碑。她先是在彈藥廠做工，後來又給人家做家務，勉強維持生計。一起生活的還有外祖母和有殘疾當桶匠的舅舅。

  1915年至1918年

  加繆就是在這種窮苦的環境，在幾個親人中間長大的。這個環境不僅生活困苦，而且也沒有精神食糧，親人都不識字，家裡也沒有一本書，可以說加繆的童年是在文化和歷史的真空中度過的。

  然而，他有一個「溫柔的好母親」，儘管母親沒有時間，也不知道怎樣愛撫孩子。他的沉默寡言、天生的自豪感和樸實的性情，多半受他母親的影響。

  這個小男孩還有陽光和大海，這是他一生都享用不盡的財富。「首先，對我來說，貧窮從來就不是一種不幸……我置身於貧窮和陽光之間。由於貧窮，我才不會相信，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陽光又讓我明白，歷史不等於一切。」(《反與正》作者序。)

  連著海邊的貝爾庫貧民區，卻向他提供陽光、沙灘和大海。加繆和他的小朋友在那裡學會游泳，在陽光下嬉戲，觀察繁忙的窮人世界。

  貝爾庫是加繆上的第一所學校，是他上的人生第一課。在貝爾庫，不同種族的人混雜在一起，各種活動和各種現象相交織，加繆在這所學校里長大，沒有種族的意識，養成獨立的人格，能平易而坦誠地同各個階層的人交往，毫無知識界常有的那種歧視和嫉妒。

  1919年

  加繆進入貝爾庫區小學校，他從封閉的家庭走進開放的世界。這所公立學校設備齊全，又有完善的校規，這正合加繆的心思，於是他又走進書的世界。他大量閱讀從區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借的書，老師和其他人也願意借書給他看，他的智慧有了驚人的發展。加繆在班裡年齡小，體質又弱，但是他有一種能影響別人的魅力，這種影響力來自他的聰明和智慧。他喜歡有聽眾，同學們也愛聽他講故事。為此，他甚至獨自去海灘練口才，效仿古代的狄摩西尼的做法，口含小石子高聲朗誦詩歌。

  隨著加繆戲劇才能的發展，後來他組建了劇團，創作劇本，甚至還努力振興悲劇。

  192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兩年之後，加繆才被確認為戰爭孤兒，應由國家撫養，他終於能領一筆小小的獎學金，用來買學習和生活必需品。

  後來，加繆曾向女友瑪格麗特·多布朗透露，七歲時他就想成為作家。

  1921年至1924年

  加繆在學校以學習成績優異著稱，他在班裡法語成績始終是第一，顯示出語言才能。

  1923年10月，加繆升到五年級，也快滿十周歲了。這個畢業班的法語教師路易·熱爾曼是個特級教師，他在學校很有影響，頗有聲譽。他已經注意到加繆這個品學兼優的學生，超乎尋常地進行家訪。

  當年實行五年義務教育，一般孩子小學一畢業，就去找活干。加繆的哥哥呂西安十五歲就去幹活掙錢了，加繆也不能例外。熱爾曼先生勸說加繆的家人，讓孩子繼續念書，上中學可以爭取獎學金。外祖母雖然反對，這次沉默寡言的母親卻講話了，要讓二兒子考中學。

  熱爾曼給加繆指定一年中應讀的書目，他在課堂上朗讀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生活的小說《木十字架》，給加繆以極大的震動。後來，加繆在《第一個人》的手稿中，就描述了他的感受和激動。熱爾曼對所有戰爭中失去父親的孩子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加繆的成長影響至深。加繆念念不忘這位小學老師對他的教導，乃至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把授獎儀式的答謝詞獻給他的啟蒙老師，恭恭敬敬地寫上：「路易·熱爾曼先生。」

  1924年6月，加繆和他的同窗好友安德烈·維爾納夫考取了格朗中學。10月份開學，加繆享有獎學金，成為半寄宿生，他選擇了A類課程，即主修法語和拉丁文。

  1925年至1930年

  加繆在中學，也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從上中學起的假期，他不再和同學一起去海灘嬉戲，而是謊報年齡，開始打工。

  課間休息，他最愛踢足球，他一般當守門員，有時也當隊長，踢中鋒位置。他踢球很勇猛，時常受傷。「不久我就明白了，球絕不會從你預料的方向傳來。這一點對我的生活很有幫助，尤其是在法國，不是人人都那么正直。」

  1928年，加繆進入阿爾及爾大學拉散俱樂部少年足球隊。他寫道：「歸根結底，正因為如此，我才特別熱愛我的足球隊，為了勝利的喜悅，尤其這種喜悅同拼搏之後的疲憊感覺相結合，那真是美妙極了，但同時也是為了輸球之後的晚上想哭的那種傻念頭。」(拉散俱樂部《周報》。)

  像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那樣，他從激烈的球場所領悟的，絕不僅僅是男子漢氣概和拼搏精神：「多年來我看到世人許許多多表演之後，最終對人類道德和義務最肯定的東西的認識，還應當歸功於體育，這是我在拉散俱樂部少年隊裡學到的。」(1953年4月15日《勒魯亞體育簡報》。)

  此外，這種集體運動也培養了他的集體意識、與人合作的精神。他把這種作風，也帶到了他的社會活動和戲劇活動中。

  加繆念中學時，思想極為活躍，他常和要好的同學聚在咖啡館裡，無休止地爭論時局、政治問題和國際形勢。當然，大多時候還是討論文學問題，而馬爾羅和紀德，則是這些青年學生討論的熱門話題。

  馬爾羅於1926年發表《西方的誘惑》， 1928年出版《征服者》，他在作品中所倡導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冒險精神，對加繆極具吸引力。

  同樣，紀德早年出版了《人間食糧》， 1926年發表了《偽幣製造者》《如果種子不死》， 1927年發表《剛果之行》， 1928年發表《查德歸來》。紀德的作品影響著一代青年，加繆也不例外。不過，他十一歲時錯過了閱讀紀德作品的機會，到了十六歲，即1929年看了紀德《人間食糧》，開始從藝術上感受大自然的饋贈。

  1929年至1930年，加繆上高中二年級，準備中學會考的第一階段課程。從1930年10月開始準備第二階段考試。在這一學年，加繆遇到了他的第二位恩師讓·格勒尼埃。

  讓·格勒尼埃一生從事教育，喜愛文學，時常寫些隨筆，他教授的哲學課生動有趣，對學生富有啟發作用，使加繆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他是個伯樂式的教授，第一次走進加繆的教室，就發現了這個特別有前途的學生。

  1930年至1931年

  加繆經歷了一場生與死的考驗。

  他於1930年12月，出現肺結核症狀，直到咳嗽加重，甚至暈過去一回才由外祖母帶著去看病，並住進醫院。當時沒有特效藥，肺結核病死亡率很高，至少要拖累一生。加繆一生都受這種病菌的不斷侵襲和折磨，他以堅強意志和巨大勇氣與病魔相搏。經歷過死亡的威脅，加繆更加熱愛和珍惜生命，在以後的生活和創作中，表現出更大的激情。

  加繆因病輟學，幸而能住到生活富裕的姨父家中養病。姨父阿科爾雖開肉店，但是個愛讀書、喜歡交際的人，他那種無拘無束的性情、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對加繆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1932年

  加繆病癒復學，在高中多念一年，就有了同讓·格勒尼埃多接觸的時間。加繆剛生病時，這位老師還去他家中看望，在加繆升入大學後，也給他上過課。加繆則時常去老師家討論問題，兩個人從師生情發展成忘年交，直到加繆不幸遇車禍去世，讓·格勒尼埃又為經典本的《加繆全集》作序。

  加繆先後將他的《心靈之死》《反與正》《反抗者》獻給讓·格勒尼埃，還為讓·格勒尼埃的《島》的再版作序。《島》給他以心靈的震撼，比得上他閱讀《人間食糧》時的感受：「我們需要更敏銳的大師，需要類似在彼岸出生的一個人。他應當熱愛陽光，熱愛健美的軀體，並用難以模仿的一種語言告訴我們這一切外表美麗，但終究要消亡，因此要倍加珍惜。」(《島》序言。)

  讓·格勒尼埃的作品，向加繆提供了一個思考的領域，一個思考的範疇。加繆寫道：

  ……我遇見讓·格勒尼埃。他也一樣，遞給我的東西里有一本書，是安德烈·德·里什歐的一部小說，名為《痛苦》。我不了解安德烈·德·里什歐。不過，我始終沒有忘記，他那部好書，是頭一部向我談論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書：一位母親，窮困、晴朗的天空……我照慣例一夜看完，醒來之後，就擁有了一種異樣的、全新的自由，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猶豫著向前走。這次我了解到，書籍不僅僅散播遺忘和消遣。我執意的沉默、這種朦朧而巨大的痛苦、這怪誕的世界、我家人的高尚情操、他們的窮困，最後還有我的秘密，原來這一切都可以講述……《痛苦》讓我隱約看到創作的世界，而紀德又將促使我闖進去。(《相遇安德烈·紀德》。)

  加繆通過中學會考。在讓·格勒尼埃的鼓勵下，他開始嘗試寫作，在學生自辦的小型文藝雜誌《南方》上，發表一些隨筆。

  1933年

  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亨利·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發起反法西斯運動，加繆很快就積極投入這場運動。

  加繆進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他開始寫讀書筆記，其中提到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格勒尼埃，尤其提到紀德。他寫道：「我這感情太好衝動，應當學會克制。我相信能控制住自己，能用嘲諷、冷漠來打掩護。我應當改變調子。」這是他初次反省。

  1934年

  6月16日，加繆結婚，娶的是一個最惹男人注意的風騷姑娘西蒙娜·耶。西蒙娜打扮得很妖艷，她是大學生的偶像，是上升的中產階級和社會成功的標誌。她頭戴寬檐帽，腳穿高跟皮鞋，嘴上時常叼著菸捲，甚至披著狐皮長披肩隨加繆去聽課。加繆的衣著也很講究，兩人很般配。但是姨父反對這樁婚事，加繆只好離開姨父家，開始半工半讀。然而，西蒙娜早就染上毒癮，加繆像聖徒似的要拯救她，但始終徒勞無益。這場婚姻持續了一年多。6月，加繆通過心理學考試，11月又獲得古典文學證書。

  1935年

  法國左派力量成立人民陣線，反對達拉第的右翼政權。文化青年的英雄安德烈·紀德、安德烈·馬爾羅等全力投入這場政治運動，帶動了加繆這樣的熱血青年。加繆加入共產黨，負責貝爾庫工人區的支部工作。他在給讓·格勒尼埃的信中寫道：「我認為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類的苦難減少。」

  加繆善於調解安排，學業、寫作、在穆斯林中開展宣傳工作三不誤。他在學校仍是個好學生，拿下了學士學位最後一門哲學和邏輯學考試。他開始寫《反與正》，繼續寫《手記》和隨筆文章。

  對我來說，我知道我的源泉就在《反與正》里，就在這窮困和陽光的世界中。我在這世界生活了很少時間；時時回憶它，我就能避免威脅任何藝術家的兩種相反的危險，即怨恨和滿足……然而，關於生活本身，我在《反與正》中談得很笨拙，就知道說出來的那點東西。

  加繆發展黨的外圍組織，幫助勞工學校開班，和朋友創立「勞工劇團」。他要改編馬爾羅的小說《輕蔑的時代》，並收到馬爾羅的復電：「你演吧。」加繆特別高興，因為馬爾羅以「你」稱呼他。他改編的劇本，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排練和演出，取得極大成功。1936年1月25日首場演出，觀眾就多達兩三千人。一份顯然是加繆起草的傳單這樣寫道：

  經過大家無私的努力，勞工劇團在阿爾及爾組建起來了。劇團意識到大眾文學的藝術價值，便希望表明藝術應當從象牙塔里解放出來，同時也相信美感是與人性緊密相連的……我們的目標在於恢復人的價值，而不是提出新的思考。

  1936年

  3月7日，德國重新占領萊納尼亞。5月，法蘭西人民陣線在大選中奪得勝利。6月，加繆去中歐旅行，返回阿爾及爾便同西蒙娜離異。7月17日，西班牙內戰爆發。加繆和三位同志以西班牙人民的鬥爭為題，共同編寫劇本《阿斯圖里亞斯起義》。此劇排練好之後卻遭當局禁演。於是加繆給市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劇本又由夏爾洛書商出版。勞工劇團又先後排練演出了高爾基的《底層》、馬基雅弗利的《曼陀羅花》、巴爾扎克的《伏脫冷》。

  加繆有一種「天生的權威」。蓬塞說：「加繆具有難以描摹的天賦，他經常到現場，找適當的時間，用恰當的語言激發人的熱情，創造一種相互信賴的和諧氣氛……」

  從編劇到演出的全過程，加繆無不親自參與，取得寶貴的經驗，為他後來振興戲劇的活動打下了基礎。

  1937年

  為了維持生活，加繆進入阿爾及爾廣播劇團當演員，每月有十五天到城鎮和鄉村巡迴演出。

  加繆還進帕斯卡爾·皮亞主持的《阿爾及爾共和報》報社當記者(《西西弗斯神話》就是題詞獻給皮亞的)。他在報社先後擔任各種職務，從編輯社會新聞欄、節日集會專欄、文學專欄，一直到撰寫社論。他尤其重視查明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重大政治案件。

  加繆是1936年創建的「文化之家」的領導者之一，他積極組織發展地中海文化的各種活動，邀請學者和作者開講座，做報告，甚至親自開講座，談地中海新文化。在這些活動中，加繆顯示了工作的熱情和組織才幹，同時也表明他對阿爾及利亞地中海的情結。因健康緣故，加繆未獲准報名參加哲學和教師資格考試。他不得不到昂布蘭休養，繼而取道馬塞、熱那亞和比薩，到佛羅倫斯遊覽參觀。勞工劇團解散，加繆與友人又組建「隊友劇團」。

  加繆謝絕西迪·貝爾·阿貝斯中學的聘書，擔心在因循守舊的環境會沉淪。他打算離開阿爾及爾，到法國本土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5月10日，《反與正》由書商夏爾洛出版，收入「地中海作品叢書」。這本散文集是加繆的處女作，共五篇，濃縮了加繆在生長環境中的人生體驗、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的哲理思索，文章充滿詩情和悲劇氣氛，預示他後來文學創作題材和形式的取向。

  8月，他開始構思另一本抒情散文集《婚禮集》。9月寫出生前沒有發表的小說《幸福的死亡》，這是加繆創作小說的嘗試，在情節上有點像《局外人》的雛形。

  加繆和一群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簽署一份聲明，支持勃魯姆·維奧萊特選舉改革方案，認為這個方案是「伊斯蘭教徒全面獲得議會自由的一個階段……」。

  從1935年秋加繆加入共產黨，到1937年11月他被開除出黨，這一階段，人民陣線、共產黨、穆斯林民族主義以及加繆本人，各方面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黨組織認為加繆入黨動機不純，持不同政見，同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密切。加繆則指責黨對穆斯林反殖民主義實行反對政策，指責黨的幹部不理解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阿爾及利亞人民。在勸退不成的情況下，總部開會決定將加繆開除出黨。對此，加繆的唯一反應僅僅是「微微一笑」。

  其實，加繆到了他一生的轉折點：他的內心生活的比重，開始超過社會生活。他不會拋棄，但要以更嚴肅的態度參與社會生活，要為自己的文學創作保留必要的精力和時間。

  1938年

  隊友劇團組建以來，要給民眾帶來一個高質量的戲劇季節：「戲劇是一門讓世人去解釋寓意的有血有肉的藝術，是一門既粗獷又細膩的藝術，是動作、聲音和燈光的美妙諧和。然而，戲劇也是最傳統的藝術，重在演員和觀眾的配合，重在對同一幻覺的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默認。」

  加繆選擇首演的劇目，是費爾南多·羅維的《修女》，西班牙文藝復興初期的一部名著。

  2月，又演出安德烈·紀德的《浪子回頭》和夏爾·維爾德拉克的《頑強號客輪》。

  馬爾羅的小說《希望》出版。

  薩特的《噁心》出版。加繆很欣賞這本書，但是反對薩特的審美觀，指出他過分強調人的醜陋，以便把人生的悲劇性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沒有美、愛或者危險，生活就會很容易。」

  醞釀荒誕系列作品，首先寫了荒誕劇《卡里古拉》，還考慮寫一部論述荒誕的作品，有些筆記後來寫《局外人》時就用上了。

  他看了克爾凱郭爾的《論絕望》，以及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偶像的黃昏》。

  9月30日，簽訂《慕尼黑協定》。

  1939年

  3月，捷克被第三帝國吞併。

  閱讀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學派的作品。

  同安德烈·馬爾羅見面。

  薩特的短篇小說集《牆》發表。加繆撰文評論道：「觀察到生活的荒謬，不可能是一種終結，而僅僅是一種開端。」(《阿爾及爾共和報》1939年3月12日。)

  5月，加繆的抒情散文集《婚禮集》出版。

  6月，加繆到阿爾及利亞北部山區卡比利調查：「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這種窮困的景象比什麼都令人痛心。」這一經歷，對加繆的「荒誕」概念的最後成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戰爭烏雲密布，加繆不得不放棄去希臘旅行的計劃：「戰爭爆發那年，我本來打算登船，也像尤利西斯那樣航海旅行。在那個時期，即使一個窮苦的年輕人，也能做出奢華的計劃，橫渡大海去迎接陽光。」(《夏》。)

  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首要的一條，就是不絕望。不要聽信叫嚷到了末日的那幫人。(《扁桃樹》。)

  發誓在最不高尚的任務中，只完成最高尚的舉動。(《手記》。)

  野獸統治的時代開始了，我們已經感覺到了人類身上增長的仇恨和暴力。在他們身上，純潔的東西蕩然無存……我們所遇見的全是獸類，全是歐洲人那些野獸般的嘴臉……(9月7日《日記》。)

  加繆準備應徵入伍參戰，但因健康緣故暫緩。

  《阿爾及爾共和報》改成《共和晚報》，加繆任主編。

  到阿爾及利亞奧蘭旅行。

  1940年

  加繆同一位奧蘭姑娘弗朗西娜·富爾結婚。

  1月10日，《共和晚報》遭當局查封。

  加繆去巴黎，由帕斯卡爾·皮亞推薦，進《巴黎晚報》社，在編輯部當秘書，做些純事務性的工作。「在《巴黎晚報》社感覺巴黎的整個心臟，以及它那輕佻少女式的齷齪思想。」(《手記》。)

  5月，《局外人》完稿。

  5月10日，德軍入侵。加繆同《巴黎晚報》編輯部撤離巴黎，12月他脫離編輯部。

  9月，開始撰寫《西西弗斯神話》的第一部分。

  10月，加繆到里昂，暫時落腳。

  1941年

  1月，返回奧蘭市，到一所接納猶太人子女的私立學校教一段時間書。奧蘭是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市，後來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就是以這座城市為背景。

  2月，《西西弗斯神話》完稿。

  受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的影響，加繆開始構思長篇小說《鼠疫》。他在《赫爾曼·梅爾維爾》的文章中寫道：「這是人所能想像出來的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個神話，寫人對抗惡的搏鬥，寫這種不可抗拒的邏輯，終將培育起正義的人；他首先起來反對創世和造物主，再反對他的同胞和他自身。」

  12月19日，法共中央委員加布里埃爾·帕里在抵抗鬥爭中，被德軍抓獲並殺害。加繆在《時政評論一集》中寫道：「……您問我出於什麼理由站到了抵抗運動一邊。這個問題，在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看來，是沒有意義的。當時我就認為，現在還一直認為，總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那時我明白了，我憎惡暴力機構，卻不那麼憎惡暴力。為了把話說得明明白白，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天，我心中反抗的浪潮達到了頂峰。那是在里昂，一天早晨我看報，讀到加布里埃爾·帕里被處決的消息。」

  加繆由帕斯卡爾·皮亞和勒內·萊諾介紹，加入「北方解放運動」的抵抗組織，接受搜集情報和出版地下報紙的任務。

  1942年

  1月，加繆肺病復發，不宜留在氣候潮濕的北非，不得不去法國本土，到利尼翁河畔的尚邦休養。

  由於戰爭阻隔，他回不了北非，同妻子天各一方，直到解放才重聚。

  6月15日，《局外人》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10月16日，《西西弗斯神話》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局外人》受到普遍的好評。薩特寫道：「《局外人》是一部經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為荒誕及反荒誕而作。」亨利·海爾在《泉水》雜誌上發表文章：「加繆及其《局外人》站到當代小說的最尖端，這條道路由馬爾羅開創，由薩特終結，途經塞利納，它賦予了法國小說以新的內容和風格。」

  被人稱為荒誕哲學家，加繆則不以為然：「我不是哲學家，對理性沒有足夠的信賴，更難相信一種理論體系。我的興趣所在，是探討怎樣行動，更確切地說，人們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時候，應當如何生活。」「不，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發表的唯一理論著作《西西弗斯神話》，恰恰是反對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文學新聞》1945年11月15日。)

  1943年

  完成劇本《誤會》的初稿。

  加繆在里昂地區和聖艾蒂安地區來回奔波，時達數月，他給勒內·萊諾《詩歌》作序時寫道：「如果說地獄存在的話，依我看，它就應當像行人全穿黑服的這些無盡頭的灰色街道。」

  法國工人——我渴望了解並「生活」其中，只有在他們身邊我才感到舒服。他們跟我一樣。(《手記》。)

  6月，薩特劇本《蒼蠅》首演式上，加繆、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他們常在巴黎聖日耳曼大街的咖啡館見面。

  加繆成為伽利瑪出版社的審稿員。他住進安德烈·紀德的套房，第二次同路易·阿拉貢見面。

  幾個抵抗運動組織合併，加繆參與籌辦地下報紙《戰鬥報》，同皮亞、弗朗西斯·蓬熱、雷諾等抵抗運動戰士聯繫密切。

  1944年

  加繆的劇本《卡里古拉》和《誤會》在伽利瑪出版社出版。

  6月，《誤會》由瑪麗亞、卡薩雷斯和馬塞爾·埃朗主演，在馬圖蘭劇院演出。

  先後共發表四封《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沒有更高的意義，但是我也知道這世上的某種東西有意義，這就是人，因為，人是要世界有意義的唯一生靈。」

  8月24日，巴黎解放，皮埃爾·沙菲爾通過廣播電台，讓巴黎的鐘全部敲響慶祝。

  《戰鬥報》第一期公開散發：「在這8月的夜晚，巴黎無處不開火。」

  從9月開始，加繆和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分別在《戰鬥報》和《費加羅報》上撰文，在是否應懲罰法奸(合作分子)的問題上展開激烈的論戰。加繆主張必須嚴懲叛徒，才能伸張正義。

  10月，加繆與妻子在巴黎團聚。

  1945年

  授予加繆抵抗運動勳章。

  5月8日，加繆在安德烈·紀德身邊，得知停戰的消息。

  5月16日，殖民當局在阿爾及利亞塞提夫城，先屠殺，繼而又鎮壓阿爾及利亞人民。加繆前往當地調查，寫了八篇文章，有六篇以《阿爾及利亞紀事》為副標題，收入1958年出版的《時政評論三集》，表達了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同情。

  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加繆在《戰鬥報》撰文：「機械文明達到了野蠻的極點，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必須抉擇：要麼集體自殺，要麼聰明地利用科學成果。」

  9月5日，加繆喜得一對兒女，取名若望和卡特琳。

  9月25日，《卡里古拉》在埃貝爾托劇院演出。主演錢拉·菲利普嶄露頭角。R.康普把這齣劇視為「絕望者的教科書」。

  加繆擔任伽利瑪出版社的文學顧問，他要策劃出一套「希望」叢書。

  12月，加繆和米歇爾·伽利瑪全家去坎城度假。

  1946年

  3月25日，加繆抵達紐約，開始北美之行，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處講演，受到大學生的熱烈歡迎和好評。5月26日，他抵達蒙特婁，開始在加拿大巡迴講演，6月回國。

  發現西蒙娜·維爾的作品，加繆主持出版她未發表過的作品。

  在論戰中，他系統地思考暴力問題：「我們在地獄中，從來就沒有出去過!這漫長的六年來，我們都極力擺脫這種處境。」(《夏》。)

  詩人勒內·夏爾的《伊普諾斯散頁》出版，加繆和他結成深厚的友誼。

  11月，加繆同薩特、馬爾羅、科斯特勒等進行政治談話，涉及蘇聯等問題。

  1947年

  加繆強烈抗議法國當局鎮壓馬達加斯加島起義：「……事實擺在面前，清清楚楚，極其醜惡。我們碰到這種情況，幹了我們譴責德國人所幹的事情。」(《戰鬥報》。)

  加繆將《戰鬥報》主編之位讓給克洛德·布爾代。

  「民主與革命聯盟」成立，團結左翼力量。加繆支持而未參加。

  6月，《鼠疫》出版，獲巨大成功，加繆被授予批評家大獎。

  夏季，加繆到普羅旺斯地區盧馬蘭村居住一段時間。

  8月，加繆與讓·格勒尼埃去游布列塔尼。

  9月，加繆去勒內·夏爾的家鄉伊斯勒，受到詩人熱情友好的接待。

  11月，加繆回阿爾及爾，看望親人和老師。

  加繆在《卡里邦》雜誌發表系列文章：《不做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再度與德·拉維吉利激烈論戰。他強調暴力雖難避免，但必須反對使暴力合法化的任何行為，他反對一切戰爭、一切殘害生命的暴力形式。

  1948年

  1月19日，加繆去瑞士養病，寫完劇本《戒嚴》。

  2月，布拉格政變。

  加繆暫時離開鬥爭激烈的政治舞台，攜家人回阿爾及利亞遊覽。

  5月4日，加繆又同家人去英國旅行。

  夏天，加繆再次去夏爾家鄉伊斯勒，他對巴黎生活已心生厭倦，眷戀普羅旺斯的秀美風光和田園生活。

  10月27日，《戒嚴》演出失敗。

  1949年

  3月，加繆呼籲聲援被判處死刑的希臘共產黨人；1950年12月，他還聲援其他國被判處死刑的共產黨人。

  開始撰寫劇本《正義者》和哲學論著《反抗者》。

  3月6日，加繆去倫敦，出席《卡里古拉》在倫敦的首演式。

  6月至8月，去南美洲旅行(參看《最近的大海》與《長出來的巨石》)。加繆健康狀況本來不佳，這次旅途勞頓，情況就更糟了。此後兩年間，他只能思考並撰寫《反抗者》了。

  《正義者》完稿，加繆有時去看這齣戲的排練。12月，《正義者》公演，受到觀眾的讚賞。

  1950年

  加繆向伽利瑪出版社請一年病假，遵醫囑，去海拔高、氣候乾燥的卡布里養病。他每天堅持寫作。薩特前去看望過他。

  《時政評論一集》出版。

  加繆去沃日地區度夏。

  不久，他搬到夫人街的一套房子。

  1951年

  加繆再次離開陰冷的巴黎，去卡布里療養，主要精力用來完成《反抗者》。

  韓戰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

  10月18日，《反抗者》出版。這本書從哲學、倫理學和文學諸方面，探討了引起論戰的各種敏感問題，提出一套反抗的理論，這便是加繆的新人道主義的核心。這本書引起薩特和加繆激烈論戰，最終導致兩個人徹底決裂。這一場論戰是法國知識界的重大事件，持續一年多。

  11月，加繆回阿爾及爾探視母親。

  12月，在卜利達狀告「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運動」(阿爾及利亞政黨)。

  1952年

  2月22日，加繆參加法國人權同盟在巴黎的大會，並發表演說，聲援被佛朗哥政權判處死刑的西班牙共和黨人。

  3月6日，加繆聲明退出歐洲文化協會，因不滿它的政治宣言的一些觀點。

  5月至8月，《反抗者》所引起的論戰到了白熱化程度。加繆寫了《致〈現代〉雜誌主編的信》，而主編薩特則回以《答加繆書》，成為兩人斷絕關係的宣言書。

  加繆去帕那尼埃休養。

  創作短篇小說集《流亡與獨立王國》。

  加繆辭掉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務，抗議它吸收了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為成員。

  12月1日，加繆再次回家探望母親和哥哥，重遊蒂巴薩，去遊覽尚未去過的沙漠綠洲城鎮。他乘船到馬賽，去坎城與伽利瑪一家相聚，再一道回巴黎。

  1953年

  6月7日，東柏林發生暴動。「一名勞動者，無論在世界何處，面對坦克舉起赤手的空拳，高呼他不是個奴隸的時候，我們若是無動於衷，那就成了什麼人呢？」(在互助會上的講話。)

  《時政評論二集》出版。

  6月，在昂熱戲劇節上，加繆代替生了病的馬塞爾·埃朗，改編並執導《信奉十字架》和《鬧鬼》。

  夏天，加繆帶生病的妻子以及子女去萊蒙湖畔的多農，抓緊修改《夏》。

  10月，加繆著手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群魔》改編成劇本。

  專制和金錢民主都明白，為鞏固其統治，必須將勞動與文化分離。至於勞動，有經濟壓迫差不多就足夠了……而文化，則可以用金錢收買和冷嘲熱諷。商業社會將大量金錢和特權贈給那些名為藝術家，實為跳樑小丑的傢伙，迫使他們做出種種讓步。(8月8日給一家工會刊物的信。)

  加繆在一張標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紙上，列出他心愛的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

  1954年

  隨筆集子《夏》出版，包括《扁桃樹》《重遊蒂巴薩》等八篇抒情散文，反映嚮往光明的自然一面。加繆認為作家可以寫荒謬，而自己並不絕望。

  10月，去荷蘭短期旅行，阿姆斯特丹是他的小說《墮落》的背景城市。

  構思寫《第一個人》：「於是我構想『第一個人』從零開始，他不會念書，也不會寫字，不知道什麼是道德和宗教。換言之，那是一種沒有老師的教育，小說就放在現代歷史的革命和戰爭之間展開。」

  法國廣播電台分幾次播放加繆錄製的《局外人》。

  加繆十分關注阿爾及利亞的局勢。11月，殖民當局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力量矛盾激化，開始武裝衝突。「左手拿著《人權宣言》，右手拿著用來鎮壓的警棍，還能以文明的創立者自居嗎？」

  10月，加繆再次寫信給福克納，請求改編《修女安魂曲》。

  11月，應義大利文化協會邀請，加繆去義大利訪問，到都靈、米蘭、羅馬、熱那亞幾座城市做報告和講演。講演的題目為《藝術家及其所處的時代》，表明自由的藝術家並不是一個追求舒適或內心混亂的人，而是一個有自律精神、承擔社會責任的人。

  1955年

  3月，改編迪諾·布扎蒂的劇本《醫院風波》，並在法國出版。

  4月26日至5月16日，加繆去希臘旅行，在雅典的法語學院以《悲劇的未來》為題發表演說，援引法國一大批作家在戲劇舞台所取得的成就，說明古希臘悲劇復興的可能性。

  6月，加繆重返新聞界，與《快報》周刊合作，主持「時事」欄目。加繆加盟《快報》，又引起與左派雜誌《法蘭西觀察家》的論戰。

  作家完全可以置身於激烈的論戰之外，獨自一人，在孤獨中完成為大眾服務的使命。然而，一旦加入戰鬥，他就必須遵守規則：集體性、責任感，以及應有的幽默感(布爾代。)

  其實，加繆並沒有參加他們的陣營。

  9月末，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到達巴黎。為此，伽利瑪出版社舉辦花園招待會，法國文學界名流四百人應邀參加，成為一次文壇盛會。福克納簽了合同，允許加繆改編《修女安魂曲》。

  10月23日，加繆在巴黎大學主持《堂吉訶德》問世三百五十周年紀念會，他在講話中，讚美書中的主人公拒絕現實、拒絕輕而易舉的成功的精神：「有一點非常重要，這些拒絕不是被動的。堂吉訶德不屈不撓地戰鬥，永遠不甘心失敗……這種拒絕不是放棄，而是一個看重榮譽的人在謙卑面前的退讓，他是一個拿起武器鬥爭的仁慈家。」

  這信念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信念。這信念就是只要堅持不懈，失敗最終會轉化為勝利……不過，這需要戰鬥到最後一刻，正如西班牙哲學家所夢想的，堂吉訶德必須下地獄去為最後的受難者打開大門……

  1956年

  1月18日，加繆飛抵阿爾及爾，參加集會。1月23日他呼籲休戰，因而受到一部分同胞的不愉快接待。他在給吉利貝爾的信中寫道：「我從阿爾及利亞回來，心情相當沮喪。事態的發展堅定了我的信念。對我來說，這是個人的一種不幸。但是必須堅持，不是什麼都能妥協的。」

  2月，加繆停止與《快報》合作。

  5月，小說《墮落》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

  加繆全力援救5月28日被捕的梅宗瑟爾，以及一批被捕的阿爾及利亞自由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梅宗瑟爾一案移到巴黎，加繆請名律師為好友辯護，終於使其免於被起訴。

  9月20日，由卡特琳·塞勒主演的《修女安魂曲》，在巴黎馬杜蘭劇院演出成功。

  10月23日，發生匈牙利事件。加繆聲援匈牙利人民，多次參加集會遊行，反對專制主義。

  1957年

  加繆打算編《夏》的續集——《節日集》。

  3月，《流亡與獨立王國》出版。

  6月，昂熱戲劇節上，演出修訂本《卡里古拉》，以及他改編的洛貝·德·維加的《奧爾梅多騎士》。

  《關於斷頭台的思考》收入同科斯特勒與丁·布洛克·米歇爾合編的《關於極刑的思考》。

  10月17日，瑞典皇家學院授予加繆諾貝爾文學獎。當時他是法國第九位此獎得主，而且是最年輕的，年僅四十四歲。加繆自己覺得意外，應該是馬爾羅獲獎。這一事件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雙重抨擊，但是馬爾羅毫不猶豫地表示祝賀，說「他的這種回答給我們倆都增了光」。另一位著名作家莫里亞克，也排除前嫌給加繆以中肯的評價：「這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導師之一，他給青年一代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問心無愧。」

  1958年

  2月，《在瑞典的演講》發表。

  3月，《反與正》再版，新作了序言。

  6月，《時政評論三集》出版。這是阿爾及利亞專集，加繆提議分析衝突並尋求解決方法。但是他已陷入兩難境地，這給他造成極大苦惱。

  加繆這兩年身體極差。

  6月9日，去希臘旅行。

  8月，著名作家馬丹·杜·加爾去世，加繆為這位摯友寫了紀念文章，給予高度評價。

  11月，加繆在普羅旺斯省盧馬蘭村買下一幢房子，打算將來長居鄉間。

  1959年

  1月30日，加繆改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由他執導在巴黎安東尼劇院演出。

  加繆打算經營一家劇院，請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馬爾羅予以資助。

  3月，加繆回阿爾及爾探母。

  5月12日，法國電視台播放一套名人採訪錄，有一期專為加繆錄製。

  5月，加繆到盧馬蘭村居住，似乎恢復了精力，準備寫《第一個人》，到11月，他順暢地寫出了第一部分。題詞已想好：「獻給永遠無法閱讀此書的你。」據加繆妻子理解，人人都是第一人。如果不出意外，《第一個人》應在1960年7月完稿，1961年夏再寫第二稿，或許就是定稿。

  1960年

  伽利瑪一家應邀到盧馬蘭過元旦。1月4日，加繆乘米歇爾·伽利瑪的汽車回巴黎，車行至蒙特羅附近的維爾勃勒萬，出了車禍身亡。

  在悼念的文章中，薩特的悼詞最感人：

  他在本世紀，頂住歷史潮流，獨自繼承了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警世作品也許堪稱法國文學的最大特色。他以那種固執的、既狹隘又純潔的、既嚴峻又耽於肉慾的人道主義，向這個時代種種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開勝負難卜的戰鬥。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時代的中心，針對馬基雅弗利主義和拜金的現實主義，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實的存在。

  阿爾及利亞友人在蒂巴薩，給加繆立了紀念碑，雕刻的銘文為：

  在這兒我領悟了

  人們所說的光榮：

  就是無拘無束地

  愛的權利。

  ——阿爾貝·加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