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滅前的掙扎

  第一節　李建泰奉命督師

  大順軍在西安建國改元和渡河東征的消息傳到北京，朱由檢嚇得坐立不安。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的難題：在軍事上，起義軍兵強馬壯，占了絕對的優勢，而自己卻缺兵、缺將、缺餉，根本招架不過來；在政治上，大順政權好比旭日東升，萬民景仰，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卻是民心喪盡，出現了土崩瓦解的形勢。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末日臨近了。但是，一切剝削階級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正如列寧所說的：「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會自願放棄自己統治的權利、壓迫的權利以及從被奴役的農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萬的收入的權利。」[1]對於朱由檢來說，只要他還擁有一塊可供榨取的地盤，一支可供調遣的兵力，他就絕不會甘心坐待滅亡。自從孫傳庭兵敗身死之後，朱由檢迫切希望找到一個能夠擔任督師的人替他收拾殘局，擋住起義軍的進攻。經過一番盤算，他內心裡選定了大學士李建泰。一天，他在臨朝時嘆息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2]說罷痛哭流涕。大學士們聽皇帝說要御駕親征，一個個心領神會，從首輔陳演起都挨次報名請求代替，但朱由檢都不答應，輪到李建泰報名時，他才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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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泰為人貪生怕死[3]，既無馭將之才，也無應變之策，他被選中出馬督師，只是因為他是山西的大富翁。朱由檢在兵餉俱缺的情況下看中了他的萬貫家財，指靠他「破家以紓國難」。李建泰也明白朱由檢的意圖，想到大順軍離老家曲沃已經不遠，與其讓家產落入起義農民的手裡，不如用來博取一個急公好義的美名。於是，他乾脆在朱由檢面前裝出一副義形於色的樣子，說道：「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4]正月二十日，朱由檢正式決定李建泰以督師輔臣的身份「代朕親征」，選定二十六日舉行隆重的遣將禮。到了這一天，朱由檢先派駙馬都尉萬煒祭告太廟，卯時舉行典禮，然後在正陽門（北京前門）城樓上大擺宴席，為李建泰餞行。朱由檢用金杯斟酒連賜三杯，即以三個金杯賜之後，當即拿出自己親筆撰寫的《欽賜督輔手敕》鄭重地交給了李建泰。敕書原文如下：

  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竊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聯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糧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剿則真剿，殲渠宥脅，一人勿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猷壯略，品望夙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餞。願卿蚤盪妖氛，旋師奏凱，侯封晉爵，鼎彝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偏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5]

  由於李建泰是代帝親征，故朱由檢在敕書里授予了莫大的權力。過去命楊嗣昌等人充當督師時也頒賜尚方劍，但專決範圍限制在「文官自監軍、兵備道及餉司、府州縣等官，武官自副、參以下」[6]，對各地總督、巡撫、總兵等高級文武官員只能參奏，聽憑皇帝裁決。給李建泰的敕書中卻沒有這類限制，不論何人只要「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為了讓李建泰能夠放手擺布，還特別規定「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昔年楊嗣昌陛辭出京時，朱由檢不過吩咐一聲「與他酒飯吃」，自己就起駕還宮了。[7]這次卻親臨正陽門城樓斟酒賜宴，禮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受到這樣隆厚的禮遇，也為之感泣，誓以死報。席散，崇禎皇帝在正陽門上目送李建泰出京。

  李建泰離京後取道保定南下。選擇這條路線同當時明廷對形勢的分析有關，朱由檢和他左右的大臣們都認為，在大同、宣府一帶還擁有重兵，大順軍進入山西後如果要攻取京師，「必不犯天下重兵處以入。於是命輔臣統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憂則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謂保定即不支，猶可調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輔也」[8]。後來的事實表明，明廷的這種分析仍然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等到發現義軍採取的是南北夾攻的戰略時，就完全陷入了被動地位。

  一出北京，李建泰就立即感到了政治氣候的急劇變化。他這位堂堂代帝親征的大學士，在畿輔之內竟至落到了舉目無親的境地。「李至一縣，縣人漫視不為禮。李從者飢，求食。縣人曰：『汝官為大明乎？為大順乎？』詭對曰：『大順。』乃為設食甚豐，飽餐而去。」[9]定興縣距離北京不過二百里，李建泰領著禁旅途經該縣時，居然吃了閉門羹。「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10]南到邯鄲時便傳來了大順軍左營劉芳亮部正沿著黃河北岸向東進軍的消息，李建泰立即原形畢露，「心怖，北向鼠竄，兵遂潰。所過之處恣意劫殺」[11]。途經廣宗縣時，他要求入城躲避，知縣李弘基嚴詞拒絕，帶領縣民登城設守。李建泰大怒，下令攻城。城破後鄉紳王佐當面質問他：「閣部受命南征逆闖，賜尚方劍、鬥牛服，推轂目送，聖眷至渥。今賊從西南來，正宜迎敵一戰，滅此朝食，上報國恩。奈何望風披靡，避賊北遁，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惱羞成怒，下令把王佐處斬。[12]李軍把「官帑民舍搶劫一空」之後繼續北竄，一路上士卒不斷逃走，只剩下數百名親軍擁簇著餉銀，跟隨李建泰溜進了保定。不久即在此向劉芳亮部大順軍投降。風光一時的大學士代帝親征的鬧劇，遂告結束。[13]

  第二節　調吳三桂部進關之議

  孫傳庭統率的陝西三邊官軍覆沒後，朱由檢感到手頭可以用來抵擋農民軍東進的兵力十分單薄，除了抽調駐守寧遠的遼東總兵吳三桂部以外，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於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對大臣時，正式指示調吳三桂部進關。在調兵的問題上，又一次表現了明廷的內部矛盾。朱由檢非常清楚，吳三桂部入關，無疑是放棄寧遠，使山海關外的土地、漢民落入滿洲貴族手裡。為了避免使自己承擔「棄地」的惡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調五千名精兵隨吳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說什麼關外「余兵尚多」，未嘗不可以支撐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們主動承擔責任，說：「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們）主持擔任，未可推諉延緩誤事。」[14]

  然而，實際情況是，吳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濫竽充數的明軍，根本無法抵擋滿洲貴族軍隊的進逼。而且隨著吳三桂主力的進關，勢必出現人心不固，關外軍民蜂擁入關避難的局面。大臣們深知朱由檢的為人，唯恐招來殺身之禍，竭力避免自己承擔風險。首輔陳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15]。在回奏揭帖里，陳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檢恭維一番，說調吳部精兵入關「誠為滅寇勝著」，接著筆鋒一轉：「第關寧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為奴（指滿洲貴族）所畏，不獨寧遠恃之，關門亦恃之。雖緩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壯。倘一旦調去，其餘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萬一差錯，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機，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實未敢輕議也。……臣等迂愚無當，誠不敢以封疆嘗試，伏乞聖裁！」[16]兵部尚書張縉彥乾脆把問題挑明，說：「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17]朱由檢卸責於下的算盤落了空，只好自己決策放棄寧遠。他說：「收守關（指退守山海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18]表面看來，調吳三桂部入關的方針在正月下旬總算確定了下來，實際上仍然在扯皮。首輔陳演為了把責任推個一乾二淨，再次召集大臣合議，意在分擔責任。廷議通過後，他又千方百計地拖延時間，「具揭以為外邊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19]，「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總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20]。朱由檢被弄得心煩意亂，只好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21]。經過這樣反覆協商，遷延了一個多月，直到二月底，吳三桂入關之議仍然沒有付諸實行。

  三月初，大順軍已經逼近畿輔。明廷才在初四日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掛平賊將軍印援剿總兵左良玉為寧南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不久又補封劉澤清為平東伯）；同時命令吳三桂、唐通等統兵入衛京師。吳三桂部因為距離較遠，直到大順軍占領了大同、宣化，兵鋒直指京師時，才在三月十三日進關。[22]首輔陳演眼看大廈將傾，就告病回家，陛辭時口稱「贊理無效，臣罪當死」。朱由檢明知正是陳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虧，不禁火冒三丈，大罵道：「汝一死不足盡其辜。」[23]就這樣，原來策劃調吳三桂部入晉抵擋大順軍的計劃由於上下推諉，終於全部落空。

  按當時的形勢和雙方兵力對比來分析，即便吳三桂部在正月下旬開始進關，也無法實現朱由檢的戰略意圖，挽救不了明王朝覆滅的命運。因為大順軍不僅在東征的兵力上遠遠超過明政府所能抽調的兵員，而且大順軍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進軍居庸關，從北面攻取北京以外，還有兩路偏師分別由大將劉芳亮等率領經懷慶、長治、畿南，取道河間府北上及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關，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師的態勢。相形之下，吳三桂部區區數千官軍，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分頭迎敵這三路大軍。但是，抽調吳三桂部進關所經歷的周折，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滅亡。

  第三節　南遷之議

  儘管朱由檢對李建泰出京督師和抽調吳三桂部堵御農民軍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線傳來的越來越不利的消息，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況吳三桂的軍隊移作抵禦農民軍之後，關外的滿洲貴族軍隊乘虛而入，京師也同樣難保。在這種內外交困之時，他何嘗不想效法晉元、宋高，趕在大順軍兵臨城下以前脫身南逃，依託半壁江山苟延殘喘。早在這年正月，朱由檢就秘密地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顧無人之後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24]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量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事宜。二月間，形勢急轉直下，代帝親征的李建泰束手無策，派人飛章上奏說：「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25]南遷的問題逐漸由竊竊私議而公開形之於奏章。然而，連這樣一件並不難抉擇的事情，也因為朝廷內部的紛爭而擱淺了。按崇禎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往南方，但一要大臣襄贊，二要顧全面子。李明睿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親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檢的這種心理。可是，大學士們唯恐皇帝南遷時留下自己輔佐太子居守，變成替死鬼；即便隨駕南遷，一旦京師失守，也說不定由於自己曾經主張南遷而替人受過。於是一個個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即所謂「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26]。特別是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華，竟然主張「皇上自然守社稷」[27]，而讓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監國，同時分封定王和永王。這是完全不符合朱由檢心意的。因為如果實行這個辦法，朱由檢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時趕到，守住了京師，太子監國南京，說不定會重演唐肅宗靈武登基的舊戲。所以，他憤憤不平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28]在一片混亂當中，給事中光時亨又跑出來參了一本，指責「李明睿南遷為邪說」。朱由檢氣急敗壞地當面斥責道：「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29]南遷之議就在這樣一片紛爭當中拖延了下來。等到起義軍逼近北京的時候，朱由檢得到情報說，大順軍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來的主力以外，還有劉芳亮等統率的部隊沿黃河北岸進軍從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內心追悔之餘，發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鳴，準備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火海。[30]

  第四節　沒頂之際的幾根稻草

  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態嚴重，正式下令放棄寧遠，命薊遼總督王永吉、寧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衛京師。同時檄調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勤王。

  吳三桂因為遠離京師，收拾和安置關外又費時日，直到京師被義軍攻克時還跋涉於勤王路上。劉澤清接到勤王詔書後，謊稱自己墜馬負傷，不能行動。朱由檢無法，只得反賜銀兩表示慰問。劉澤清並沒有因此而感動，竟將臨清大肆搶掠後率軍南逃。只有唐通領著所部八千士卒到達北京，屯紮在齊化門（朝陽門）外。[31]陛見時，朱由檢賜宴，慰勞有加。唐通也表示「願捐軀報效，使元兇速就殲夷」。朱由檢非常高興，賞唐通本人白銀四十兩，兵丁每人五錢。為了加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他派太監杜之秩充任監軍。這種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賜給的東西摔在地上，滿腹牢騷地說：「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上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32]接著便藉口自己帶領的兵員數「寡於賊，不敵；戰此平地，尤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33]。上疏後不待朝命，拉起隊伍就走。朱由檢也無可奈何。此外，臨近滅亡之時，朱由檢還手忙腳亂地採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項：

  一、令勛戚、太監和百官助餉。朱由檢為了搜括兵員進行垂死掙扎，但又碰到了軍餉的困難。明王朝的國庫早已囊空底淨，有限的外解又由於京師在軍事上陷於被包圍狀態而無法運來。皇宮裡的內帑雖然還很多，朱由檢卻捨不得拿出來。[34]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餉的命令，責成勛戚、太監和百官報效，以納銀三萬兩為上等。皇帝自己有錢不出，達官貴人們也相顧不動。朱由檢派內官徐高，密諭周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讓他納銀十二萬兩，給其他臣工做個榜樣。周奎不肯答應，說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萬兩。朱由檢認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萬兩。周奎派人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兩。周奎不僅自己一個銅子不添，反將周后送來的銀子扣下兩千，只以三千兩應命。不久大順軍進城，從周奎家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其他財物也值幾十萬兩。勛戚當中只有太康伯張國紀輸銀二萬兩，晉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過幾十兩、幾百兩不等，聊以應景。朱由檢見所得甚微，乾脆實行攤派。先是規定每個衙門必須捐助若干，後來又按官員籍貫，規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數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廣五千、陝西四千、山東四千之類。「縉紳紛紛告免。」[35]朱由檢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知道許多官僚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舉「各省堪輸者」，由政府勒逼出銀。內官也奉命捐銀助餉。太監王之心最有錢，傳說他家中藏銀一項就多達三十萬兩。朱由檢當面叫他慷慨輸將，王之心卻推諉道「連年家計消乏」，僅獻銀一萬兩。後來，他被大順軍刑夾追贓，吐銀十五萬兩，金銀器物價值與此相當。其他的太監一個個也裝窮叫苦，有的在住房門上大書「此房急賣」，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擺出一副破家紓難的樣子。[36]據史籍記載，朱由檢大搞捐助，所得不過區區二十萬兩而已。對比大順軍進城之後，沒收皇家內帑和對勛戚、太監、百官追贓助餉，一共弄到七千萬兩以上的白銀，明朝統治集團的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派太監監視各鎮。各地文官武將紛紛投向大順政權，使朱由檢感到不寒而慄，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猜忌心理。二月底，他派出一批親信太監前往各地擔任監督防範之責，如高起潛總監關、薊、寧遠，盧惟寧總監通、德、臨、津，方正化總監真定、保定，杜勛總監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視衛輝、懷慶，楊茂林監視大同，李宗先監視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視薊鎮西協，等等。兵部認為，這樣政出多門，事權無法統一，只會增加地方上的困難，請求收回成命。朱由檢卻拒絕採納。這些太監除了方正化甘心充當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其餘大抵都隨同地方官員和駐軍一起投降了大順軍。朱由檢這一著棋，不僅絲毫沒有奏效，而且更加暴露了他的眾叛親離。

  三、下罪己詔。朱由檢在面臨滅頂之災時，妄想收拾人心，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兩次發布了「罪己詔」。二月間的詔書表面上承擔一切罪責，宣布「皆朕撫御失宜，誠感未孚」，「己實不德，人則何尤？」實際上空話連篇，一點與民休息的措施也不肯採取。就像談遷所指出的那樣：「當是時，民莫苦於橫征，率空言無指實。」[37]三月十八日，即明王朝覆亡的前一天，朱由檢再次發布的罪己詔中才聲稱加派的新舊餉項全部停止。同時宣布「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他如文偽職牛金星、喻上猷；武偽職劉宗敏、羅戴恩等皆朕之臣子，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棄之，悉赦其罪，令復官職」[38]。自己的命運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時，朱由檢還擺出一副寬大為懷的模樣，高唱赦罪安民的調子，真好比骷髏賣俏，徒在歷史上增加一點笑料而已。

  由於大小臣工們眼見形勢不妙，在二月底三月初已紛紛逃難，「旬日內外，大車小輛絡繹而出國門」[39]。朱由檢見人心動搖，下令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員外，其他官員和家屬一律不准出城。三月十四日，為了防止起義軍化裝潛入京師，朱由檢還命都察院，督促五城御史嚴行保甲制度，「緝捕奸細」[40]。這類措施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事實不久就做出了回答。

  [1]　列寧：《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關於土地問題演說的草稿》，引自《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頁。

  [2]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傳》。

  [3]　《明季北略》卷二○，《李建泰督師》條下記載了一個小故事，頗能說明李建泰的為人：「昔崇禎丙子（九年），建泰主試江南。（九月）九日，大宴雨花台。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嘆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4]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傳》。

  [5]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

  [6]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十三所載崇禎十三年賜給楊嗣昌的敕書。

  [7]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8]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撫宛平朱公廟碑》。

  [9]　劉尚友：《定思小記》。

  [10]　光緒十六年《定興縣誌》卷十九，《大事》。

  [11]　康熙三十二年《廣宗縣誌》卷十，《人物列傳》。

  [12]　乾隆十五年《順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見康熙《廣宗縣誌》卷十，《人物列傳》。按，不少史籍說李建泰軍攻破了東光縣城，李軍並未經過東光，實無其事。

  [1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記甲申正月丙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條小注說：「遼東孫德新云：建泰實奉密旨封闖為秦王，求罷兵也。」錄以備考。

  [14]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蔣德璟當時任大學士，書中抄錄了閣帖原文，是準確可靠的。一般史籍記載明廷策劃抽調吳三桂部入關，都失之過晚，例如談遷《國榷》卷一百記，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檢「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寇。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這種敘述不能說是誤記，而是不知道在這以前，朝廷業已就撤遼東兵馬入關防堵大順軍進行過計議。

  [15]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二四，《聞警求去》條。

  [16]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

  [17]　同3。

  [18]　同3。

  [19]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20]　《春明夢余錄》卷二四。

  [21]　《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22]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關寧調援紀事》說：吳三桂部「於三月十三日進關，請馬一萬，安歇家口五日，遂無及矣」。

  [23]　《春明夢余錄》卷二四。

  [24]　《平寇志》卷八。朱由檢說「朕有此志久矣」，這句話同滿洲貴族軍隊多次侵入畿輔，明京師數次處於危急的背景有關。

  [25]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26]　同1。

  [27]　李邦華明知當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竹」，京師「內備外援，一無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卻主張「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說什麼「方今國勢杌隉，人心危疑，皇上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為陵廟主鬯，則當衛陵廟；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他先建議讓太子早日撫軍南京，過了幾天不見動靜，形勢卻越來越急，又再次上疏請分封定王和永王於東南太平、寧國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無完卵，即便北京被農民軍占領，朱由檢的兒子還可以在南京繼統（見《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

  [28]　《綏寇紀略》補遺中。按，蔣德璟《愨書》卷十二，《閣臣回奏會議名單》中，說「璟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監國，上不應」。

  [29]　蔣德璟：《愨書》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一語。蔣德璟的記載是當時正式回奉的原文，應當說比較準確。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內，力辨光時亨上疏諫阻南遷一事為妄，失之武斷。

  [3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條云：「當李賊之圍京師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孫承澤在《天府廣記》卷三四中也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指駙馬都尉鞏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間路已梗塞。」

  [31]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作：「通至，騎八千，步倍之，皆極精銳，壁齊化門外。」（齊化門即朝陽門）李長祥自稱當時曾經親往拜訪唐通，按他的說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騎、步二萬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記唐通入衛時，明廷發給犒師銀每人五錢，共發銀四千兩，算來還是八千人。唐通降於大順軍後，奉命領所部兵馬前往山海關時，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記可能有誤。

  [32]　《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記此語為唐通對作者李長祥所述。

  [33]　《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34]　明亡前夕，朱由檢仍說：「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四，《成德傳》）然而，就連他的親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華在疏中說：「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興告急。司農（戶部）掣肘，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隉，皇上猶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竊恐盡捐內帑尚無及於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貧者，特恐有力者負之而趨耳。」（見李邦華《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朱由檢不予批答。

  [35]　趙士錦：《甲申紀事》。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中記作「陝西五千」。

  [36]　《國榷》卷一○○。

  [37]　《國榷》卷一○○。這年正月，給事中孫承澤和光時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詔」，希望他採取停止練餉等實際步驟（見《天府廣記》卷十三，光時亨：《王言更新疏》）。

  [38]　《國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這件詔書記載於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順政權文武官員還有李振聲、楊永譽（裕）、田見秀、楊彥昌、谷可成。又，陳濟生《再生紀略》，說這個詔書是三月十四日頒發的；《懷陵流寇始終錄》則載於三月初五日，待考。

  [39]　《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

  [40]　《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