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孫傳庭部的覆滅和李自成西安建國2

  [24]　《綏寇紀略》卷九。

  [25]　同1。

  [26]　火車是孫傳庭在陝西製造的一種戰車，上面裝載火炮，車箱裡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糧食。

  [27]　《平寇志》卷七。

  [28]　毛奇齡：《後鑒錄》；吳偉業：《綏寇紀略》。

  [29]　《平寇志》卷七。

  [30]　同1。

  [31]　白廣恩不久就投降了李自成，這顆用白銀鑄造的「蕩寇將軍印」從來沒有送到白廣恩手裡。一九六四年該印發現於南京玉帶河淤泥中，現藏南京博物館。《文物》雜誌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有專文報導，但對此印發現於南京所作的解釋有不足之處。實際情況是，後來南明弘光朝廷把「蕩寇將軍印」授給了總兵王之綱。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王之綱在南京投降，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該印被扔進了南京御河。

  

  [32]　各種史籍關於起義軍攻占潼關一事記載很不一致。這裡是根據康熙二十四年《潼關志》卷下，《兵略第八》及《孫忠靖公全集》卷首。《潼關志》卷下載楊端本《明指揮使忠烈張公傳》記孫傳庭退到潼關後，「越十日，賊眾大至，鐵騎百萬，圍城內外，大戰自寅至午，炮轟如雷，攻愈力。城中矢石俱盡，城遂陷，兵民逃竄不可止」。情節略有不同。

  [33]　孫傳庭死後沒有找到他的屍體，因此對他的下落出現了不同說法，請參看《豫變紀略》卷六。

  [34]　乾隆六年《沁州志》卷六，《忠烈》。

  [35]　《綏寇紀略》卷九和《平寇志》卷七，記義軍占領西安的時間是十月十一日；《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記於壬申（十二）日，《國榷》卷九九記於癸酉（十三）日午時。根據康熙七年《咸寧縣誌》（咸寧是西安府的兩個附郭縣之一）卷七，《雜誌·祥異》；《明末農民起義史料》所收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兵部為塘報賊情事》；《明清史料》辛編，第九六三頁，都確鑿地證明占領西安是在十月十一日。

  [36]　見《綏寇紀略》卷九和《見聞隨筆》。但這兩部書還說義軍進入西安時，「放兵大掠三日」，然後才下令安民，顯然是出於惡意造謠。據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兵部關於義軍占領西安和陝西其他地方的塘報，引述原先監禁在西安府獄中被起義軍釋放逃出的人和經潼關逃來的販花客人的口述，絲毫沒有涉及「大掠」的情事，其中只說：「賊令省中（指西安府）的民站一邊，宗室站一邊，家丁站一邊；賊將宗室殺死，已行安民，將家丁跟隨賊營等情。」可見，義軍入城後在掌握政策上涇渭分明，受到嚴厲打擊的是朱明王朝的宗室，並沒有損害普通百姓；明朝將領的家丁嫻熟弓馬，收入義軍軍營既增強了兵員，又防止了他們在地方上為非作歹。

  [37]　乾隆九年《直隸商州志》；乾隆十一年《雒南縣誌》卷十，《要事》。

  [38]　李自成進軍陝北過程中在米脂祭墓這件事，許多史籍都稱之為「大合群賊，戎馬萬匹，旌旗百里，詣米脂祭墓」（如《綏寇紀略》卷九、《國榷》卷九九、《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平寇志》卷七）。把李自成親統大軍北征描繪為專程祭祖，大擺排場，是非常錯誤的。

  [39]　見《綏寇紀略》卷九等書。譚吉璁《延綏鎮志》作「升米脂縣為天保府，治天保縣，南割清澗以上，東割山西之永寧、寧鄉、臨縣、保德、河曲屬焉」（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

  [40]　乾隆四年《內黃縣誌》卷十四，《人物·忠節》；《明史》卷二九四，《司孔教傳》。

  [41]　參看鄭天挺等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七八頁，《原任總兵白廣恩揭為恭謝天恩披瀝苦衷仰乞垂鑒事》。

  [42]　見《綏寇紀略》卷九；《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豫變紀略》卷六說，陳永福在郟縣戰敗後就投降了李自成。自成命他為先鋒，「仍張其旗幟躡官軍後襲潼關」。這種說法同有關潼關戰役的可信史料不符，疑不可信。

  [43]　胡秉虔：《甘州明季成仁錄》卷四。

  [44]　同2。

  [45]　康熙十九年《安定縣誌》卷五，《風土·災變》。

  [46]　康熙二十六年《金縣誌》卷下，《宦績》。

  [47]　《明史》卷二六三，《林日瑞傳》；《橫雲山人史稿·林日瑞傳》。

  [48]　康熙二十五年《蘭州志》卷三，《雜記志·拾遺》。

  [49]　王鴻緒：《橫雲山人史稿·林日瑞傳》。按，這句話在《欽定明史》中被刪去。

  [50]　《綏寇紀略》等書，都說義軍攻克甘州時「殺居民四萬七千」。清胡秉虔輯《甘州明季成仁錄》引《天山雪傳奇》，說死者只有一萬多人，並且認為這個數字比較可靠。義軍攻入甘州後，經過了一番巷戰，死的人多一些本在情理當中。封建史籍常常誣衊農民軍「嗜殺」「屠城」，多系造謠不實之詞。甘州的記載也可以作為一個例證。

  [51]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二，《陝西八》寫作祁廷楝。這裡是根據乾隆十一年《西寧府新志》卷二八，《獻征志》。

  [52]　大順軍把祁廷諫押解到西安後，沒有及時懲處，後來清軍攻占西安，祁廷諫得以逃脫，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襲指揮使。見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二八，《獻征志》。

  [53]　關於李自成在西安建國的問題，一般史籍都說他當時稱的是大順國王，到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稱帝。但是有一些記載和跡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時可能已經稱帝。如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六三記：「自成遂以西安為都，僭稱皇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百官禮樂悉遵唐制。」有的書上說李自成自稱大順國王，卻追尊七世祖為帝，妻封皇后，未免太不合情理，兩者必有一誤。這個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請參看拙稿《從永昌元年詔書談到李自成何時稱帝》（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年第六期）。

  [54]　雍正十年《肥鄉縣誌》卷二，《事紀》。按，關於大順朝避諱的規定，各書記載不盡相同，以《肥鄉縣誌》最明確。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記自成曾祖名世輔，諱為世輻；祖父名海，諱為每水，父名守忠，諱官衷；自成諱作奮戚。如果《肥鄉縣誌》所記確為大順政權當日頒布的詔令，那麼，自成曾祖名世輔的說法就不可信了。另外，縣誌中所列十字中的「受」字，疑為守字之訛。

  [55]　《甲申傳信錄》卷六。

  [56]　馮甦《見聞隨筆》記「確山伯王根子」；康熙《延綏鎮志》記「王俍智為確山伯」。良、根形近，智、子音似，大約是王根子投降大順軍後以其名不雅，改為良智。譚吉璁在《延綏鎮志》里，凡遇良字均寫作俍，如左良玉也寫成左俍玉。

  [57]　乾隆六十年《鍾祥縣誌》卷二十，《雜記》中云：「甲申，僭封陳藎為京山伯。」按，陳藎時任大順政權揚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鍾祥）防禦使，在鎮壓地主階級叛亂中功績顯著。

  [58]　封爵的記載主要根據《綏寇紀略》和《見聞隨筆》，參考了一些檔案文獻，大順政權所封的爵位，史籍中漏載和沒有查到的還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臨汾縣誌》，都記載李自成曾經派恆山伯（一作衡山伯）駐守平陽府，恆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申傳信錄》卷六，說李自成封明朝投降總兵牛成虎為伯，伯的封號尚有待於查考。此外，李自成建國以後還給一些明朝投降將領封爵，如馬科封為懷仁伯，見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59]　《國榷》卷九九。《清世祖實錄》卷二五作「山西臨汾知縣、偽授兩河巡按御史劉達」。兩河即河南省。

  [60]　《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第二五二頁。

  [61]　康熙《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內，說大順政權「分天下為十二州，如舜典焉」，無法從各種史料里證實，疑為傳聞之誤。又《延綏鎮志》等書雲自成改「布政曰統會使」。從現在所見到的大順軍政權地方官員材料來看，節度使和防禦使可考者甚多，獨不見有何人曾任何地統會使，疑不確。鄭廉《豫變紀略》卷六，述自成西安建國時「有六政府、安撫使、防禦使、權將軍、制將軍等號」，並雲有一山西人原為明朝汝州知州，「降於賊，後為偽安撫使」。考大順政權所設官職，無所謂安撫使，當系節度使之訛。明後期冗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級文官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參政、副使等副職，大順政權唯設節度使一人，當有裁冗就簡之意。

  [62]　《甲申傳信錄》卷五。《綏寇紀略》卷九說，大順政權「易印為信」。

  [63]　目前所知大順政權印信實物有夔州防禦使符，遼州、金鄉、清源、儀隴、工政府屯田清吏司的契，長方形的「通政司右參議之記」；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造的「三水縣信」和鑄印時間不詳的「商洛防禦使信」。估計可能是李自成敗回西安以後，各地符、契喪失太多，為了防止弊病，重新頒發了官印，改符契為信。參看《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載羅福頤《李闖王遺印匯考》。

  [64]　例如鎮守大同的張天琳就是位制將軍；後來清軍還繳獲了大順政權鑄給的「榆林制將軍」銀獅子紐大方印一顆，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六本，第五四○頁。

  [65]　《綏寇紀略》卷九。

  [66]　《鹿樵紀聞》卷中，《關西二烈》條。

  [67]　見《綏寇紀略》卷九。然而到目前為止，所見到的永昌通寶只有小平錢和較大的當二錢（？）兩品。究竟有沒有當銀一兩和當十的大錢，尚存疑問。

  [6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綏寇紀略》卷九。又，康熙《延綏鎮志》記：「出題曰：道得眾則得國。」

  [69]　《國榷》卷九九。按，檄文發布人自稱「倡義提營首總將軍」，估計是劉宗敏，但這個頭銜還沒有見到其他可以印證的記載。

  [70]　有的史籍甚至誤劉芳亮為劉宗敏，如《鹿樵紀聞》卷下，《自成犯闕》條記：二月十三日，「賊至潞安，分遣劉宗敏入故關，掠大名、真定，而自以大隊徇忻、代，陷寧武……」又如《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記，三月初四日，「劉宗敏兵至大名，傳檄招降……」《甲申傳信錄》卷七則云：「闖寇既陷居庸，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馳寇畿南諸郡，所過悉下。」不僅誤書人名，而且把南線作戰的大順軍，說成是占領居庸關後所派。類似的錯誤記載還有不少，都反映了作者對大順軍東征的進軍路線和情況沒有弄清楚。

  [71]　雍正七年《臨汾縣誌》卷五，《兵氛》記：「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自蒲州至平陽，知府張鄰迎降，留五日而北。」康熙四十七年《平陽府志》記載得更詳細，大順軍前鋒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克蒲州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至蒲州……十八日至猗氏，十九日至聞喜，二十日至絳州，二十一日至曲沃。二十三日至平陽，知府張鄰迎降，留五日而北。歷洪洞、趙城、霍州、靈石至汾州」。按，張鄰即張璘然。《平陽府志》中記李自成到達猗氏的日期差了一天，據乾隆三十八年《臨晉縣誌》的記載，李自成抵該縣的日期是正月十八日（見卷六，《雜記》上，《災祥》）；雍正七年《猗氏縣誌》記：「是歲正月十九日，闖賊入縣。」（卷六，《祥異》）

  [72]　嘉慶二年《合河紀聞》卷八。

  [73]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74]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75]　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三，《叢紀》。

  [76]　《太原府志》卷五○稱，開門納降的是「小將張急鬼」；戴廷栻《半可集》卷一寫作「標營小將張權」。據前任山西巡撫吳甡在崇禎十六年四月的題本中，講到山西撫標將領有陳尚智、張雄，可知張權是張雄之誤，張急鬼大概是張雄的諢名。

  [77]　關於大順軍進攻太原的經過，《鹿樵紀聞》說：「二月五日，自成抵城下。（明巡撫蔡悉德之）部將牛勇、朱孔訓等出戰，死之。」《平寇志》卷八也記載，二月初五日「賊犯太原……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炮。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其他史籍類似的記載很多。考康熙《山西通志》，《太原府志》、太原府附郭縣《陽曲縣誌》、時人戴廷栻《半可集》以及當時正在城中的路之謙，於同年十月所作《中順大夫分守山西督糧道布政使司參議藺公坦生殉難記略》（收入道光二十五年《陵縣誌》卷十六，《藝文志》），均作二月初六日義軍抵太原城下，也都未載明將牛勇、朱孔訓出戰敗歿事。戴廷栻在《周將軍傳略》里還說：「賊圍太原，撫標小將張權、牛勇守新南門。權故賊，開門納賊。勇逃入西山。」可見前面所引史籍中關於牛勇、朱孔訓領兵出戰被大順軍殲滅的說法，是靠不住的。當時太原的官軍已經人心渙散，沒有打什麼仗就繳械了。清初史籍的作者加上一段出城作戰的描寫，是為了給蔡懋德等人臉上貼金。

  [78]　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三，《叢紀》。

  [79]　這件詔書以《平寇志》卷九、《甲申朝事小紀》卷一所載為基礎，據《國榷》卷一百、《明季北略》卷二十、《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校補，參考了王世德《烈皇帝遺事》。筆者的這個校補本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年第六期發表之後，又看到了民國三十二年《米脂縣誌》卷十，《軼事志》附《拾遺》內，收有永昌元年詔書的另一文本，題目作《李自成檄明臣庶文》，開頭雲「新順王李詔明臣庶知悉」，結尾一句是「檄到如律令」。這一頭一尾為其他史籍所無，同內容的風格也不一致，很可能出自後人之手。

  [80]　永昌元年詔書的起草人，史籍中有不同說法，如牛金星、黎志陞、周鍾等。據查考，初步可以判定是明降官張璘然的手筆。

  [81]　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四九頁。

  [82]　乾隆十五年《寧武府志》卷十一，《余錄》。

  [83]　凌義渠在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具題的《請旨安置罪帥疏》中說：「頃者廢帥尤世祿貪橫不法，罪狀顯著。監臣牛文炳據實奏參，奉旨革職究擬，似已翦其翼，抉其爪，縱負狂齧之性，亦窮於計無所施矣。然而山右士大夫不無鰓鰓過慮者，則以凶焰雖除，狡窟仍在，恐不為去惡務盡計，將來播毒一方，終無已時也。……查世祿向來籍貫原在榆林，此地既難容身，自當另圖變計，惟有問擬之後即時回還原籍為便。第世祿僑寓寧武日久，廣置腴田大宅，多買歌童婦女業已棄故鄉若甌脫，踞任所為郿塢矣。若不奉明旨發遣，而望其逡巡引去，當下毫無繫戀，萬萬不能。……」（見《凌忠介公奏疏》卷五）

  [84]　《國榷》卷一○○。記大順軍占領大同事於二月二十九日。據明宣大總督王繼謨題本及乾隆《韓城縣誌》卷六《衛景瑗傳》，應為三月初一日。

  [85]　程源：《孤臣紀哭》（收入馮夢龍編《甲申紀事》）云：三月「初九日，賊至宣府，叛將白廣恩、官撫民以書約總兵姜瓖。瓖叛迎賊，宣陷」。程源把姜瓖說成宣府（今河北宣化）總兵，在宣化投降，均誤。

  [86]　乾隆四十九年《韓城縣誌》卷六《衛景瑗傳》。

  [87]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五一至四五二頁。不久，王繼謨自己也向大順政權投降了，見趙士錦《甲申紀事》。

  [8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

  [89]　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一，《朱忠壯傳》。

  [90]　關於大順軍占領宣化的時間，陳濟生《再生紀略》載於三月初八日；程源《孤臣紀哭》說是三月初九日；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一記於三月十二日。這裡是根據趙士錦《甲申紀事》所載大順軍隊長姚奇英的口述。

  [91]　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一，《朱忠壯傳》。

  [92]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撫宛平朱公廟碑》。

  [93]　康熙三十四年《懷慶府志》卷九，《古事》。

  [94]　順治十六年《衛輝府志》卷二；又見康熙《衛輝府志》卷二，《建置上·衛志》。

  [95]　乾隆二十八年《長治縣誌》卷二七，《事跡》。

  [96]　同3。

  [97]　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二四，《外傳》。

  [98]　參見康熙《廣平府志》卷十二，《兵紀》。

  [99]　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

  [100]　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附《甲申紀事》。

  [101]　張羅喆：《明張氏兄弟倡守保定闔門殉難實跡》。

  [102]　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附《甲申紀事》。

  [103]　陳僖：《明崇禎十七年保定府紀事》（按，即《甲申上谷紀事》，此書多以為早已亡佚）云：「方保定守於京師之既亡也，自成患之。謂偽軍師宋企郊（當是宋獻策之誤）曰：『我起兵橫行中原，所略地無敢拒者，獨榆林衛、太原府、寧武關拒我師。今京師亡，保定猶守。不大屠掠，何以威天下！遣渠帥劉宗敏行，卜日出師。』宋卜曰：『吉！城克在即，師無庸出也。但保定守於京師已亡，人人敢死，乃忠義之區。我今已有天下，當恤之，急走詔赦，為日後封疆臣勸。』自成從之，降偽詔。方亮於廿四辰刻接詔，巳刻下城，午即出令禁殺，由是得不屠。」（引自陳僖《燕山草堂集》卷三）

  [104]　康熙《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附《甲申紀事》。

  [105]　據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營制》附《兵事》記載，大順軍在二月間就占領了平定州（今山西陽泉市），「偽總兵焦駐兵一日東行」。平定州同北直隸井陘相鄰，固關（或名井陘故關）就在兩地之間。這說明大順軍當時已經迫近關門，距離真定不遠了。

  [106]　順治三年《真定縣誌》卷四，《政事志》。

  [107]　參看康熙《保定府志》卷十七；《小腆紀年附考》卷四等書。按，在一些史籍里把任繼榮寫作任珍或任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