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關之戰

  第一節　大順軍攻克北京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進抵居庸關，唐通和監軍太監杜之秩投降，號稱天險的京師「北門鎖鑰」，便在大順軍面前敞開了。

  大順軍逼近京師，給明廷蒙上一片陰沉的氣氛，朱由檢和他的大臣們陷入了束手無策的境地。三月十六日，大臣們在朝房商討對策，一個個「但相顧不發一論」[1]。同一天，朱由檢故作鎮定，按照常例召對考選諸臣，以抵禦滿洲貴族軍隊和農民起義軍以及籌措兵餉為題，挨次奏對。在厄運臨頭的時候，他做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官樣文章，只不過是藉以安定人心。然而，就連他本人內心的恐懼也無法掩飾了。據時人劉尚友記載，朱由檢在聽取諸臣奏對時已經心不在焉：「上或憑几而聽之，或左右顧而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親手自為之。如忽忽無緒然，非平時莊蒞景象也。」「聞是日帝笑語頗失恆度。」[2]奏對還沒有結束，內官便忽然遞進一件密封文書。朱由檢一看，立刻面無人色，惶遽退入後宮。參加奏對的臣工們面面相覷，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出來後一打聽才知道是報告昌平失守[3]，起義軍即將兵臨城下了。[4]

  就在這天的傍晚，大順軍先頭部隊到達京師北面的土城（元大都北面城牆遺址）。十七日，義軍進抵北京城下，開始攻城。京師里立即像開了鍋一樣亂作一團，「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5]有的官僚心懷僥倖，「猶謂城堅勢重，外有大帥足倚，圍三月未傷也。故城中多務積煤米，余無所問」[6]。崇禎皇帝則「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慄無策，噤不發聲」[7]。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宦官手裡，被驅趕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時既無訓練，臨事又缺糧餉，「守垛之兵，飢不得食。或母或子，攜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無一二」[8]。襄城伯李國楨所統京兵三大營屯紮於城外，大順軍一到立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轉手之間便成了義軍攻城的利器。

  大順軍圍攻北京的時候，李自成在昌平、北京之間的沙河鞏華城設下臨時總部，由大將劉宗敏擔任前線總指揮，攻取北京。為了儘量減少攻城時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以及日後進兵中的阻力，李自成等義軍領導人認為，爭取朱由檢投降是比較理想的。於是，派了在宣府投降過來的太監杜勛等人進入城內，敦促朱由檢看清形勢，及早投降。關於這次談判的情況，史籍中言人人殊。根據原始材料來考察，可以大致確定談判的經過如下：杜勛到城下後，由於當時的城守掌握在太監之手，沒有遇到什麼阻攔就被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用繩索吊到城上。[9]杜勛說明了來意，指出大順軍兵勢浩大，明廷根本無力抵敵，轉達了義軍領袖要求朱由檢「遜位」的意見。[10]朱由檢自知已成瓮中之鱉，除了接受起義農民的條件之外只有死路一條。這時，他處於貪生之念與博個「國君死社稷」的「美名」之間的矛盾之中。長期君臨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極端的愛面子，阻礙了他接受杜勛轉達的要求，而一口拒絕就無異於宣判自己的死刑。在這種兩難之中，他指使親信太監同杜勛繼續談判，希望通過討價還價爭取到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條件，或許還希望拖延談判，等待各地勤王官軍的到來。談判一直延至十八日晚，即義軍攻克北京的前夕。史料記載說，十八日晚，明兵部尚書張縉彥巡視城頭，走到正陽門附近，見「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爺。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談』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清朝初年，張縉彥任職浙江布政司時，「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朱寫非墨寫」[11]。

  朱由檢的拖延不決，超過了起義農民的忍耐限度，大順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攻城，崇禎年間滿洲貴族軍隊幾次攻到京師附近，明王朝都是依靠各地勤王兵才守住京師的，這次卻沒有任何勤王兵參加守城，京營兵的腐敗已經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朱由檢欲戰不能，欲和不願，只有坐待滅亡。三月十八日夜間，大順軍將士爬城而入，占領了外城。[12]朱由檢感到火燒眉毛了，他「徘徊殿廷，憂懣計無所出」。內官張殷忽然跑上前來說道：「皇爺不需憂愁，奴輩有策在此。」朱由檢忙問何策，答道：「賊若果然入城，直須投降便無事矣。」朱由檢大怒，一劍把張殷砍死。[13]直到這時，他還妄圖突圍逃命。他先要皇親國戚鞏永固、劉文炳等召集家丁護駕，得到的答覆卻是人心已散，無法可想。[14]他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槍帶著一批內官像沒頭蒼蠅似的向齊化（朝陽）、安定等門亂竄，但碰壁而回。最後，他領著太監王承恩爬到煤山（今景山）頂上四處瞭望，看到城外烽火連天，已經插翅難逃了，才下了狠心上吊自盡。[15]臨死之前，他迫使皇后周氏自縊，對長女長平公主朱徽娖怒喝一聲：「為何生我家？」揮劍砍去，朱徽娖舉手遮擋，被砍斷左臂，昏倒在地；又殺死幼女昭仁公主。他還念念不忘要同起義農民鬥爭下去，把太子、永王、定王叫來，讓他們換上平民衣裝，囑咐道：「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中匿形跡，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16]說罷，派太監領去躲藏。朱由檢的最後一道諭旨，是發給成國公朱純臣的，命他總督內外諸軍，且托以東宮。[17]這道諭旨送到內閣還未及發出，就被大順軍繳獲了。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們還在夢中，宮內已經亂成一團。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變亂又是那樣觸目驚心，宮女和太監們紛紛奪門而逃，絡繹道路，在一片驚惶駭亂的景象當中，紫禁城迎來了黎明。

  一六四四年農曆三月十九日，大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反動統治的覆亡。這天上午，大順軍邁著勝利的步伐由外城通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進入北京內城。[18]史籍載：「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19]大順軍紀律嚴明，進城後迅速地建立起革命秩序，有效地維護了社會治安。北京城裡的居民熱烈歡迎農民軍[20]，皆在門口設立香案，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有的人在帽子上也貼上「順民」字樣，「往來奔走如故」[21]。

  李自成在得到京師已經攻克的捷報後，從鞏華城來到北京，於中午時分由德勝門入城。[22]

  在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等文武大員的陪同下，李自成這個當年的驛站馬夫，騎著高頭大馬來到了象徵著封建帝國權威所在的皇城。立馬承天門下[23]，李自成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忽然，他拿起弓來，搭上一支箭，照著承天門的門扁上射了過去。「奉天承運」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李自成等進宮時，明太子朱慈烺「跪迎於門左，遂仆地」[24]。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來，接著又搜獲了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煥。兄弟三人「穿民間破衣，帽上亦貼順民二字」[25]。李自成命人給他們換下破衣服，吩咐他們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貴」[26]。隨即將明太子和二王交劉宗敏營內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27]這在當時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舉動，目的是招徠原為明王朝效勞的文武官員。自成在宮內看到被朱由檢砍傷的袁妃和長公主，也為之嘆息，「令扶去本宮，各調理之」[28]。

  當時的頭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禎皇帝的下落。宮中既找不到朱由檢的蹤跡，內官和宮女也說不清去向。尚璽卿黎志陞說：「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於是，一面「令諸將南追」[29]，一面出牌大書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禎逃出紫金城外，有能出首者賞黃金一千兩；隱匿者誅其全家。」[30]過了兩天，有個內官在煤山發現了朱由檢所騎的馬，才尋蹤找到了朱由檢的屍體。吊死皇帝的衣袖上寫著「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又一行雲「百官俱赴東宮行在」[31]，說明這個反動頭子，直到葬身於農民革命的烈火中時，還寄希望於太子和百官同起義農民繼續對抗下去。大順政權把朱由檢和周后的屍體移出宮禁，停在東華門外示眾。[32]那些不久前還在朝廷上爭權固寵的明朝官僚們，這時皆樹倒猢猻散，有的鑽頭覓縫，希冀改換門庭；有的藏頭露尾，避之唯恐不及。總之，已沒有多少人再去理會這具政治殭屍了。四月初，由大順政權派員將崇禎帝、後葬入昌平縣田貴妃墓。[33]

  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措施

  從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順軍在北京一共經歷了四十二天。這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極盛時期。大順政權當時管轄的範圍，包括了整個西北和華北，山東、河南兩個全省以及湖廣、南直隸的部分地區，廣袤數千里。在此期間，大順政權及其領導人的活動情況究竟如何，關係到對這一政權的認識、它失敗原因的分析，以及對李自成、大順軍的評價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過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對當時全貌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輕率地接過南明和清初封建統治階級的誣衊之詞，對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濫加指責。有的則為李自成和他領導的大順軍的所謂「腐化」而嘆息。然而，歷史是公正無私的，它不允許用階級偏見和主觀臆測來代替事實真相。那麼，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首先要指出一個基本的也是人們往往忽視的事實：大順軍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從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關戰報為止，計二十二天；後一段從緊張準備出兵，中經山海關戰役，再到主動放棄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們普遍地認為招致大順軍在山海關大敗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後追求享受，喪失戰鬥意志，那麼問題的熱點自然應集中到前一階段的二十二天。我們且不說一支朝氣蓬勃的軍隊，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裡便腐化得不能打仗，聽起來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也不說某些論著為了證明大順軍在北京急劇「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當時敵對勢力所編造的污言穢語。還是先來看看在這段時間裡，大順政權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吧。

  大致來說，大順政權在這段時間內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項：一、迅速地穩定京師的人心和社會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機構，對數達兩三千名的明朝官僚進行甄別，或予錄用，或加懲辦；三、向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派設地方官，於戰略要地派駐軍隊，以建立政權，穩定地方；四、抽調部分軍隊沿運河南下，試圖打通漕運道路並為爾後的大舉南征做準備；五、籌備即位典禮，制定一統之規，草擬政策、法令、儀注；六、清點府庫倉儲，沒收皇宮、宗室、勛戚、太監的財產，對貪污官僚進行追贓助餉；七、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八、打擊太監和廠、衛；九、問民疾苦；等等。現分述如下：

  一、穩定社會秩序

  大順軍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穩定了局勢，恢復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於北京是明王朝長期統治的巢穴，是達官貴人、三教九流會集的地方，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太容易。大順軍的領導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對各地的影響關係重大。因此，首先便是嚴肅軍紀，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動宣傳而產生的疑懼心理。趙士錦在大順軍進城時是明工部官員，他根據親眼所見的記載說，大順軍進城之後，鑑於官軍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殺人了」。義軍戰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負箭，銜枚貫走」。百姓「有行走者，避於道旁，亦不相詰」，絲毫不加侵犯。為了防止反革命勢力的敵對活動，義軍「添設門兵，禁人出入；放馬兵入城，街坊胡同無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數以萬計的入城大軍中，個別違反紀律的現象在所難免，但一旦發現違紀事件，大順軍領導就毫不手軟地秉公執法。趙士錦就記載說：「賊初入城，有兵二人搶前門鋪中綢緞，即磔殺之，以手足釘於前門左柵欄上，予目擊之。」[34]當時在北京充當明給事中塗必泓記室的徐應芬（署名聾道人），在其著作中雖然提到個別義軍戰士有貪圖便宜暗中竊取銀錢的現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認：「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35]當時也在北京的陳濟生，一方面在他的書中記載大順軍進城後，「商民仍舊張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搶攘者有禁，城軍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斷頭截體，縱橫衢道，雖觸目悚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編造了許多謠言，硬說大順軍在京師姦淫婦女，乃至於「安福胡同，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慘不忍言」[36]。然而，當時亦在京師的明左諭德楊士聰，雖然因為妻子和二妾自縊、愛女投井，對大順軍充滿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還是比較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順軍「軍紀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從山海關敗回京師以後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則絕無此等。坊刻稱賊於四月初七日淫掠婦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餘人，大屬妄語。事之所無，雖在逆賊，詎可誣乎？」直接有力地批駁了陳濟生所散布的謊言。

  由於大順軍在加強對京師的控制的同時，又注意約束軍紀，故當時北京的社會秩序是良好的。大順軍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楊士聰記載說：「都人嫁女於賊營者甚多，甚以為榮。」甚至在李自成親自統率大軍前往山海關討伐吳三桂，京師的守備力量大大削弱的時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這也說明大順軍為穩定京師社會秩序所做的努力，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門

  大順軍進京時，明朝在京官僚大約有兩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幾個人自殺，甘心充當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對剩下的一大批人員如何處理，是個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大順政權在三月十九日發布的命令說：「文武各官，於次日投職名，二十一日見朝。願為官者量材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有隱匿者，歇家、鄰佑一併正法。」[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熱衷仕途的官僚爭先恐後地報名；一部分心懷觀望的官僚，也在長班隨役的督促下前往應點。二十一日，「報名各官，青衣小帽於午門外匍匐聽點。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負文名才名者、嘵嘵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縮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謔，不敢出聲。亦有削髮成僧、帕首作病，種種醜態，筆不盡繪」[38]。二十三日，劉宗敏、牛金星又在五鳳樓（午門）前，傳各營在押官員入朝聽選，按姓名冊唱名。首批錄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東華門赴吏部聽選，仍長班家人相隨，無防押之人；不用者仍發營看守」[39]。二十六日，又選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深知明朝吏治腐敗，特別是那些占據要津的高官顯宦，不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劃者，而且絕大多數是貪污成性者。因此，決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錄用，發往各營追贓助餉[40]；四品以下的官員則分別情況，多數授職，讓他們自動捐銀助餉，少數劣跡昭彰的也發到各營追贓。

  大順政權在對待明朝官員的問題上，也有處置不當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這不僅表現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贓助餉的不合時宜（這點在下面還將講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職務上也過於拘謹。在數以千計的明朝官員出於種種原因而倒向大順政權的時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視新興的大順政權如何對待自己這一流人物的時候，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本來應當在注意防範的前提下，採取先包下來然後逐步清洗的辦法，卻沒有這樣做。李自成在北京時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顧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過投順得稍微早一點罷了。大順政權後期一個明顯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對全國形勢有真知灼見，能夠統籌全局，提出恰當的戰略方針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卻要高明得多，它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范文程、洪承疇這樣一批「引路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非常注意徵求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才，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在北京投降過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僚中，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規定了文官受武將節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於起義農民的將領居於支配地位，卻沒有注意發揮降官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策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三、接管地方

  鑑於明王朝在黃河流域的統治已經土崩瓦解，大順軍的領導人不失時機地任命了大批官員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權，把這些地區置於大順政權的管轄之下。當時派遣官員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大順軍進軍過程中，由統兵大將直接從隨營文士中或當地降官、知識分子中選充；另一種是在大順軍進入北京後，由吏政府從明廷投降官僚和科舉取士中選派。大順軍在北京期間，任命的地方官相當多，山東全境幾乎都建立了各級政權機構，南直隸北部也派設了官員。劉尚友在《北還紀變》詩中說：「正擬次第舉，設官遐邇均。」下注大順政權「設官東至淮，西至蜀」[41]。連同襄陽、西安時期任命的地方官員一起，作這樣的描寫是符合實際的。在這樣廣闊的地區內建立起從屬於農民革命的政權，不僅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在我國歷史上確實是光彩奪目的一頁。大順軍在山西、北直隸、山東以及豫東、南直隸北部建立的地方政權，為時雖然短暫，卻不可等閒視之。它的意義在於：在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動統治，通過各級政權機構推行了大順農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徵、平買平賣、追贓助餉，以至於著手解決土地問題的均田政策等，無情地打擊了罪大惡極的官紳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廣大人民身上的枷鎖一度得到鬆弛。

  在某些著作當中，為了解釋大順政權的失敗，依據不可靠的史料，甚至加上主觀推測，歸咎於大順政權的腐化變質。說他們由以解民倒懸為己任變而成為各級領導人追逐私利、漠視民間疾苦，乃至於苛虐人民，結果喪失民心，自己也隨之垮台。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首先，史料確鑿地表明，大順政權占領北京以後基本政策並沒有改變。遍查黃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時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順政權在各地的官員主要乾的就是兩件事：一是追贓助餉，打擊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錢糧三年免徵，使農民們能夠喘一口氣，安心恢復生產。既然這是依據大量的統計得出的判斷，就沒有理由去懷疑大順政權已經變質。說它喪失「民心」，實際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順政權和一切改朝換代的王朝一樣維護自身利益的大地主們痛心疾首。但是，官僚地主正是農民革命所要掃蕩的主要對象之一，並不屬於當時的人民範疇。其次，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是，由於大順政權推行農民革命政策，嚴重地激化了它同官僚地主的矛盾。一旦當大順政權在軍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勢逆轉時，這些人便乘釁而起，發動叛亂；但是，在那樣廣闊的地區內，卻沒有出現過農民起來反抗大順政權的事。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東、河南，到處狼煙滾滾，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農民起義更是數不勝數。在大順政權治理的短暫期間，形勢卻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農民起義武裝，有的改編為大順政權的地方武裝，有的自動解散歸農，個別已經轉化成了地主武裝的則被大順軍剿滅或驅走。時人陳濟生記載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經過大順政權管轄區的見聞時曾經說：「追憶出都時，人言籍籍，皆雲盜賊密布，跬步難移。今布帆安穩，殊出望外。」走到鄭家口（今故城縣）時，所看到的情況是，「居民稠密，諸鄉村肩荷而來，日中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於茲僅見」[42]。劉鑾在《五石瓠》中也說：「至李自成稱帝關中，設偽守令到河北，諸賊（指各地地方性農民起義）始消。」從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順政權在群眾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定興縣誌》記載，明王朝覆亡後，畿輔地區的群眾曾經趁亂搶掠富家財產，一個名叫耿權的紳士想出了一條奇計，「取自成偽檄增數條禁之。一時傳數百里，皆斂手不敢動，眾以保全。孫夏峰稱其能濟變」。[43]大順政權得到人民群眾擁護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實行了免糧等農民革命政策。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員一般比較廉潔，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光緒《定興縣誌》轉引舊志說：「崇禎十七年，逆闖陷京師，偽縣令劉鍾泰自山右來任。……時賊法嚴，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餘日，邑甚安之。」大順政權的淮徐防禦使武愫上任後，當地鄉紳「有屈膝於公堂之上饋遺禮物，為其所擯斥者」[44]。《甲申傳信錄》也說，李自成「號令嚴切，所遣守土之吏，無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可見，在北京期間，各地建立的大順政權頗有一番新興振作的氣象，是得到貧苦群眾，以至於中小地主擁護的。

  為了吸收知識分子，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也舉行了考試。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隨駕考選試官，考京城生員，出題《天與之人歸之》」[45]。同時，順天府召試了所屬各縣生員，中試者由吏政府選授官職。

  四、抽調部分軍隊南下

  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後，占地日廣，駐防軍隊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著較大的機動兵力以應付不測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軍隊南征。然而，隨著明王朝的覆亡，長江以北的明政府統治已成瓦解之勢。為了利用這一有利形勢，把大順農民革命擴展到更加廣闊的地區，為北方底定之後完成統一大業做準備，李自成曾決定抽調部分軍隊（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軍）沿運河南下。四月初六日，任董學禮（原明朝寧夏花馬池副將）為淮鎮制將軍，並命他帶領兵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五月間到達南直隸宿遷縣，與南明弘光朝廷的官軍對峙。[46]隨同董學禮南下的，有充當招降使者的大順軍將領劉暴[47]，他攜帶了李自成頒發給南明將領黃得功、高傑、劉伊盛、劉肇基、徐大綬的五道敕文。黃得功冥頑不化，把劉暴關進監獄，並且報告了弘光朝廷。由於大順軍主力沒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將兵力又非常單薄，招降無效自是意料中之事。除董學禮部以外，先後奉調南下的，還有明降將、原柳溝副將郭陞和副將白邦政，所帶兵員也都不過數千人。這時，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戴之下，已經初步穩住了陣腳。南下的大順軍除了對山東、蘇北一帶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震懾作用外，沒有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久，由於清兵進關，整個局勢急劇逆轉，大順軍的南征和統一大業終於成為畫餅。

  五、籌備即位典禮

  隨著大順軍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建立的地方政權已經相當廣泛。特別是占領了北京，迫使崇禎帝自盡，標誌著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順政權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正式頒詔天下，宣告大順政權業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於正統地位。因此，在京師局面穩定之後，便由禮政府於三月二十五日發出告示，命隨駕各官率領耆老上表勸進，開始了即位典禮的準備工作。新鑄造了國寶，文曰：「繼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並列繼立極三字。」[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儀注》，刊刻成為一卷，「前載偽令，禁奏疏冗長。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49]大順政權規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藍。這是由於明以火德王，取水滅火之義，反映了五德終始的天命循環思想。

  六、繼續推行追贓助餉等政策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財政政策，是西安時期的繼續。它和歷史上各個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沒有宣布在保護官僚地主土地財產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而是堅持「三年免徵」賦稅，用沒收明內帑及宗室、勛戚、太監的家產和對官僚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關於大順軍攻克北京之後，究竟從宮中繳獲了多少屬於皇帝的私財（內帑），各種史籍記載分歧很大。比較可信的說法是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大。[50]對於明宗室和勛戚的財產，在政策上同對官僚的追贓是有區別的，前者的動產和不動產全部沒收，而對後者則在數額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間的追贓助餉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在大順軍所到之處普遍推行這項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內對明廷官員實行的追贓助餉。

  下面著重談談在北京追贓助餉的經過情形。

  據楊士聰記載，三月「二十七日，派餉於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夾。……其輸餉之數，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矣。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51]。

  追贓的做法，據親身經歷者的記載，都是說發到劉宗敏、李友等大將營內，由農民軍官佐、戰士追比。[52]「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53]抗拒不納或納不及數者，用夾棍刑追。當時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贓受到刑拷的人數由於史料蕪雜，無法做出正確統計。但是可以肯定，許多史籍為了渲染農民軍的殘暴，過分地誇大了受刑的人數。楊士聰就說過，「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隨意填注，半屬未真」[54]。後來清修的《明史》中也說，「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55]。

  追贓助餉，在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實行的一項革命政策，它不僅在一個時期里把國家財政負擔，從貧苦農民身上轉嫁給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擊了這伙衣冠禽獸，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威風。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地對明朝官僚實行追贓助餉是很不妥當的，甚至可以說這是大順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因為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並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如果把當時打擊的對象，明確宣布限制在皇親國戚、勛臣、太監以及為數不多的持敵對態度的官紳範圍內，必然可以大大減少官紳地主的疑懼，有利於大順政權的穩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卻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後客觀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未能做出相應的調整。在北京和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紳如罹湯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樹敵過多的局面。

  在北京的追贓從三月二十七日開始，由於反應相當強烈，李自成也發覺這樣搞法對大順政權的穩定和進而統一全國可能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親自出面干預，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贓助餉，對明廷官僚，不論是否已交足所派餉額，一律釋放。但是，這一果斷措施只限於對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贓活動仍然在雷厲風行地進行。

  七、均田問題

  大順政權為解決土地問題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查繼佐在《罪惟錄》一書中說，大順政權「五年不征，一民不殺，且有貴賤均田之制」[56]。大順政權是否提出過均田的政策或口號，目前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有的論著認為，史料中的「均田」指的是改革賦役徵收辦法，只求做到賦役的相對平均，並不包含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意思。應當承認，在明清官場用語中，「均田」一詞確實有時是指按田畝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賦役。不過，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現的所有「均田」字樣都解釋為均分土地一樣，也不能把這個詞都解釋為均出賦役。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歷史條件下，要求改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的土地占有狀況，具有客觀的必然性。就連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過限田的主張，例如崇禎九年，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的奏疏中就說到，有人主張「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沒官」[57]。崇禎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聲又上疏，「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58]。試問：身為官紳的人尚且在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提出了觸及土地問題的建議，為什麼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在革命的高漲時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號呢？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對於明末農民戰爭帶來的土地關係的變動，不可能做出確切的敘述，但是，起義農民連根剷除某些大地主，實行占田屯種的事例卻是屢見不鮮的。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管轄的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剝奪宗室、勛戚和官紳地主田產的行動，有的正是在當地大順政權的直接支持下展開的。著名的例子如山東諸城縣官僚丁耀亢所述：

  ……闖官蒞任，則土賊豪惡投為胥役，虎借豺藂，鷹假鸇翼，以割富濟貧之說，明示通衢：「產不論久近，許業主認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產，忽有一二窮棍認為祖產者，亦有強鄰業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資物者，有伐樹搶糧得財物而去者。一邑紛如沸釜，大家（指官紳地主）茫無恆業。[59]

  日照縣官僚地主厲寧在本縣和諸城縣擁有四千多畝土地。當地大順政權建立後他畏罪潛逃，「所存田產、牛隻、家屬，悉為二縣民人瓜占」[60]。這兩個縣屬青州府管轄，該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祿糧和莊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61]。山東青州地區的農民們在大順政權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產，可以視為大順政權管轄區內土地關係變動的一個縮影。[62]自然，不能據此而推論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集團，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順農民革命浪潮激盪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衝擊，部分在明王朝統治下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收回或奪得了部分土地，則無疑是個事實。這年五月，江西臨川紳士曾益寫了一篇《討賊檄》，以官紳地主代言人的姿態破口大罵大順軍「掠我資，均我產」[63]，也反映出農民革命帶來了包括土地在內的社會財產關係方面的變化。

  在敘述大順政權為解決土地問題而採取的措施時，應當指出均田在大順政權的活動中並不占重要地位。這是因為在明末統治階級的沉重壓榨下，農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積拋荒；由於農民軍到達的地方，明宗室、官紳大批地被消滅或者竄往他鄉，出現了大量無主之田。因而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土地問題反而不顯得那麼突出。現存史料中涉及土地關係的比較少見並不奇怪。總之，我們不應該否認大順政權曾經著手解決貧苦農民的耕地問題（均田），也不能過分渲染大順政權的均田政策。

  八、打擊太監和廠衛

  大順軍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監開門迎降是有關係的。李自成進入京城時，太監王德化領著內官三百餘名排班迎接。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權勢作威作福的傢伙，現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圍了。太監杜勛奉李自成之命在進京談判時，曾私下對他的同夥說：「吾輩富貴自在也，可無慮。」[64]然而這一次他們卻打錯了算盤。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盡驅閹宦出城，不許復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貴賤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墜帽，首面血淋漓」。「一錢不得隨身，都人大快之。」[65]有的史籍記載，李自成在設置官職時規定：「太監不得過千人。」[66]這同明朝末年內官數萬相比，不能不說是一項重大的改革，對明中期以來飛揚跋扈的宦官集團是個沉重打擊。但是，它也說明，李自成這位農民革命領袖已經在逐步繼承封建帝王的遺產。

  對於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東廠和錦衣衛，大順政權斷然地予以廢除[67]，廠、衛頭目一律從嚴懲辦。這件事深得人心，連當時一個敵視大順政權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讚揚的口氣說道：「向來廠衛知名者咸從束縛，要津猾胥，先傾其家而後殺之。此舉差強人意。」[68]

  大順政權對那些世襲的所謂開國功臣、靖難功臣之後和皇親國戚，則給以摧毀性的打擊。三月二十二日處死了成國公朱純臣。兩天以後，又押解勛衛武職官員二百多人斬於平則門外。[69]

  九、召見明降官、耆老

  山海關戰役前，李自成承擔的軍國重務雖然很多，但還是抽空親自接見明降官和京師城郊耆老，藉以聯絡感情，了解民間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華殿召見明中允梁兆陽，梁叩頭說：「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愎自用，致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自成回答道：「我只為幾個百姓故起義兵。」梁又叩頭說：「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晉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興，留坐款茶，談得十分融洽。告辭時，梁兆陽向上打躬，自成也舉手作揖回禮。隨即任梁為兵政府侍郎。[70]被召見的還有已委任為禮政府侍郎的楊觀光，李自成向他詢問了郊天典禮的有關事項，楊觀光一一做了解答。自成頗為欣賞，在談話結束時說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常進來講講。」把楊送到屋檐下才告別而還。[71]後人有感於李自成的禮賢下士，賦詩寄慨云：「開國先延理學臣，賜茶留坐問諄諄。親賢下士非誇大，漫罵劉邦敢問塵。」[72]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後兩次召見了城內和城郊各村鎮耆老，「問民間疾苦，有無擾害。」[73]受到接見的耆老們出宮後，喜形於色地傳告李自成頭戴大絨帽，身穿天藍箭衣，同其他將領簡直沒有區別。

  這些事實說明，李自成注意到了爭取明朝官僚和士紳、耆老的問題。如果不是很快就爆發了吳三桂叛亂和清兵進關，大順政權完全可以進一步穩定局勢，並且以對社會生產最小的破壞為代價實現全國的統一。如能在一個新興的，領導人物起自民間、飽經閱歷因而能夠實行開明政策的大順帝國統治下，我國的社會進程，無疑地將會在明朝中後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獲得長足的發展。然而，歷史的偶然性卻導致了大順政權的失敗。由於清兵的南進，民族矛盾激化，連年的戰禍使勞動人口等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而代替大順朝執掌全國政權的清王朝，又是一個以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滿洲貴族同漢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階級相勾結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這就推遲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極的社會生產的恢復，從而導致了我國社會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陷於倒退停滯和發展緩慢的境地。

  以上依據史實，列舉了大順政權在京期間活動的九個方面。此外，大順軍入京後也沒有放鬆軍事訓練，僅據《甲申傳信錄》卷六所載就有：四月初一日「權將軍劉宗敏下營點操」；初六日，「闖嘗至萬壽山觀將士騎射，從者數千餘人」。儘管由於大順政權檔案文書被毀滅，我們無從弄清它的全部活動的具體情況，但是，在二十二天裡有效地治理那麼廣闊的地區，從事那樣多方面的工作，領導人公務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為事實如此，我們才無法同意那種認為大順軍入京之後，領導人只顧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的論點。

  第三節　山海關戰役

  三月，吳三桂率領遼東明軍約四萬人及八九萬關外漢民陸續進關，暫屯於山海關至灤縣、昌黎、樂亭、開平一帶。[74]這裡需要糾正一種常見的誤解：許多史籍都以為山海關屬於吳三桂的防區，甚至把吳三桂說成山海關總兵。[75]其實當時的明山海關總兵是高第[76]，下轄兵員數目約為一萬人。吳三桂進關之後即同高第會合，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進抵居庸關，明守將唐通投降。李自成對山海關一帶的官軍十分重視，他知道吳三桂所統邊兵是明朝的一支勁旅，距離北京比較近，又處於大順軍和滿洲貴族軍隊之間，如果不及時解決，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隱患。至於解決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滅還是採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析了當時的情況，認為以招降比較穩妥。首先，因為自從大順軍進入山西以後，除了寧武總兵周遇吉負隅頑抗落得個兵敗身死的下場外，據守各戰略要地的明朝統兵將領，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關唐通等，都望風歸附。在這以前投降的總兵還有白廣恩、牛成虎、鄭嘉棟、左光先、陳永福等。這種先例對吳三桂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其次，吳三桂自己統兵在外，他的父親吳襄和其他家屬卻留在北京，為了保住身家產業，決策投降大順政權也是在情理當中的。另外，如果不先從政治上爭取就付諸武力，吳三桂勢必倒向滿洲貴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將唐通率本部兵馬，帶上犒賞關寧官軍的銀兩、財物，前往山海關招降吳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後，「遺三桂書，盛夸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77]這兩個明朝總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吳三桂則帶領部眾向京師進發，準備朝見李自成，接受新命。

  吳三桂領著兵馬於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盧龍縣），「大張告示：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78]。一兩天之後又行至玉田縣。[79]就在這時，吳三桂得到消息，說他在北京的家屬受到大順軍的侵犯，政治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關於導致吳三桂叛變的直接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80]。另一種說法是劉宗敏在追贓助餉的過程中，逮捕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索餉二十萬」[81]。目前因史料不足，尚無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順軍觸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吳三桂本來是個封建軍閥，他的政治態度完全以個人利害為轉移。他投降大順政權，是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並希冀在大順朝革故鼎新之際躋身於新貴行列。當他獲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時，便誤以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騙來北京，將不利於己。其他地方傳來的大順政權對明降官追贓助餉的種種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慄。於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關，向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由於變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吳軍擊敗，山海關遂被吳三桂占領。吳三桂的叛變，對於各方面人士來說都是沒有預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個當事人的詩中有這樣的描寫：「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82]說明願意跟著他背叛大順政權的人寥寥無幾。[83]唐通被擊敗後，帶著殘兵駐於關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約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吳三桂叛變、山海關被占的消息。經過緊急商議之後，他一面批評了劉宗敏，對吳襄進行了撫慰，並且讓牛金星代吳襄起草了一封給吳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決定親率大軍往山海關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帶領大順軍從北京出發，由丞相牛金星和少數大順軍將領統率一萬名士卒守備北京。[84]隨軍帶往山海關的有吳襄和崇禎帝的三個兒子，以及在西安、太原俘獲的秦王、晉王。這表明李自成希望讓吳襄出面消除誤傳的謠言，以父子之情打動吳三桂。帶明太子朱慈烺等一同前去的用意也非常明顯，無非是堵塞吳三桂效忠故主的藉口。儘管李自成等做了諸多準備，但這一次招降卻沒有達到目的。吳三桂叛亂後，關寧兩鎮兵合在一起只有五萬人，占據山海關一隅之地，根本無法同大順軍相抗衡。為了逃脫覆滅的命運，吳三桂不顧民族大義，決定賣身投靠滿洲貴族。

  這時，滿洲貴族在關外建立的清廷，已經度過了由於皇太極去世而出現的內部動盪，注意力又集中到如何利用明朝內部的階級大搏鬥實現自己進取中原的夙願。在大順軍占領北京以前，清廷曾希望聯合農民軍推翻明王朝，分享勝利成果。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遲起龍等人充當使者，取道蒙古部落地區給大順政權送來一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85]

  這封信送到大順軍鎮守榆林的大將王良智手裡時，李自成已經率軍東渡黃河向北京進軍了。儘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對清廷「協謀同力，並取中原」的建議卻未予理會。大順軍摧枯拉朽式的進軍，使滿洲貴族們既為之眼紅，也感到極大的不安。他們不禁考慮到一個新興的、朝氣蓬勃的漢族政權代替原來腐朽沒落、不堪一擊的明王朝之後，自己將無油水可撈；而且一旦大順政權完成了漢族地區的統一事業之後，必將憑藉強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重新解決遼東問題。因此，清廷在攝政王多爾袞等人的策劃下，決定乘大順軍立腳未穩之時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順軍占領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舉興師。《朝鮮李朝實錄》中，記載了朝鮮使臣鄭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節談話後寫的一件緊急報告，其中說：

  ……（清使鄭命壽）又曰：「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臣問：「所謂本坐空虛者何事耶？」曰「為土賊所陷」雲，而更不明言。所謂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86]

  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帶領滿洲、蒙古八旗兵員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漢軍大舉「伐明」[87]。進軍路線是採納漢奸洪承疇的建議，準備由薊州、密雲地區破邊牆而入。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遇上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副將楊坤和游擊郭雲龍，告以山海關形勢危急，「若及此時促兵來救，當開山海關門以迎大王」[88]。同時面呈書信一封，內稱：「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89]多爾袞大喜，除留下使者楊坤外，還派妻弟拜然隨郭雲龍前往山海關探其虛實。同時下令改變行軍路線，向山海關兼程進發。在給吳三桂的回信里，多爾袞避而不用「合兵」一詞，卻趁機向吳三桂進行招降：「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也。」[90]吳三桂得到回書後，果然決定投降，並決心驅迫關遼兵同大順軍惡戰一場，藉以提高自己在滿洲貴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順軍到達山海關，吳三桂只留下少數軍隊和反動鄉紳防守關城，把主力已拉到關內石河，擺開陣勢。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於石河以外，還派出部隊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和北翼城[91]，對吳軍實行包圍。雙方晝夜激戰，至二十二日晨，吳軍已困憊難支，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吳三桂的全軍已面臨崩潰之勢。清兵於二十一日晚趕到山海關後，屯駐於歡喜嶺。此時的多爾袞並不急於參戰，他「蓄銳不發」[92]，要等到吳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順軍也疲憊時再一鼓作氣奪取勝利；同時，他也要觀察一下吳三桂的誠意，以免上漢人的當。二十二日晨，吳三桂感到形勢嚴重，帶著屬官和鄉紳們出關，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93]謁見攝政王，請求清軍立即來援。多爾袞諭以「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94]。繼之又對吳三桂道：「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95]說完，讓吳三桂等先行回去，自己隨即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布好陣勢後，即向大順軍陣地發動猛烈衝擊。大順軍雖然奮勇迎敵，無奈清兵以逸對勞，而且在數量上也占了很大的優勢[96]，故不久便敗下陣來。清軍乘勝追擊，大順軍大敗，兵員器械損失慘重，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只好連夜撤退。他們行經永平范家莊時，把吳襄處斬。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吳三桂本人卻在山海關戰役結束這一天，被清攝政王承制封為平西王。這樣，由於吳三桂背信棄義，大順軍終於被滿漢地主階級聯軍擊敗。從此明末農民戰爭由盛轉衰，進入了以抗清為主的新時期。

  山海關戰役是順、清之間關鍵性的一戰，它決定著究竟是大順朝還是清王朝能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大順軍的失敗，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首先，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在一片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輕敵的思想，對於隨著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現的滿洲貴族的武裝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計。這主要表現在，大順軍渡河東征時調集的兵員不夠。當時，大順軍兵力總數在百萬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區後派駐各地的軍隊數量過多，占領山西、北直隸、山東等地後，又在各戰略要地分別駐軍，使兵力進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用於對付吳三桂等部的明朝官軍雖然勝任有餘，但要同強大的滿洲貴族軍隊決一雌雄，就顯得力量不夠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吳三桂之後，李自成派往山海關鎮守的，只是剛剛投降過來的明將唐通所部八千人，沒有派出農民軍大將率領重兵協防。派到山海關地區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關防禦使張若麒，都是大順軍進京以後從明朝官僚中選拔的。這也反映了大順政權領導集團對遼東軍事形勢可能出現的新情況估計得很不夠。按情理分析，從萬曆末年以來，遼東軍事衝突連綿不斷，特別是崇禎年間清兵幾次攻入畿輔地區，造成朝野震驚的局面。要說李自成等人對此一無所知或漠然視之，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他們的行動卻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在他們心目中明、清之戰是「前朝」的事情，自己並沒有同清方交惡，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過日子。因此，他們頭腦中的遼東問題只是吳三桂等人統率的關寧邊兵，吳三桂投降之後東北方面的問題就已經基本解決，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貴族被置之度外。如果李自成在山海關地區部署了重兵，吳三桂發動叛亂的可能性勢必大大降低，即便叛變也不可能輕易地奪得關門重鎮。這種麻痹輕敵不能不說是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重大錯誤。

  清廷方面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從皇太極到多爾袞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視著中原地區階級鬥爭的演變，並隨時根據獲得的情報而決定自己的對策。到大順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北京進軍之時，清廷已經認準農民軍是自己的真正對手，緊張地籌劃出兵干涉了。順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攝政諸王啟》里明確指出：

  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97]

  到了大順軍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後，清廷就在極短的時間裡幾乎空國而來，「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因為多爾袞等人深知，「成敗之判，在此一舉」[98]。

  一方是對迫在眉睫的危險視若無睹，一方是處心積慮以求一逞。在這種情況下，前者的慘敗和後者的大獲全勝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農民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用鮮血寫下的教訓，直到現在仍然值得記取。

  第四節　大順軍放棄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帶著敗軍回到北京。此時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固守北京等待援軍的到來呢？還是趁清軍圍城以前主動放棄北京？剛回京時，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關廂民房和羊馬牆[99]，說明他曾一度考慮過固守北京，但只過了兩天，李自成卻毅然決定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向西撤退。做出這樣的決策是痛苦的然而卻是正確的。當時大順軍在距北京不遠的地方雖然有不少駐軍，但不可能組織起一支足以擋住清軍（包括已經投降清方的吳三桂部）的武裝。其他軍隊則因分駐在西北各省和湖廣、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內無法調來。在外有跟蹤而來的強敵，內有仇視農民革命的殘餘反動勢力的情況下，李自成以新敗之餘據守孤城，後果是不待龜卜的。大順軍領導人有鑑於此，終於決定了主動放棄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即位典禮，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禮，六政府各頒敕書一道。[100]典禮草草結束後，即「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101]，同時放火焚毀了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開始撤離北京。「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絡繹不絕」[102]，一些投順了大順政權的明廷官員也雜在隊伍里一同逃難。在大順軍遭到嚴重挫折，而敵方以明太子為標榜的情況下，仍然出現這種場面，說明大順政權在京師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撤退之前還要正式舉行即位典禮完全是從政治上考慮。北京自元代以來就長期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在人們心目中設在北京的朝廷擁有正統地位。李自成之所以在軍情旁午之際，仍然要在這裡舉行一次即位典禮，頒詔天下，其用意即在於向全國宣布：大順政權在推翻朱明王朝之後，業已成為全國唯一合法的政權，北京是大順朝定鼎的地方，儘管由於軍事上的失利而暫時放棄，但遲早是要回來的。

  四月三十日晚，清軍進抵薊州，得到了大順軍已撤離北京的消息，多爾袞即命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人統率精銳急速追擊，自己則帶領一部分軍隊趕往北京。五月初二日，多爾袞到達北京。當時都中的明朝官僚和市民並不知道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紛紛傳說吳三桂打敗了李闖，奪回了明太子朱慈烺，將奉太子來京即位。於是一群官僚便聚集東郊迎接，內官們也準備了鹵簿法駕。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傲然而來的卻是胡服辮髮的清朝攝政王，轉眼之間滿洲白旗兵已經布滿城垣。許多人不勝錯愕，惶遽而退。一部分鮮廉寡恥的官僚則將錯就錯，竟把多爾袞迎接進宮，居之於火後僅存的武英殿。

  五月初三日，大順軍退至保定，「雖鉦鼓喧闐，而騎無行列，弧折筈殘，人盡阻飢」[103]。但農民軍仍嚴守紀律，「掏珠易飪」[104]，用財物向當地百姓購買食品。為了阻滯追兵，擔任殿後的部隊把「大內錦綺纏掛樹上，鑄金為瓴甋拋置道右，啖追騎以可欲，少緩須臾，一日夜行三百里」[105]。五月初八日，清兵在慶都（今河北望都縣）追上大順軍。蘄侯谷英麾兵還戰，雙方戰於城東。大順軍飢疲交困，士氣不揚，被清軍擊敗，谷英不幸犧牲。[106]大順軍繼續南撤，又與清軍戰於真定，再次失利[107]，遂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關。[108]追擊的清軍也因「馬困人疲，不能遠逐」[109]，又需要鞏固對京師和畿輔地區的占領，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110]

  清軍是在為崇禎帝復仇、「弔民伐罪」的黑旗下出兵鎮壓農民軍的。為了在漢族地區站穩腳跟，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採取了一些籠絡漢族官紳地主的措施。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111]。由於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都投降過大順政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擔心吳三桂和清兵入城以後，會把自己視作「從逆偽官」。清廷有鑑於此，「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112]。只要歸順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同時明確宣布，凡屬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113]。這些保護漢族官僚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飽受農民軍鐵拳打擊的明朝官紳地主，無不彈冠相慶，「故朝野一時歡然服從，如大旱之得時雨也」[114]。「是月終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如雲矣！」[115]完全是一派全面復辟的景象。

  [1]　劉尚友：《定思小記》。

  [2]　劉尚友：《定思小記》。

  [3]　趙士錦《甲申紀事》中說：「昌平降兵陳一元謂予曰：昌平巡撫何老爺（何謙）於大兵未至，十四日借守居庸之名出城。吾輩於十七早聞大兵至，稟李總爺守鑅即襄成（指襄城伯李國楨）之叔云：『吾兵只得去降。』總爺不肯。吾輩又云：『老爺雖不肯，吾輩去矣。』李回馬至門房自縊。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員在前迎接。劉老爺（指宗敏）先至，吾輩跪云：『昌平守兵降。』劉老爺云：『聖駕在後。』須臾，皇爺（指自成）至，跪降之。」據此則大順軍占領昌平在三月十七日。關於李守鑅之死，光緒十一年《昌平州志》的說法略有不同，「十七年三月乙未（乙未為初七日，當為乙巳），李自成陷昌平。總兵官李守鑅罵賊不屈，格殺數人，死之」。（卷六，《大事記》）

  [4]　許多史籍都說大順軍經過昌平時，將明十二陵燒毀無遺（如文秉《烈皇小識》卷八就說「闖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毀」）。清初，顧炎武在《昌平山水記》中說，被燒毀的只是康陵、昭陵的明樓和定陵的殿廡門。他在《恭謁天壽山十三陵》詩中又說：「康、昭二明樓，並遭劫火亡。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廊。」（《亭林詩集》卷三）屈大均在《自代北入京記》中也說：「定陵全毀於賊，昭陵、康陵僅明樓被焚。」（《翁山文外》卷一）顧炎武、屈大均都經過實地探訪，所記完全相同，可證一般史籍之誤。最可笑的是光緒十一年《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竟然也說「賊遂焚十二陵享殿」，簡直是閉著眼睛說瞎話。被義軍燒毀的康、昭、定三陵在西邊，其他九陵在東邊，也許能說明義軍當時行經的路途。

  [5]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6]　劉尚友：《定思小記》。

  [7]　張正聲：《二素紀事》。

  [8]　史可法：《請飭禁門戶疏》，見《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