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關之戰2

  [9]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四；《國榷》卷一○○。

  [10]　關於談判的情況，史籍中有種種說法。《國榷》卷一百說，杜勛在城下喊話，「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縋上入見，述賊語，請遜位。上怒叱之。」《平寇志》卷九所記相同。陳濟生《再生紀略》說，三月十八日「申酉時分，賊密遣杜勛通話，欲中分天下，謀之大僚，不可而止」。《甲申傳信錄》卷一云：「是日，賊遣叛監杜勛縋城入講和，盛言李闖人馬強眾，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上密召見之平台，輔臣魏藻德在焉。勛具以事白上，且言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勁兵助制遼瀋，但不奉詔與覲耳。因勸上如諸為便。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默然不答，鞠躬俯身而已。上憂惑不能坐，於龍椅後靠立，再四詢藻德定議，藻德終無一辭。上命勛且回話，朕計定另有旨。復縋勛還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也有這樣一段記載。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說：「薊遼總督王永吉陷賊，縱歸。中樞張縉彥疏請召對。下旨先問來意。永吉云：闖賊有二說，一如楚漢分地，一解甲歸朝以大將軍輔政。聞者大駭，不許召對。」文秉《烈皇小識》卷八所記亦同。按，王永吉當時並沒有被大順軍俘獲，所記有誤。以情理而言，大順軍已經兵臨城下，談判中提的條件就只能是同永昌元年詔書一樣，要朱由檢遜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說法大概都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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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有《縋賊上城紀事》一文。惜我所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缺二頁，這篇文章正在缺頁之內。但書前既有這篇文章的題目，至少可以證明義軍代表上城談判完全屬實。當時任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是夜（十七日夜），降璫杜勛吊城，坐樓上與三軍門敘話」，也可資旁證（見《二素紀事》）。李長祥所記城頭上坐者為「城下都督爺」，似乎是大順軍的一位將領，詳情待考。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以「杜勛已叛，安肯復回」為理由，否定有杜勛入城談判之事，失之武斷。

  [12]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大順軍於十八日申時攻克外城。

  [13]　王世德：《烈皇帝遺事》。

  [14]　《天問閣集》卷上，《新樂侯劉氏傳》。

  [15]　景山公園中有一棵槐樹，相傳是崇禎自縊處。然而，當時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記載不少，雖然都說吊死在煤山，具體地點卻不一致，沒有任何人說吊死在那棵槐樹上。這棵槐樹還在，並不太大，不像三百多年的古樹；何況要說崇禎吊死在上面，這棵樹當時就不能太小。估計這種說法起源於清代宮內人員的附會。

  [16]　《燼宮遺錄》卷下。王世德《烈皇帝遺事》也記載了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執太子手大慟曰：『爾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罷，不必戀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爾等切要謹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當呼為老爺，幼者呼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為老爹，呼幼者為老兄，或稱為長兄，呼文人為先生，呼軍士為戶長，或稱曰長官。』言畢，大聲曰：『爾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遂嗚咽不能出聲。」太子、二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雖經乃父的一番教誨，畢竟少不更事。大順軍進城以後，他們成了俘虜，同別人談到大順軍時還是滿口「賊」字。原大學士丘瑜聽得心驚肉跳，偷偷以筆書於掌示之云：「今後勿言賊字。」（劉尚友：《定思小記》）

  [17]　《甲申核真略》。

  [18]　張正聲在《二素紀事》中說：「十九日早，賊從正陽、安定門兩股分入。」

  [19]　《明季北略》卷二○。又劉尚友《定思小記》中也說：「辰刻入城，果爾肅然。」

  [20]　《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云：「須臾賊入，百姓歡迎。」

  [21]　趙士錦：《甲申紀事》。

  [22]　許多書上都說大順軍開始進攻北京時，李自成即已親抵城下，甚至說他向著城上大罵。這種違反常識的說法根本不足信。又，《鹿樵紀聞》卷下《槐國人政》條說，李自成進城時先到西直門，「拔劍去鏃，向後三發，令曰：『軍士入城敢傷一人者，殺無赦。』忽有黑氣涌門而出。宋獻策曰：『此害氣也，宜避。』乃改從德勝門入」。錢甹只《甲申傳信錄》卷一也有類似記載。這種說法並不可靠。因為李自成是在大順軍占領全城以後才從德勝門進城的，申明軍紀應當是在軍隊進城以前。根據當時正在北京的祝淵等人的記載，分守西直門的明朝官僚是吳麟征，他在大順軍圍城時，用土石把西直門的城門洞子堵了個嚴嚴實實。李自成在京期間，西直門一直沒有開過。清兵進京後才把土挖掉，重開西直門。此外，李自成從德勝門進京，不僅是因為這個城門的名稱具有以德制勝的象徵性意義，而且他從沙河鞏華城過來，由德勝門進城路途也最便捷。

  [23]　承天門在清順治皇帝親政後改為天安門。

  [24]　《甲申核真略》；《甲申紀事》。

  [25]　張正聲：《二素紀事》。

  [26]　《甲申核真略》；《甲申紀事》。

  [27]　《國榷》卷一百。永王所封公爵之號，諸書失記。《國榷》寫作「永王改口永公」。《甲申核真略》云：「封東宮為宋王，定、永二王亦各改封為王如故。」甲申以後，朱由檢三子中太子的下落眾說紛紜，無法取信。永王結局也不清楚。只有定王朱慈煥被大順軍將領帶到河南，後來又逃往安徽、浙江等地，長期隱姓埋名。康熙四十七年時已經七十五歲了，在山東汶上縣李朋來家充當塾師，被清政府捕獲，不久全家處死。這個案件清政府稱之為「偽朱三太子案」。其實，朱慈煥的口供說得非常清楚，他是朱由檢的第四子（第三子為永王朱慈炯），他的六個兒子仍按朱元璋《祖訓》中規定的排行第二字以「和」字命名，其孫兒名曾裕，蓋隱曾祖父（朱由檢）臨御天下之義。康熙皇帝審閱了全部案卷，明知確係崇禎的後裔，卻故意說是假的，全部殺光。玄燁南巡時，一再拜謁明孝陵，表示要尋求朱氏子孫奉祀。朱慈煥一生顛沛流離，並沒有從事反清活動，卻硬給安上一個「偽」字實行斬草除根，政治手腕真是到家了。這個案件的詳情見《史料旬刊》第二期所收康熙四十七年直隸巡撫趙弘燮的奏疏；又見李朋來《張先生傳》以及《清聖祖實錄》的有關部分。

  [28]　《甲申核真略》。

  [29]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30]　《明季北略》卷二○作「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趙士錦《甲申紀事》作「有能出首者爵通侯，黃金萬兩」。這裡是根據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該書原注紫禁城被農民軍誤書為「紫金城」，作者可能看到了大順政權發出的告示牌。

  [31]　關於這件事各書所記文字多有不同，這裡據《甲申核真略》。作者楊士聰說：「此余聞之周中官自內出親見之者。」

  [32]　據談遷《金陵對泣錄》說，朱由檢和周后的屍體移出宮城後，由明朝兵部武選司主事劉養貞出私錢八千，買柳木棺殯殮。三天後，大順政權用紅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改殮了崇禎帝、後。清朝康熙皇帝在宮中聽到另一種說法：朱由檢死後，「屍首暴露東華門橋上，官員無一尋收者，太監慈有芳覓棺殯殮」（見《清聖祖實錄》卷二九一）。這種說法同當時留下的各種記載不符，很可能是宦官們編造的，藉以表明自己最能效忠主子。

  [33]　即今昌平區明十三陵中的思陵。趙士錦《甲申紀事》云：四月「初三日，葬先帝及後于田貴妃墓，黎明令數人舁去」。根據承辦這件差事的署昌平州吏目趙一桂的申狀，他在三月二十五日接到大順政權順天府的檄文後，「即動帑銀，雇夫穿田妃壙，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職用夫二十名舉先帝梓宮、夫十六名舉周后梓宮至州。越三日庚申發引，翌日辛酉下窆」。大順政權只派了禮政府主事許作梅（大順軍進京後錄用的明朝降官）任監葬官，沒有任何的鋪張。下葬時昌平州的經費不夠，許作梅束手無策，當地十名紳士「斂錢三百四十千」才勉強完工。趙一桂的申狀還說：「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七，《趙一桂傳》）事實經過說明，大順政權在安葬朱由檢一事上是非常簡慢的，當時的京師官民對此也是相當冷漠的。譚吉璁在《延綏鎮志》中說：「俄得崇禎帝凶問，賊往煤山臨而哭之，曰：『我來與汝共享江山，如何尋此短見識？』諸賊無不灑淚，乃以帝禮殯之。」（卷五之四，《僭國列傳》）錢邦芑《崇禎甲申燕都紀變實錄》雲，三月二十一日，「在京大小官員由東華門入朝拜賀，御座上不見有人，但見青衣小帽一人傳呼。賀畢，眾官請殯先帝。見青衣傳一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禮。』眾官又求並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語云：『准了』」。恐怕都屬於傳聞之辭。

  [34]　趙士錦：《甲申紀事》。

  [35]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36]　陳濟生：《再生紀略》。

  [37]　趙士錦：《甲申紀事》。按，陳濟生《再生紀略》和無名氏《燕都日記》，說這是丞相牛金星出的布告。李天根《爝火錄》卷一於三月十九日下記：「吏政府大堂諭：為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概報名匯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照前擢用。如違抗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共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宜後。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 日示。」《爝火錄》成書較晚，這段文字和《明季北略》卷二三相同，而《明季北略》中這一條又是抄自反動小說《新世宏勛》（《定鼎奇聞》）第十二回，告示尾書「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系時同當時在京諸人所記不合，有可能是偽造的榜文。

  [38]　陳濟生：《再生紀略》。

  [39]　趙士錦：《甲申紀事》。

  [40]　三品以上大員中錄用了前戶部尚書侯恂，這是因為侯恂被朱由檢關在監獄裡。

  [41]　劉尚友：《定思小紀》。

  [42]　陳濟生：《再生紀略》。

  [43]　光緒《定興縣誌》卷二○，《志余》。按，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二說「李自成破北京，奇逢避跡新安水鄉，頗苦抄掠。忽發一檄，嚴禁把棍擄掠，列款多端，署名大順，眾遂以戢。事後始知奇逢命仲子奏雅所為」，孫奇逢即夏峰先生。盜用大順政權名義出布告的究竟是誰，說法不一，但這件事確實反映了大順政權令行禁止，享有很高的威望。

  [44]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六，《沛城從賊紀事》。

  [45]　趙士錦：《甲申紀事》。

  [46]　陳濟生：《再生紀略》中說：「賊兵營於宿遷。南北相持，往來路絕。」不久，在南明優勢官軍的攻擊下，董部被迫北撤。

  [47]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按，劉暴在一些史籍里被寫作劉日恭。

  [48]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49]　《國榷》卷一○一。又，《甲申傳信錄》卷六載，四月「初二日，……榜示偽順儀制，頒為條約，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制，行跪禮」。劉尚友《定思小紀》說大順政權將官制、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將之類，俱刊定成冊，以候頒行」。《永昌儀注》早已亡佚，從一些記載當中可以看出，這部文獻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順政權實行「右武」制度，以保證久經戰陣的農民軍將領居於主導地位。

  [50]　趙士錦：《甲申紀事》說，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大順軍破城時任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李自成括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半之」（見《二素紀事》）。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說：「賊入大內，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

  [51]　《甲申核真略》。

  [52]　「在宗敏及諸將處者，付本人；在監押健兒處者，付健兒自追。」（《甲申核真略》）

  [5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54]　《甲申核真略》。除了楊士聰所說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順政權官職的明朝官僚，為了掩蓋自己「從賊」的經歷，也顛倒黑白地把大順政權的禮遇說成被「拷掠」。

  [55]　《明史》卷二六六。

  [56]　查繼佐：《罪惟錄》卷十七，《帝紀》。又該書卷三一也說，大順政權「偽為均田免糧之說」。

  [57]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一二一頁。

  [58]　《明季北略》卷十六。

  [59]　丁耀亢：《出劫紀略·保全殘業示後人存紀》。

  [60]　順治二年《厲寧奏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第三冊A3—226，戶部為厲寧事上揭帖為順治三年正月。厲寧為日照生員，中武舉，歷都司，任副將，降清，隸鑲紅旗下為副總兵。

  [61]　順治二年《登萊巡撫陳錦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九六頁。

  [62]　在山西大同地區，明朝代王的「宗姓約計四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宗之房屋盡為賊居，地土莊窩無一不為賊據。」大順軍西撤之後，清政府「查出賊遺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餘頃，大小莊窩五十八處」。說明在大順政權控制下的一兩個月間，當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摧毀性的打擊（引文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順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總兵姜瓖啟本》）。

  [63]　李天根：《爝火錄》。

  [64]　《國榷》卷一百。

  [65]　《平寇志》卷十；《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66]　《小腆紀年》卷四。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中貴迎賊不獨（王）德化一人為然，凡監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舊。由是各招集名下聽賊揀選，共留八百餘人，余皆散去。」

  [67]　《國榷》卷一〇一說，大順政權「改錦衣衛為龍衣衛，各營兵遞直午門……」孫承澤在《天府廣記》卷三四中，記大順軍占領北京後，看守他的人是「偽錦衣尉梁姓」，原為「陝西諸生」。兩書所說的「龍衣衛」和「偽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衛部隊，而不是明朝的錦衣衛。

  [68]　《再生紀略》卷上。

  [69]　顧炎武：《明季實錄》；《平寇志》卷九。

  [70]　《平寇志》卷九；《甲申傳信錄》卷五。

  [71]　《明季實錄》；《甲申傳信錄》卷五。

  [72]　民國三十二年《米脂縣誌》卷九下，《藝文·詩詞》。

  [73]　《再生紀略》卷下。

  [74]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又，順治元年七月清灤州同知趙鍾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說：「即前平西親王兵丁分居本城，盡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順治朝奏本》第九號）也是指吳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就用了「聞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兵起」的措辭。

  [76]　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四，《官職志》。

  [77]　《清史列傳》卷七九，《唐通傳》；《平寇志》卷十。

  [78]　匿名：《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行至永平府的時日是根據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

  [79]　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臨榆縣誌》所載當時人佘一元《述舊事詩》云：「進抵無終地。」無終即玉田縣的古稱。

  [80]　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三，《圓圓曲》。這類講法極多，充斥於史籍。

  [81]　張怡：《謏聞續筆》卷一。《甲申傳信錄》卷八也說：「聞其父為賊刑掠且甚。」楊士聰則說：「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夾，復宥而宴之。吳知終不免，遣人貽書與子云。」

  [82]　佘一元：《述舊事詩》第二首，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輿地編》四，《紀事》。

  [83]　同1，《述舊事詩》中有一聯是：「二三紳儒輩，早晚共趨迎。」可見參加吳三桂叛亂的人只是當地為數有限的幾個紳士。請參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和佘一元《潛滄集》卷三《曹捷音傳》，卷四《朱太母諸氏墓志銘》《賡庭馮先生墓志銘》。

  [84]　關於山海關戰役期間留守北京的大順軍將領是誰，各種史籍說法不一致。趙士錦《甲申紀事》說：「惟留李岩居東城，牛金星居朝中，以為守備。」陳濟生《再生紀略》說：「偽相牛及賀（有威）、郭（之緯）兩偽將留守京師。」《甲申傳信錄》說：「制將軍李遇（過）及賀錦二將留守京都，禁約軍丁。」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說：「惟留一姓李偽都督居東，與牛金星共為守備。」《平寇志》和《懷陵流寇始終錄》說，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鹿樵紀聞》則說李過留守。《國榷》記「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這些說法不盡可信。如李岩、李牟本無其人，賀錦已犧牲於西寧。《國榷》卷一○一記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師宣武門外偷偷張貼「大明運當中興」的反動榜文，「偽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殺之」。《甲申傳信錄》卷六記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聞闖敗。制將軍劉當將城外房屋督居民盡行拆毀，並及佛寺，運兵器上城守城」。制將軍劉當指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如果這兩條記載屬實的話，李友和劉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順軍將領。此事尚待繼續查考。

  [85]　《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

  [86]　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87]　《清世祖實錄》卷四。按，據李《沈館錄》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準備「西征」（伐明），並命李從行。不久，得到大順軍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時間和調集兵員數量上大概都做了調整。

  [88]　李：《沈館錄》卷七，引自《遼海叢書》。

  [89]　《清世祖實錄》卷四。

  [90]　同2。

  [91]　按，山海關是東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

  [92]　劉健：《庭聞錄》卷一，《乞師逐寇》。

  [93]　威遠台遺址尚在，稱作「威遠城」，距山海關城極近，大約不過二三里。威遠台建造在歡喜嶺上，所謂歡喜嶺只是略高於平地的一條小丘陵。當地人士說，明時官軍返自遼東，行至該嶺則關門近在眼前，心中歡喜，故名。

  [94]　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　《清世祖實錄》卷四。

  [96]　李粹以當事人的身份說：「以臣所見，胡兵似倍於流賊。」（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加上吳三桂的軍隊雙方兵力懸殊更大。

  [97]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

  [98]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99]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四月二十七日，「驅城中百姓於崇文、宣武門外，毀撤沿河諸房及城外四面羊馬牆，云：『向攻城時藉此牆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東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說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馬牆，「余脫身而走」。這證明山海關戰役後，李自成確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按傳統規矩都是由皇帝頒詔天下宣告即位，詔書的後面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順政權卻分別由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各發敕書一道，這些文獻沒有保存下來。

  [101]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所引塘報。

  [102]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103]　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104]　同1。

  [105]　同1。

  [106]　《清世祖實錄》卷五記：五月初八日「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等追擊流寇於慶都縣，大獲其輜重」。另參看康熙十七年《慶都縣誌》卷三，《歷代政績》；《國榷》卷一○一。按，《國榷》記雙方作戰地點為定州北十里清水鋪，據《清世祖實錄》和《慶都縣誌》，這一戰役是在望都縣境進行的。又《國榷》記大順軍有「大帥三人」被清軍俘虜，恐不可靠。

  [107]　《清世祖實錄》卷五記：「固山額真譚泰、准塔，護軍統領德爾得赫、哈寧噶等率前鋒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賊焚輜重，倉皇敗走。」另參見《清史列傳》卷四，譚泰、准塔、哈寧噶傳。

  [108]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109]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110]　《清世祖實錄》卷五。

  [111]　《清世祖實錄》卷四。

  [112]　聾道人（徐應芬）：《燕都志變》（《遇變紀略》）。

  [113]　《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七五頁，引順治元年諭旨云：「前朝勛戚賜田、己業，俱各照舊。」

  [114]　《燕都志變》。

  [115]　同6。