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孫傳庭部的覆滅和李自成西安建國

  第一節　吳甡督師之議

  本書首發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義軍攻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地，左良玉部不戰東竄，明王朝在湖廣的統治迅速瓦解。朱由檢心急如焚，把希望寄託於選拔一個有能力的大臣出任督師，組織有效的堵剿。他內定的人選是大學士吳甡，因為吳甡曾任過陝西巡按和山西巡撫，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經驗。三月，在一次召對大臣時談到承天祖陵失守，朱由檢聲淚俱下地說「朕不德，憂及陵寢」[1]，接著便指責臣下調度失宜，暗示要另遣大臣出馬。包括吳甡在內的大臣們對當時局勢都心中有數，一個個只是磕頭引罪，卻毫無自告奮勇之意。朱由檢引而不發的策略沒有實現，只好在第二天再次召對時點名指定吳甡，他說：「自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致有今日。卿曩歷岩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2]吳甡表示自己不惜一死，願意出任督師。不過，他指出李自成等部農民軍聲勢浩大，左良玉部官軍「兵無紀律，不肯用命殺賊」，要想扭轉敗局，單派他孤身一人前往湖廣是無濟於事的，必須撥給他「精兵三萬，挑選敢戰之將統之南征」。具體方案是他先往南京，用直屬精兵挾制左良玉部，取得駕馭之權，然後促之西入湖廣，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則統兵東出潼關，對農民軍展開東西夾剿。這個方案同朱由檢的意圖顯然存在很大的距離。在朱由檢看來，左良玉部兵多將廣，只要撫御得宜，自然會為朝廷賣命。三月十二日，他在文昭閣召見吳甡時說：「昨先生疏，欲需多兵，豈能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3]他還為左良玉的望風逃竄辯護說：「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支勁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4]他們的分歧在於吳甡認為左良玉的軍隊跋扈難用，他鑑於楊嗣昌、丁啟睿、侯恂督師時調度不靈的教訓，堅決要求朝廷撥給他三萬直屬精兵；朱由檢卻認為，在內外交困之時，抽調三萬精兵談何容易，放著左良玉的二十萬大軍不用更是失策。次輔陳演摸准了朱由檢的心理，從旁進言道：「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吳甡老大不悅，回敬了一句：「次輔讀書中秘，未諳軍旅，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他列舉河南總督除了左良玉撥給的幾十名扈從外「並無一卒」，河南巡撫自從開封淹沒後只剩下標營一千多人屯駐河北（指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懷慶府一帶），湖廣巡撫在襄陽、承天失守後「兵盡死逃」，哪有什麼督撫之兵可供指揮。[5]這樣，在朝廷內部圍繞著吳甡督師的問題便出現了頂牛的局面。

  朱由檢內心雖然很不高興，但他知道吳甡的意見不是全無道理，故決定先調兵一萬名隨督師南征。兵部尚書張國維建議抽調總兵唐通部七千人、馬科部二千人，另加京營兵一千，湊足一萬。可是，那時正值滿洲貴族軍隊深入畿輔、山東等地飽掠而歸，唐通部正奉命追擊，要等到遼東局勢暫告穩定以後才能依調南下。吳甡請調的軍隊沒有著落，遲遲不肯出京。朱由檢表面上敷衍說「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內心卻仍然希望吳甡能儘快趕往湖廣組織圍剿。[6]

  到五月間，朱由檢的忍耐已經到了盡頭。陝西總督孫傳庭在朝廷的催促下，上疏表示即將統兵出關。次輔陳演又施展落井下石的詭計，一面提出唐通部官兵負有拱衛京師重任不可輕調，一面又以孫傳庭的「奮勇直前」同吳甡的畏葸不進做對比。朱由檢果然大怒，下令由孫傳庭接任督師，吳甡致仕回家。張獻忠部義軍攻占武昌後，朱由檢遷怒於吳甡，八月以「故延師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鄰」的罪名，把吳甡逮捕來京[7]，不久便發往金齒衛（今雲南保山）充軍。在封建社會裡，出將入相歷來被視為人臣最高的寵遇。吳甡的規避不前，表明明王朝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連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都沒有多大的信心了。

  朱由檢越是意識到自己的統治已經日薄西山，就越是倒行逆施，像輸紅了眼的賭棍一樣，把希望寄託於孤注一擲，妄圖僥倖取勝。他除了嚴令陝西總督孫傳庭領兵出關外，還力圖調動整個官僚地主的力量同起義農民決戰。崇禎十六年四月，朱由檢下令對各地結寨自雄的地主武裝赦罪錄功，宣布「但能擒斬偽官即與授職，能收捕賊徒即與給賞，能破賊恢城獻俘者即行超擢，斷不逾時」[8]。六月又頒發賞格：有能擒李自成者賞給白銀一萬兩，封爵通侯；能擒張獻忠者賞銀五千兩，官極品，世襲；其他按「功勞」大小分別給賞。[9]為了欺騙群眾，朱由檢又一次玩弄口惠而實不至的把戲，宣布「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以體現「朝廷德意」[10]。當時河南五府已經處於農民政權管轄之下，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到那裡去徵收租稅。這種拙劣的宣傳手腕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節　孫傳庭的出關和覆滅

  對於孫傳庭部的出關，明廷內部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朱由檢幻想孫傳庭部出關，將同長江中游的左良玉部合殲起義軍，力主孫部儘早出關；陝西籍的一些官僚也由於孫傳庭徵兵征餉加重了自己鄉土的負擔，抱著以鄰為壑的心理贊同叫孫傳庭早早出關。孫傳庭自己在冢頭鎮吃過敗仗，明知農民軍勢大難敵，指望多爭取一些時間練兵儲餉，加強實力，儘量拖延出關的時間。其他一些大臣卻內心忐忑不安，他們盤算過朝廷現有兵力主要是三個集團：遼東的軍隊雖然比較精銳，但抵禦清兵已難以勝任，實在無法移調；左良玉部號稱兵多將廣，實際上畏敵避戰，跋扈難用；可以用來對付起義軍的唯一王牌，只有孫傳庭統率的陝西官軍。孫傳庭部傾巢出動要是真能取勝，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他們也感到這種僥倖取勝的希望畢竟非常微弱，如果孫傳庭部被殲，明王朝的覆滅就註定了。因此，他們極力主張慎重行事。有的大臣直截了當地向崇禎皇帝說明利害，指出孫傳庭部在陝西不動的話，起義軍要北攻京師或東下南京都難免有後顧之憂；如果李自成義軍打算先取陝西，孫傳庭可以不脫離自己的後方基地，固守潼關，比孤軍深入河南、湖廣要有利得多。兵部侍郎張鳳翔說得最為懇切：「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11]朱由檢眼看農民起義的烽火一天天蔓延，恨不得將它一口吞下，加之他吝嗇成性，唯恐孫傳庭老師糜餉。所以聽到主張持重的意見就大不悅耳，狠狠地瞪了張鳳翔一眼。周圍的大臣心領神會，一個個便義形於色地支持出兵。朝廷催促孫傳庭出關的使者接踵而至，傳庭頓足嘆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復能對獄吏乎！」[12]他懷著渺茫的希望，勉強上疏報告了出師的日期。

  孫傳庭上疏出關，固然是迫於朝廷嚴旨，他自己也確實存在相當的僥倖心理。他認為上次冢頭之敗，證明陝西兵還是能打仗的，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招致失敗。另一個因素是他正好接到竊據了農民政權兵政府侍郎要職的丘之陶的密報，說待李自成領兵北上河南迎敵陝西官軍時，他將捏造左良玉部進犯襄陽的情報，迫使自成退師，然後乘釁而起，內外夾攻，可以一舉打敗義軍。此外，在鄖陽負隅頑抗的高斗樞也派人潛來西安，詢問出師日期，表示要配合作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孫傳庭覺得可以碰一碰運氣了。

  八月初一日，孫傳庭在西安關帝廟誓師。選擇這個場所，自然是為了託庇於「武聖」之靈。典禮既畢，他即命總兵馬爌、秦翼明隨陝西巡撫馮師孔，取道商洛進河南南陽地區作為偏師；自己則統率總兵白廣恩、高傑、牛成虎等部共十萬人馬東出潼關。[13]同時檄調河南總兵陳永福於洛陽會師，檄左良玉統兵西上，夾攻起義軍。

  李自成早已得到陝西官軍將要出關的消息，從這年的四五月間起就源源不斷地調兵北上，加強了河南的防務。接著又親統大軍北上河南，集中力量準備迎敵孫傳庭部的來犯。[14]他根據河南境內由於天災人禍造成了赤地千里，大軍所過，糧草問題不易解決的狀況，決定在戰略上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把主力部署在郟縣以南地區。至於從潼關到郟縣的廣闊地帶，除留下為數不多的巡邏部隊以外，「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15]。

  八月上旬，陝西官軍重占洛陽。孫傳庭左右的謀士提出建議，不要急於冒進，應採取穩紮穩打的辦法，先以洛陽為基地，修復城堞，招徠流民，開屯田，儲糧草，這樣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待時機成熟時再進取中原。[16]孫傳庭終畏朝命，不敢逗留，還是領兵向南進發。為了保證軍需，朝廷下令由山西平陽（今臨汾）等府、縣協解米豆，地方官「催逼嚴急，里老有自縊而死者，運夫有淹沒河中者。人情洶洶，莫知所措」[17]。

  李自成見孫傳庭部來勢兇猛，便故意示弱，只派出小部隊稍加阻擊隨即南撤。陝西官軍輕易地一直打到寶豐縣。這意外的勝利使孫傳庭由心虛膽怯一變而為頭腦膨脹。他沿途濫殺居民，斬級計功，並向朝廷報捷說：「賊聞臣名皆潰。臣誓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18]朱由檢得報大喜，欣欣然把孫傳庭的報捷書交朝臣傳閱，夢囈般地叫嚷：「賊滅亡在旦夕！」[19]甚至急不可耐地面諭吏、兵、工三部：「督師駐兵豫中，屢報戰勝，土寨多已招安。各鎮、撫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規避不前者飛參重治。一面招撫流移，開墾荒蕪；一面修復城池，安插民眾。仍飭河北各府輸挽糧草，接濟督師，山西附近地方派運不得遲誤，功收萬全。通侯之賞，斷不少靳。」[20]看來，他已經著乎準備給功臣們加官論賞了。但兵部尚書馮元飈卻憂心如焚地頓首說：「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21]弄得朱由檢大為掃興，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孫傳庭所統的官軍，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糧草財物，殘酷地對農民政權管轄下的人民實行階級報復。九月八日，兵至汝州，義軍都尉李養純投降。九日，抵寶豐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寶州牧陳可新、州判姜鯉組織百姓據城抵禦。十二日晚，有紳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諸軍蜂擁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晝」。陳可新、姜鯉等均被捕殺。孫傳庭從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擇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餘人，疑為賊，斬之」。對其他城中百姓，更藉口「為賊固守」，全部殺光。[22]官軍別部於十二日夜攻占唐縣時，也藉口義軍老營曾留在該縣，將全城居民屠戮殆盡。

  這時，隱藏在農民政權內部的奸細丘之陶認為時機已到，利用他竊據的兵政府侍郎的職務，向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李自成發出偽造的情報，謊說左良玉部官軍從東面進攻襄陽，後方形勢危急。可是，他和孫傳庭都沒有料到自己的陰謀已經敗露。原來，孫傳庭接到丘之陶表示願意充當內應的密信後，欣喜異常，除了轉報朝廷外，還親自給丘之陶寫了一封回信，加意聯絡。這封回信被義軍巡邏戰士截獲。李自成不動聲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報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來，拿出孫傳庭的回信揭穿了他的內奸面目，處以死刑。[23]

  內奸既除，更好全力對敵。九月十四日，義軍同官軍接戰於郟縣。義軍初戰失利，果毅將軍謝君友被俘殺。但這只是局部性的挫敗。由於李自成誘敵深入的基本戰略是正確的，整個戰局很快就扭轉了過來。官軍孤軍深入，距離後方供應基地越來越遠。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濘，官軍糧車進展緩慢，前線的士卒和馬匹飢瘦不堪。有人勸孫傳庭回師就糧，孫傳庭卻回答說：「師已行，即還亦飢，不如破郟縣就食。」[24]郟縣本是個又小又窮的縣份，官軍破城後只搶到幾百匹騾馬，幾萬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見官軍深入絕地，一面動員群眾堅壁清野，使官軍無法就地籌糧，一面派大將劉宗敏帶著一萬多名騎兵由間道抄到官軍後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斷明軍的餉道。孫傳庭聞訊大驚，部下軍心不穩。自成此時卻用大牌寫下戰書，指定日期同官軍決戰。孫傳庭無計可施，命河南總兵陳永福留守軍營，自己統率嫡系陝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圖打通糧道。陳永福部下的士兵看著陝西兵撤回迎糧，自己卻被留下來忍飢挨餓充當替死鬼，都憤恨不平，拒絕服從命令，紛紛跟在陝西官軍後面亂跑。「永福雖斬之，不能止。」[25]陳永福知道軍心難違，只好隨部眾北撤。孫傳庭部署的阻擊部隊一逃，義軍即乘勢發起總攻，官軍部伍大亂，遂全線崩潰。總兵白廣恩所統火車營軍[26]士卒為了逃命，解下拉車的馬匹騎上就跑，火車翻倒傾軋，道路也被堵塞。義軍鐵騎騰越而過，奮勇直追。步兵則手持大棒猛擊官軍，「中者首與兜鍪俱碎」。官軍大敗，「死亡四萬餘人，甲仗馬騾數萬，盡為賊有」。[27]義軍逐北四百餘里。孫傳庭和總兵高傑收集散亡士卒數千騎北渡黃河，經山西垣曲縣繞到潼關。總兵白廣恩也領著殘兵敗卒奔往潼關。

  李自成部義軍郟縣戰役的勝利，給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銳的部隊——陝西兵以摧毀性的打擊，為推翻明王朝的罪惡統治奠定了基礎。它在我國古代軍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為戰例也是值得認真總結的。

  孫傳庭部精銳被殲滅，對於李自成部義軍來說，跟蹤追擊，全殲陝西官軍殘餘兵力，趁勢奪取關中地區，乃是當然之事。然而，對於義軍的這個進軍方向，在許多著作中卻沿襲了一種不可靠的記載。說李自成在襄陽時，曾同牛金星、楊永裕、顧君恩等商討過進兵方略，牛金星主張直取京師，楊永裕建議東下南京，顧君恩認為前者失之急，後者失之緩，主張先取陝西，收取三邊兵力，然後東取山西、北直隸。李自成採納了顧君恩的方案，後來果然奪取了西安，賞給顧君恩女樂一部作為獎勵。[28]這種說法頗能引人入勝，不過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卻尚有商榷的餘地。因為，李自成在襄陽的時候，孫傳庭正養銳於西安，不能不有所顧忌。他之所以沒有東追左良玉部官軍，進而奪取南京和江浙財賦之區，原因就是避免孫傳庭追躡其後。至於北上進攻京師更不是一著高棋，因為這樣一來孫傳庭必然東向夾擊義軍，左良玉也會利用義軍主力北上的機會，奪取襄陽一帶，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盡棄。至於先打陝西官軍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說，是孫傳庭出關的消息已確，李自成才把主力調到河南迎頭痛擊，並不是他主動向陝西進攻的。到郟縣戰役以後，趁勢奪取陝西好比瓜熟蒂落，這時是很少可能在進兵方向上出現爭議的。可見，顧君恩獻策先取關中之說未必實有其事。

  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占領西安

  明陝西總督孫傳庭在河南慘敗之後，率殘部據守潼關，妄圖阻止義軍進入陝西。朱由檢接到敗訊後惱羞成怒，把責任統統推到孫傳庭身上，「諭兵部曰：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削去督師尚書，以秦督戴罪收拾余兵守關，圖功自贖。如縱賊入秦，前罪並論」[29]。他又擔心義軍萬一置孫傳庭於不顧，東向直取京師，所以「復諭兵部令晉、豫、保、東四撫，各整兵馬，親駐河干，協力堵御，不許一賊窺渡」[30]。不久，又下令升白廣恩為援剿總兵官，掛蕩寇將軍印[31]，撥給兵員三萬，希望以不次之賞使這個敗軍之將感激用命，同孫傳庭一道固守潼關，保住陝西。據文獻記載，當時退據潼關的官軍殘部尚有兵員四萬，不過已是驚弓之鳥，沒有多大的戰鬥力了。

  就在官軍喘息未定之時，李自成義軍開始了殲滅孫傳庭餘部進兵陝西的戰役。按照李自成的部署，他自己同劉宗敏等統率義軍主力，由洛陽西攻潼關，然後向西安挺進；同時派袁宗第、白鳩鶴、劉體純、藍應誠帶領右營十萬兵馬作為偏師，從河南鄧州地區出發，取道陝西商洛地區，同主力會師西安。

  十月初，義軍接近潼關。孫傳庭令總兵白廣恩部紮營於關城外通洛川，總兵高傑部紮營於南門外西山頭，他自己驅使城中壯年男子守城。十月初六日，義軍自陶家莊進抵官坡，奮勇衝擊。高傑部不戰而走，向西逃竄。白廣恩部抵敵不住，也望風而潰。由於官軍士卒的妻子居住在關城裡面，士卒們爭先恐後地逃進關城，「保妻孥奪門出」，有的士兵急於入城，用刀劈開南水關柵欄。義軍尾隨而進，趁勢占領潼關。[32]孫傳庭和監軍副使喬元柱在混亂中被殺。[33]潼關一破，通往西安的門戶就打開了。李自成留馬世耀鎮守潼關，統兵繼續前進。義軍到達渭南時，明朝知縣楊暄「籍子弟乘城固守」，本縣舉人王命誥卻開門迎接義軍入城。[34]十月初十日，李過所部前鋒攻克臨潼縣。次日到達西安城下。由於陝西官軍的精銳已被殲滅，西安城中的守御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官員留下途經西安的五千名四川兵協助防守。這時天氣已經比較寒冷，川兵沒有禦寒的衣物。官僚們勸秦王朱存樞拿出點銀錢給士兵置棉衣，藉以鼓起士氣。要求遭到朱存樞的拒絕，守城副將王根子大為不滿，決定投降義軍。他寫好約降信射到城下，大開東門迎接義軍進城。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義軍占領了古都西安。[35]秦王朱存樞被活捉，陝西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炯被殺，布政使陸之祺等投降。義軍立即著手安民，「下令不得妄殺一人，誤者將吏償其命」[36]，迅速穩定了西安的局勢。

  由袁宗第等人統率的義軍右營，從河南南陽地區出發後，於十月十二日進抵陝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該城，處死驅民頑抗的明朝商洛道黃世清。十七日，占領洛南縣。[37]義軍右營勝利地同李自成所統主力會師於西安。

  第四節　李自成起義軍收取三邊

  占領西安以後，李自成立即部署掃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區的各個據點，以便解除下一步東渡黃河進兵京師時的後顧之憂。具體部署是：李自成親率由李過所部後營和劉芳亮所部左營組成的大軍，向北追擊明總兵高傑部官軍，奪取陝北；田見秀率部南下漢中，追擊明總兵高汝利部，打通南下四川的孔道；劉宗敏、賀錦、袁宗第等西向追擊白廣恩部官軍，攻取寧夏、甘肅、西寧等地。下面分述三路進兵的情況：

  李自成、李過和劉芳亮所統大軍於十一月到達延安。陝北地區除了原有的駐軍外，還有在潼關失守後逃來的明總兵高傑部官軍。高傑及其部眾早已被義軍的凌厲攻勢嚇破了膽。高傑原是李自成的部將，投降明政府後作惡多端。他自己盤算，如果落到義軍手裡就沒有活路，所以在李過等部占領延安時，他即乘黃河結冰的機會逃入山西。後來在大順軍渡河東征時又望風狂奔，一直逃到南直隸。南明弘光政權建立時，他由於還掌握點部隊，竟成為史可法部下的四大主力之一。

  義軍進軍陝北，受到了當地百姓的熱烈歡迎，許多州縣都自動納款投誠。由延安北攻榆林，途經米脂，這裡是李自成的故鄉。崇禎十四年底，明政府曾掘毀了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的墳墓，遺骸焚棄無遺。李自成這次重返故里，只殺了參與策劃伐墓的一個當地劣紳，此外秋毫無犯。祖墓「築土封之」，派禮政府侍郎姜學易致祭。[38]李自成還「訪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清澗為天波府」[39]。

  這時，陝北的榆林守軍仍效忠於明王朝。榆林是明代北邊重鎮之一，居民多隸軍籍，以當兵為職業；出身將門的子弟也特別多。由於他們長期混跡於行伍，在鎮壓農民起義中雙手沾滿了鮮血，反動的政治立場很難改變。為了解決榆林問題，李自成採取了先禮後兵的辦法。十一月十二日，他派辯士舒君睿攜帶白銀五萬兩招降榆林諸將，同時命李過、劉芳亮率領大軍七萬隨後進發，以便勸降不成即用武力攻取。做了這些安排之後，李自成即返回西安。榆林總兵王定眼見大勢已去，藉口往蒙古部落調兵，帶著幾十名親信逃跑了。榆林道都任和卸任總兵王世欽、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等商議對策，企圖據城抗拒。義軍的使者在城中從十二日談到十四日無結果，十五日開始攻城。雙方戰鬥異常激烈，到二十七日方被攻下，尤世威等被處死。

  田見秀部南下漢中比較順利，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一月十二日進抵城固縣，圍攻四日，克其城。[40]明總兵高汝利企圖逃往四川，於途中被義軍追迫投降。漢中地區平定後，田見秀留部將賀珍、韓文領兵鎮守，自己返回西安。

  劉宗敏、賀錦、袁宗第等統領大軍向西進軍，兵至固原，明總兵白廣恩投降。[41]為了爭取明軍將領，減少進軍中的阻力，李自成親宴白廣恩，相談甚歡。左光先聞訊後也解甲投降。陳永福由於守開封時曾射中李自成左眼，擔心不會得到諒解，正處猶疑之中。李自成知悉後，讓白廣恩轉達不咎既往的意思。陳永福說：「汴城之戰，永福親集矢於王之目。今窮而歸命，懼無以全腰領。」自成立即回答道：「此各盡其事，何害？」並以折箭為誓，保證不算舊帳，陳永福才決心投降。[42]繼白、陳之後，其他明朝將領也紛紛投誠。

  袁宗第部由陝西鳳翔向鞏昌推進，一路上「將吏爭降恐後」[43]。占領鞏昌府後，所屬州縣都不戰而下。

  次年春，左良玉見大順軍主力已經移到西北，並開始了向山西進兵，就妄圖奪取湖廣的荊州、承天、德安、襄陽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裝劉洪起、沈萬登也發動叛亂，顛覆了汝寧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負隅於鄖陽的明官軍亦猖獗一時，直接威脅到襄陽的安全。為了保證後方的穩定，李自成遂調袁宗第部經商洛地區馳赴襄陽，協助當地駐軍迎頭痛擊左良玉等部來犯之敵。接著又移師河南，粉碎了劉洪起等人的叛亂，有力地打擊了地主階級復辟活動，穩定了大順政權對湖廣四府和河南地區的統治。李自成派遣袁宗第等統領重兵前往湖廣、河南平定叛亂，充分說明他對大順軍經過浴血戰鬥開拓的疆土、建立的政權是十分重視的。那種以為大順軍入陝以後，就把中原地區置之度外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

  在寧夏方面，義軍的檄文一傳到，明朝巡撫李虞夔和分封在這裡的慶王朱倬?束手無策。慶藩宗室和文武官員聚集在王府里經過一番商討之後，決定投降。李自成命明監軍道陳之龍為寧夏節度使，以投降總兵牛成虎鎮守該地。[44]

  固原、寧夏等地平定之後，明政府在西北的殘餘據點就剩下了甘肅、青海（當時稱西寧衛）等比較僻遠的地方。李自成乃命劉宗敏返回西安，準備大舉東征，完成西征的任務就落到了賀錦的身上。十一月，賀錦領兵西征，一舉攻克安定[45]，金縣開門迎降[46]，兵鋒直抵蘭州。明朝甘肅總兵馬爌、副將歐陽袞等人見形勢危急，勸肅王朱識鋐西奔甘州（今張掖），徵兵固守。朱識鋐駑馬戀棧，沒有採納這個意見。馬爌等人便自行逃往甘州。十一月二十一日，賀錦所部義軍到達蘭州，「蘭州人開城迎賊」[47]。肅王朱識鋐倉皇逃出城外，被明朝卸任總兵楊麒派人擒獲，當作自己投誠義軍的見面禮。賀錦厭惡他賣主以牟取富貴，既不忠於明王朝，也不是真心投順起義軍，因此，他不僅處死了肅王，也把楊麒父子斬首。[48]這種做法顯然不夠策略，不利於爭取尚在觀望的明政府文官武將。賀錦留下黨守素鎮守蘭州，自己統兵繼續西進。明涼州（今甘肅武威）、莊浪二衛先後投降，義軍進迫甘州。甘肅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爌等人組織頑抗。十二月，義軍踏冰過河，直抵城下。當時大雪紛飛，積雪深盈丈，被驅迫上城防守的官軍士卒手腳皸裂，甚至凍掉手指，都有怨言。義軍戰士卻意氣風發，利用積雪堆做登城的階梯，積極準備攻城。十二月二十七日，「守者引賊上」[49]，義軍勝利地奪取了甘州城。林日瑞、馬爌等都被處死。[50]占領甘州之後，肅州（今甘肅酒泉）等地也不戰而下。賀錦在各府州縣派設了官員，安撫地方，甘肅全境遂處於大順政權管轄之下。

  這時，奉賀錦之命進取青海的義軍將領魯文彬（原是明朝將領），領兵進抵西寧，被效忠於明王朝的反動土司祁廷諫、魯胤昌等擊敗，魯文彬被殺。[51]賀錦聞報後，親率大軍從甘州馳赴西寧。祁廷諫等人惶懼失措，參軍胡璉器獻計道：「賀賊驍勇，兼我寡彼眾，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也。」建議派少數民族人士偽降，假作嚮導，引賀錦入伏兵地加以謀害。賀錦殲敵心切，領部隊一往直前，陣斬魯胤昌，全殲其眾。由於警惕性不高，不幸陷入敵人的埋伏處，被反動土司殺害。這位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農民革命領袖壯烈犧牲了，時為永昌元年正月。賀錦部下的將士悲憤填膺，決心為主將復仇，在辛思忠率領下攻克西寧，活捉反動土司祁廷諫。[52]李自成遂命辛思忠鎮守西寧，派兵平定青海，各土司先後歸附。至此，整個西北地區的官軍據點已全部拔除，為大順農民軍渡河東征，奪取京師，推翻明王朝的反動統治，保證了後方的穩定。

  第五節　建國大順

  到崇禎十六年底，李自成起義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連克陝西三邊各重鎮（西寧一隅正待征討），把原先為明廷提供兵員武將的重要地區，變成了義軍的後方基地。至此，李自成軍占領的地方，已經包括了現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數省，軍事上占了絕對的優勢。明王朝不僅沒有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談不上了，徹底結束反動透頂的明王朝的時機已經成熟。為了有效地推進農民革命事業，擴大政治影響，李自成等起義領導人決定正式建國改元，把襄陽時期建立的中央政權進一步正規化。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舊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53]當時採取的措施大約可以歸納為下面各點：

  一、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以明秦王府為宮殿。追尊其曾祖以下為皇帝，母呂氏為太后，冊封高氏為皇后，陳氏為貴妃。頒布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諱的規定：「其一切文書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務、忠、成等十字，不許用。」[54]有的史籍還記載大順政權曾經「造甲申偽歷」[55]。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威武將軍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英、亳侯李錦（李過）、磁侯劉芳亮、義侯張鼐（李雙喜）、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國昌、岳侯劉世俊；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汝義、巫山伯馬世耀、武陽伯李友、平南伯劉忠、文水伯陳永福、桃源伯白廣恩、確山伯王良智（在西安投降的明將王根子）[56]、京山伯陳藎[57]、鄢陵伯劉某；子三十人，寧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臨朐男高一功等。[58]

  三、更定官制。改內閣為天佑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以牛金星為之。宋獻策為軍師。中央行政機構為六政府，襄陽時期六政府只各設侍郎一人，此時增設尚書、侍郎，作為政府首長；屬員改郎中為中郎，主事為從事。翰林院為弘文館，六科為諫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尚寶寺為尚契司，太僕寺為驗馬寺，通政司為知政使。

  由於大順軍占領地區已經包括好幾個省份，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級，設節度使，相當於明代的巡撫。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監督之責，如以明臨汾知縣劉達為陝西巡按直指使[59]，介休知縣李若星為山西巡按直指使。[60]其他道、府、州、縣設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等官，與襄陽時期相同。[61]

  在任命官職的同時，大順政權又收繳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頒發新印。史籍記載，大順政權「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62]。從目前所見到的實物來看，有符、契、信、記四種，券、章尚無實物可資證明。[63]

  四、在軍制上，定五營的名稱為中吉、左輻（輔）、右翼、前鋒、後勁；旗纛前營為黑色、後營為黃色、左營白色、右營紅色、中營青色。軍職雖仍設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官，但在級別上似乎重新做了厘定，如在襄陽時期五營的主將授予制將軍稱號，這時卻改授予相當於明朝總兵級別的將領[64]、其他軍職大概也做了相應的調整。

  加強軍事訓練和紀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規模檢閱軍隊，操練士馬，「金鼓之聲動地」。規定馬兵越亂行列者處斬。所騎馬「騰入田苗者斬之」[65]，這條紀律顯然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

  五、在經濟方面，除了繼續堅持「三年免徵」賦稅的政策以外，還對明朝官紳實行追贓助餉，即沒收官僚貪污所得錢財充作政府經費和軍隊糧餉。史籍記載：「賊大宴關中縉紳，出秦府金銀器皿分與之，謂曰：『餉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軍需。』且令左右露刃脅之。皆戰慄署諾惟謹。」[66]為了平抑物價，便利民間貿易，廢除了明朝崇禎年間官私所鑄薄惡小錢，開爐鑄造永昌通寶，大錢值白銀一兩，另鑄當十、當五錢。[67]

  六、開科取士。為了搜羅人才擔任各級官員，由禮政府「設科目試士，寧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為題，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為第一」[68]，中試者授以府、州、縣官。

  此外，還讓宏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檄文，為李自成「頌功德」，揭露以朱由檢為頭子的明朝廷的罪惡，號召未下諸郡縣認清形勢及早歸附。

  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是襄陽政權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它標誌著雙方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了徹底推翻朱明王朝的關鍵時期。大順政權的建立激盪著千百萬貧苦群眾的心，也使各階層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慮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劃時期的重大政治意義。此外，我們也應當看到，大順建國時採取的各項措施，雖然在主導方面是維護農民利益的，但是也顯示出了這個農民革命政權向封建政權轉化的明顯跡象。

  第六節　大順軍渡河東征和永昌元年詔書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鑑於西北地區的軍事行動已基本結束，遂派李友、白鳩鶴等率先頭部隊於十八日渡過黃河，占領了山西榮河等縣，為大軍東征做好了準備。是月下旬，大順軍傳牌山西各郡縣，檄文如下：

  倡義提營首總將軍為奉命征討事：自古帝王興廢，兆於民心。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嚴刑重斂，民不堪命。誕我聖主，體仁好生，義旗一舉，海宇歸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關西而席捲三秦。安官撫民，設將防邊，大業已定。止有晉燕，久困湯火。不忍坐視，特遣本首於本月二十日，自長安領大兵五十萬，分路進征為前鋒；我主親提兵百萬於後。所過絲毫無犯。為先牌諭文武官等，刻時度勢，獻城納印，早圖爵祿；如執迷相拒，許爾紳民縛獻，不惟倍賞，且保各處生靈，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69]

  在敘述大順軍東征的經過情形時，需要首先指出，各種史籍和歷史地圖中關於大順軍進軍路線的表達都包含了嚴重的錯誤。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說大順軍在渡過黃河以後，占領了平陽（今臨汾）地區，攻克太原之後才分兵兩路，一路由李自成率領北上寧武，經大同、宣府、居庸關進抵北京；另一路由劉芳亮[70]帶領由太原東入井陘關，攻占保定後會師北京。這種描寫把大順軍東征占領的地區劃得很小，為了解釋大順政權管轄區的廣袤，又說河南、山西、北直隸、山東的廣大地區，都是靠派出一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職官員去「虛聲脅下」。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實際情況是，大順軍在渡河東征時就已兵分兩路，一路由李自成、劉宗敏統率，於占領平陽後攻取太原、寧武、大同、陽和、宣化、居庸關，進抵京師；另一路由劉芳亮率領大順軍左營，於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後，即沿黃河北岸進軍，先占領河南懷慶府（今沁陽一帶），繼占山西潞安府（今長治一帶），又東下收河南衛輝、彰德二府（今汲縣、安陽一帶）、北直大名府，分兵收取附近州縣，然後經邯鄲、邢台、河間攻取保定，會師北京。此外，在李自成、劉宗敏所統的主力攻克太原之後，又分出一支軍隊由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等帶領東出固關，占領真定（今正定），然後經保定至北京。這是一個大包圍的戰略。它的特點是：李自成、劉宗敏親率主力承擔消滅太原、寧武、大同、宣化、居庸關官軍的任務，使京師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而劉芳亮等人統率的偏師，不僅收取了黃河以北的大部郡縣，同主力形成鉗形攻勢，防止了朱由檢等反動頭面人物沿運河一線南逃以及山東、南直隸官軍北援。大順軍東征和攻占北京，是我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戰役，按照它的原貌來敘述當時的雙方態勢是絕對必要的。

  下面分述大順軍兩路作戰的具體情況。

  永昌元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統大順軍主力由西安出發，開始了向北京進軍。行前，李自成命權將軍田見秀留守西安，自成之妻高氏和一部分六政府官員也留在西安。包括丞相牛金星、軍師宋獻策在內的另一批大順朝廷官員則隨軍行動，稱之為行在。大順軍主力渡過黃河後，於正月二十三日到達平陽，明知府張璘然投降。軍隊略事休整後，即向太原進發。[71]在此前後，大順軍鎮守陝北的李過等部也按照統一部署抽調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擊守渡官兵，以絕太原之援，而開西來之路」[72]。這時，山西的百姓有如大旱之望雲霓，等待著起義軍的到來。「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徵稅，於是引領西望。」[73]明山西巡撫蔡懋德為了對付這種民心瓦解的局面，竟夥同封建文人傅山一道，炮製了一份託名「秦民王國泰、黎大安」的帖子「言賊荼毒逼勒之慘」，在太原省城內外到處張貼。又私下編造「馬在門內難行走，今年又是弼馬溫」[74]的童謠，欺惑群眾。然而，反動統治者捏造出來的「輿論」畢竟是無根之萍，它欺騙不了人民，更阻擋不了大順軍的前進。

  蔡懋德面臨著的不僅是大順農民軍的重兵壓境，而且形勢越危急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愈加錯綜複雜。他以一省長吏親赴平陽部署防河事宜，妄想扼守黃河渡口。由於糧餉無著，請求封在平陽的晉藩兩位郡王西河王和交城王帶頭「勸縉紳士民捐餉」，卻沒有一個人答應捐錢。防河計劃尚未落實，明晉王又派人催他回太原守城。等他回到太原，巡按御史汪宗友又劾奏他擅自放棄平陽。崇禎得奏，不問情由立即下令把他解任聽勘，另派郭景昌接任山西巡撫。郭景昌剛到固關，就得到義軍占領汾州的消息，不敢到太原赴任。蔡懋德雖然已被革職，但接替人未到，只好硬著頭皮同左布政使趙建極、巡道畢拱辰等人策劃死守太原。這時，山西著名文人傅山、韓霖被聘為督帥閣部李建泰的軍前贊畫。傅山從保護鄉梓免被大順軍占領著眼，親自趕到北直隸請李建泰急救太原。說是只有保住太原，晉南地區才有希望恢復，畿輔才有屏障，這正是督師的責任所在。李建泰卻有他自己一番考慮，他受命督師原打算把曲沃老家的財產用來募兵，拼湊一支反革命武裝在山西境內阻擊農民軍。現在曲沃已被大順軍占領，計劃無從實現，從北京帶出的三千名禁旅見形勢不妙早已散去了一大半。在這種情況下援救太原，真是談何容易。因此，他斷然拒絕傅山的請求，退回保定。

  二月初六日，大順軍進抵太原城下。[75]晉王朱求桂拿出三千兩銀子，送到城頭「募死士殺賊」，山西提學黎志陞卻從中剋扣，用紀功紙票代替現銀，官軍士氣更加低落。初八日凌晨，巡撫標營裨將張雄[76]開新南門投降，大順軍遂占領太原。[77]朱求桂被活捉，蔡懋德自殺，布政使趙建極、分巡冀寧道畢拱辰、分守冀寧道毛文炳、督糧道藺剛中、太原知府孫康周等都被處死。山西提學道黎志陞被俘後，跪在大順軍將領面前口稱「本道歷任三月，尚未入考棚」[78]，竭力為自己洗刷。已投降大順軍的文士韓霖也為之吹噓說，「此天下文章士也」。大順政權當即加以錄用，讓他主持考試，選拔文官。

  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休整士馬，設置地方官員，拘捕明朝官紳追贓助餉。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統率大軍北上進攻寧武。

  在攻克太原後向北京進軍途中，李自成發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全文如下：

  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只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鑒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寢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紈絝，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彈厥猷，臣誼靡忒。惟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於宗工，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谷於身家。永昌元年謹詔。[79]

  這份幸而流傳下來的大順政權詔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實際上是起義農民向明王朝發出的一份最後通牒式的勸降書。詔書全面地揭露了明廷的極度腐敗，指出這個朝廷維護的只是貴族、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天下的財富都落到了宗紳（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宦官的手裡，對於平民百姓卻「征斂重重」，造成了「閭左之脂膏罄竭」。這就迫使人民起來同他們拼命，即所謂「民有偕亡之恨」。接著，李自成莊嚴地宣布：「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表達了他和廣大群眾具有共同的命運，要把農民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為了減少進軍中的阻力，詔書給朱由檢指明了出路，要他「度德審幾」，看清形勢，及早投降。詔書的革命性是顯而易見的。

  過去有的史學著作，在「君非甚暗」一語上做了不少分析，似乎認為在李自成眼裡，崇禎皇帝也不那麼壞，主要是大小臣工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烏煙瘴氣。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因為既然目的在於勸降，語氣上就不能不稍留餘地，如果把朱由檢說得昏暗已極，勸他識時務就成了對牛彈琴。詔書中沒有涉及「三年免徵」一類的革命政策，是限於詔書本身的針對性，不能認為它比崇禎十六年發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實質而言，後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當然，我們並不諱言，詔書中存在一些消極成分，主要表現為天命論。這雖然同詔書起草人的遣詞造句有關[80]，但畢竟反映了李自成作為一位舊式農民革命領袖所無法超越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過，對詔書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顯地繼承了「天心視我民心」的進步思想，還出現了「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這樣的句子，對天皇老子也不無微詞。可見，借「天命靡常」「帝心已改」做文章，主要是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統地位的神聖光圈，為大順政權取而代之做輿論準備。

  永昌元年詔書發布的前後，大順農民軍就按照原定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畿輔地區進軍了。

  第七節　寧武之戰和勢如破竹的進軍

  寧武之戰是大順軍渡河東征以後，占領北京以前進行的唯一戰役。這裡的守將明總兵周遇吉十分頑固，驅使士卒據城抵抗，最後落得個兵敗身死。正是由於周遇吉逆潮流而動，在一片倒戈聲中敢於負隅頑抗，博得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讚揚。他們抓住寧武戰役編造了許多謊言，後來的史家不察，往往輕信盲從。這些謊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渲染寧武戰役的激烈程度，把這次戰役持續的時間說得很長；二是誣衊大順軍攻克寧武以後，把城裡的老百姓都殺光了；三是誇大戰役的後果，把大順軍的勝利描繪成慘勝，甚至毫無根據地說李自成等人，由於士卒損失過多曾一度打算退回關中。下面就依據可靠史實，對以上三點進行必要的考辨。

  一、《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寧武大戰》條中說，「遇吉設奇制勝，每戰必勝」，相持半月，至三月初一日才被大順軍攻克城池。這是不真實的。據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雜誌》載，李自成是在「二月十六日自太原起身，數日至寧武」；崇禎十七年三月《兵部為賊勢已壓雲境等事》行稿說，大順軍「二十日過雁門關，二十一日攻寧武」[81]；據乾隆十五年《寧武府志》卷十一，大順軍攻克寧武的時間是二月二十二日。這就清楚地表明，整個寧武戰役首尾不過兩天。就官軍而言，當時已經是強弩之末，士氣不揚，只是在周遇吉的逼迫下才勉強迎敵，根本就沒有「相持半月」之事。

  二、大順軍攻取寧武時，周遇吉被擒處死。但是，大順軍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戮平民。乾隆《寧武府志》記載：

  賊初破寧武，亦不甚殺戮，旋引兵而東。明日，賊別部在城中者忽樹藍旗，遂肆戕虐，被禍者數千人，其偽總兵尤世祿所為也。王珻作《節錄補》而謂「賊恨其久不下，屠殺一盡，血流成波」，亦失其實，蓋但得諸傳聞耳。[82]

  這裡說的偽總兵尤世祿，是義軍攻占榆林時投誠過來的將領。他曾經任過明朝山西總兵，革職後居住在寧武，同山西官紳結下了宿怨，被攆回原籍榆林。[83]大順軍進攻寧武之前，尤世祿奉李自成之命，以過去曾與共事的關係，到城下去招降周遇吉。周遇吉翻臉無情，彎弓相向，雖然沒有射中，卻又結下了新仇。可見，攻克寧武以後殺了幾千人，也還是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將領尤世祿的個人報復行動。《平寇志》等書說，「賊屠寧武，嬰稚不遺」，完全是一些文人別有用心的捏造。

  三、這次戰役持續的時間不長，規模也比較有限，大順軍在攻城過程中的傷亡自然不會太大。可是，《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傳》中，卻煞有介事地說「廿五日，賊（指李自成）集頭目計曰：

  『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尚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寧武，詎有孑遺哉！不若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云云。根據可信史料的考核，這裡所列出的大同至居庸關官軍數目，完全是信口開河。我們知道，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各部義軍都非常注意偵察敵情，李自成對官軍的實力肯定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作者借李自成之口誇耀官軍實力，妄稱大順軍已刻期班師，「回陝休息」，無疑是痴人說夢。

  寧武戰役以後，李自成、劉宗敏率大軍繼續北上，三月初一日到達大同[84]。這裡的兵民早就要求歸順，明朝代王朱傳?卻責令守城。大同總兵姜瓖自知力量單薄，難以抵敵，遂開門投降。[85]大同巡撫衛景瑗被俘，由於他薄有令名，李自成懇切地開導他：「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爾真好官，爾降仍用爾撫大同。」過了三天，李自成見他不肯投降，爽朗地說：「爾真忠臣，我且驛乘送爾還家。」衛景瑗卻死心塌地要為明王朝「殺身成仁」，請求速死。李自成說：「我必不殺爾。」衛景瑗唯恐做不成忠臣孝子，自己跑到海會寺自剄而死。李自成得報後仍然給了五十兩銀子，派人把衛的喪柩送回韓城老家。[86]對於明朝代藩，李自成卻毫不手軟，下令殺了朱傳?全家。義軍離開大同之前，派制將軍張天琳留守。

  大同的投順，在敵人的營壘里引起了連鎖反應。明宣大（宣府、大同地區）總督王繼謨駐地為陽和（今山西陽高縣），義軍還未到，軍民就紛紛準備迎接。王繼謨在一六四四年舊曆三月上旬給朝廷的題本中說：「該臣見得陽和將士人民俱欲迎賊，出示嚴戒，惕以軍法，而犯迷終不可解。」為了給部下鼓氣，王繼謨在關帝廟召集全城文武官員歃血盟誓，自己「大聲激烈，灑淚傾肝」，而「諸人但默默虛應而已」。屬部各標將領「俱密寫稟迎賊」，使他感到「一時已如異世」。王繼謨於無可奈何之中，打算帶領親丁百餘人護送庫銀一萬餘兩逃回京師。不料剛走到天城衛，「眾兵吶喊震天，又將其好馬及餉銀盡奪，挾去投賊矣！」這位總督一方的明朝大員不勝感慨，哀鳴道：「看此時候，無一兵一將一民不反面向賊。」「臣煢煢孤身，止有歸命於皇上而已。」朱由檢閱報後氣急敗壞地批示道：「王繼謨奉旨援雲（指大同），此時正當推誠鼓眾，奮勵圖功。據奏兵將潰散，不服調遣，平日料理安在？姑著戴罪收拾兵將，立解雲圍。不得飾詞規避，以干大法。」此時大同已投降數日，王繼謨成了光杆司令，叫他「收拾兵將，立解雲圍」，只能表明朱由檢已經急得發昏了。[87]

  大順軍到達陽和時，明陽和兵備道於重華，「郊迎十里，士民牛酒塞道」[88]。宣府（今河北宣化）總兵王承胤也先期派人到大同遞表投降，接應大順軍先頭部隊千人潛入宣化。民間早已宣傳大順軍「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89]，均急不可待地盼望義軍早日到來。三月初六日，大順軍主力到達宣化[90]，宣府巡撫朱之馮妄圖負隅頑抗，在城頭勒令軍士同義軍作戰，「軍士抱手默然無動者。蓋一切大炮之火線已絕其火，門已俱塞實，不能發矣」。朱之馮見大勢已去，急得仰天大哭。王承胤分守南城，當即大開城門迎接義軍入城。「滿城結彩，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接。」[91]朱之馮自縊而死。李自成巡視全城時，王承胤「跪之前稱賀」，面有德色。李自成對他這種自矜功伐頗不以為然，當面問道：「此誰家城？」王承胤滿面惶恐，無言以對。[92]

  第八節　大順軍的南線作戰

  如前所述，李自成在部署向北京進軍時，採取了鉗形攻勢。當他和劉宗敏親率大順軍主力取道太原、寧武、大同、宣化入居庸關，一路上掃蕩沿邊各鎮明軍，從北面向京師推進時，大順軍的另一支大軍，即劉芳亮統率的左營，也按照統一部署展開了南線作戰。

  永昌元年二月，劉芳亮率部於蒲州渡河，沿黃河北岸向東進軍。二月下旬，進抵河南懷慶地區，明朝副將陳德（陳永福之子）把巡按御史蘇京拘捕起來，投降了大順軍。劉芳亮在懷慶地區設置了防禦使、府尹和所屬六縣的縣令。[93]封在衛輝府（府治在河南汲縣）的明潞王朱常淓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義軍還未到達就在總兵卜從善的保護下，攜帶宮眷和寶器渡河南逃。[94]劉芳亮安撫地方以後，領兵進取山西長治地區。長治古稱上黨，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明朝的沈王就分封在這裡。當時明王朝各地政權機構已成瓦解之勢，在義軍到達之前，潞安府的官員就逃跑一空，出現了地方無主的局面。大順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長治和附近州縣。當地士紳不禁嘆息道：「夫河東上黨，為古來用武必爭之地，而皆唾手得之，天下事不可為矣。」[95]義軍活捉了沈王朱回洪，繳獲了宮中所藏大批金銀寶器。劉芳亮任命孫明翼為潞安防禦使，讓他負責追贓助餉，「系諸郡王宗室及鄉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銀，動以千萬計，名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無一得免者。或已經物故，復收其子孫一體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且分布諸賊各縣嚴比」。[96]劉芳亮留下大將平南伯劉忠鎮守長治地區，自己引兵繼續前進。

  大順軍左營主力離開長治後，東下彰德府，派部將領兵收取大名府和府屬各縣，「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97]，並且留大將劉汝魁鎮守河南彰德府（今安陽）一帶地方。[98]他自己則帶著部隊取道磁州（今河北磁縣），進入畿輔地區。廣平府（今邯鄲地區，府治在永年縣）的明朝地方官逃竄一空，「城中無主」。居住在廣平府內的原通州總兵張汝行，派腹心前往磁州向劉芳亮納款。三月初十日，大順軍進入廣平府，「汝行郊迎三十里」。略事休整後，劉芳亮即整隊北上。「汝行請為前行，獻取京、通之策。芳亮許之。」隊伍開拔前，劉芳亮任命翟鳳耆為防禦使，留下郭都尉、常掌旅領兵五百名鎮守廣平。[99]

  劉芳亮部繼續北收邢台、河間等地，一路上皆望風歸附。三月二十一日，進抵畿鋪重鎮保定。史籍中對大順軍向保定進軍的場面，留下了這樣的描寫：「寇大至，絡繹三百里，羽旗鐵甲，熌爍奪目。塵坌紛起，晝為暝；馬嘶人喊，海沸山摧。」[100]足見兵威之盛。當時，大順軍旌旗所向，明朝的「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風降遁，或紳士爭為亂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後，相與稱仁誦義曰迎真主」[101]。保定城裡的百姓不願為朱明王朝堅守，紛紛要求開門納款。就在這時，「代帝親征」的明大學士李建泰逃進了保定，他也認為「勢難支」，不如及早投降。可是，署府事同知邵宗玄和新任知府何復，卻同當地鄉紳張羅俊等沆瀣一氣，堅決主張守城。他們責罵「百姓無知」，不懂君臣大義，「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於額以示戴主之義」，驅使軍民上城拒守。大順軍在城下高聲喊話，告以京師已於三月十九日攻克，奉勸他們不要執迷不悟，自尋絕路。張羅俊、邵宗玄等人冥頑不化、置若罔聞。劉芳亮見勸降無效，下令全力攻城。大順軍「架銃土阜上，擊雉堞如振秋籜，鉛丸鐵子，噴天抉地，屋瓦飄紛。人皆戴木板循牆走。未幾，西北樓火，南郭門又火，隍池潰，高櫓灰飛，深溝濤散，守者不寒而慄」[102]。三月二十四日夜半，南城守弁王登洲等人縋城投降，「百雉頓空」，起義軍一擁而上。李建泰所帶的幾百名軍士也「崛然內應」，領著保定府推官許曰可、清苑知縣朱永康向義軍投誠。方正化、邵宗玄、何復、張羅俊等都被處死。

  李自成在北京聽說保定的明朝官紳仍在頑抗，唯恐激起將士的義憤，破城後殺人過多，特地發布詔書赦免當地軍民。劉芳亮於克城前一個時辰接到詔書，進城後立即下令禁殺。[103]他在西門召集士民宣讀告諭，任命文華國為保定府尹，同時委任了推官和縣令，責成他們辦理糧草。第二天，「下令遍拿鄉紳之未死者及其子若弟，拷掠慘毒」，進行追贓助餉。還把驅使軍民拒守的劣紳、明工科給事中尹洗等處斬，「揭其首於竿，榜曰：據城抗師，惡宦逆子」[104]。二十六日，劉芳亮留部將張洪守保定，自己帶領軍隊向京師進發。李建泰也隨同進京，受到李自成的禮遇。

  下面再談大順軍由山西東出固關，占領真定（今河北正定縣）地區的經過。真定在明朝末年是巡撫衙門所在地。二月間，大順軍占領太原的消息傳來，當地駐軍就準備投降。奉巡撫徐標之命出守固關的參將李茂春，一面派人去山西同大順軍聯絡，一面把大順軍的檄牌傳到真定。[105]徐標碎牌斬使，表示要同大順農民軍對抗到底。他標下的兵丁立即行動起來，把徐標綁出西門斬首，推都司謝加福為首，稱副總兵，用大順永昌年號，通令府屬各縣迎接義軍。三月初七日，大順軍一部在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等人的統領下由固關來到真定。馬重禧任大順政權真保節度使，並任命了防禦使、府尹、推官、縣令等各級地方官。[106]三月下旬，任繼榮帶領部分兵馬經保定前往京師。[107]

  大順軍的南線作戰，有力地配合了李自成、劉宗敏所統主力攻占北京，完成了收取黃河以北大批郡縣的任務，對於大順農民革命全盛局面的出現做出了重大貢獻。

  [1]　吳甡：《憶記》。

  [2]　吳甡：《憶記》。

  [3]　吳甡：《憶記》卷四。

  [4]　吳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對紀略》。

  [5]　吳甡：《憶記》卷四。

  [6]　王鴻緒：《橫雲山人史稿》，《吳甡傳》記大學士「蔣德璟謂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指首席大學士周延儒奉命督師抵禦清兵）。甡畏賊勢大，出必死，卒遲回不肯行」。

  [7]　吳甡：《柴庵疏集》卷二○。

  [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

  [9]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八。《懷陵流寇始終錄》記於五月丁丑日，五月無丁丑日，當為六月之誤。

  [10]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

  [11]　李長祥：《天問閣集》（北京圖書館所藏抄本題為《天問閣明季雜稿》）卷上，《甲申廷臣傳》。

  [12]　《平寇志》卷七。

  [13]　《崇禎實錄》作「步騎各五萬」。

  [14]　李長祥：《天問閣明季雜稿》記，李自成聽說孫傳庭部蠢蠢欲動，擔心自己兵力不夠，向張獻忠借兵。「謂秦師盪我中原，必疾力西蜀。」張獻忠派出六千鐵騎相助。《甲申傳信錄》卷二也有相同記載。按，當時張獻忠部還在湖廣地區活動，並沒有進川，所謂「必疾力西蜀」同情理不合。在李自成部義軍同孫傳庭部決戰的時候，張獻忠是否提供了兵員支持，目前還沒有可靠史料證明。

  [15]　高斗樞：《存漢錄》。

  [16]　《綏寇紀略》卷九。

  [17]　康熙十一年《垣曲縣誌》卷十二，《兵亂》。

  [18]　《甲申傳信錄》卷二。

  [19]　孫之：《二申野錄》卷八。

  [20]　《平寇志》卷七。

  [21]　《二申野錄》卷八。

  [22]　乾隆八年《重修寶豐縣誌》卷五，《兵燹》。

  [23]　《綏寇紀略》卷九；《平寇志》卷七。按，丘之陶是明朝大學士丘瑜的兒子。李自成見他年輕英俊，委任為兵政府從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敵陝西官軍時，還「委之管留務」。這樣重用一個沒有經過嚴格考驗和審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險些誤了大事。丘之陶充當內奸一事，有原始材料證實。當時的明廷大學士吳甡，在朱由檢召見閣臣討論孫傳庭出兵疏時說過：「又謂間諜密謀，兵至內應，臣竊憂焉。賊皆秦人，結連日久，內應之謀，果否得當？」（見吳甡《憶記》卷四，又見吳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對紀略》）清初尤侗《雁門哀》雲「惜哉蠟書計不成，襄陽並殺丘公子」，也是指的這件事。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二，《丘大學士傳》說法略有不同：「公次子之陶，於壬午為曹賊羅汝才所獲，羈之營中，後又歸闖。尋以自成出與孫傳庭迎敵，之陶竊其令箭以逃。竟穿營走出，將渡黃河，盤獲。見闖，陶罵不絕聲，賊怒剮之。」沒有提到丘之陶被李自成任為兵政府從事、侍郎以及充當內奸之事，不是有所諱就是傳聞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